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姝

1880年夏天，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命令，授予女性独立行医的权利并允许女医生佩戴胸牌，以唤起那些不服从女医生指令的男医士的尊重。戴胸牌的主意是安娜·莎巴诺娃（1840—1932）提出来的，她是俄罗斯女权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女德学校占据俄国女性教育的主流时期，她就下决心要当一名医生并且达成所愿。正是在她的努力下，俄国女性赢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以及后来的选举权。

“生活中经常遇到很多女性，她们天生比男性聪慧。然而直到今天，妇女在脑力劳动中仍然扮演着卑微的角色，因为强权主义剥夺了她们个人发展的途径，也剥夺了她们追求发展的动机。”1863年，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长篇小说《怎么办》中借缝纫工厂女厂长韦拉·巴甫洛夫娜之口说出了这番话，两年后这部被称为“俄罗斯帝国头号敌人”的小说被禁。这部著作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单人牢房中用4个月时间写成的，而时年23岁的斯摩棱斯克私人寄宿女校毕业生安娜·莎巴诺娃（她到莫斯科来是为了参加男子中学课程的毕业证考试）读到了它的手抄本。俄罗斯女权运动的一位领军人物就这样出现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因批评农奴制度、被疑策划农民革命而被捕入狱。受其思想影响，革命团体伊舒京小组（该小组领导人尼古拉·伊舒京是民粹派分子、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鼓动者）幻想发动一场农民革命，他们创建了工厂，为贫困家庭子女免费开办学校和图书馆，并为争取女权而战，主要是争取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吸引莎巴诺娃的正是这一点，她是俄罗斯最早接受正规中等教育的一代女性，当时她想成为一名医生。

1857年俄罗斯才有了第一批女子学校，但其课程设置跟男子中学有很大差别。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女孩子应该学习女红，而不是科学知识。1863年人民教育部史无前例地向全国大学征求意见：能否允许女性进入大学上课并参加考试，进而获得跟男性同等的学术学位。结果23所大学反对，只有两所大学——基辅大学和哈尔科夫大学——赞成。

当时的莎巴诺娃已经迅速成长为伊舒京妇女分部的领袖，并致力于开展启蒙运动。她不停地给大学写信，要求允许女性就读。而她在革命团体的战友则更倾向于采取激进的斗争方式：1864年他们参与组织了雅罗斯洛夫·东布罗夫斯基（波兰起义的组织者之一）越狱事件，1865年试图策划车尔尼雪夫斯基越狱，1866年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遂。朝沙皇开枪的是伊舒京分子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他原是喀山大学法律系学生，因参与大学生运动被开除。卡拉科佐夫认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能够推动社会革命的进程。行动失败后，小组的很多成员身份暴露，2000人入獄，32人被判刑，卡拉科佐夫被绞死，伊舒京在施吕瑟尔堡要塞精神错乱，无辜的莎巴诺娃在关押了6个月后被遣送回斯摩棱斯克。这次事件之后莎巴诺娃不再加入任何小组，她更喜欢跟女性同伴一起自行创立组织，在法律框架内开展工作。

“数十名年轻姑娘为了挣脱家庭的樊篱不得不求助于缔结虚假婚姻，因为婚礼之后她们就能从丈夫手上拿到暂住证，然后就可以去国外念大学，从而解决无法在国内就读的难题。但是如果没选对丈夫，就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导致不幸的结局。”莎巴诺娃在描述19世纪60年代末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俄国姑娘的境遇时写道。她自己不打算用假结婚的方式解决问题，并在斯摩棱斯克找到了一些跟她志同道合的姑娘。1868年初她的倡议小组已经有了63个想上大学的女孩儿。

莎巴诺娃是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找到这些 “同盟军”的，这反映了当时俄国女性追求受教育权的热情普遍高涨。1868年5月，圣彼得堡大学校长卡尔·凯斯勒接到一封要求为女性开办大学课程和培训班的请愿书，400名女性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包括作家叶夫根尼娅·孔德拉季、玛莉娅·特鲁布尼科娃和社会活动家娜杰日达·斯塔索娃。叶夫根尼娅曾于1868年1月携请愿书参加俄罗斯第一届自然科学家大会，指出了女性接受系统教育的必要性；玛莉娅和娜杰日达是妇女出版互助会的创始人，致力于保障女性知识分子的劳动成果（写作、出版、翻译、装订等）。虽然这么多杰出女性首次联合起来递交了一份如此具有代表性的名单，但负责审查请愿书的仍然是男性——圣彼得堡大学植物学系主任安德烈·别克托夫（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的祖父），要办成这种事没有一位有影响力的男性参与是不行的。

凯斯勒把请愿书交给人民教育部部长德米特里·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满足了女性的要求。第二年彼得堡开办了阿拉尔钦女子学院——女性可以在这里学习俄语、物理、数学、化学、植物学、地理和教育学。此后，弗拉基米尔女子学院、莫斯科鲁宾斯基学院也相继开办。这些女子学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毕业生也无法从事医生、律师或中学教师的职业，但第一批女子大学却是在此基础上创办起来的。

莎巴诺娃需要用钱——出生前她家就破产了——因此她想找份工作。1871年，她来到芬兰赫尔辛福斯（今赫尔辛基）亚历山大皇家大学考察，这里是俄国女性唯一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地方。路费是她靠做翻译和家教赚来的。打听了入学条件后，她开始学习瑞典语并上了尸体解剖课，还跟医学院的男学生一样得到“全优”分数证明，之后便进入一年级学习，成为那里唯一的女生。当时全世界都认为行医“不是女人该干的活”：1866年开始接受女性学医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就曾惹来非议；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克拉克也郑重其事地警告公众，那些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女人脑袋会变大、身体会变弱、容易得消化不良；英国于1876年通过了允许女性从医的法令，但是接受教育不等于能够找到工作。

莎巴诺娃在芬兰学习的两年十分艰辛：每年夏天她都得回俄罗斯赚学费，以便继续学习。1872年当得知圣彼得堡外科大学有“助产士培训班”时（这里毕业的女性允许行医），她立刻决定回国，进入大二学习。

“助产士培训班”的课程设置具有实验性质，学制4年，用的是压缩教程，即不教授古代语言，外科、神经病学和眼科课程都被简化，主要是为了适应产科、妇科和儿科疾病的治疗。不过任课教师都是名副其实的（但受官方冷落的）医界精英和教育专家。问题还是在于这些女生的社会地位得不到认可：培训班毕业后，她们只能得到没有职业称谓的临时学业证明，名字也不能列入有权行医的医生名单。职业身份的不确定性，导致女医生的前途完全取决于各种偶然因素和官员的心情。毕业后她们只能当助产士和医士，而且同样困难重重，这让莎巴诺娃十分恼火。好在“助产士培训班”的学习使她的一项重要才华展露出来，那就是与官僚主义作斗争。

培训班毕业后，专攻儿科学的莎巴诺娃作为特例被任命为彼得·奧尔登堡王子儿科医院主任医师卡尔·劳赫福斯教授的助手。她在尼古拉军事医学院跟医生培训班的女学员一起完成了儿科实践课程的学习，1878年又在劳赫福斯的领导下当了一名自考医生。与此同时，她还在女子中学和斯摩棱斯克大学学习卫生学课程，并开办了私人诊所。据她的同班同学、犯罪人类学专家普拉斯科维娅·塔尔诺夫斯卡娅回忆，莎巴诺娃是一个“时髦医生”。

“时髦医生”莎巴诺娃的全部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社会活动和根除不平等制度的斗争。在劳赫福斯的支持下，她开始向上层权力机关发起进攻：先是请求军事医学院授予女医生住院医师的头衔，后来又在1880年提议佩戴“女医生”胸牌，目的是引起那些不听从女医生指令的男医士的尊重，在形式上表明女性教育地位的优先权。这一建议意外得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支持，他签署的命令成为当时俄国唯一承认女医生地位的文件。然而1883年当局又采取了一项倒退措施：在时任外交部长德米特里·托尔斯泰的建议下，“女医生”的称谓给改成了“专业助产士”，这在形式上降低了女医生的职业等级。同年，莎巴诺娃争取到跟御前大臣伊拉里翁·沃罗佐夫见面的机会，并向他递交了一份呈文，解释了女医生无法接受“专业助产士”这一称谓的原因，这是“对她们工作业绩的贬低，与事实不符”。一个月后，托尔斯泰的决定被撤销，莎巴诺娃将之称为“面对俄国最强大部门赢得的胜利”。这一天比欧洲开办第一所女子医学院早了14年。

19世纪80年代初，莎巴诺娃着手为低收入家庭患者筹建儿童医院。1883年，她在加特契纳成立了儿童慢性病治疗诊所并担任领导（后来在莫斯科有了第二家类似的诊所），这一时期她还开始建立儿童慢性病滨海疗养协会（第一家疗养院于1897年开业），并为罹患肺结核的儿童制定门诊治疗方案（1900年门诊部开业）。

1895年，莎巴诺娃结识了俄国首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女性玛莉娅·别扎布拉佐娃和作家兼革命家亚历山德拉·雅各比，并加入了俄国女性互助慈善协会监护委员会，该协会是十月革命前俄国女权运动的主要平台之一。20世纪前，该协会只为女性提供物质援助。莎巴诺娃跟朋友们一起在彼得堡开办女子宿舍、幼儿园、图书馆、互助基金会和工作安置中心等。很快她就发现，仅靠解决个别问题无法改善妇女的境遇，她们必须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于是莎巴诺娃踏上了争取女性选举权的征程。第一件事就是要告诉全世界，有多少女性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满，并且表明女性争取合法权益的坚定信念。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召开代表大会。

慈善协会成员给自己起名叫“平权女性”，她们到处游说，希望在1902年召开俄罗斯妇女政治会议，然而3年后才得内务部部长的允许，并且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官方规定这次大会只能以慈善为目的（政府坚持认为，受教育是女性能够获得的唯一社会权利）；大会要在夏季召开（淡季）；不能有外国女性参加（当局特别害怕艾米琳·潘克斯特来开会——她是女权论者兼妇女社会政治联盟领袖，经常在英国议会抗议）。莎巴诺娃和她的团队同意了所有条件，并确定了会议日期为1905年7月1日。然而在大会召开前一天，彼得堡总督德米特里·特列波夫又提出了一个新要求——预审大会的所有报告。结果大会未能开成。

一个月后，尼古拉二世签署诏书批准成立俄罗斯国家杜马，这么一来俄国女性参与选举的事又有了新希望，但希望很快就破灭了：12月11日颁布的选举法规定，女性不得参加选举。莎巴诺娃终于发现，期待自上而下改革选举制度是不可能的，只能靠女同胞自己去争取。在莎巴诺娃的倡议下，1906年慈善协会内部成立了妇女选举权分部，并在法律工作者的援助下制定了法案，要求保障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和公民权，包括夫妻分居的权利、单独拥有个人证件的权利、享有平等的遗产继承权以及妇女有权参与土地自治等。她们还重新考虑了召开代表大会一事——1908年莎巴诺娃成功组织了投票表决活动。此时她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社会活动家了。

“女性要想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成为一支真正的力量，只能靠有组织的妇女运动这个唯一的途径来实现。”莎巴诺娃写道。她领导了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并挑选了两个助手：一个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位军事总检察长的妻子安娜·菲洛索福娃，另一个是贝斯土热夫女子学院创始人之一、女作家奥莉加·莎皮尔。

首届全俄妇女大会于1908年12月10日在彼得堡国家杜马亚历山大会议厅召开。会议为时6天，盛况空前：全国1053名女代表齐集首都，立宪民主党唯一的女代表阿里阿德娜·特尔科娃发言，革命女工小组领袖亚历山德拉·科隆泰伊不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反对出席了大会，多家报纸对大会进行了报道。大会讨论了四个议题：俄国妇女在社会各界的活动、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的经济地位和伦理问题、妇女的政治和公民地位、女性在国内外的教育。这些女性代表基本上来自俄国平民知识分子阶层，平均年龄30岁以上，大多受过教育。大会通过了20多项决议，涉及方方面面内容，如女工保险、母婴保护、婚姻法、政治权的变更等等。为庆祝大会闭幕，还组织了一场没有酒精饮品的汽水宴会。

4年后，莎巴诺娃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俄抵制买卖妇女大会和第一届全俄妇女教育大会。1912年她被任命为全俄妇女总工会副主席，1913年她在国际妇女委员会中担任同样职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莎巴诺娃将政治活动跟她创办的第一家儿童医院的工作结合起来，在全俄城市慈善联盟任职并积极帮助难民。1917年她再次将目光转到妇女问题上来。3月19日，4万名妇女走上彼得格勒街头，要求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时年75岁的莎巴诺娃也走上涅瓦大街。4月15日临时政府宣布，俄国男女公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至此，俄国女性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画上了句号。此后莎巴诺娃退出了政治舞台，直至去世之前，她一直在劳赫福斯医院门诊部担任主治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