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源艳，邹楚林

（1.玉林师范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2.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西南大学分中心，重庆 400715；3.湖南教育出版社 数学教材编辑部，湖南 长沙 410007）

20世纪50年代，以埃及、喀麦隆、肯尼亚和乌干达等国的第一批留学生来华学习为契机，中非之间正式拉开了教育援助与交流合作的序幕。①梅新林：《走特色化的中非教育合作交流之路》，《西亚非洲》2007年第8期，第66—69页。在此后60余年的时间里，中非合作与交流成为中非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非洲地区也自然成为中国对外援助主要关注的对象。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显示：2010—2012年，中国共向121 个国家提供援助，援助金额为893.4 亿元人民币，其中非洲地区51国，占中国对外援助资金总额的51.8%。

进入21世纪后，在中非合作框架下，中非关系获得了全面快速发展，中非关系被定位为全方位、机制化新型战略型合作伙伴关系，中非合作与交流在机制平台下得到了更好、更全面的发展，中国对非洲援助方式、援助范围进一步扩大，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形式与内容，从学校援建、提供教育实施、接收公费留学生和短期培训等教育援助形式，向联合开展研究计划、建立学位互认的学生交流机制等双向教育交流与合作转型，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新机制。②楼世洲：《从援助走向合作：基于“中非大学20+20 合作计划”的分析》，《比较教育研究》2014年第5 期，第1—5页。

尽管中国对非洲教育援助与合作交流的形式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内容也日趋丰富，但依然存在一些短板与不足。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③T.Yuan,“Diploma serves diplomacy：China’s‘donor logic’in educational aid”,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14,Vol.12 No.2,pp.87-109。贺文萍：《国际格局转换与中非关系》，《西亚非洲》2000年第5期，第22—27页。滕珺、李笑旭、陈柳：《中国：一个新兴教育援助国的历史基础与未来挑战——基于“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批判性文献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7—30页。，中国对非洲教育援助与合作交流主要方式可做如下划分（见表1）：

由表1可见，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交流包括6种方式，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基本实现了公民教育的全方位覆盖。但是，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交流暂时还未涉及教育顶层设计、课程标准开发与教材编写，尤其在基础教育领域，无论是合作方式，还是内容形式，都显得比较单薄。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出以及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文件的颁布，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交流将进入新的阶段。

表1 中国对非洲教育援助与合作交流的方式分类

一、21世纪中国与非洲教育合作交流的新阶段

2016年10月，教育部颁布《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文件，实施“丝绸之路”教育援助计划，明确指出要发挥教育援助在“南南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沿线各国优质教学仪器设备、教材课件和整体教学解决方案输出，跟进教师培训工作，促进沿线各国教育资源和教学水平均衡发展。

在此背景下，中南传媒集团承接了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即从顶层教育规划、教师培训、教材开发、教材印制以及ICT教师培训中心建设五个方面入手，帮助南苏丹建立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其核心是帮助南苏丹研制小学数学、英语及科学学科的课程标准和配套教材。

2018年6月，南苏丹小学数学、英语及科学学科课程标准与配套的一年级学生用书、教师用书正式出版发行并使用，这不仅是中国对外援助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创新，而且对促进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具有双重作用，同时也标志着中非教育援助与合作交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结合已有的研究结果①《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编写组：《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笔者尝试将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交流重新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1980年）：此阶段标志性事件是1956年1月，中国政府招收4名埃及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美术、哲学和农业，交流的主要形式为学生双向交流，双方教育代表团互访，以及中国向非洲国家派遣从事汉语和基础教育的数、理、化学科任课教师。

第二阶段（1981—2000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更加重视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交流。高校间的校际交流与科研合作成为这个阶段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交流的一个重要形式，中国高校为非洲国家举办各类专业研修班，同时帮助部分非洲国家的高等院校进行学科建设和实验室建设，并派遣专业教师前往任教。

第三阶段（2000—2015年）：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一次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进入第三个阶段。本次论坛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两个重要文件，成为推动中非全方位和各领域友好合作的重要指南，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呈现出多主体、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特征。①牛长松：《中国与非洲教育合作的新范式》，《比较教育研究》2010年第4期，第22—27页。职业教育培训、汉语教学，以及其他各类专业技能培训项目成为此阶段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交流的主要形式。

第四阶段（2016年至今）：此阶段以2016年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文件的颁布和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的启动为标志。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着眼于国家教育体系建设与规划、课程教材开发、教育人员培训、教材教辅印刷、教育监测预评估以及信息技术平台的搭建。这种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及规划为主体的系统性教育软援助合作方式，称之为“南苏丹模式”。②张新：《我国首个教育援外项目——援南苏丹教育技术援助项目案例》，《出版参考》2019年第12 期，第102—103页。中小学课程标准与教材合作开发是这一个阶段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交流的主要形式。

上述四个阶段，除第一个阶段外，其余三个阶段都有其鲜明特点。第二阶段以中非高校校际合作交流为主，聚焦于高等教育领域；第三阶段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聚焦于职业教育领域；第四阶段以开发设计中小学课程标准、教材为主，聚焦于基础教育领域。至此，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交流已经实现对非洲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全方位覆盖。

二、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实施的战略意义

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的重要价值不只局限在教育领域，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领域。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国际合作交流愈发频繁和紧密，文化与教育援助、合作交流更加密不可分，尤其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因此，无论是从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宏伟目标为出发点，还是从提升国家软实力为终极目标，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对促进我国教育国际化进程都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一，援南苏丹课程标准和教材开发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约瑟夫·奈于1990年提出，他认为，国家的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大类，硬实力指军事等强制力和经济实力等诱惑力；软实力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政治议程的控制力。③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153页。要增强一国软实力，就要提高其文化的“全球普及”程度，这就有赖于文化的“扩散”和“广泛传播”，只有当这个国家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行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算是真正提升了。④蒋晓丽、李建华：《文化软实力与传媒软实力——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发展的思考》，《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106—110页。课程标准与教材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扩散”和“广泛传播”的媒介。借助援外课程标准与教材等纸质媒介传播渠道，可以让更多的非洲国家学习到中国文化，接触到中国先进的教育理念，从而提升中国在南苏丹乃至在非洲的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感召力，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

其二，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实现了中国对外援助在基础教育领域中的突破。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援助一直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援助、农业技术等硬实力类型方面，而在课程标准、教科书开发与设计方面存在空白。与发达国家成熟、完备的对外援助体系相比，我国对外援助体系尤其在基础教育领域还不够完善。南苏丹小学数学、英语及科学三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制补全了我国对外教育援助体系的短板，不仅满足了南苏丹实际发展需求，打破了以欧、美、日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增强了我国对外援助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同时也有助于我国对外援助理论体系的完善，对进一步开展中非教育援助与合作交流极具借鉴意义。

其三，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有助于改善南苏丹的教育条件，提升南苏丹基础教育质量和公民素养。南苏丹共和国，简称南苏丹，于2011年7月通过公投，脱离苏丹共和国，成为非洲大陆第54 个国家，总人口约1200万，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其道路、水电、医疗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严重缺失。南苏丹在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排名中位列倒数第二①全球多维贫困指数（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由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项目开发。2018版全球多维贫困指数由三个一级维度（健康、教育、生活水平）和10个二级维度（营养、儿童死亡率、受教育年限、入学率、燃料、卫生、饮用水、电力、住房和财产）组成，旨在评估贫困的性质和强度。，80%的人口属于极度贫困，每天消费不超过1.5美元，是全球最为贫困国家之一。②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2018:The Most Detailed Picture To Date of the World’s Poorest People,University of Oxford,UK,2018,pp.15-44.同时，南苏丹国民识字率不高，72%的成年人是文盲，学龄儿童辍学率甚至高达57%。③P.Ballon and J.Y.Duclos,“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Sudan and South Sudan”,OPHI Working Paper,Vol.93,2015,pp.3-4.此外，南苏丹还面临师资力量薄弱、水平低下（46%的小学教师只有小学学历，45%只有中学学历；60%的小学教师和48%的中学教师未经过职业培训）和教材数量严重不足等一系列问题。④World Bank,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status and challenges for a new system,Washington DC:World Bank,2012,pp.114-117.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将有助于改善南苏丹基础教育质量，提高成人识字率，促进读写算等数学基本技能的掌握及公民基本素养的提升。

三、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我国与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政府层面高层互访。中国、南苏丹教育部非常重视教育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截至2019年12月，中南传媒集团领导、南苏丹教育部官员（教育次长、总统顾问、教材处处长）已经多次互访，双方就南苏丹基础教育领域的合作开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沟通，为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为南苏丹教育提供顶层规划设计。中方为南苏丹量身定制了教育顶层规划设计，包括《南苏丹教育发展考察报告》《南苏丹教育现代化建设指南》和《南苏丹教育信息化建设指南》。这些设计主要针对南苏丹教育现状（小学辍学率高、成人文盲率高、师资力量薄弱、教材缺乏、教育基础设施落后等），结合中国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先进的发展经验，为南苏丹提供长期的、切实可行的咨询建议。

第三，南苏丹小学课程标准、教科书、教师用书的开发及教材印刷。根据教育合作计划，中方首期为南苏丹开发了小学数学、科学、英语三个科目的课程标准及一年级教科书与教师用书。以小学数学学科为例，西南大学南苏丹小学数学教材编写项目团队于2016年12月底正式启动《南苏丹小学数学课程标准》编写工作，历经81天，2017年3月21日完成课程标准编写工作并交付验收；于2017年3月27日启动《南苏丹一年级数学学生用书》和《南苏丹一年级数学教师用书》的编写工作，历经349天，2018年3月10日完成一年级教科书及教师用书的编写工作并交付验收。2018年6月首批《南苏丹小学数学课程标准》《南苏丹一年级数学学生用书》和《南苏丹一年级数学教师用书》正式运抵南苏丹，供朱巴当地小学使用，深受师生喜爱。

另外，根据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要求，基于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用书比较缺乏的情况，中南传媒集团累计印刷了120万余册的教材，供南苏丹师生使用。该教材得到南苏丹教育部高度评价，认为无论内容、排版，还是材质、印刷，其整体质量远远超过了南苏丹以往使用过的任何教材。

第四，教师培训。师资培训是人力资源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如何得到更好的使用归根结底取决于教师水平，因此中方非常重视南苏丹小学教师的培训。2017年3月，首批来自南苏丹以中小学教师为主的骨干教师在北京接受了中方培训，培训主要内容有：课堂教学案例、中国国情和基础教育的成就及经验等；2017年8月，中南传媒集团湖南教育出版社在长沙举办了数学、科学、英语三科课程标准及一年级教材、教师用书及教材特色专题教学说明培训会，总计68名南苏丹小学教师参与培训；2018年6月，中南传媒集团湖南教育出版社在长沙举办数学、科学、英语三科教师培训会，培训会主要向南苏丹30名教师介绍如何使用课程标准、教材及教师用书。

第五，建设ICT 教师培训中心。2018年1月，南苏丹首批教师在中南传媒集团天闻数媒援建的朱巴ICT教师培训中心接受教育信息化培训。

四、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的经验启示

南苏丹小学数学、英语、科学三科课程标准及配套教材研制是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完成这三科的课程标准及对应一年级学生用书与一年级教师用书的研制与编写工作，其编写质量、理念得到了我国商务部、南苏丹教育部以及中南传媒集团的高度评价。总结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所取得的成就，其成功经验有以下几点：

（一）课程标准与教材编写团队经验丰富、阵容庞大、实力雄厚

南苏丹小学数学、英语、科学三科课程标准及配套教材编写团队均是由相应学科课标、教材具有丰富编写经验的一线教师、教研员以及学科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组成。以小学数学学科为例，西南大学南苏丹小学数学教材编写项目团队负责人宋乃庆教授曾经主持编写8套中小学数学教材，多次参与教育部中小学数学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审议，曾主持教育部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多项，在中小学数学课标、教材编写与研究领域具有丰富经验。此外，项目团队组依托高校教师、教研员和小学一线教师组建了经验丰富、结构合理、高水准的编写、审读及翻译团队，有多达22名成员编写过多套中国小学数学教材以及《小学数学文化丛书》《数学文化读本》等。

（二）顶层设计，精心规划

为了编写高质量的课程标准与教材，编写团队对课标与课程设置进行了精心设计和科学规划。如，小学数学编写团队结合南苏丹教育基本现况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未来发展需要，围绕国际数学改革最新进展，国际数学课程比较研究，南苏丹国情、学情和校情分析，南苏丹原有课程标准、大纲、教材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课程理念、课程目标、编写原则等，用于指导编写课程标准与教材。

（三）坚持“受援国主导、平等互利、应取所需、分享合作”的合作交流机制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核心在于加强非洲自身能力建设，提高非洲自主发展的能力，使非洲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①牛长松：《中国与非洲教育合作的新范式》，《比较教育研究》2010年第4期，第22—27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也为了更好地契合中国对非援助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内涵式转变需要，项目组非常重视南苏丹在教材研制与编写领域“自身造血机制”的培养，即在编制过程中以南苏丹教育发展战略为主导，充分考虑南苏丹的实际需要，与南苏丹教师合作开发课程标准与教材，分享经验，为最终实现南苏丹教师独立自主研发本国中小学教材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教材编写与合作交流机制丰富了中国对非洲进行援助的理念。

（四）注重适切性，全面与南苏丹本土文化接轨

教材质量高低取决于其适切性程度及实际使用效果，南苏丹小学数学、英语及科学课程标准、教材编写尽量契合了南苏丹文化，当地与学校的实际情况、教师水平及学生身心发展相贴近。项目组立足开发具有“本土气息、特色鲜明”的高质量教材，具体采取措施有：（1）人物形象（肤色、发型、服装等）、姓名，全部来自南苏丹当地；（2）依据南苏丹的专家和老师的意见绘画和设计教材中建筑（校园、居民住房、教堂等）、日常用品（生活用品、公交车、教学设备等）的图片；（3）邀请南苏丹相关领域专家提供当地特色的动植物名称及图片等，以此增加南苏丹教师和学生对教材认同度，增加其民族自豪感。

五、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

尽管前期课程标准与教科书的研制和编写工作赢得了南苏丹政府、中国商务部、中南传媒集团的一致好评，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后续项目的合作开发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实地调研、数据搜集面临风险。由于南苏丹刚独立不久，国内民族宗教矛盾冲突还未能彻底解决，政府与反对派势力小规模冲突依然存在，加之南苏丹基础设施落后，医疗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因此中方到南苏丹实地调研、搜集数据时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风险和健康隐患，这对于后续2～8年级小学数学、英语及科学教材与教师用书的编写形成了严重挑战。

第二，援助有效性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有效援助成了国际发展援助中最重要的议程之一。①郑崧：《有效援助议程下的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比较教育研究》2011年第12期，第50—54页。只有有效援助才能实现援助的基本目的，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南苏丹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推动国家的发展，赢得国际社会对援助的认可。尽管南苏丹独立建国，政府与反对派实现和解，但局部冲突依然时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援南苏丹小学课程标准、一年级学生用书与一年级教师用书如何确保能被南苏丹教师、学生真正使用？如何确保援助的有效性？这一系列问题有待多方建立健全监督、沟通和协调机制才能得以解决。

第三、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交流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局限性。目前在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领域，国内相关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及个案研究法，在研究性质上仍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定量研究和田野调查。②滕珺、李笑旭、陈柳：《中国：一个新兴教育援助国的历史基础与未来挑战——基于“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批判性文献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7—30页。未来南苏丹小学数学、英语及科学的课程标准、教材乃至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领域方面的研究如何进行定量研究？如何使得研究更加细致反映出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