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昭

一

每次拜读朱西甯先生的《铁浆》，都如同堕入了一场国族文化语境的噩梦。那种如同放多了芥末的文字所产生的既恐怖又喜感、既真切又虚幻、既合理又荒谬、既刺激又压抑的强烈感受，常常让我万千话语涌上心头，却不知从何说起。

让我试着从这篇小说的题目说起吧：

铁：黯黑、冰冷、坚硬的金属。最初用来铸造礼器或打造凶器，后来剩余的铁才被用来制造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算是稍稍放下了点身段，显出些许纡尊降贵的亲民姿态。铁通常情况下呈固态，固守着某种不近人情的死犟形状。要是论起行政级别来，铁最起码也该算个正科级。

浆：浓于水的汁液。触感较为柔嫩，易流动，脾性随和，形状常常随容器的不同而不同，或因流动而变形。浆不像铁那样有具体、确定的所指，与其说它是一种固定的物质，不如说它是许多物质在某些条件下呈现出来的液态。浆不像铁那样顽固排外，它不挑嘴，高端的如琼浆、脑浆、血浆，中端的如糖浆、米浆、豆浆，低端的如纸浆、砂浆、泥浆，它都通吃。

那么“铁浆”又是什么东东呢？

它是铁在高温条件下不得不呈现出来的一种变态，是液态的火。铁在跟火较劲的过程中一开始还像条汉子，但后来渐渐扛不住持续增强的高温熔炼而被迫由黑变红，由冷变烫，由硬变软，终于浓眉大眼地背叛了自己的原则、理想、信念，堕落为它的尅星——火的一部分。想当初，铁要么板着一张威严、神秘的礼器的黑脸，要么闪耀着专门捅、劈、刺、削向生命的凶器的寒光，再不济也能散发出助力生产生活的效率魔力。而如今，铁在常态里早已“法定化”和“神圣化”了的形象，被火无情地摧毁了。那看上去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的浆，却把铁玩得认了怂。

这就是祛魅、戏谑、消解，就是一把扯下唬人的面具，将它捣成浆状。

“铁浆”这个标题对于这篇小说的作用，我把它理解成“铁→铁浆→寓言”这样一个具有鲜明的生长性特征的动态过程的提示。从铁到铁浆，故事已然发生，静物变成了动物。铁活了起来，体内蓄满了能量，它已不甘寂寞，它想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它想弄个大新闻。文学中铁或铁浆的形象，绝非对现实里铁或铁浆现象的复制、移植或者临摹。形象与现象只是外观看上去相似，二者间却存在着人与猿猴般的差别。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在面对所写的世界、生活和人时，并非是在一丝不苟、原模原样地给它们照相，而是在别有用心地对它们进行破相。这种破相就是对事物表面呈现出来的固化、刻板印象的祛魅，就是对感知的自动化、程式化、公文化发动的一波陌生化的凌厉攻势。朱西甯先生对现实中的铁的破相方式是强行让白天鹅（铁）嫁给癞蛤蟆（浆/火），让这只白天鹅（铁）在癞蛤蟆（浆/火）炽热的爱里，浑身上下的不自在自呈自现出来。在此，铁这种物质和浆这种现象各自的特征，都因它们的结合而被激活，悄然变异成了铁浆这一正反同体的既美丽又危险的骇人形象。这一复合形象弥漫着的对立感、别扭感、危机感和戏剧感，以及它可能引发的种种微妙感受和意蕴的延伸，就是该形象自身的一种寓言叙事。

二

“铁→铁浆→寓言”的图式，暗藏着《铁浆》叙事的关系学和条件学原理，即为了让某件事发生，或者为了让某一物存在而殚精竭虑地营造出最合适的情境和语境，设置让某物存活和让某事生长的诸多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凭借不断增强的语言场的灵力与作家的心力，揭示出事与物在文本中的当下在场性。

所有事或物的存在，细细一想其实都是极其神秘的。就连我刚刚写下的这个句子，都要感谢整个宇宙中无数条件的通力协作和无数关系的鼎力成全。如果在宇宙的演化史中缺少了某个环节，地球完全可能诞生不了。就算是诞生了，我也完全可能因为某个很不起眼的原因而无法来到这个世界写这篇沉闷的稿子。一场从阳世爱到阴间的恋情，可能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你要想让这个说法能够成立，就必须全力以赴地疏通好各方面的关系，夯实各个支撑的条件，把多看了的那一眼写结实，写得令人信服和令人反复回味。我们写作时，不必事无巨细地罗列事或物存在、演变的各种条件与关系，但一定要写出最有支撑力的几个要素，以一当十，各尽所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它们的表现力。写作的取人、取事、取物、取时、取景、取情、取义、取语、取法、取……应该着眼于写作对象的特殊性、关键性，而非其普遍性、现实性;要力图写出此事物在同类事物中的区分度，而非此事物跟同类事物的相似性、共同性。

在《铁浆》里，朱西甯先生就是这样运笔的。

这篇小说的开头其实就是它的结尾。七千多字的《铁浆》，开头和结尾写的都是同一场大雪，中间夹着的那个火车与铁浆之间既各行其道又撞到一起的故事，也是以下雪为背景的，因此下雪这件事就值得多看它一眼。

人脸上都映着雪光，这场少见的大雪足足飞落了两夜零一天。打前一天过午起，三点二十分的那班慢车就因雪阻没有开过来。

“人脸上都映着雪光”，小说一开始的这八个字铆住了三个写点：人脸，雪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映。这八个字的写法像中国古典诗歌一样洗练至极，却又构成了一个有空间感的场景，一个内在自足的、既真切又略略有些神奇和恍惚的微型世界。

这场大雪之少见，之值得一写，不仅因为它下得長，堆得厚，更因为它是通过在人脸上的反光、映射这一奇特角度和方式体现出来的。别的作家写大雪，往往都一窝蜂地抢着先写雪花飘落得有多么的妙曼或多么的无奈，要不就写积雪厚得怎样掩去了事物僵硬的轮廓，使眼见的一切都显得胖乎乎的惹人怜爱。不是不能这样写，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第一印象对心理暗示和心理认知的重要性，老是这样按陈旧的套路出牌，读者就容易打哈欠。而像朱西甯先生这种出人意料地把人与雪联系在一起的陌生化的写法，把真与幻一锅炖了，其滋味就大大有别于其他作家大路货写作的陈词滥调，就写出了似乎有点什么名堂的氛围。这种若有若无的氛围有的读者也许能感觉到，但不一定说得清楚。只要能让读者感觉到，说不清楚才好，说清楚了反倒是对读者感知、想象和思维能力的不尊重。先生写这篇小说，常常把属性完全相反的人、事、物强行熔炼成一个内在矛盾的怪异形象，比如“铁浆”;或者让它们捉对现身，彼此间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关系，比如安排“两夜零一天”和“打前一天过午起”这两个起止含糊的时段与“三点二十分”这个确定的时刻联袂登场，就让时间感受的笼统与明确对撞在一起，顺势引出了一列因雪阻而没法准时开来的火车。而火车，在这篇小说里属于头等重要的事物之一，是在《铁浆》的叙事中无论如何也轻慢不得的关键性条件之一。先生在这里交代因为雪太大，这班慢车没能按时驶来，这段文字里有一种不易觉察到的轻微的失落与不安感。为什么要写这个？我觉得朱西甯先生是在用它来对应着这篇小说的故事核心——孟昭有与沈长发争包官盐时上演的一连串好勇斗狠的“惊天地泣鬼神”的闹剧，那份想得美的初心却完全落了个空，只摊上个然并卵的结局。我为什么会认为火车迟来的失落感与二十年前的那场争斗最终未能遂愿的失落感相关？因为我看过好些幅朱西甯先生手稿的照片，他连逗号和句号都写得那么虔诚，这位敬惜文字的大先生是绝不会写无助于表现的废话的。

……店门打开，门外的雪墙有一人高……人跟邻居打招呼，听见声音，看不见人，可是都很高兴，觉得老天爷跟人开了一个大玩笑，温温和和的大玩笑，挺新鲜有意思。

这篇小说从一开始的那八个字就着眼于从跟人的关系的角度来写大雪，这里仍是这种写法，写这场大雪对人的心境的软化，写人觉得这场雪大得很好玩。朱西甯先生写到这里时，文字都显得柔软、温存、晴朗起来。可是先生紧接着却写了件大煞风景的事：

所以孟宪贵那个鸦片烟鬼子死在东岳庙里，直到这天过了晌午才被发现，不知甚么时候就断气了。

作为童话意象与作为死亡意象的大雪就像铁和浆一样在此合二为一，读者的心理感受如同坐上了过山车，开始感到先生所写的，显然不只是一场纯属天气现象的大雪，而有着“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种意蕴层面上的象征的用意。毕竟，雪的白与裹尸布的白，都是空无的白，了结的白，掩饰、覆盖一切的白。

这个死信很快传开来，小镇的街道中间，从深雪里开出一条窄路，人们就像走在地道里，两边的雪墙高过头顶，多少年都没有过这样的大雪。人人见面之下，似乎老想拱拱手，道一声喜。雪壕里传报着孟宪贵的死，热痰吐在雪壁上，就打穿一个淡绿淡绿的小洞。深深的叹口气吧，对于死者总该表示一点厚道，心里却都觉着这跟这场大雪差不多一样的新鲜。

热痰是对白雪的童话性的祛魅，拱手道喜则是对死亡的恐怖性、重大性、严肃性的祛魅。几条狗围坐在尸体四周，你说它们究竟是情深义重的忠犬呢，还是等着打牙祭的饿狗？而古道热肠的人们前来帮忙处理后事，却没有谁感受到或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沉重和悲伤。

……僵曲的尸体很难装进那样狭窄的木匣里，似乎死者不很乐意这样草率的成殓，拗着在做最后的请求。有人提议给他多烧点锡箔，那只最挡事的胳膊或许就能收拢进去。

“你把他那根烟枪先放进去吧，不放进去，他不死心哪！”

把大烟枪放进棺材的提议，以及用故作正经的语气掩藏着的调侃，是对国人 “死者为大”的信念的祛魅。冷的雪，热的闹，连死者孟宪贵自己仿佛也在凑趣，奓着一条添乱的胳膊不肯乖乖被入殓。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打雪仗、堆雪人，不见得真的就比将一具尸体硬塞进劣质棺材里好玩。

……拎着斧头等候许久的华聋子赶着钉棺钉。六寸的大铁钉，三斧两斧就钉进去，可是就不显得他的木匠手艺好，倒有点慌慌张张的神色，深恐死者当真又挣了出来。

不能责备朱西甯先生用戏谑的笔调将这场后事写出喜庆感来。事实上，在国族文化里，一直都不乏将丧事办成喜事的传统，而且这传统还屡屡被发挥光大了。先生的戏谑笔法，使这篇小说在这一桥段写到死亡和办后事这样漆黑、阴森的内容时，竟不可思议地获得了一种透气性，在祛魅的过程中处处透出一种洞悉一切的智慧，一种凭借强劲的想象力而使小说所描写的现场得到高度还原的奇特的美感。

傍晚了，人们零星散去，雪地上留下一口孤零零的新棺……

有只黑狗遥遥的坐在道外的雪堆子上，尖尖的鼻子不时朝着空里划划。孩子用雪团去扔，赶不走它。

铁道那一边也有市面，叫作道外，二十年前没有甚么道里道外的。

三

你看，就连那口新棺附近的道里和道外也是捉对出现的，目的是要将叙事对象从被死亡死皮赖脸地缠住的大雪，转场到分出里和外的铁道上。

《铁浆》一开头就使用了倒叙手法，把果（孟宪贵之死）扔到读者面前。现在，通过一次不显山不露水的流畅转场，叙事的镜头对准了铁道和火车，先生开始由果溯因。孟宪贵死得再怎么潦草，好歹他以前的身份也是个一般人只配羡慕嫉妒恨的孟氏家业的接班人。先生用颇为失敬的戏谑笔法把一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之死写得那么窝囊那么寒酸那么毫无尊严，有此恶果必有其重大的恶因，于是，再怎么不堪回首也必须回首，因为孟宪贵的死法太不合常理了。

正是因为不合常理，才值得小说对其多加玩味。先生的由果溯因，靠的是形象、故事和场景的视听呈现，而非某些自作聪明的小说家惯用的分析、议论或者过分啰嗦的交代、说明。

筑铁路那年，小镇上人心惶惶乱乱的。人都绝望的准备迎受一项不能想象的大灾难……

一个巨大的怪物要闯来了，哪咤风火轮只在唱本里唱唱，闲书里说说，火车就要往这里开来，没有谁见过。谣传里，多高多大多长呀，一条大黑龍，冒烟又冒火，吼着滚着，拉直线不转弯儿，专摄小孩子的小魂魄，房屋要震塌，坟里的祖宗也得翻个身。传说是朝廷让洋人打败仗，就得听任洋人用这个来收拾老百姓。

多么生动的愚昧！国人就是这样怀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坚定信念，坚信一切坏事都一定是洋人的阴谋，以妖魔化的方式来抵制或者消解外来文化中的新事物的。对他们来说，事物的本相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从老祖宗开始，国人的认知早已成为铁板一块，这份妄执像铁一样坚固，却是《铁浆》的情节逻辑和人物性格逻辑极富支撑力的条件之一。

铁路是筑来让车子在它上面奔跑的。在铁路上跑的那条“大黑龙”为什么不叫“金车”“木车”“水车”“土车”，偏偏要叫“火车”？因为在那个时代那条“大黑龙”真的只能通过烧火才能“吼着跑着”来干坏事，还因为这个“巨大的怪物”的到来，是对即便天塌下来也铁定要坚持自闭着自慰的国族文化的一种祛魅手段，其祛魅原理正是国人常常半懂不懂地念叨着的“火克金”。

……朝廷也得讲理呀。铁路铺成功，到北京城只要一天的工夫。那是鬼话，快马也得五天，起早儿步辇儿半个月还到不了。谁又去京城去干么？千代万世没去过北京城，田里的庄稼一样结籽粒，生意买卖一样将本求利呀！谁又要一天之内赶到北京去干么啦？三百六十个太阳才够一年，月份都懒得去记。要记生日，只说收麦那个时节，大豆开花那个时节。古人把一个昼夜分作十二个时辰，已够嫌噜苏。再分成八万六千四百秒，就该更加没味道。

又是“呀”又是“啦”的，“千代万世没去过北京城，田里的庄稼一样结籽粒，生意买卖一样将本求利呀！”说的确实是真理。“小镇”是个对写小说来说特别有意思的空间，再往上挣挣就是城市，再往下滑滑则是乡村，可它就这么矮又不愿矮高又高不起来地悬浮在半空里，既接不了地气更接不着“天气”。小镇是很瞧不起乡村的，但它同时又很担心被城市轻蔑。小镇因为骨子里深重的自卑而时时处处显得极为自负，动不动就要用自己没见过世面的鄙陋认知来给乡村和城市指引方向和提供妙计。朱西甯先生戏仿愚顽国人“理直气壮”的“民意”口吻，活脱脱地呈现出了农业文化中并不少见的那种保守、狂妄、见识浅薄却自以为聪明过人的德性。时间在先生的笔下是有质感的，从麦子熟透、大豆开花的农业社会时间到突如其来的“大黑龙”的工业社会时间，这种变化就是历史。而历史，按照古罗马哲人塞涅卡的说法就是：“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小镇的众人不愿走也不相信命运（小说后面就写到“洋秀才”警告孟昭有：“铁路一通，你甭想还把盐槽办下去”，小镇的人们却觉得这种命运提示是胡说八道），只相信坟里躺着的祖宗，他们同仇敌忾，齐心协力要阻止那个叫“火车”的“巨大的怪物”驶来祸国殃民，两种时间及两种时间所形成的各自的心理结构与心理方式在这里对峙并对撞：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时间遭到了开倒车的逆行时间的阻击。即便到了最近的这一百多年，这种铁了心要跟历史潮流作对的脑残志坚的典型小镇心态，也一次又一次强有力地挫败了一个老大帝国开放自救、绝处求生的悲壮努力。

四

铺铁路的同时，镇上另一桩大事在鼓动，官盐又到转包的年头。

如果说铺铁路通火车是小镇人一致认定的祸国殃民的公事，那么争夺对官盐的承包权在他们的理解中则属于赢家或输家的私事。小镇人不明白的是：不管谁输谁赢，他们自己其实才是利益受损的真正的倒霉蛋，他们（其实读者比镇上人更多）兴致勃勃地观赏着两条恶狗争抢一根骨头的好戏，在高潮迭起的剧情中期待着下一个高潮的到来。正是这种期待心理，使这场盐槽争抢大戏的关键性细节和重要场面一个不落地在小说中被凸现出来。最后，由于公事与私事的纠缠，赢家也被输得钱财耗尽，断子绝孙。朱西甯先生深深懂得这份看客心理，他运用了将过去完成时态置换成现在进行时态的写作手法，精练而细节飽满地还原了二十年前那场围绕盐槽的承包经营权而展开的争斗的全过程。

开标的时候，孟宪贵的老子孟昭有，一万一千一百两银子上了标。可是上标的不是他一个，沈长发跟他一两银子也不差。

官家的底标呆定就是那么些，中标时，官厅就派老爷下来当面拈阄。

朱西甯先生给孟昭有取的这个名字一听上去就显得非常有信心有决心要赢得盐槽的经营权。孟家上一辈人就输了竞标，到了孟昭有这里，醒里梦里都在盼着能够扳本，于是孟字就很容易跟梦字混同起来，做梦成了件很大的事情;昭是宣示、彰显的姿态;有则是占有、拥有的意思。而沈长发这个名字显然也不是吃素的，那长发可不是长头发的缩写，而是指望着长长久久地发迹、发达下去。两个爷们都把志在必得非我莫属的执念清清楚楚地标在名字上了。

当着县上的领导洪老爷的面，孟昭有拔出裹腿里的一柄小镶子，鲛皮鞘上缀着大红繐。沈长发则卷着皮袄袖子，露出手脖儿上的朱砂痣。洪老爷则“坐在太师椅上抽他的水烟，想起斗鹌鹑”。在此处，这篇小说叙事中红、黑、白的设色方式已经成型。红体现在凶器耀人眼目的大红繐上，还体现在据说是征兆着好运连连的朱砂痣上;黑体现在孟昭有刀子里面见分晓的暴力法则信仰上，体现在沈长发“五年的大财运，可以把张王李赵全都捏成一个模样儿”的竞标目的上，还体现在洪老爷“坐在太师椅上抽他的水烟，想起斗鹌鹑”的漠然感受上。官家以铁面无私的姿态介入了这场承包权争夺战，让双方当面拈阄以彰显公正。其实，对食盐买卖的公权垄断制度以及靠下放承包权来从中获利的黑吃黑行径，才是这场争斗中最大的黑心烂肝。盐是民生的必需品而非鸦片那样的违禁品，谁吃几粒盐谁卖几文钱市场自会根据供需关系作出合理调节，关你朝廷屁事;而白色，则是大雪那裹尸布般抹杀一切、覆盖一切的颜色。

最先上场表演的是孟昭有。他“嗤的一声，把套裤筒割开一大半边，一脚踏上长条凳。”朱西甯先生忍不住提醒了一句：“这是在镇董府上的大客厅里。”所谓镇董，就是大清快要玩完的时候在镇一级行政区域里设置的主理全镇日常事务的人。镇董不在官家编制内，由官方指派结合民间举荐产生，听上去似乎级别不低，实际上只是个打着参政幌子的摆设而已，因此孟昭有才有足够的勇气在镇董府的客厅里尽情地撒野：

孟昭有握着短刀给四周拱拱手，连连三刀刺进小腿肚。小镶子戳进肉里透亮过，拧一个转儿拔出来，做得又架式，又干净，似乎不是他的腿、他的肉。腿子举起来，担在太师椅的后背上头，数给大家看，三刀六个眼儿，血作六行往下滴答，地上六片血窝子。

这段快速、流畅、有力的文字，将细节的描写和故事的叙述融合成描述，从小镶子一气呵成的戳、拧、拔的过程交代，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血的红色。漂亮的文字，写的却是恐怖、疯狂、野蛮、愚蠢的行径。不幸的是，崇拜、讴歌甚至仿效这类喊打喊杀的亮贱行径的，在国人中大有人在。

接着先生又将读者的视觉引向了听觉：

孟昭有一只腿挺立在地上，静等着黑黑紫紫黏黏的血滴往下滴答……在场人听得见嗒嗒的滴答，远处有铁榔头敲击枕木上的道钉，空里震荡着金石声。铁路已经筑过小镇，快在邻县那边接上轨。

先生没有忘记在看客们近旁的滴血声里同步上铁榔头敲击道钉的声音。小说中铁浆的故事与火车的故事在这里开始交汇，那阵从开放、连接的空间里传来的历史急促的足音在“空里震荡着”，震荡着保守、封闭的空间，震荡着古老、乏力、昏睡的时间。如果你听得足够仔细，还不难从这金石声里听出警钟和丧钟的音色来。

沈长发一双眼睛被地上的血迹染红了，外表看不太出，胆子已经有点寒。不临到自己动刀，总不知道上人创那番家业有多英豪。一咬牙，头一刀刺下去用过了劲儿，小腿的另一边露出半个刀身，许久不见血，刀身给焊住了。上来两个人帮忙才拔出来。

孟昭有拿小镶子扎自己的小腿肚就像扎别人一样潇洒，沈长发使那把宰羊刀捅自己的小腿则一开始就有些胆寒，随后靠缅怀先辈创家业的英豪事迹来给自己打鸡血，才将他爹那把光荣的宰羊刀狠狠刺进了自己的小腿。孟昭有的表演脸不变色心不跳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沈长发的动作先软后硬力度可嘉观赏性可圈可点。这场势均力敌的自残比赛不仅写得极为凶狠、刺激、激烈，更在打了个平手的局面里写出了两个狠人玩命时各自的风格、气派和特征。先生描写两人或耍酷或发狠的动作，其运笔力度和辨识度令人叹服不已。

客厅里两滩血，这场没谁赢，没谁输，洪老爷打道回衙门，这个排解的差事只有交给镇董就近替他照顾。

五

这场戏，最过瘾的看客当数坐在最佳观赏位置的太师椅上抽水烟的洪老爷，他老人家刚开始观赏的时候，还拉了拉自己的辫子梢儿，“想起斗鹌鹑”。

不要以为朱西甯先生写这类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是为了多骗五毛稿费让他那位著名翻译家夫人和三位著名作家女儿去挥霍、炫富。先生写洪老爷气定神闲的行为举止，是为了反衬孟昭有和沈长发争斗的丧心病狂。洪老爷联想起的不是斗鸡更不是斗牛而是斗鹌鹑，这就是对孟沈二人好勇斗狠行为的一种有力的祛魅。我把这种写作手法称之为“降格式祛魅”。

怎样降格，降了什么格？

首先，孟昭有跟沈长发两家这种只能赢不能输的好勇斗狠，是成王败寇法则的低端版本。众所周知，崇拜暴力的世界就是个动物世界。在动物世界里，落后就要挨打。但在从动物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在进化完成度较高的人的社会里，你挨打往往不是由于你落后，而是因为你太坏，不打打你，你的兽性就会得寸进尺地膨胀起来危害别人。人的社会是靠对生命的爱和惜，靠敬畏心、理性和契约精神建立起来的，动物世界则靠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靠心狠手辣，靠凶杀的本领说了算。在动物世界里，一场接一场的血腥厮杀之后，自会有一帮劣畜用道德神话来为得胜的王者舔屁眼、洗地和化妆，还要让后代来缅怀王者荣耀，那逼格就不是一般的高。自主凶王者以下，其他凶手依据各自所杀人数的多寡来论功行赏，封土建邑，逐层递减等级。孟昭有和沈长发再狠，借他们十个狗胆子他们也不敢去争夺王权。他们野性争抢的对象已经从红彤彤的官印降格为白花花的银子。此情此景，难怪让洪老爷不无鄙夷地“想起斗鹌鹑”。

其次，孟昭有和沈长发当人面捅小腿肚子背人面剁手指头的英勇表演，扪心自问，让读者诸君也往自己受之父母的身子上来这么几下，有谁真下得了手？读者诸君定会反呛我：“你吃错药了！”“真的非得这么干不可吗，就没有别的解决途径了？”可见，孟沈二人的“英勇无畏”，是对真正的豪杰壮举的降格和玷污，实为两枚冥顽不化的亡命赌徒雄性激素分泌过度的病理反应。一部由大老爷们主导的国史，在其前期的春秋战国时代也确曾有过刺杀秦王的荆轲、为知己者死的豫让、不逞武力却义不帝秦的鲁仲连等等义士，他们的生和死都体现出了自觉的道义认同。而这部在许多方面都露出难以阻遏的退化趋势的国史推演到后来，义士已濒临灭绝，只剩下些孟昭有、沈长发式的追逐私利的莽汉和蠢货。

再次，王者争霸都直取对方性命，孟昭有的小镶子和沈长发的宰羊刀却都只往自个儿的小腿肚儿上捅。乍一看似乎颇有汉子气，仿佛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的进化，实际上此举却是从狮虎耿直兽性的诛身，降格為狐狗奸诈权术的诛心。两个抠脚大汉的豪横呈威令一众小朋友心惊肉跳，但老汉我偏不信孟家里里外外就翻不出一柄比小镶子更威风凛凛的大斧头，沈府上上下下就找不到一把比宰羊刀更杀气腾腾的大菜刀。恕我直言，这种亮剑亮刀的炫耀不过是一种怯懦、下作、卑劣的“大杀器”讹诈。孟昭有的小镶子要靠“鲛皮鞘上缀着大红繐”来特别提示它并非一件仅供赏玩的工艺品，沈长发令人从家里祭出的那把宝刀的光荣则全凭历史修饰来隆重加持：那宝刀“原是一柄宰羊刀，沈长发的上一代靠它从孟家手里赢来包盐槽的标，事后才配上乌木梅花镶银的刀柄和鞘子。刀子拔出来，显得多不衬，粗工细工配不到一起，尽管刀身磨得明晃晃，不生一点点锈斑。”

六

《铁浆》叙事的震撼性不在于故事情节的骇人听闻，而在于将故事情节展开的强劲心理驱动。在整场自残比赛中，孟昭有的一举一动都源自雪耻欲望与失败恐惧，而沈长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一切硬撑言行又都莫不与守成梦想和丧失恐惧密切相关。在意识的层面，他们心理上越燃越炽的烈焰有雪耻扳本或再创辉煌之分，而在下意识层面越烧越旺的鬼火却完全一致——都是匮乏恐惧。

生命都有生存和繁衍的本能和渴望，但这种本能和渴望常常会遭遇到生存资源匮乏的严重威胁。杰克·伦敦在《热爱生命》里就曾写过一个靠咬死饿狼才从极度饥饿中幸存下来的淘金者。当他被一些船员和科学家救上一艘轮船后，一看见别人吃东西他就会焦急万分，就会不由自主地恨那些救命恩人。他千方百计地偷藏食物，硬面包把褥子塞得满满的。亲自尝过极度饥饿滋味的杰克·伦敦善解人意地解释道：“他是在防备可能发生的另一次饥荒”。

生存资源匮乏的恐惧记忆深藏在生命基因里，有的生命就会在下意识里涌起独占多多益善的生存资料和财富的欲望，并渴望通过配偶来传宗接代，沿袭自己某种独有颜色的基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求生的挣扎，永远是生命最惨烈的战斗。

问题是人人都有对生存资料占有的欲望和权力，你凭什么要霸占远远超出你生存实际需要限度的部分？人毕竟是高等动物，要占有也应该合法、合理、公正地占有。如果是凭自己的能力、贡献，多占有一点大家也还能理解和接受，这种多劳多得和多能多得的模式甚至还有可能激励、促进大家的进取意志;如果硬要凭特权凭暴力多吃多占，那就意味着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实际上还处于史前史的水平。进化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从县里来的洪老爷不愧是官场上见多识广的老油子，眼前气势汹汹的争斗，却让他想起斗鹌鹑。国人老早就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经验之谈，鹌鹑虽已被人类驯养，却还没达到鸡鸭那般温驯的境界。再说它身材那么娇小，动作那么蹦蹦跳跳，将它视为鸟儿似乎比归类到家禽更合适些。孟昭有跟沈长发的盐槽承包权争夺战只所抵达只是斗鹌鹑的段位，只属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实例，不配被称为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竞争。

七

孟宪贵死的那天，也是个飘雪的天，仿佛这天气在隐隐暗示着一种不吉祥的意味。

游乡串镇的生铁匠来到小镇上，支起鼓风炉做手艺……

大伙儿提着粮食、漏锅、破犁头，来换现铸的新家什。

这是一个新旧交替、意味深长的时间碰撞点，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以旧换新的重要时刻。在这一时刻里，将废旧铁器熔炼成新鲜铁浆、“换”“现铸的”“新家什”，这一切活计及言说它们的文字都有着非常明显的象征性。要知道在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牺牲奋斗下，此刻那罪该万死的帝制大梦该做完了，而新的一切又还来不及铸造或者还不知该铸成什么款式，一切都像一枚被抛起来的硬币，落地时完全有可能正面朝上，也完全可能背面朝上。当魔术般的铁浆神奇地出现在人们眼前时，镇上人兀自以自己的陈旧见识来感受它，评价它，调侃它。包括读者在内，很少有人意识到它究竟意味或预兆着什么。

鼓风炉的底口扭开来，鲜红鲜红的生铁浆流进耐火的端臼子里。

……

“西瓜汤，真像西瓜汤。”

看热闹的人忘记了冷，脸让铁浆高热烤红了，想起红瓤西瓜挤出的甜汁子。

“好个西瓜汤，才真大补。”

“可不大补！谁喝罢？喝下去这辈子不用吃馍啦。”

就这么当作笑话嚼，闹着逗乐儿。只怪那两个冤家不该在这儿碰头。

孟昭有寻思出不少难倒人的鬼主意，总觉得不是绝招儿，这可给他抓住了。

由铁浆到西瓜汁的联想所产生的鲜活感、甜蜜感、风趣感，陡然转变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对立感、阴森感。国运与私欲都在这一刻撞到了一起，该来的终于要来了。而孟昭有跟沈长发的斗嘴更是火上浇油，使这一对撞完全失控：

“姓沈的，听见没？大补的西瓜汤。”

这两个都失去三个指头，都捱上三刀的对头，隔着一座鼓风炉瞪眼睛。

“有种吗，姓孟的？有种的话，我沈长发奉陪。”

比肠粘黏、肠梗阻可怕一万倍的是历史新旧时间的粘黏与梗阻。多少次，我们都曾真切地感受到新的转机已经出现，却又一再错过了关键的历史选择时刻。那些发黑发臭的旧时间，一再绕回来阻挠、败坏新的时间，让我们的悲剧，常常以闹剧的方式呈现出来。

争闹间，又有人跑来报信，火车真的要来了。不知这是多少趟，老是传说着要来，要来。跑来的人呼呼喘，说这一回要来了，火车早就开到猫儿窝。

不知受过多少回的骗，还是有人沉不住气，一波一波赶往镇北去。

……

远远传来轰轰隆隆怪响，人从没听过这声音，除了那位回家来过年的洋状元。

立刻场上瞧热闹的人又跑去了一批。

因为担心观众都跑去看火车，孟昭有迅速脱光了上衣。他的死需要观众的噩梦记忆。他对独占盐槽经营权的妄执终于招来魔鬼附身，一幅令地狱火刑想象黯然失色的疯狂、恐怖的场景骇然出现在观众眼前：

“各位，我孟昭有包定了，是我儿子的了！”

这人光赤着膊，长辫子盘在脖颈上扣上一个结子，一个纵身跳上去，托起流进半下子的端臼子。

“我孟昭有包定了！”

冲着对头沈长发吼出一声，双手托起了铁浆臼子，擎得高高的，高高的。人可没有谁敢抢上去拦住，那样高热的岩浆有谁敢不顾死活去沾惹？铸铁的老师傅也愕愕的不敢进前一步。

大家眼睁睁，眼睁睁的看着他孟昭有把鲜红的铁浆像是灌进沙模子一样的灌进张大的嘴巴里。

那只算是极短极短的一眼，又哪里是灌进嘴巴里，铁浆劈头盖脸浇下来，喳——一阵子黄烟裹着乳白的蒸气冲上天际去，发出生菜投进滚油锅里的炸裂，那股子肉类焦燎的恶臭随即飘散开来。大伙儿似乎都被这高热的岩浆浇到了，惊吓的狂叫着。人似乎听见孟昭有一声尖叫，几乎像耳鸣一样的贴在耳膜上，许久许久不散。

可那是火车汽笛在长鸣，响亮的，长长的一声。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那铁浆却浇铸出了一个巨灵化和恐怖化的丑陋寓言。历史不过是一笔利滚利的巨债，我们既还不起，又赖不掉。孟昭有们创造了荒谬、恐怖、血腥、肮脏的历史，我们被迫承受这历史滔天的邪恶和罪孽，继承它无尽的麻烦和无端的重负。这苦难深重的國族！

洪亮的吼叫、宣告，矫健的身姿，高擎铁浆臼子的身体造型，行云流水的连贯动作，以及随铁浆流注的动态而产出的视觉、听觉、嗅觉的综合效果……我想象不出朱西甯先生那样善良那样瘦弱那样温和的人，是如何压住心头的悲愤写出这幅地狱景象的。

八

“各位，我孟昭有包定了，是我儿子的了！”

孟昭有找死前向世界朗声发出的这句宣告。一句荡气回肠的“是我儿子的了！”的霸气宣告，充分表明了他决心把全镇人在食盐上本应大家均享的利益统统占为他家独有的心声。就连他的名字本身，也在明目张胆地宣告本应属于公共利益的盐槽归他独有，他才不想忍气吞声地当那起闷声发大财的孬种呢。他随身携带着过去和未来，携带着时间中的污泥与浊水，他的死既是为了洗清他爹当年在争包盐槽时竞标失败的耻辱，更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把他的梦继承下去。孟昭有一味地由着性子胡来，谁都拦不住他，他想让自己死出神话效果来，可惜却死得实在太难看，害我在这里都不好意思引用朱西甯先生写他死相的那些最惊悚的文字。

孟昭有和他的儿子孟宪贵之死的共同点在于都是自己作出来的，由着性子胡来则是这对父子共同的活法。孟宪贵的名字的含义，就是梦想着法定的、铁定的富贵。作为一名较有代表性的富二代，孟宪贵不像他爹那样后面紧扯着过去，前面还要推搡着未来，要为儿子宪定的富贵去死。孟宪贵这娃没有过去和未来，也不关心别人。他活在当下，放飞自我，过把瘾就死，火车来了就搭上顺风车潇洒走一回，家产败尽了就靠抽大烟沿袭美梦。他活得很嗨皮，死得也很呼儿嗨哟，全然不晓得自己窝窝囊囊的死法，将他爹那差点就将英雄气与流氓气成功搅合起来的死给祛魅了。宪定的富贵，宪贵了半天，结果还不是贱货一个，怂货一个。自古怂货出少年，孟宪贵的怂，怂到了他姥姥家。这不是形容，朱西甯先生还真就写了这娃去他姥姥家给自己压惊的实况呢：

那个二十岁的孟宪贵，快就要带媳妇，该算是成人了;白白瘦瘦的细高挑儿，身上总像少长两根骨头，站在哪儿非找个靠首不可。走道儿三掉弯，小旦出台走的是个甚么身段，他就是那个样子，创业守业都不是那块料。他老子拚成这样血惨惨的，早就把他吓得躲到十里外的姥姥家。

爹死了，从姥姥家一路哭着回来奔丧，盐槽已稳稳被孟家抓牢。后来“孟宪贵置地又盖楼，讨进媳妇又纳丫嬛，大烟跟着也抽上了瘾”。后来盐商的盐包装上火车，孟家垄断盐业的特权泡汤了。后来孟宪贵就败尽了家产，只剩下一管大烟枪。后来孟家彻底死光了。后来就没有后来了，也说不定没有后来后还会有后来。

镇董的三儿子洋状元曾经劝过孟昭有：

“要是你闹意气，就没说的了。要是你还迷着五年大财运，只怕很难。”

洋状元除掉剪去了辫子，带半口京腔，一点也不洋气。“说了你不会信，铁路一通，你甭想还把盐槽办下去，有你倾家荡产的一天，说了你也不信……”

这话不光是孟昭有听不入耳，谁听了也不相信。包下官盐槽不走财运，真该没天理，千古以来没有这例子。

但洋状元的预言后来都变成了现实。

其实洋状元的预言一点也不深奥，一点也不神秘。你不能与火车逆行，在作死的道路上奋勇前进，让自己死得无比难看。你要像开明的镇董那样懂得顺应历史，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京师大学堂，剪去留恋帝制的丑陋辫子，乘上快速的火车，将旧铁熔炼成新鲜活泼的铁浆，铸造成一个懂常识明事理的正常的新人。

真的，就这么简单：你要懂得常识，学会敬畏，学会顺应。而不该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跟历史对着干。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