张艺馨

内容摘要：非裔美国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在2017年普利策文学奖作品《地下铁道》中，沿着黑奴科拉逃生的地下铁道展开对20世纪中叶不同地区黑人悲惨遭遇的叙述。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种族叙事中的种植园黑奴，《地下铁道》更多揭露的是黑人在城市社会生活中遇到的现实困境以及生命威胁，这种生命威胁并不是杀生，而是通过现代医学研究以及优生政策为掩盖实则针对特定族群的生命政治。隐藏在作品中的政治表征下的则是美国针对黑人族群的政治压迫与身份暴力的历史叙事。

关键词：科尔森·怀特黑德 《地下铁道》 生命政治 神圣人 人类豚鼠

科尔森·怀特黑德是当代杰出的非裔美国作家，他在《地下铁道》中突破了传统黑奴叙事的固有要素，将迫害发生的场所从地理空间扩展至政治空间与文化空间，以戏谑讽刺的口吻将虚构事件与历史事件相融合，将真实人物的经历和文化象征符号投射在虚构人物身上。2016年出版当年即斩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并于次年夺得普利策文学奖。怀特黑德的原创性不仅体现在他讽刺幽默的语言和独特的叙事结构，更是对生命政治这一议题的大胆书写。

自人类文明进入现代以来，政治主体展现最高权力的方式开始由以夺取生命为最高威胁的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转向生物学为依托的控制人口总体发展规律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客观存在的科学规律与主体维度上的自由平等思想的主体维度充当了这一转变的理论助推器。生命政治一词最早的提出者是瑞典政治家科耶伦（Rudolf Kjellén），但他的生命政治概念指将政治实体看作有机的生命体结构，与现在我们研究是生命政治并不完全等同，直到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生命权力才真正将生命政治这一概念引向我们现在所知生命政治的讨论范围，即现代主权国家对生物学、优生学等的总体调控手段。而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溯源古希腊城邦的两种生命形式，一是表征个体政治身份的bios，另外一种是自然生命zoé，当个体进入主权的范畴的前提是将自己的自然生命交付给国家法律，因而说明了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处于紧急状态下的生命极其容易因为逾越某种政治性的界限或范畴而陷入无庇护的、随时会被夺取生命的例外状态（Stato di eccezione）这一主权悖论。其典型的范例就是古罗马法中的“神圣人（homo sacer）”，神圣人因犯罪而陷入了可被杀害，并且杀其之人不会因此遭到法律惩罚的赤裸生命状态。

目前国内对《地下铁道》的研究多从规训权力、身体叙事、女性成长等角度展开，鲜少研究对作品中的生命政治议题进行探索，本文将基于福柯及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梳理作品中的生命政治手段，揭露白人利用生物科学的隐蔽性掌控黑人生命权力的实质。

一.逃亡地下铁道的黑奴——被追捕的神圣人

《地下铁道》开篇并未直接进入女主人公科拉的个人视角，而是由来自她外婆阿贾里的声音开始，拉开美国黑人奴隶史的序幕。科拉的外婆阿贾里这一代非洲黑人经由贩卖流转至美国南方种植园，他们的生命早在被关入运奴船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合法的生命形式。“来自海岸各地的商人和掮客聚集在查尔“美国怪就怪在人是东西。一个来自良种部落的青壮男子，会让买家争得头破血流。能下崽的奴隶少女好比铸币的工厂，是能生钱的钱。”①他们的生命被物化成为商品，而他们的体力、生育力则被异化成为他们的商品价值属性。此时的黑人在白人眼里是异化的商品而非活生生的人，甚至连黑人自己也开始自我异化，像阿贾里一样，认同了自己的商品身份并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从而迎合市场规律。这一代黑人是可悲的，他们只是任人摆布的商品，被肆意攫取身体力量和劳动成果却得不到相应回报。

现代国家建立法律契约之初并未对主体身份、种族、疫病等特殊状况进行明确规定，这也使得个体生命在例外状态下陷入随时可能被夺去生命的赤裸生命状态成为可能。《地下铁道》中以科拉为代表的“逃犯”式黑奴就陷入了赤裸生命的状态中，科拉因背叛奴隶主逃离种植园而成为“逃犯”，自此她成为了随时可被猎奴者抓捕并随意杀死的“神圣人”。这种“逃犯”黑奴的身份与古罗马法中因犯罪而不受法律保护随时可被杀死，并且杀害者不受任何惩处的“神圣人”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阿甘本，2016）猎奴者并非小说的原创角色，而是美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职业，“里韦奇”这一章便交代了奴隶巡逻制和猎奴者出现的历史背景，“王棉和奴隶充斥乡村。西印度群岛的叛乱，加上种种令人忧虑的、离家更近的事件，让种植园主们如坐针毡。”（《地》，84）彼时，黑奴逃离种植园的事件频发，大量自由黑人做起了生意，对不少种植园主造成了损失，也令南方农村地区的穷白人十分愤懑。1757年，科拉原先劳作的兰德尔种植园所属的佐治亚州要求白人居民和奴隶主担任奴隶巡逻队。并且，美国国会还颁布了《1850年逃亡奴隶法》，要求地方官員有义务帮助奴隶主遣返逃亡奴隶，否则将被处以重罚。作为巡逻系统的一部分，猎奴者受雇于奴隶主或是地方官员，穿越各州抓捕逃亡奴隶，从中获取奖金，通常抓捕一个逃犯奴隶可以获得5美元。（Hadden，2001）巡逻队队员“他们看见任何黑鬼都会截停，要求对方出示证件。（……）也是在告诉非洲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属于白人，在执法部门眼里都是敌对分子”（《地》，85）巡逻队制度也即现代警察制度的前身，怀特黑德通过书写巡逻队偏畸不端的执法作风暗讽今日美国警察对待黑人的态度，如今白人对待黑人的态度依旧与几百年前几乎无异。种族、文化等的身份差异并非启蒙思想和理性主义的讨论范围，美国自由平等的建国理念是建置于以白人为主体地位的身份政治实质之上的。逃奴科拉亦即美国历史上的“神圣人”，直至种植园主兰德尔去世和猎奴者里韦奇停止追捕之前，她的生命长期处于被弃置的赤裸生命状态中。

二.针对黑人妇女的绝育政策——生物科学的欺骗性

科拉在南卡罗莱纳州的遭遇是《地下铁道》中生命政治表征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南卡罗莱纳州的黑人看似比在其他南方城市更自由，他们可以工作、学习、与白人朝夕相处，但种族隔离、医学试验、妇女绝育等针对有色人的区别对待政策无不将他们与白人的身份相对立。书中多处细节透露着存在针对黑人妇女的绝育政策，科拉被要求去医院做身体检查，医生检查她的生育功能是否政策;科拉看到黑人女子被两个男子追赶摔在草坪上被哭喊着有人要夺取她的孩子，抑或是医院里白人医生的大胆设想，“通过战略绝育——先针对妇女，到一定时间两性皆然”（《地》，138）。生命政治的实质在福柯看来是以肉体为中心，通过一连串的介入和“调整控制”使诸如繁殖、健康水平、寿命等要素发生变化，从而完成整体的生命控制。（福柯，2005）针对黑人妇女的绝育政策有着以优生学作为改善人类生命质量的理论支撑，粉饰了白人试图控制黑人人口数量的真实政治目的。白人对黑人生命的轻蔑不再是简单的杀戮与肉体折磨，转而通过更隐秘的生命政治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但这些妇女仍然被人成群地牧养着。不像从前那样是纯粹的商品，而是家畜：按需繁殖，任人阉除。”（《地》，141）此时黑人的生命形式虽不同于早期黑奴被物化的商品属性，但却进入了一个更加危险的领域，商品属性让他们从生育繁殖中获利，而成为任人阉除的赤裸生命便被强制与生命繁殖的性属性分离，黑人生命成为了宏观政治整体的调控环节。

以种族来划分人群倚仗科学作为理论支撑，有着强烈的政治隐蔽性，尤其当种族论断将黑人群体的生理特征和与才能、性格等复杂的综合概念混为一谈时，人们更容易接受这种观点。当具有政治倾向性的论断通过一般性的科学知识表达出来，并潜移默化地进入美国民众的话语当中，便形成了对黑人的刻板印象——一个体力充沛但智商低下且懒惰的种族。白人在优生学中找到了种族歧视的合理依据，为他们获取政治主体中的中心地位和身份特权找到生物科学的理论保护伞。现代生物科学的最大欺骗性就在于最大化科学的真理性地位，将科学、理性凌驾于情感道德之上，而生命政治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推行“白人至上”的种族话语，将一切利于处于主体地位的生命措施合法化，从而规定了白人享有至高决断的权力。美国“白人至上”话语下的生命政治管理昭示对黑人的身份霸权，黑人则是被随时会剥夺生命的赤裸生命，怀特黑德揭示了美国政治的阴暗本质，即以种族为划分的身份政治。“就像大多数财产形式那样，身份是一种头衔和占有，通过它编织了排斥和等级制的权力之网。”②在《地下铁道》中，白人的“白”就是他们不可转移的财产，标的了白人的身份地位和权力范围，于此同时将黑人排除在外， 这种身份的排除并非具有法律效益，而是基于一种共同体内部的共识，因为哪怕是持有解放文书的“自由民”黑人也在现实层面上受到许多的不公平对待。身份的暴力很大程度上是隐蔽不可见的，法律上对种族的无视，只是隐藏了一直存在的种族等级制，使得黑人更难以从法律意义上争取自身正义，同时这种集体性的隐性暴力让大多数被施暴者不得不屈从臣服于暴力，这也使得反抗更加艰难。

三.塔斯基吉梅毒试验——黑人沦为人类豚鼠

“对赤裸生命的同一种提取则通过伪装为科学的各类有关身体、疾病和健康的表述、通过一劳永逸地将生命领域与个人想象结合在一起的‘医学化’而以日常方式大规模进行着。”③在医学领域，国家意识形态通常与当时的社会科学紧密结合，形成科学-医学意识形态体系，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医疗实验、基因研究等行为将主权生命暴露于未知生命状态的政策因披着科学的外表显得理性且正义。“事实上，这些黑鬼正在参与一个研究项目，内容是潜伏期和第三期的梅毒。”（《地》，137）书中这段描述正是对美国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事件的戏仿，医学和科技对黑人生命的欺骗性征用让他们沦为白人世界里的“人类豚鼠”（Versuchspersonen）。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始于1932年，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门与阿拉巴马州梅肯县的塔斯基吉研究所合作，开始了一项名为“塔斯基吉研究”的项目，对未经治疗的黑人男性的梅毒发病周期进行观察记录。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官方数据记载，该研究涉及600名男性，其中399人患有梅毒，201人未患梅毒。这些黑人被告知他们正在接受“坏血”治疗，“坏血”是当地的一个术语，指的是疲劳、贫血到梅毒之间不同程度的任何疾病。作为回报，这些黑人可以获得免费体检、免费膳食和除梅毒以外的任何疾病的治疗，以及免费安葬。最初该研究仅打算持续六个月到一年，但经重新设计后，这一研究实际上持续了40年，这40年中包含了青霉素发明并广泛用于治疗梅毒后的20多年。（哈根，2005）直至1972年这一重大丑闻才被公之于众，从塔斯基吉研究幸存下来的86个人当中甚至有些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经历了什么。作为人类豚鼠的黑人们被弃置于极端的不幸之中，他们的生命处于随时会被剥夺的赤裸生命状态，接受实验虽存在使身体恢复到健康的生命状态的可能，但他们不知道更为可能的是自己正亲自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它本已属于的死亡。以动物生命为代价展开实验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人道谎言，更为讽刺的是，人的生命，活生生的黑人的生命被视作同实验用的豚鼠般可以任人宰割的物种，白人对黑人生命的蔑视已不仅停留在控制人口数量和生命质量要素，而甚至将他们当作医学实验对象，形同逃不出人类魔抓的小白鼠。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剥夺了黑人的知情权，并且使用医疗体系话术迷惑黑人来接受所谓的“治疗”。生命政治在现代国家日常管理中并非直接表现为强制性的暴力，而是通过对知识权力的垄断来达到更为广泛且深入人心的宏观调节与群体规训。为了维护国家整体的“健康与安全”，部分“危害性人群”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当某部分人群因被认为对群体“健康”产生威胁时，他们极有可能因危害他人生命安全而陷入赤裸生命的状态，遭到诸众的唾弃和隔绝，对于这部分人群生命的弃置也自然形成了公众认同。美国白人通过对医疗知识的垄断使得部分黑人被打上危险的标签，不仅使得其进行医疗实验的行为显得正当合理，也将这部分黑人同他自己种族内部进行了区分隔离，在塔斯基吉梅毒研究中，在当地社区中具有一定信服力的黑人护士尤尼斯·里弗斯甚至遭到利用，充当了劝服当地黑人参与实验的有力游说者。谁掌握了对知识的阐释权，谁就能将意识形态融入其中，并转化为自身合法武器，时至今日，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依然杂糅于知识话语当中流传于世界各个角落，唯有揭露主流话语中隐含的种族歧视意义，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掌握话语权，黑人争取身份地位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无论是在棉田，在地下，还是在阁楼上的一间斗室，美国始终是她的监牢。”（《地》，194）美国白人对黑人种族的生命权力的控制是黑人借地下鐵道也永远逃不出的牢笼，科拉见识了美国的不同角落，才明白《独立宣言》上宣扬的自由平等伟大宏图在这群非洲人身上只是他乡的一个回声。美国非裔族群实现生命权力自由之路如同这隐匿于美国繁华城市黑暗地下的蜿蜒曲折的秘密通道不见天日，唯有暗夜里月亮微弱的光芒照亮这一污浊地带。科尔森·怀特黑德将收集多年关于黑人反抗史的文学、历史、媒体素材以科拉的个人成长史和自我意识觉醒之路作为时间载体，以地下铁道这一地理坐标作为空间载体，书写美国黑人觉醒反抗的历史，揭露白人在不同空间坐标和不同历史时期坐标对黑人生命的攫取、杀戮与控制，对美国至今仍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进行历时成因的探索与剖析，以个人视点重审黑人在美国的生存史、成长史，对今日黑人寻求身份自由和生命自由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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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科尔森·怀特黑德.地下铁道[M]. 康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7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 大同世界[M].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250页。

③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M].赵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第11页。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