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启

【摘要】 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礼与仁是其中的核心，孔子的“仁说”和“礼说”，深度彰显了人道精神和礼制精神，后者和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制度相互对应。人道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其无论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都十分适用，而秩序和制度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孔子思想中的礼与仁，都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髓，唯有精准掌握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传承和发扬儒家传统思想，使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关键词】 孔子;思想;礼;仁;关系;分析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7-004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7.013

孔子仁学思想和礼学思想均是儒家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仁是孔子认定的基本道德准则，是国民需要遵守的基本理念，而礼则是基本的行为规范，要求各个阶层的人都应该做到言行举止得当。仁与礼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关系：若一个人可以主动遵循社会规范和秩序去做事，那么就表明他怀有一颗爱人之心，这便达到了仁的要求;若一个人违背了礼的要求，不根据礼的规范去为人处世，那么就不能达到爱人的境界，也不能将其称为仁者。

一、孔子思想中的“礼”

（一）起源

周公旦是周朝时期的典型代表人物，其有着制礼作乐的伟绩，是西周典章制度的主要创制者，主张“明德慎罚”，以“礼”治国。时至春秋末期，周朝制度遭受重创，各诸侯反对周天子政权，进而引发权臣杀君的历史事件。孔子针对此时朝野中种种与礼相悖的行为表示愤慨。周朝时期，“吉”“凶”“军”“宾”“嘉”等为主要内容的“五礼”备受推崇，此时孔子本人对“周礼”的态度并非全盘接纳，而是和以往的历史经验相结合，之后融入了自己的思想，通过去糟取精，最终构造了极具孔子自身思想特点的“礼”学说。

（二）核心

孔子对“礼”的观点，和传统“礼”教的刻板之处大相径庭，他认为生而为人，不单单要在乎外表的礼节，更要注重实际行为。“人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此句是说：若一个人对待周围的人和事物并无仁德之心，那么他自然就不能正确审视周围的人和事，更不能实行礼乐。

孔子本人对德治思想十分重视，提出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言论，此句所言充分体现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性，也从中看出了孔子对“礼”的重视程度。应该了解到，孔子本人非常排斥严酷的刑法，其认为要“以礼服人”，应用礼乐之道去教化于人，如此才能规范大众言行。夏商时期，统治者为了稳固统治地位、维持社会制度，发明了很多刑罚，实施过程之暴虐，天下民不聊生，最终这两个王朝相继陨落。周朝统治者上位之后，总结了商朝灭国的教训，推崇“明德慎刑”的理念，孔子极力反对滥用刑罚，并告诫季康子：“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从此句话便可看出孔子的“重礼轻罚”之心。孔子认为，统治者若想实现以礼治国的目标，第一点就是要做到“正名”，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必然难成大事，事若不成，礼乐则不兴，礼乐不兴便会殃及百姓。子路曾问过孔子：“为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答：“必也正名乎！”并且孔子还对周武王进行了评价：“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道，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正矣！”由此便体现了“正名”的重要性。将“正名”落实到政治上，就一定要做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待君臣关系时要以礼相待，对待父子关系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

（三）发展

孔子极度推崇“礼”，但却反对“法”，此处所言的“法”，仅仅是指古代统治阶级实施的刑法，孔子认为人们固然会因为恐惧刑法而不敢做出违法乱纪的行为，但是单纯地依靠刑法去治国，实则不能灭除人们的反抗之心。唯有用礼得当方可净化人的心灵，也才能让被统治者心服口服。以礼治国和以法治国的显著差别不仅仅是字面含义不同，而是维护社会秩序时所应用方法的不同。

孔子思想中“以礼治国”的社会就是一个“无法”的社会，但并不意味着“无法”社会就必定是混乱的社会，其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一种秩序，此类秩序通过长期的道德立法教化，让每个人心存敬畏之心。刑法管理主要是施压重刑以治人，而立法则是通过以礼服人而治心，使用道德的力量去感化人。若一个人违反了社会道德，那么他就会被世人唾弃，其良心亦会受到谴责。当无须再用残酷恶劣的刑法去维持秩序时，就会形成“贵贱、长幼、尊卑、亲疏有别”的理想化社会。

二、孔子思想中的“仁”

（一）起源

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仁”的人生哲学思想也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同时它也是儒家思想确立其主流文化地位的基础。孔子的“仁者人也”和孟子的“仁也者人也”均深度阐明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所以孟子将仁和人连起来说成“合而言之，道也”，此道便指为人之道，也是人生之道，更是仁的人生哲学。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哲学理念。在商朝和周朝的甲骨文中，至今仍未发现“仁”字，并且《尚书》和《诗经》中也很少提及，直至春秋时期才被很多人提起，“仁”的含义基本上都是爱人。自孔子将“仁”作为自身思想核心之后，仁除了爱人之含义以外，还有着其他层面的含义。“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这句话中的两个“仁”自分别指有道德的人和道德;“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里所说的“仁”指的就是乐观且品德高尚的人;“当仁不让与师”，这里的“仁”则代表真理。孔子对“仁”的阐述，均有力证明了孔子思想核心中的“仁”字涵盖了多重含义，虽然“仁”可以被引申为多种意思，但某种程度上和“爱人”含义均有着紧密关联性。

（二）核心

孔子哲学思想的构成，是基于当时已经提出、但依然处在萌芽状态的以爱人为主旨的“仁”，不断充实、升华，日渐完善起来的。无论“仁”的含义如何发展，均要以爱人作为出发点。孔子的爱人是从现实社会发展需求出发的，其中涵盖了实事求是的理性内容，不含有虚无主义色彩。另外，孔子从等级制的社会现实角度出发，尽管也提出了“泛爱众、而亲人”的思想，但孔子提出的“爱”是有等差的，并非众生平等。墨子就反对孔子的观点，其提出了“兼爱”的思想，但孔子的爱人思想完全符合当时封建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便在社会风俗中得到了良好的传承。尽管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但同时又提倡“为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便意味着孔子的爱人并非善恶不分，除了爱分等差，爱与恶之间也是有着明显差别的。孔子认为爱人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将爱人作为“仁”的人生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尽管说其中含有部分消极面，但积极面更为突出，正因这些积极因素存在，使得严于律己、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等中华民族光荣傳统得以世代延续。

（三）发展

首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务实精神。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认为，对于文化知识和其他社会知识，只要虚心学习、努力钻研，如此才能尽可能地学习到更多知识。但无论人的知识储备再怎么充足，也会有不懂的问题，那么此时既要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虚心向他人请教。孔子是一个十分注重实际的人，在实际生活中若碰到模棱两可的问题，他不会轻易下结论。孔子的一生都在研究“人道”，其对于人之所以为人和如何为人以及怎样处理好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见解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其次，“为学、为人、为政”的知行合一精神。孔子将学习当成一种乐趣来看待，孔子乐于学习，并一度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就是孔子学习和教学生活的真实写照。“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些孔子所发表的言论，表现出了孔子拥有着极为高尚的道德情操。孔子对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暴虐行为予以批判，并提出了以德治国理念，“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句话就表明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性。孔子仁学思想中的“为学、为人、为政”，三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统一，三者的核心即为仁，这种仁体现在真理和人生观以及世界观各个层面上。

总的来说，孔子仁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种非常伟大的思想。仁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一种忘我的、无私的精神，也是一种自强奋斗的现实态度，更是一种爱护人民的理念。

三、孔子思想中的“礼”与“仁”的关系

孔子思想中的“礼”与“仁”，二者关系实际上就是内容和形式上的关系，前者是形式，是一个框架，而后者则是内容，这两者相互补充、缺一不可。“仁”需要通过“礼”才能表现出来，而“礼”则是对“仁”的约束，若一个人可将“仁”内化于心，那么他在为人处世时就会让人觉得他是一个知礼的人，这是由心而发的一种“仁”的行为，而并非做作。若仁未发自于内心，那么礼就荡然无从，若失去礼的规范，那么仁就会显露出自然性情，尽管率真，但却难免为乱。仁的终极主张并不是以法律为重，孔子学说中的“天下为公”，是天子一家的天下，其实这也表明了“礼”的重要性。从“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角度去分析，可以看出“礼”是达到“仁”的目标的一种渠道，孔子曾将礼比作出入房屋所必经的门户，“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便阐述了一个正常人不能出不由户，更不能行不由礼。唯有知礼，仁才能从内在德行变为外在美德，也只有形成外在美德，那么一个人才能拥有完美的品格。一个人若是脱离了“礼”，那么就无法“成仁”，只有礼和仁相互结合，才能造就高尚品德。

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从这句话可看出孔子本人十分在乎“仁”，礼虽然十分重要，但有时会给人带来一种僵硬之感，而仁则恰如其分得起到了一个缓和的效果，进而使得人际关系变得更为融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段对话表明了人唯有具备了发自内心的真性情，才能形成仁心，也才能行礼。但孔子并未轻视礼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反而让“仁”的发现为“礼”提供了强有力的根据。另外，孔子谈论过自己对管仲的看法：“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这句话是说管仲破坏周礼的行为不可原谅，管仲本人尽管不遵从“礼”，但从大的方向去看，管仲却做到了“仁”，而孔子推崇“仁”，并从大局利益出发考虑，认为如果没有管仲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人均会沦为蛮夷。

内心存“仁”并不代表着这个人就是圣人，拥有“仁”只是成为圣人的基础，是成圣的必备条件之一。若内心无“仁”的话，必然不会成圣、成贤，也不到遵从“礼乐”之道，因此孔子提出了“绘事后素”的理念，认为只有具备了洁白无瑕的质地方可画出最美的图画，并且孔子在“刚、毅、木、讷近仁”和“巧言令色鲜矣仁”等言论中证实了人的真性情和社会公益之间存在冲突，所以凡事仅靠真性情的话是不能完美处事的，再有就是孔子认为“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真性情要细心雕琢才能成大事。由此，孔子便引出“中”的重要性。

“中”是对真性情最为极致的表达，孔子认为“质胜问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若过分突出本身的真性情，就常会忽视和社会伦理纲常的结合，自此便不能显示出自身的文化素养，亦会伤及他人，但过分突出社会伦理纲常那么就会陷入俗套，为人做作。唯有将社会伦理纲常和真性情相互结合起来，才称得上是尽了做人之道，也才能成为谦谦君子，但二者综合后形成的“中”，普通人难以达到此种境界。孔子对此表示遗憾：“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族久矣。”但之后又说：“不得中行与之，必出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所不为也。”这就表明了虽然狂狷之人有悖于中道，但他们却有着自身的原则，所以任何事都能做到真性情，凡事以真性情为先，其可以在学习“礼”的过程中慢慢地靠近“中”，但那种不敢面对自己的真性情、一味讨好他人的人才是无药可治的。由上可知，“礼”固然重要，但“礼”的僵硬和被动却显露无遗，“礼”能否真正地成为现实，关键点在于一个人是否有仁义之心、是否有人性情。由此，孔子便提出了“为己之学”的思想理念。

孔子认为，生而为人，最重要的是为己，不能荒废掉自身的真性情，这是活着的第一奥义。在孔子眼中，尊敬父母、爱戴兄长、对国尽忠，这些都是人最为朴实的情感。按照此类真性情去做，便可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孔子学徒子夏转述了他的思想：“贤易色，事服务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句是指颜回可以做到真性情，孔子称赞其好学，子夏还说：“弟子入則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句是指唯有如此去学才最有意义，学习是为了更好地为己、成己，要和己相结合去学，若为了加官晋爵、声名显赫便会害己，亦不能成己，也会让自己的真性情流失。

孔子认为，人生下来由于都是人类，所以各自的真性情实则是相同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性情，只有强弱深浅之分，并无本质差别。有的人有敬爱父母之心，别人也有;有的人有兄弟之情，别人也有;有的人有色食之欲，别人也有。因为后来的传习，才会让人的性情变得千差万别。一些人的真性情得以弘扬，而另一些人的真性情却流失了，孔子理念中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表明了当人在表达真性情时也需要考虑他人的真性情，尽管有人受到外界诱惑而使自己的真性情被蒙蔽，但内心深处却仍有残存，不能为了表达自己的真性情而去重创他人的真性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诠释了自己在表达真性情时需要换位思考，因为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真性情的诉求，尤其是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情更不能强加于人。

四、结语

孔子思想中的“仁”和“礼”，前者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后者体现了礼制精神。人道主义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秩序和制度则是建立文明社会的重要基础，所以当代国人要继承和发扬孔子“仁”“礼”思想，唯有将这种思想内化于心，才能宽容待人、以礼服人，也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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