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美华 周敏华

【摘要】 战国之末，为拯救礼崩乐坏的社会礼制，又为儒家奠定重要传承的荀子，既以“得人心”的“王道”作为富国强兵之策，也以尊礼、法的与时俱进思想，建立符合时代的法治要求，并将维系最理想上下阶层的“德”，作为制约上层建筑的最重要依据。商鞅则与之相反，既将“王道”转成歼灭六国的最终目标，也将礼、乐教化等道德层面，随“耕战”为赏罚的“军功爵制”，及彻底解除封建贵族阶层而一并抽离。其固然迅速达成目标，但却在历史发展中迅速消亡。

【关键词】 荀子;商鞅;富国强兵;王道;军功爵制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9-006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9.02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黄冈师范学院博士基金项目“律法推行初期的重要利器——军功爵制所能发挥作用之探讨（以刘邦至吕后时期为例） （2042020002）”;2019年度黄冈师范学院博士基金项目“先秦礼法之原貌与内涵探究（2042020003）”。

“富国强兵”是战国七雄变法的共同目标，以儒家仁政爱民为立论的稷下学宫祭酒荀卿（BC313—BC238），沿袭孟子的“仁者无敌”，提出裕民才可国富;安定百姓才是“兵劲城固” ①的根基。比荀子更早，为秦孝公（BC381—BC338）主持变法的商鞅（BC395—BC338），以“耕战”为赏罚依据的“军功爵制”，将秦国百姓全推向了“民富”，使“民富”成了“国富”得以实现的关键。两人结论看似一致，立论依据和施行办法却天差地别。下文将针对二人施行“富国强兵”的殊异，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同以“王道”为治国的最高理想

（一）荀子的王道观——在得人心

“王道”是儒家所坚守的最高政治理想，王道不靠武力，是以得人心来征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