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士阶层是较为活跃的社会阶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士阶层的社会流动现象。科举制不仅从制度层面上影响社会各阶层的多上流动，士阶层社会多向流动皆与科举制度有关。《儒林外史》中士阶层纵向流动趋势较为明显，向下流动速度加快。士阶层被迫向下流动后，就要被迫治生，结合社会流动理论，阐述士阶层高速率的社会流动的深刻内涵，即科举制度的弊端、探寻士阶层的理想人生以及现实性的治生理念。

關键词：儒林外史;士阶层;社会流动;科举;文人治生

《儒林外史》以讥讽之笔描摹了一群想要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富贵的文士，及科举考试制度造就了一代心理扭曲的知识分子。《儒林外史》虽不是世情小说，但不可否认的是：《儒林外史》涉及广泛的社会层面，吴敬梓以明代为叙事背景来影射自己所处的康乾时代，展现明末清初的社会风貌。士阶层的特殊性体现于两点：“一是具有动态性、可塑性，二是拥有文化知识”[1]，所以封建时期的士阶层是较为活跃的社会阶层，时刻处于变动之中，“社会流动”是指社会地位的转变。本文以社会学视角，解析书中士阶层向其它阶层流动的现象。

一、《儒林外史》中士阶层多元化的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可以采取几种形式，从流动方向划分，分为水平流动、垂直流动;从代际关系上划分，分为同代流动和异代流动[2]304， 无论是个人还是家族，这几种形式是并存的，流动方向是值得关注的。社会流动包括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两部分，纵向流动又包括“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两部分[3]，以下就从社会流动方向入手。

（一）横向流动

个人和家族的社会地位变化较小，书中一些士子从出场到退场，社会地位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即使没有官职，从事的职业也符合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从这些典型人物中，也能看出小说较少涉及横向流动现象。

（二）纵向流动

涉及士阶层社会纵向流动的内容较多，既有向上流动，也有向下流动。向上流动，即社会底层知识分子爬到上层，改变生活条件、提高社会地位，向上流动只能通过科举考试，流向单一。书中周进和范进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周进暮年登第，接着为御史、作学道，升国子司业，飞黄腾达;范进30多年考了20余次，他的老童生生涯较周进更艰辛，范进成秀才之后，乡试也考中了，半生所求骤然成为现实。这种“幸运之子”还是少数，以科考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难度较高，士子的仕进之路不顺实属正常现象。

异代流动多为向下流动，世家子弟的代表蘧府四代人，蘧祐、蘧景玉、蘧駪夫（来旬）、蘧駪夫的儿子，蘧祐初任县令后又“升任南昌”，乃朝廷命官;其子蘧景玉一开始去山东门道、“门伯”范进处为“少年慕客”，后又因蘧祐“署内无人办事”而随侍左右;名士和举业都做不成的蘧来旬没落为庸流之辈。那个被其母鲁小姐逼迫自小讲读“四书”、文章的四岁小儿，能不能重振门第呢？应该是有多种可能的，这是摆在明清时代所有士子面前的现实难题，即阶层向上流动之路充满坎坷和未知性。倪霜峰和他的儿子们，书中提到了长子倪廷珠、小儿子倪（鲍）廷玺，倪霜峰修补乐器，倪廷珠自幼被其父亲卖在“他州外府”，作者对倪廷珠着墨不多，出场时已有“五十岁光景”“头戴方巾”，和倪霜峰一样，是没有仕进的不第秀才，在各衙门“做馆”;小儿子从倪家出嗣给鲍文卿后，读过两年书，最后受到季苇萧、季恬逸之辈的名士选家的影响，品行日趋沦丧，也脱离了士阶层。杜少卿所在的天长杜府自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家世显赫，他不仅不热衷于做官，在取得秀才资格后，不再应乡试、会试，考举人、进士，他发出特立独行的言论：“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杜少卿主动放弃了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途径。

二、《儒林外史》中影响士阶层社会流动的因素

“一个社会中社会流动的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可以获得的地位的多少以及人们从一种地位向另一种地位移动的难易程度。……第二个因素是人们能否轻易改变他们的地位。”[2]305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是士阶层的纵向流动加快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

（一）士阶层向上社会流动与科举制度

自封建社会的“终身制”或“世袭制”被打破，等级观念和等级身份的变动，让出身卑微的人，尤其是底层知识分子，想要通过科举考试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实现本人或本家族的向上流动。所以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关系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

大多数士子是不甘于一衿终老，无论科举制度有多少弊端，依旧是士阶层完成社会阶级进阶的唯一选择。评论家如卧本评者、张文虎辈都称“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有关书中“真儒”虞育德的的评价（卧评）：“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纯正无疵，如太羹元酒，虽有易牙，无从施其烹饪之巧。”[4]“太羹元酒”本指古代祭祀用的不调和五味的肉汁和代酒的水，这里比喻虞育德品质醇正。虞育德也始终把“德行”放在紧要位置，二十四岁应考，进学成为秀才;直到四十一岁才去应乡试，考中举人;次年会试，却不曾考取进士，接连又考了两次均未得中，直到五十岁才考取进士。虽然他年纪大未曾入得翰林，只得到了南京国子监博士这样一个闲职，但是从一个农村塾馆教师转变成国子监教授，用毕生的精力走坎坷的科举考试之路，他的社会阶层也在不断向上流动，被称为书中“第一人”。他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是追逐功名富贵，就只为稻粱之谋罢了。

（二）士阶层向下社会流动与文人治生

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的研究指出：“明清科举，生员考取举人的录取率为百分之一，举人考中进士的比率为三十分之一，而生员考中进士的或然率则为三千分之一。据人口史研究的大略估计，十四世纪末中国人口约为六千五百万，而十六世纪则已达致一亿五千万之多，增长了一倍多。科举名额并未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扩充，考试录取人数与报考人数比例严重失调，导致士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更加困难。”[5]所以多数士子实现向上流动非常困难。

士人的理想出路是在科考中获得更高的功名。明清士子单一的价值观，他们的人生选择变得比较局限。书中出现的落魄文士形象：一方面是他们因科举考试耗费精力和财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善治生，即“拿不得轻，举不得重”。但是士阶层较为活跃的流动性也和治生手段有关，即士阶层的独特性为治生手段多样化提供可能，比如处馆、游幕、习医、经商甚至成为讼师，除了这些常规性的治生手段，书中还出现了以杂业治生的文士形象。相比于其它阶层，士阶层改变身份较为容易，若善治生，就可以提高生活水准。

三、《儒林外史》中士阶层社会流动的深刻内涵

（一）士阶层向上社会流动反映科举制度的弊端

士阶层向上社会流动体现了科举制度过程的不公平。“从考生来源和报考条件看，科举将参政权向大多数人开放。从隋唐至清代，报考限制越来越少，清代除倡优、皂隶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以外，原则上所有人皆可报考。从公元的规制、命题与评卷的繁杂而严密的程序、惩罚作弊的措施等各方面看，都是为了使考试成绩能真实的反映出应试者的水平。”[6]科举制的公平性在于“英雄不问出身”，平民知识分子凭借丰富的学识修养也能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周进的妹丈和几个客人以二百两银子捐个监生参加乡试，之后中了举人，又去会试，中了进士，童生捐监应试，这种做法虽然符合明清科举制度的规定，但是金钱参与到科举考试选拔本身就违背了考试的公平性。周进多次参加院试连秀才都考不中，绕过院试参加高一级的乡试却中了，反映出科举制度是有弊端的。

（二）士阶层向下流动与理想人生

士子关心的是向上流动，即入仕做官，官位越高，在社会管理中影响力愈大，更应该恪守道德。科举考试必考儒家经典，儒家经典宣传修身立德、奋发有为的思想，士阶层向上流动后，就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报效国家的炽热情怀，即强调立德、立功。但在书中看到的是：在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过程中，道德水平愈发低下;相反，在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过程中，他们却能在利欲熏心的社会中保持清醒，那些脱离士阶层或是与士阶层人物交往的平民却拥有高尚品德，这也是小说极具深刻现实意义之处。

士阶层向下流动也突破阶层界限，即向市民阶层过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明清卷》中对“市民”一词是这样定义的：“宋代以后，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城市人口的膨胀，‘市民’一词有了更广泛的含义，举凡大小工商业者、破落官宦士子、雇工、从事娱乐业的艺人及以各式杂业谋生者均包含在内。”[7]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四民（士、农、工、商）分业的传统，也使四民分业的阶层划分渐趋模糊，大批破落官宦子弟、文人书生混迹于市井之地，比如倪霜峰就坠落至平民阶层、杜少卿和市井小民的亲密互动，均能体现这一情形。

作为一个和城市商品经济相联系的社会范畴，书中有对市民文化内容的叙述，明清时期的市民文化发达，向下社会流动过程就会浸染市民文化。追求世俗享受是市民生活的主要内容，追逐利益和享受生活是人性的特点，于士阶层而言，就会涉及“理”和人性自由的斗争。杜少卿就是很好的例子，他身上体现新旧思想交替的特点，生活在理学盛行的时代却不独尊程朱之学，在后半生与市井百姓的交往中，看出他等级观念淡薄。同样，王玉辉也面临良心与礼教的冲突，过渡是表象，深层意义在于吴敬梓具有先进意识，意识到理学对人性的扼杀，以此书探讨知识分子们如何在虚伪的礼教和人性之间做出正确的抉择。于士阶层而言，社会阶层向下流动多是被动的结果;于作者，挣脱科举的桎梏，或许能找到属于士人的理想人生。

（三）作者具有现实性的治生观念

学者徐永斌提出对文士治生生态的思考：“吴敬梓在《儒林外史》借用祁太公对虞有德的教导之语，对于广大士子呼吁要注意治生的多样化。”[8]等级观念以及对功名利禄的渴求，影响着士子们的治生选择，仕子们需要打破固有的治生思路，探寻更宽广的出路。于社会发展而言，士子多样的治生选择也有积极意义，书中以处馆为治生手段的文士较多，比如周进、王德、王仁、权勿用、余特等，他们多数是秀才出身，生员处馆有助于明清教育的发展。士阶层向下流动趋势明显，不只是表现对文士治生生态的担忧，吴敬梓还认识到了主动治生的重要性。

四、結语

明清时期士阶层的社会流动是社会变迁的表现，科举制度加快了士阶层的社会流动性，通过科举之路完成社会向上流动并非易事，吴敬梓借轻易科举及第的士子形象批评科举制度。士阶层向下流动反映了士子治生手段的多样化，也要看到士阶层社会流动现象背后的经济因素。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李春青，王一川，程正民.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40.

[2]罗伯逊.社会学[M].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陈宝良.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450.

[4]吴敬梓.儒林外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363.

[5]谢娟林.论《儒林外史》中的“现代性”[J].南方论刊，2018（8）：93-96.

[6]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102.

[7]龚书铎.中国文化发展史（明清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204.

[8]徐永斌.试论《儒林外史》对文士治生生态的摹写[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75-84.

作者简介：张聪，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