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起自广州东方宾馆的音乐茶座文化，是“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的对外贸易的社会文化生产，并最终扩展至广阔城市空间①。深圳毗邻香港并作为“经济特区”，与广州有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那么，其音乐茶座、歌舞厅的流行音乐文化与广州有怎样的不同呢？本文从空间性、社会性、流动性方面探讨深圳1980年代的流行音乐文化生产，探索其坐落位置、受众、表演曲目及其与特定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关系，尝试以此重构1980年代深圳城市流行音乐图景。

一、1980年代初度假村的兴建与音乐茶座、歌舞厅的发展

（一）音乐茶座、歌舞厅坐落空间：西沥（丽）湖、香蜜湖度假村的兴建

查阅报刊档案文献后发现，与广州音乐茶座起初坐落于星级宾馆不同，深圳音乐茶座、歌舞厅坐落的公共空间最初是在度假村。1980年代，深圳先后兴建了西沥（丽）湖水库度假村②、香蜜湖度假村、银湖旅游中心等，成为孕育音乐茶座、歌舞厅的“温床”。

深圳西丽湖水库度假村由深圳旅游总公司兴建的，最初是1979年8月在西沥湖水库边的荒山中创办的度假营，至1981年建设为拥有两个别墅区、三栋度假房以及650个帐篷，融餐饮、住宿、游艺为一体的旅游度假村，改革开放初期曾一度成为广东发展旅游业“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勤俭办旅游、兴办具有地方特点的旅游事业”的典型③。深圳西丽湖水库度假村的音乐茶座（歌舞厅）始于1981年，是深圳第一家音乐茶座或歌舞厅④。

与西丽湖水库度假村的“国有”性质不同，1984年完成第一期建设的香蜜湖水库度假村是引进外资兴建而成的，以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和香港志强发展有限公司合资经营，是当年深圳特区旅游点中引进外资规模最大、建设规模最为宏大的企业⑤。香蜜湖原是深圳郊外水系发达的低洼地“香茅湖”，经过三期六年的开发建设，形成占地三千两百多亩的热带园林景色、中国风格传统建筑、现代游乐设施建筑群，其中设有宾馆、商场、餐厅、游戏房、舞厅、会员俱乐部，融住宿、餐饮、购物、游乐场，“的士高”音乐舞厅设在度假村迎宾大楼三楼，1983年6月试营业⑥。

（二）人口流动与深圳度假村开发

西沥湖、香茅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发为如此大规模的度假村？换言之，西沥湖、香蜜湖的开发有怎样的商业考量，又有怎样的意向消费群体？

197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为中外以及港澳台与内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打开通道，而广东作为南部沿海省份，拥有主要的出入境口岸，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以及“出入口商品交易会”落户地——广州，吸引着大量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出于各种原因向广东流动。据《广东省志》记载：“1978—1987年，从珠江三角洲各口岸入境进行旅游、经商、科技交流、探亲访友的外国旅游者、华侨、港澳台同胞（时称‘五种人’）人数超过1亿人次，而且每年呈急剧增长之势。仅1986年，从广东入境的游客增至2.01亿人次，是1978年的12.2倍，占全国入境游客的90%。在全国重点城市接待国外旅游人数中，广州居第一位，珠海、深圳仅次于北京分别居第三、四位。”⑦

深圳、珠海以及中山县⑧作为经济特区和开放口岸，在1984年以前就享有自主外联境外游客的“特权”，年接待外國游客达到15万人次⑨。而1984年，香港“回归”事宜经过中英双方多达十二轮的谈判，终于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了英国在香港回归中国问题上与中方合作的态度，这成为促进深港交流的一个契机，当年广东省旅游部门开始正式开办的港澳游业务⑩，粤港澳旅行社之间的合作更加密切了。《广东省志》记载：“1985年，中国接待的海外游客中有40%是从香港进入内地的，到1987年这个数字增加到60%。”从香港入境当然大多是首先进入深圳，因此，仅1986年深圳特区旅游外汇收入就超过了4亿元外汇兑换券。

1980年代初深圳兴办度假村，正是这样社会文化的产物，而香蜜湖度假村第一期建成营业正是在1984年这个深港合作交流的“节点”上。那么，到香蜜湖或者西沥湖消费的是到底哪些人群呢？1984年10月《深圳特区报》载《香蜜湖之夜》一文提到了“三类人”：一是，利用周六、周日从香港到深圳度假的香港客人;二是，一些国内到深圳谈生意的企业家;三是，忙碌一天到这里休闲的体力劳动者。但可以推论的是，其主流应当是香港人，而之所以选择处于深南大道6038号隔深圳河与香港对望的香蜜湖进行度假村开发，应当是考虑了香港人作为主要消费群体的便利性。

（三）度假村音乐茶座、歌舞厅项目概况及受众

1987年1月28日《深圳特区报》一篇署名李济的《深圳歌舞厅的现状与思考》，重构了西丽湖水库度假村歌舞厅诞生的情况：“1981年5月的一个夜晚，明月高悬，皎洁的月光下的西丽（沥）湖畔格外美丽迷人，来此度假的一些港澳游客，在简陋灯光的帐篷下，放着录音、唱着、跳着……，深圳的第一间歌舞厅就此诞生了。”西沥湖的“帐篷歌舞厅”在1982年增加了投资、扩大规模，成立了第一支乐队，还聘请了第一批职业歌星。

《香蜜湖之夜》也记录了1984年香蜜湖的士高舞厅的活动状况：“迷离的灯光，荡人心魂的音乐，从香港和广州特意赶来献艺的歌星，曳地的纱裙，爽朗的旗袍，粤音袅袅，乡曲款款，伴随着小小舞台上释放出来的香雾，给人一种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境界。人们一边品评着情深谊长的歌曲，一边饮着清凉沁人的可口可乐。演唱间歇，人们又踏着欢快的节拍，跳起‘的士高’——内地人称之为迪斯科的舞蹈。旋转多彩的灯光，在人们的身上勾勒出跳跃的光彩，扑朔不定，洋溢着青春的旋律……。”可见，香蜜湖度假村“的士高”舞厅是一个兼具流行歌曲表演、的士高舞场双重功能的歌舞厅。

上文明确指出，西沥湖帐篷歌舞厅起初就是面向港澳客人，香蜜湖度假村“的士高”舞厅的消费人群，在深圳市档案馆藏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提交的《关于香蜜湖“的士高”试行营业的报告》也明确记载为：营业对象主要是港澳旅客。其实，当时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对音乐茶座、歌舞厅是“对内”还是“对外”作了严格区分，1983年8月3日深圳市文化局发布的《关于音乐茶座、音乐舞厅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指出：“对外开放的宾馆、俱乐部开办的营业性舞厅，必须严格执行粤府【1981】248号文件之规定，应限于接待外国人、外籍华人、华侨、港澳、台湾同胞，不得任意扩大服务对象，国内人士一律不得参加。考虑到他们的生活和欣赏习惯，可允许跳‘的士高’。”因此，无论是香蜜湖还是西丽湖的音乐茶座、歌舞厅，都应当是仅限于接待港澳客人或者外国客人的，而实际上，其受众主要是港澳客人。

（四）度假村音乐茶座、歌舞厅的音乐

面对港澳旅客为主的消费群体，若以香蜜湖“的士高”舞厅为典型探讨，其中的流行音乐，特别是现场演唱的是怎样的流行歌曲呢？

1980年代广州流行音乐代表人物陈小奇曾叙述这样一则案例：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朱逢博独唱歌曲专辑”计划向香港市场销售，香港市场却不能接受普通话歌曲而“出口转内销”。看来，内地出品的普通话歌曲是不能被香港客人接受的，他们钟情的其实还是香港出品的粤语流行歌曲，而据手头文献，他们对当时传入的台湾校园歌曲的态度不能够确定。

其实，1980年代初包括深圳特区在内的中国社会文化政策，对港台流行音乐并不“宽容”。1981年7月4日，深圳市商业局就曾转发广东省商业厅《关于立即制止翻版港澳台和外国录像带通知》，深圳市文化局响应“中共中央大力宣传清除精神污染”要求，对四十二家商店、商场、个体小商贩等进行检查，发现一些商店、商场、饭店播放不健康的歌曲，如罗湖大厦综合商场出售音响设备的柜台在播放邓丽君唱演唱歌曲。

香蜜湖度假村“的士高”音乐舞厅成立时，于1983年5月30日向深圳市工商局等部门递交的《报告》中写到：“歌手主要从国内有关文艺单位聘请，并准备逐步培养自己的专业队伍，在今后试行营业的过程中，我们将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注意演唱内容，搞好舞厅秩序，做到内容健康，娱乐正当。”深圳市人民政府对此批复：“同意该度假村开设音乐舞厅，主要是对港澳同胞及国外游客营业，并须做到演唱内容健康，娱乐秩序正常。”

1983年8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音乐茶座、音乐舞厅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其中对音乐茶座、舞厅的音乐进行明确规范：“音乐茶座、音乐舞厅演出的节目要求做到：必须以演唱（奏）或播放本国优秀音乐作品为主，可适当演唱（奏）或播放国内公开发行的外国优秀作品。对外开放的音乐茶座、舞厅，亦可适当选唱一些内容健康和有一定艺术价值的港台和外国歌曲。一切音乐茶座、音乐舞厅，严禁演唱（奏）或播放反动、黄色、下流的音乐歌曲节目。”

根据以上，即便当时对待港台流行音乐如“洪水猛兽”，但香蜜湖“的士高”舞厅这样面对港澳和外国客人开放的娱乐场所，是可以“有选择”地播放或表演港台和外国歌曲的。虽然并没有确凿材料证明内地新创作歌曲不会在这个场合唱起，但应当可以确定的是，港台及外国流行音乐是度假村音乐茶座、歌舞厅中的主流，而其中的粤语流行歌曲应当占相当比重，歌手们也要有几首粤语歌曲的拿手曲目，才能在“茶座歌手”行业中“立足”。

（五）香港歌星向深圳音乐茶座、歌舞厅的流动演出

1983年深圳人民政府颁布的“细则”规定：“演出队（包括专业或业余）进入音乐茶座、音乐舞厅演出，都必须持有有关单位证明，先向市演出公司办理手续，经批准后，才能进入音乐茶座、音乐舞厅演出。”“细则”还强调：“对外开放的宾馆、俱乐部开办的营业性音乐舞厅，如属外国朋友或港澳台同胞前来临时客串演出，必须报送市文化局审查，经批准后才许可演出。”而1983年11月，香蜜湖度假村的士高舞廳却恰恰在聘请香港歌星演唱的事情上出了“问题”，深圳市文化局11月1号向香蜜湖发出通知：“关于你处由香港聘请歌星在音乐舞厅演唱一事，必须按对外文化交流手续办理。今后凡未办妥审批手续的不能前来演唱。目前，已聘请前来演唱的限于至本月三日止。今后，请你们多邀请国内音乐工作者演唱具有民族特色、内容健康的音乐节目，望遵照执行。”看来，至少在1983年以前，文化部门对待度假村音乐茶座、歌舞厅聘请香港歌星演唱的事情，态度是非常谨慎的。

转机出现在1984年这个深港交流史的“节点”上，香蜜湖的士高舞厅有香港特意赶来献艺的歌星出现，不少香港歌星也在那一年到深圳开办演唱会，如9月1日香港无线电视歌唱巨星关菊英在深圳蛇口“海上世界”豪华客轮举行演唱会，10月5日深圳剧院首次举办大型香港歌星演唱会，聘请香港影视红星雷安娜、蒋丽萍担任主唱等。

根据以上可以推论，1984年之后，香港歌星到深圳音乐茶座、歌舞厅演出的机会越来越多，在香港流行音乐人员向深圳流动方面表现突出，从而也带动了香港流行音乐向深圳的流动。

二、走向普遍城市空间的音乐茶座、歌舞厅

（一）音乐茶座、歌舞厅的坐落空间：酒家、西餐厅、文娱中心、游乐场、俱乐部

查阅《深圳特区报》发现，1985年之前报导了比较多的度假村动态，而之后此类报导较少见了。另有材料显示：至1987年，深圳市（不包括宝安县）已开办了42间歌舞厅。据这些可以推断，约1980年代中后期，深圳音乐茶座、歌舞厅从度假村转向了更广阔的城市空间。从《深圳特区报》广告中，可总结度假村之外的音乐茶座、歌舞厅坐落空间为：酒家、文娱中心、游乐场、西餐厅、俱乐部，如1982年9月深圳水库酒家增设夜间音乐茶座，1983年4月蛇餐厅酒家三楼增设音乐茶座，其他见诸报导的如丽都西餐厅歌舞厅、深圳国贸花都西餐厅歌舞厅、水晶宫西餐歌舞厅、春园大酒店星河歌舞厅、长安西餐歌舞厅、芙蓉西餐厅歌舞厅夜总会等。看来，音乐茶座、歌舞厅常常是餐饮、娱乐、住宿旅游的一部分。

（二）消费者

散布在广阔城市空间中的音乐茶座、歌舞厅，应当是面向以深圳市民为主的多元人群。据记载，1987年，深圳每晚进入歌舞厅的观众约四至五千人次，年平均观众则为百万余人次。入场券有港币35元的高水准，也有门票10元的中档次，还有3、4元钱就可以听歌、跳舞的大众型。据此可知1987年深圳市音乐茶座、歌舞厅面向不同消费层次的消费者，那些收港币的场所应当是面向香港消费者的，而那些收费低廉的则为较低收入人群提供了休闲场所。

（三）新创普通话歌曲的推广与港台流行音乐的继续流传

当音乐茶座、歌舞厅走出度假村，走向更广阔城市空间之后，其受众群体发生了变化，并非仅限于港澳及外国游客，再加上流行歌曲的主流话语功能不断得到强化，国内新创的歌颂新时代、新风尚的优秀歌曲作品不断涌现，于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深圳音乐茶座、歌舞厅中的流行歌曲，基本上是一种“二元交织”状态：一是国内创作歌曲，特别是那些歌颂新时代、新风尚以及深圳改革开放成就的普通话歌曲;二是港台、外国流行音乐的继续流传。

1986年，深圳歌舞厅歌手们在体育馆举行义演，《深圳特区报》以《荣登大雅之堂的“歌星演唱会”》为标题进行报道。演出当晚，体育馆全场爆满，义演晚会节目丰富：香江酒楼歌手演唱《龙的传人》，欢乐园歌手演唱《酒干倘卖无》，罗湖艺术团歌手演唱反映特区生活的《小梅沙之夏》《深圳-香港》，侨社歌手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欢乐园歌舞厅演唱的《四季歌》，还有外国歌曲《罗娜》，香蜜湖歌舞厅演唱《明天会更好》等等。报导称：此次演唱会是“深圳歌星首次荣登大雅之堂”的演唱会，并闯出了一条“‘歌厅艺术’民族化的道路”。

1988年，新园大酒店主办、深港穗35个单位协办的“新园杯”普通话歌唱大赛，旨在推出歌星、推广普通话、打造深圳特区流行乐坛的特色。深圳市三百名歌手参加了此次比赛，并最终选出“十大歌手”。

1989年9月，罗湖区组织34家歌舞厅的91位歌星、舞星举行“祖国颂”文艺汇演，并从中选出12个优秀节目，均为建国40年来所创作的优秀歌曲、舞蹈，于10月5日晚在丰源歌舞厅举行汇报演出。

深圳文化部门为引导深圳流行音乐走民族化道路，继1984年何丽鸥演唱的《深圳情》之后，在1988年推出四首深圳本地题材创作作品，在音乐茶座、歌舞厅中推广。

如此，有报导指出，深圳虽然毗邻香港，但作为休闲、娱乐之所的音乐茶座、歌舞厅并没有“低级庸俗化”，内地优秀歌曲在这里受到欢迎。总之，“深圳特区的流行歌曲朝着健康、活泼、民族化的方向发展”。

这些表演、比赛、评奖对这些普通话创作歌曲的提倡，不能不对音乐茶座、歌舞厅的音乐产生影响，在欢乐园星河歌舞厅，就可以听到有着梅艳芳一般音色的罗娜小姐所演唱的《十五的月亮》。

深圳音乐茶座、歌舞厅在面对本地以广府人为主的消费群体时，也会选择演唱那些脍炙人口的粤曲曲目。深圳香江酒楼常驻歌手陈汝佳，擅唱粤曲《再折长亭柳》《帝女花》选曲等。而这种在音乐茶座、歌舞厅中演唱民族风格曲目，也是文化部门所提倡的。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包括粤语流行歌曲、台湾校园歌曲等港台流行歌曲，并未在深圳音乐茶座、歌舞厅中销声匿迹的，因为，至少是直至1980年代末期，深圳仍然视广东方言为“正宗”，并且还存在如上文述及的以粤语流行歌曲作为茶座歌手立足之本的现象。

（四）歌手

深圳“茶座歌手”最初来自于广州或者香港，但到1990年深圳一百三十多家音乐厅和歌舞厅已经拥有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数百名演出人员，歌手们大多是自学成才，录音机加歌星录音带就是他们的启蒙老师，也有少量是器乐演奏员、戏曲演员转型流行歌手的，他们每日穿梭于不同的歌舞厅之间转场驻唱，有的歌手一晚要在八所歌舞厅间转场。而支撑他们如此辛苦工作的，除了他们所怀有的一个歌星梦，这个行业较高的收入也是他们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

陈汝佳可谓是歌星中的佼佼者，他起初在广州参加了第一个轻音乐团——红棉轻音乐团。1986年7月来到深圳发展，成为香江酒楼的常驻歌手，并在这里走向世界歌坛，于1987年随深圳凤凰艺术团出访荷兰、英国、联邦德国、比利时，还在香港亚洲电视台为电视剧录制主题歌曲，并于中国唱片社录制了歌曲专辑。

海南琼山歌手王少敏，1982年毕业于华南工学院后在深大电话有限公司任职，作为业余歌手在西苑、京湖、华宫等歌舞厅演唱，1985年夺得深圳业余歌唱大赛流行唱法组季军。

从东北南下深圳发展的二胡演奏员邓伟，是歌手中少有的音乐科班出身者，并在男歌手几乎全部演唱港台歌曲的情况下，以演唱国内流行影视歌曲而形成自己的民族风特色，成为新园酒店歌舞厅的驻唱歌手，并在1987年底举办的“新园杯”歌手大赛中夺得季军而受到广泛关注。

江苏姑娘秦绮玲，自幼接受艺术训练，少年时曾参加江苏省电视台“春晚”演出，1987年被东方歌舞团录取后，跟随成方圆等学习，在流行音乐演唱方面获得很大提升，并在重要赛事中获奖。她1989年10月到深圳，成为水晶宫歌舞厅的首席驻唱歌手，擅唱劲歌，表演风格洒脱、豪爽，在深圳“新园杯”歌手大赛中获得流行歌曲组季军的好成绩。

上海姑娘董叶萍，9岁考入广州京剧团，17岁开始在广州音乐茶座“炒更”，一度被称为“广州邓丽君”，后到深圳音乐茶座、歌舞厅发展，被广州京剧团以“离团太久”为由开除，并试图在深圳对其演艺事业进行“封杀”，是董叶萍人生之路所经受的较大挫折。

出生于广州普通家庭的女歌手李琨，曾做过三年售货员，由于对歌唱事业的爱好而不顾父母反对离家出走，随一位歌手朋友到深圳开启了她的歌唱事业。

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还不能充分以尊重和理解的態度去对待这些茶座、歌舞厅中的歌者和舞者，甚至把他们视作见利忘义之徒，或与黄色下流等同之，而其中的女性歌者，尤其被社会视为一个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他者”。《深圳特区报》1989年连载了《特区“歌女”面面观》系列文章，意图为茶座、歌舞厅女歌手“正名”，但是标题却以“歌女”称呼他们，文中还述及他们的情感私生活，满足了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好奇心。另外，女歌手在歌舞厅演唱遭受顾客骚扰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结 语

1980年代深圳音乐茶座与歌舞厅的流行音乐表演，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生产，开放的国门为人口流动提供了可能，而那些探亲、经商的往来人口，将港台及外国流行音乐带入内地，起初应当仅在家庭等的较私密场合通过录音机播放，后来进入大型度假村的音乐茶座、歌舞厅中，由歌手面对香港游客表演，实现了其“再语境化”的过程。

深圳音乐茶座、歌舞厅的歌手们起初来自于广州、香港，大约1980年代中后期形成“本地”较稳定的歌手群体，这是一个怀揣音乐梦从四面八方奔赴深圳发展的青年人群，来自各行各业并自学成才，在“星途”上辛苦打拼，而社会并未给予这些茶座歌手以充分尊重，其中的女性歌手则被视为违反传统道德，是被社会集体观看的“他者”。

① 仲立斌《广州摩登：音乐茶座、歌舞厅中的流行音乐表演（1980—1990）》[J]，《音乐与表演》，2021年第3期，第7-16页。

② 西沥湖畔兴建的西沥湖水库度假村，后更名为西丽湖水库度假村，或简称为西丽湖度假村。

③ 《广东省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1979—2000 （17） （旅游卷）》[M]，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页。

④ 据深圳市档案馆藏深圳市旅游局西沥湖水库度假村提交档案“办好音乐茶座事”记载：“1982年9月，深圳西沥水库度假村音乐茶座已经开设一年了。”深圳市旅游局西沥水库度假村.办好音乐茶座事，深圳市档案馆藏，档号：C19-2-0021-100，1982年9月10日。

⑤ 乐民《大观园香蜜湖》[N]，《深圳特区报》1984年9月7日，第2版。

⑥ 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关于香蜜湖“的士高”试行营业的报告》[A]，深圳市档案馆藏，档号：C19-2-0039-044，1983年5月30日。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