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媛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塔斯社作为苏联在中国的官方代表先后在上海创办了中文的《时代》杂志、“苏联呼声”电台①以及《苏联文艺》杂志，通过这些媒介平台开展对华宣传。1942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为苏联在上海租界的活动提供了政治条件，中东铁路的苏联火车和海参崴水路上的“北方號”苏联轮船源源不断地把纸张从苏联运送到上海，为出版提供了物质条件。②中共利用苏德战争以及《苏日中立条约》的掣制，以苏联塔斯社在上海创办的《时代》杂志和“苏联呼声”为平台继续开展活动，以音乐、戏剧、文学等艺术形式间接表达政治主张和抗战意愿，弥补了孤岛之后中共在上海的报刊媒介阵地和抗战文艺宣传活动均受到重创的缺憾。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时代》杂志译介俄苏歌曲，利用“苏联呼声”电台继续开展歌咏活动。《时代》杂志与“苏联呼声”相互呼应，报道苏德战况，传递反法西斯的正义声音，在孤岛与沦陷时期全面封锁抗日战争消息的上海获得了巨大成功。“苏联呼声”电台受到上海市民的拥护，其音乐节目从内容到形式皆独树一帜。1947年1月6日，电台被查封。在其存续的五年多时间里“苏联呼声”电台音乐节目的内容呈现了俄苏音乐在上海进行大众化传播的路径和特点，同时“苏联呼声”电台广播音乐史料也反映了孤岛与沦陷时期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上海进行文艺宣传工作的一个侧面。

一、“苏联呼声”电台成立的背景

1937年上海进入孤岛时期后，由中国共产党及进步人士创办的报刊先后停办，仅存的《上海周报》也于1941年上半年停刊。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7月3日，斯大林呼吁英美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德国，上海的政治形势随之发生变化，工部局开始允许苏联人创办报刊、开办电台。上海地下党组织文化总支部书记姜椿芳③联系苏联塔斯社记者罗果夫④请他出面在工部局登记创办一份中文日报。此时，罗果夫正计划扩大由白俄在上海创办的《新生活》报，以便充分报道苏德战争消息。姜椿芳原本想通过罗果夫出面登记创办一份日报，但罗果夫却安排姜椿芳与俄文《时代》杂志的发行人匝开莫会面创办一份中文《时代》周刊，经费由苏联提供。这个方案改变了双方的初衷。中文《时代》杂志的内容来自俄文《时代》杂志以及塔斯社的电讯，以报道苏德战况及苏联文学艺术成就为主，不能反映中国方面的消息，最初创刊时没有中国人的文章，姜椿芳对这样的内容安排并不满意。⑤但是迫于政治形势，办报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在上海复杂的政治形式下，《时代》杂志中反法西斯的政治与文艺内容对孤岛时期全面封锁抗日战争消息的上海人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杂志刊印几千册，反响强烈获得巨大的成功，中文《时代》杂志靠广告费和销售收入可以“自食其力”，原本苏联政府给中文《时代》周刊的经费预算分配给俄文报纸。⑥当中文《时代》杂志在上海引起反响时，罗果夫正在筹办的“苏联呼声”电台已准备开播了。1941年9月21日，电台开始正式播音，用汉语、英语、俄语、德语播报苏德战况，同时编排了一定比重的中国音乐节目（见图1）。

姜椿芳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罗果夫正在筹建苏联呼声电台，他找了马季良。“他来找我要在《时代》杂志上介绍苏联广播电台。《时代》便在封底上介绍，用俄、中、英、德文登出来，呼号多少，几点广播，以及它的各种节目。节目中，每天都有袁雪芬的越剧广播，还有卫仲乐每星期两次中国古典音乐，还有李德伦和他妹妹讲文艺方面的故事、音乐等。呼声电台也与众不同，‘左派’搞的。经《时代》杂志宣传介绍，呼声电台在上海也打响了。”⑦

从“苏联呼声”电台广播音乐节目的史料分析可以看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方面考虑到自身的安全，在上海对苏联的对华宣传没有进行正面的严厉干预，在有利的政治形势下“苏联呼声”增加了“特别节目”，音乐节目数量随之增加并形成了专题。

1941年9月，每日节目中只设置了“中国音乐”和“古典音乐”节目，1942年起增加特别节目，在固定时间设置“西洋音乐及苏联歌曲”“巨轮社的歌唱”“卫仲乐教授国乐”“音乐与戏曲唱片”“说书”等专题节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支持并维护的歌咏社团实验音乐社中断了公开的音乐活动，⑧实验音乐社重组后更名为巨轮社，“苏联呼声”特别节目为巨轮社开展音乐活动提供了平台，巨轮社在“苏联呼声”演唱苏联歌曲、各国民歌、中国作曲家创作的艺术歌曲，进行了有规律的音乐活动。同时“苏联呼声”还在特别节目中设置了国乐节目，赴美演出归国的大同乐会成员卫仲乐在特别节目中担任国乐演奏，电台还播放西洋音乐及俄苏歌曲。⑨特别节目的设置使“苏联呼声”电台的音乐节目质量得到明显提升。与孤岛、沦陷时期日伪管控下的上海民营广播电台所呈现出的关乎“个体愉悦”和“弱者救济”的音乐文化景观截然不同，孤岛与沦陷时期“苏联呼声”电台始终坚持反法西斯的正义立场，其音乐节目极力做到大众化，但不流于庸俗。⑩

特别节目中呈现出具有连贯性的三条音乐节目主线：一是俄苏歌曲和严肃音乐在上海的大众化传播;二是卫仲乐的国乐播音（另文专述）;三是巨轮社的歌咏活动。以下本文通过对“苏联呼声”电台音乐节目的分析，探析广播媒介与俄苏音乐在上海的传播，以及巨轮社是如何通过夹杂在各国民谣和俄苏歌曲中的歌唱来表达关乎“家国存亡”的群体生存命题。

二、“苏联呼声”与俄苏歌曲在上海的传播

上海是西方国家在中国进行宣传战的中心，外商报馆、电台林立，英、法、德、日等国在上海都设有电台。但是，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不具备在上海创办电台的政治条件。“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关系重新修好，1935年10月，中苏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1936年《中苏文化杂志》在南京创刊，1939年，苏联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系列活动加强了中苏文化之间的交流。“苏联呼声”电台成立之前，中苏以广播为媒介的音乐交流通过跨国传播的形式展开。1938年6月，莫斯科广播电台曾通过重庆、汉口广播电台转播音乐节目。？輰1940年4月29日，苏联广播电台以柴科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音乐会为题进行对华播音。1940年3月18日，重庆励志社管弦乐队和歌咏队对苏联广播中国音乐。由于没有在中国本土设立电台，苏联对华播音不具有连贯性，虽然具有以音乐节目为先导的特点，但是其广播音乐节目无法反映应中国本土对外来音乐文化的接受能力和需求。苏联塔斯社在上海创办的“苏联呼声”电台直接在中国本土开展对华播音。“苏联呼声”音乐节目中苏联群众歌曲占了一定比重，同时电台的国乐音乐节目也反映出中国本土音乐文化的样貌，“苏联呼声”电台广播音乐节目的内容设置能够满足中国听众对苏联音乐文化的接受能力及中国大众对于本土音乐的需求，与苏联电台对华广播的音乐节目相比具有双向互动性，但是这种双向性是建立在苏联对华宣传需要的基础上，电台的音乐节目始终服务于这一需求。

塔斯社作为苏联驻中国的官方代表，其创办的“苏联呼声”电台反映国家意志，弱化了电台的商业性，这与上海广播电台处于高度商业化的娱乐文化氛围所生成的音乐节目截然不同。在孤岛与沦陷时期的上海，官办电台失去了“话语权”，以民营电台为主的广播音乐景观中娱乐文化异常繁荣，音乐文化氛围中缺少与国家、民族、群体相关的命题。在这一背景之下，“苏联呼声”电台节目始终与国家民族命题相连的特点更容易在孤岛与沦陷时期的上海听众心里投射下关于自由、美好国家形象的想象。

1942年1月，苏联与英国、美国形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英美出现了俄苏作曲家作品的上演高潮。在中国由于中苏、国共关系的复杂性，也由于中国沦陷区不断扩大、严肃音乐传播的条件尚不成熟，限制了俄苏严肃音乐在中国的现场传播，以至没有出现俄苏作曲家严肃音乐作品的上演高潮。俄苏音乐主要通过报刊、广播、电影进行有居间媒介的大众化传播，“苏联呼声”电台西洋音乐节目中播放的音乐体裁主要是歌曲（见表1），类型主要包括电影歌曲和俄罗斯民歌。《祖国歌》《祖国万岁》《亲爱的城市》《嗳，唱得响些》等一些歌颂祖国及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电影音乐以及《飞雪》《伏尔加船夫曲》《田间桦树静悄悄》《啊，你这黑暗的黑暗的夜》等俄罗斯民歌通过“苏联呼声”电台的特别節目传送。其中由杜纳耶夫斯基创作的歌曲数量较多，1941年《时代》杂志译介的第一首苏联歌曲是杜纳耶夫斯基创作的《祖国歌》（《祖国进行曲》）。？輳“苏联呼声”电台播放的俄苏歌曲与《时代》杂志译介的歌曲形成互补，俄苏歌曲第一次通过报刊、广播、电影媒介以乐谱和有声的形式在中国进行大众化的传播。

“苏联呼声”电台传出的苏联歌曲反映了苏联红军的英勇和无畏，在卫国战争中积累的群众歌曲成为战争留给后人的重要精神遗产，且深深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群众歌曲创作。“苏联新歌”在远离苏德战场的上海通过广播传送到上海听众的耳朵，这些被译介的俄苏歌曲弥补了沦陷时期上海民营电台“集体失声”的缺憾。与俄苏严肃音乐在欧美国家的传播相比，苏德战争期间俄苏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形式和体裁内容均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呈现了以广播媒介为主要传播手段、以俄苏歌曲为主要体裁形式的特点。

三、“苏联呼声”与俄苏严肃音乐在上海的传播

上海开埠后随着侨民的大量涌入，西方音乐随之而来，一支被誉为“上海唯一的宝贝”？輵的工部局乐队在半个多世纪的积累中形成了西方严肃音乐的传播基础。虽然乐队中不乏俄裔演奏家，也有俄罗斯经典音乐作品的上演，但是苏联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并不经常出现在上海严肃音乐的舞台上。“苏联呼声”与其在上海创办的中文《时代》杂志相呼应，报道苏德战况，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播放苏联卫国战争歌曲以及俄苏作曲家创作的严肃音乐，《时代》和《苏联文艺》杂志集中介绍苏联作曲家的音乐成就，并借助广播加速了俄苏严肃音乐在上海的大众化传播，这些音乐带着反法西斯的政治立场，迅速在沦陷时期的上海听众内心形成强烈的共鸣，这一传播优势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上海严肃音乐文化的传播格局。

1942年7月，“苏联呼声”电台特别节目开始增设“西洋音乐及苏联歌曲”栏目，沈知白？輶担任西洋音乐节目讲解，？輷以介绍俄苏联作曲家的作品为主。例如，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鲍罗丁的《在中亚西亚草原上》及歌剧《伊戈尔王子》中的选段、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第四交响曲》《意大利随想曲》《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弦乐四重奏》、伊波利托夫《萨尔达尔进行曲》、斯克里亚宾《火之诗》、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拉赫马尼诺夫《死鸟》《狂想曲》等作品通过“苏联呼声”电台的西洋音乐节目播出。同时一些非俄罗斯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例如巴赫的《法国组曲》、海顿的《惊愕交响曲》、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奥芬巴赫的《天堂与地狱序曲》等名曲以导赏的形式出现在电台的节目中。

1942年苏美英缔结协约国，在英美严肃音乐的舞台上掀起了俄苏作曲家作品的演出高潮。例如，美国的唱片公司加紧录制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作品，以便为广播电台播放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提供播音材料，报纸介绍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成就;1942年11月8日，美国国家交响音乐季上由汉斯·金德勒（Hans Kindler）指挥的国家交响乐团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1942年伦敦爱美协会乐队首次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苏联人民委员会艺术委员会也迅速组织莫斯科的演奏家组成乐队，演奏英美作曲家的乐曲。？輮政治上的联姻促成了苏联与英美国家在音乐文化之间的双向交流。但是，在中国，由于中苏关系、国共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受制于战争造成的传播困难，苏联作曲家的严肃音乐作品在中国并没有以现场形式进行传播，而是通过“苏联呼声”完成了俄苏作曲家严肃音乐的传播。

四、巨轮社在“苏联呼声”电台的歌咏活动

1937年11月，上海进入孤岛时期。工部局保持中立获得民营广播的管理权，并承诺禁止电台播放一切与抗战有关的内容，战前广播电台中盛极一时的抗战歌咏活动迅速跌入低谷。1942年，实验音乐社成员朱珉、周璐等人组成巨轮社，在“苏联呼声”电台继续开展歌咏活动，成为沦陷时期上海仅有的一支能够公开演唱爱国歌曲表达民族意志和抗战意愿的歌唱社团，由于借助了广播媒介实现了爱国歌曲的大众化传播。

“实验音乐社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如马铁飞、杨竹林、范正国、陈洛、马剑华、董祥均、张丹萍、周璐、朱珉、何志英、何宝英、陈秀珍等人，相约聚在劳尔东路（今襄阳路）44弄4号两间亭子间内，关起门来唱苏联歌曲和中外爱国歌曲，抒发心中的情感。民国31年（1942年）11月间，中共党员刘人寿通过陈洛介绍，组织他们去苏联呼声电台播音。他们以‘巨轮社’的名义，每周1次播唱苏联歌曲、中外爱国歌曲和艺术歌曲。这是当时上海唯一能公开演唱爱国歌曲的场所，因为那时苏联尚未向日本宣战。次年12月，巨轮社以‘天籁音乐社’的名义在兰心大戏院举行了一次音乐会。后来，由于环境十分险恶，成员之一的马铁飞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巨轮社被迫停止活动。”

上文材料中有关巨轮社在“苏联呼声”电台演唱的起始时间记为1942年11月，根据“苏联呼声”电台广播节目史料可知巨轮社开始在苏联呼声电台演唱的时间是1942年2月25日，此后每周一下午巨轮社都在“苏联呼声”电台演唱，直至1943年7月，演唱曲目都有较完整的记录，表演的曲目为俄苏歌曲、各国民歌、以及中国作曲家创作的艺术歌曲（见表2）。

在巨轮社演唱的作品中俄苏歌曲数量占有一定的比重，这些译介成中文的俄苏歌曲通过“苏联呼声”电台完成了有声的大众化传播。与《时代》杂志译介的苏俄歌曲中含有强烈卫国战争色彩不同，巨轮社在“苏联呼声”演唱的歌曲以抒情为主，如：亚历山大特罗夫的《银色白桦田闻声立静悄悄》《母亲森林啊，别叹息》《伏尔加河》《从这边到那边》《后贝加尔之歌》，杜纳耶夫斯基的《快乐的人们》《假使我有十颗心》《船长》《快乐的风》《嗳，多么好》《祖国进行曲》《心之歌》《假使伏尔加泛滥》《农夫歌》《别》，格林卡的《云雀》，俄罗斯民歌《夜鶯曲》《光明赞》《囚徒歌》《二人歌》《夜歌》。巨轮社还演唱了一些外国民歌，如：《晨》（北欧民歌）、《故乡》（美国民谣）、《你我少年时》（美国民谣）、《一个年轻的兵》（西班牙名曲）、《你能忘记旧时的朋友吗》（爱尔兰民谣）、《云》（拿波里民谣）、《深秋》（苏格兰民谣）、《少年乐童》（英国民谣）、《破车瘦老的马》（黑奴名歌）等。

从巨轮社在“苏联呼声”演唱曲目数量看，演唱数量最多的是中国作曲家创作的作品，并且带有鲜明的艺术性和现实性。1942年7月13日，“苏联呼声”特别节目中，巨轮社演唱了张昊创作的《上海之歌》中的唱段，包括合唱《上海之歌》《上工场》、三重唱《牧歌》、独唱《思乡曲》《哥哥我爱你》《忘了我吧》《今夜又是一月亮》《我爱祖国的山河》。1942年8月3日，巨轮社在“苏联呼声”电台演唱了聂耳《铁蹄下的歌女》、李叔同《忆儿时》、黎锦光《怀故乡》。除此之外，作曲家马思聪、陈鹿、李维宁、李厚襄、黄自、马铁飞、贺绿汀、江定仙、杨竹林、沈秉廉、石少夫、钱君匋、陈鼎钧、邱望湘、陈田鹤、华民等创作的中国歌曲由巨轮社演唱，并通过“苏联呼声”电台传送至上海的千家万户，这种兼具艺术性和现实性的音乐节目在沦陷时期上海广播节目中十分罕见。

结 语

孤岛时期，上海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交错，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政治局面。全面沦陷后，民营电台通过广播媒介间接表达抗战意愿并向外辐射的权利空间几近消失，中共地下党利用《苏日中立条约》的掣制，以苏联塔斯社于1941年在上海创办的“苏联呼声”电台为平台继续开展歌咏运动，《我爱祖国的山河》《中国男儿》《铁蹄下的歌女》《募寒衣》等音乐作品通过广播传送出去，使沦陷时期的上海听众与“自由中国”在文化心理层面保持一致性。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以广播为阵地形成了“空中战场”，1947年1月6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市警察局将“苏联呼声”电台封闭。在其存续的近六年时间里，俄苏音乐通过广播媒介完成了在上海的大众化传播。“苏联呼声”电台广播音乐史料呈现了俄苏音乐在上海以歌曲形式为主的传播特点，这与20世纪40年代俄苏音乐在英美国家从音乐体裁到形式都十分多样化的传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① “苏联呼声”是由苏联塔斯社创设于上海的电台。1941年9月27日正式播音，呼号XRVN。1947年1月6日被查封，在华播音时间5年零三个月。

② 姜椿芳《我与时代出版社——从〈时代〉杂志到时代出版社》，《姜椿芳文集》（第9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页。

③ 姜椿芳（1912—1987），翻译家，中国百科全书奠基人，曾任哈尔滨 《大北画刊》编辑，1941年以苏联商人的名义在上海创办中文《时代》周刊。

④ 罗果夫（1909—1988），苏联共产党员，从1937年起担任塔斯社驻中国记者，曾热心中国的文化事业，致力于中苏文学的交流工作。

⑤ 同②，第308页。

⑥ 同②，第313页。

⑦ 同②第310页。

⑧ 关于实验音乐社的研究在《实验音乐社对俄苏歌曲的译介、传播及其影响》（留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53至67页）一文中有十分详细的论述。

⑨ 《苏联呼声电台增加新节目》，《时代》1942年第22期，第30页。

⑩ 《介绍苏联呼声广播电台》，《时代》1942年第52期，第29页。《北平故宫博物院关于赴苏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工作报告书》（1940年6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外交），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页。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