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某深

曾纪泽是第一个熟练掌握英语并在英国重要杂志发表文章的晚清著名外交官。他学习英语的故事，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从闭关锁国到逐步融入国际大家庭的艰难历程，对今天人们提高学习英语的认识亦不无启示。

早期中国驻英、法、美、日的公使虽然都是翰林出身，中学造诣很深，但几乎都不懂英语，只有曾纪泽例外，其《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披露了他苦练英语的情况。从出国之前到回国，他经常阅读英文书报：

翻阅英国大字典。（4，1，3：表示光绪四年一月三日的日记。下同）

看西人教中书。（4，1，10）

看西国经良久。（4，1，12）

看西洋新闻纸。（4，2，14）

看英人小说。（4，7，10）

看《英语入门》良久。（4，8，14）

阅上海曹润甫所著《英字入门》。（5，1，9）

阅英人启蒙文字良久。（5，3，4）

看西字新报良久。（7，5，29）

看英文《中国记》。（10，9，1）

看吴子登所著《翻译小补》。（10，9，15）

阅英文寓言。（11，5，2）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其日记，是因为从中可看出他学习英语是持续不懈的过程，同时也可看出他读过哪些英文书及其英文程度。至于其学习英语的劲头，从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初一出门拜客时“舆（轿子）中看英文耶稣书甚久”即可见一斑。

不过《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并不完整，《曾纪泽日记 》（岳麓书社1998年版）系经过曾氏亲自校改、增补的本子，和《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相比，此日记的内容要丰富一些，例如光绪四年九月十七日增补的文字是：

伯行（按：指李鸿章子李经方，光绪中亦随使德国）聪慧绝人，从朱静山暨白狄克学英文英语，甫期年已能通会，再加精进，必可涉览西书新报之属矣：西文条例虽极繁密，然于空灵处，轻重分寸不甚入细，故较华文为易。子弟口齿明亮者，塾课之暇，日令兼肄西文，三五年便可通晓，亦有益之学也。伯行志意专笃，手操铅笔，口诵《话规》，孜孜不倦。初时甚自隐秘，惟余与吴挚甫知之，近日李相始有所闻。余劝相国因延师而教之，以成其志。昔年吴子登太史口不能作西音，列西字而以华音译读，是为奇法，其记悟亦属异禀，非人人所能学也。余能西音，然在湘苦无师友，取英人字典钻研逾年，事倍功半，又年齿渐长，自憾难记而健忘，一知半解，无可进矣。深愿友朋年富而有志者，相与勉焉。

这段话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一、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也开始学英语了；二、前文提及的著《翻译小补》的吴子登虽不能说英语，却通过用汉字给英文注音的方法学会了英语；三、交待了自己当年在湘是如何凭借字典学习英语的。

深居宫中的慈禧太后也对曾纪泽学英语有所耳闻。出国之前，曾纪泽晋见慈禧太后，两人有如下对话：

问：“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

对：“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较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

问：“通行语言，系英国的？法国的？”

对：“英语为买卖话。外洋以通商为重，故各国人多能说英国话。至于法国语言，系相传文话，所以各国于文札往来常用法文。如各国修约、换约等事，即每用法文开列。”

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

对：“臣虽能通识，究竟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

曾纪泽的外语水平究竟如何？从日记看，是英语笔译熟练掌握，他教弟弟英文，用英文写请帖，阅读英人海尔柏尔塔吉尔师所译《聊斋志异》数段，可证明其英语水平实属了得。但口语欠佳，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初二日出席伦敦市长的宴请，头天曾纪泽就将使馆翻译马格里拟的英文答谢辞用汉语注音，反复练习，次日又练习多次，说明他还没有达到用英文即席演讲的程度。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记载，出国之前，曾纪泽给众多外国友人写英文书信请教：

写西字函致德子固。（4，1，4）

写西字函致祁罗弗。（4，1，8）

写西字函致丁冠西。（4，1，15）

写西字函致梅辉立。（4，1，26）

写西字函致德国翻译官阿恩德。（4，4，6）

上述诸人均是在北京非常活跃的西方人士。其中德子固即德贞（1837—1901），1860年来华，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梅辉立（1831—1878）為英国汉学家，曾将《聊斋志异》翻译成英文，梅辉立去世后，曾纪泽还曾写信给伦敦的梅辉立妻子表示哀悼。丁冠西即美国人、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曾纪泽出国之前，因考虑携带内人在国外参加应酬活动不便，特地写信向丁韪良和法国驻华外交官法兰亭请教：“写西字函致丁冠西，因内人将随同出洋，恐酬应诸多不便，将先往拜丁君之夫人，一问礼也。”次日日记，“偕内人至丁冠西之夫人处，坐极久”。十月十五日记：“写一函致法兰亭……论中国之礼，男女远嫌，不相拜谒，不共宴会，与西人礼节迥异。请其函商法国议礼大员，彼此商定规矩，勿以西礼责诸华人也。”法兰亭后来还被曾纪泽聘请为驻法使馆翻译，随同曾上任，在前往法国的船上，曾纪泽向法兰亭学习法文。法兰亭在法国结婚时，还请曾纪泽当证婚人。

从《曾纪泽日记》看，光绪三年（1877年），也就是他出使英法前一年，作为一种练习外语的手段，他创作了多首“中西合璧”诗。赠予的对象有中国人（光绪三年六月初六的日记说，“作中西合体诗一绝送宝渠”），更多的则是外国人，包括英领事达文波、傅兰雅、船主（巴特生）、美国参赞大臣何天爵、德子固、丁冠西、梅辉立、必利南等。

曾纪泽向这些外籍友人赠诗时，都亲自将诗作缮写在宫扇上。这些“合璧”诗虽然在其诗集、《日记》中均失载，但有两位受赠人对曾氏赠送的诗扇非常珍视，将曾氏诗作收录于各自著作中，并附上诗扇的照片。其一是何天爵。他撰写的The Real China-man于1895年在纽约出版，其中译本《真正的中国佬》（鞠方安译，1998）第三章“中国的语言”述及他与曾纪泽共同经历的一段海上旅行，而曾氏送他的合璧诗正与那次旅行有关。其诗云：

黑洋渡尽海潮红/与子高谈市舶中/纨素新诗君握取/雪泥指爪认飞鸿

这首诗写在宫扇的右半边，其左半边则是该诗的英译（英文诗略去）。何天爵在引录曾纪泽英文诗时曾有评论，说“也有一些词不达义和语法方面的问题，但它仍然能够基本上准确地表达出原汉语诗文的含义”。

另一位就是丁冠西。丁氏回忆录《花甲忆记》引述了曾纪泽送他的合璧诗，并附了曾氏手书该诗的宫扇照片。宫扇右边是其中文部分：

学究三才圣者徒/识赅万有为通儒/闻君兼择中西术/双取骊龙颔下珠

下钤阳文“毅勇嗣侯印章”。宫扇左边是英文部分与落款：“中西合璧诗一章奉赠丁冠西先生雨正。承袭毅勇侯曾纪泽劼刚拜手（印）”。

曾纪泽这些英文诗，早已引起一些人的关注。毕树棠看到何天爵的《真正的中国佬》的上述章节，在1935年就写了一篇《曾纪泽的英文诗》，对曾氏的英语水平加以批评，说：“根本不通文法，不明助动词的用法。这样，散文都不能下笔，怎么竟作起诗来呢？”还感慨：“曾纪泽是清末外交界有名的人物，曾办过几件著名的交涉，据说是通西文的，原来如此！”（《人间世》）。其后钱锺书也曾注意到曾纪泽的中西合璧诗，他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评论说：“曾纪泽作得很好的诗，又懂英语，还结合两者，用不通的英语翻译自己的应酬诗。”（《七缀集》）

虽说钱锺书嘲讽曾纪泽“用不通的英语翻译自己的应酬诗”，但毕竟这是早期中国人学习写作、翻译英文诗的真实记录，通过这些诗还可以考察曾纪泽的外国“朋友圈”，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因此将来重新整理曾纪泽诗文集时，应该将它们收录进去。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光绪十年（1884年）闰五月二十一日记：

将傅澧兰所作之诗译成七绝四章。

傅澧兰（1814—1892），英国诗人、翻译家。曾纪泽第一次见到傅澧兰，是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至驻德公使李凤苞在伦敦寓所赴宴，日记载：

同席有英之诗人傅澧兰，谈吐甚有风趣，其人立志欲取各国从军之诗译为一书，将使人触目警心，胜残去杀。愿虽难偿，而其心可嘉。又以中国训诂、声音之学相问，为略举六书之要旨及篆、隶、章、草相嬗之源流与双声、叠韵、音和、类隔之大端以告之。

在曾纪泽眼中，傅澧兰不仅风趣，而且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他和傅澧兰一见如故，此后两人交往颇多，甚至他到俄国谈判，身上就带着傅写给英国驻俄公使的推荐信。

曾纪泽翻译的傅澧兰诗，实际为七绝五章，而不是四章。这首诗名为《咏技艺》，译作刊载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第19卷第1期，出版时间为1887年1月，近年被到英国访学的宁波大学教授尹德翔发现。现摘录其一、三两章，以见一斑：

精能技艺妙通神/美质姱容牖性真/竟扫积年尘俗虑/只缘天性乐清纯

更有佳音动性灵/欢情慧觉起冥冥/此时雅韵生豪兴/天籁初从管外聆

首先，英语使曾纪泽在应酬和外交场合如鱼得水。

有西人以姓名求译为华音而书之者，为写篆、楷两式而诠解之。（5，2，30）

写（英国）外部尚书葛兰斐尔夫人册叶一副，语云：“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克勒（應为“勤”）有功，自强弗窳。”译为英文诗四句，以英字缮之。又写汉、英文年月款识，良久乃毕。（11，2，4）

至伦敦大书院舆地会，听教士马嘉谛宣讲游历四川、贵州、云南之事。（5，闰3，8）

“伦敦大书院舆地会”，应该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该会经常举办一些地理发现、探险的报告会。之前的驻英公使郭嵩焘也多次受到邀请出席此类活动，由于郭不懂英语，所以一般是派翻译出席，回来后再将内容复述给郭，郭再记入日记中。

曾纪泽还曾与英国博士罗尼讨论中国训诂学，但因罗尼不会中文，彼此便用英语交流。

白乃多为巴西驻英公使，多次和曾纪泽接触，想引进华人到巴西。可惜“白乃多之英语不甚熟练，余与清臣（驻英使馆翻译马格里）皆不全懂（5，3，26）”。

熟谙英语在外交场合作用非小，曾纪泽记光绪六年七月十七日觐见俄国沙皇，“俄皇以英语与余闲谈数句，送余出阁门”。其后俄国礼宾官员“邀余遍拜俄之随扈各大员”，而对日本驻俄公使则“漠不照应”，备受冷遇，原因是日本驻俄公使柳原前光“不能作英、法语，故各官无由与谈，又不欲屡呼译官也”。

其次，曾纪泽苦练英语得到晚清外交官的敬重与仿效。

蔡钧《出洋琐记》认为，掌握了英语，就方便和外国人交际应酬。蔡钧到西班牙任参赞后，即聘请人教西班牙文和英语。他对自学英、法语的第二任驻英公使曾纪泽非常佩服，说：

闻朝廷遣曾袭侯出使英法俄等国，每到一处，即为其人敬重，事后尤称慕弗置，则以袭侯于英法二国语言皆能通晓，与其人会晤，彼此寒暄，如出肺腑以相示，又留心于西国律例公法，遇交涉事件，必援证诘驳，殊无游移之见，虚浮之谈，故西人敬之畏之，恒以胆识兼优相推重，而不敢有所挟制把持也。

著名外交官薛福成之所以评价曾纪泽为晚清外交第一人，也是认为曾“在任八年，练习洋务，并谙言语，至今为洋人所钦慕”（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第三，外交官懂得英语，就不至于被洋人翻译所掣肘。郭嵩焘出使英国，手下四名翻译中有两名是外国人——英国人马格里和爱尔兰人禧在明。郭嵩焘不懂英语，对外发表谈话常需经马格里转致。他对此事不放心，嘱咐凤仪、德明，凡马格里翻译与自己原文不符时，应立即纠正。这二位同文馆培养的高才生谙熟英语，本来很容易监视马格里，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有时明明听出马格里歪曲了郭嵩焘的原意，却默不作声，致使有些事“马格里编造无数言语”，而郭嵩焘要讲的话“竟无一语及之”。等到报纸刊登出来，已成事实，发现了也无法挽回，气得郭嵩焘发昏。而因为曾纪泽懂得英语，又善于驾驭下属，令马格里服服帖帖，两人相处很融洽。

外交家汪大燮对此有着切身体会，其使英时适值一直负责使馆对外文牍的英人马格里退休，整个公务因无人胜任而立时陷于瘫痪，以致他“危惧之心，几于夜不能寐”。他奏请“使事非改良不可，使席非通公法通语言不可”，并以自己不通英语请求罢免。他认为使臣须精通外国语言，若“洋文一字不识，其所办者，不知所述何语。假如开一店铺，其掌手所办之事，东家绝不知之，必不能放心，况以国事之重乎”？（《汪康年师友书札》）1907年，外务部修订出使章程，规定充任外交官者必须是“通晓外国语言文字及政治、法律、商务、理财等科研究有得人员”。

《翁同龢日记》载，某日他到总理衙门，“群公咸集。未初，各国来拜年。余避西壁，遥望中席，约有廿余人，曾侯与作夷语，啁啾不已”。“啁啾”，拟声词，鸟叫声。翁同龢将曾纪泽说英语比喻成鸟叫，其轻蔑、揶揄之情溢于言表。翁同龢对于曾纪泽说英语看不惯，倘若他听到曾纪泽对外国驻京外交官用英语说“新年好”，更不知道作何反应。

著名清史专家孔祥吉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发现了日本驻华外交官中岛雄的未刊稿本《随使述作存稿》，记述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1887年1月1日），回国不久的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与其他高官向驻京各使馆的外交官祝贺新年的情景。当他进入日本公使馆，见到日本驻京公使盐田三郎及中岛雄等人时，首先说了一句“Happy New Year”，这是盐田公使头一次在北京城听到一个清朝官员向他用英语祝贺新年。这也引起了其他官员的嫉视，都在指责曾对“外人过于亲密”（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根据这一天曾纪泽的日记，他到法、德、比、美、英、日等使馆“贺岁”，可能都说的是英语。

距曾纪泽用英语向驻京外交官致以新年祝福不过5年，光绪皇帝也开始学英语了。《纽约时报》1892年2月4日报道：

[中國上海，12月28日电]从12月起在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这个巨变对去除中国保守主义的桎梏意义深远，并且它的影响将延续数年。因为这个巨变来自中国上流社会的政治行为，来自万人之上的光绪皇帝。

这位20岁的天子现在已经开始学习英语，同文馆两位研习英语的学生奉旨详细地为他教授。原来视外国人为低等蛮夷的天子开始接受并学习外国人的母语——这让人吃惊并且无法相信。

皇帝屈服和学习外国语，表明他和他的子民开始意识到中国死守3000年前建立的传统和政治时代已经过去了，而要应对崛起的新环境新势力，他必须对他的体制作出相应改变。他的幕僚在这方面显示出了智慧和努力，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希望中国能在世界先进国家之林中占一席之地的热切渴望。

《纽约时报》能从光绪皇帝开始学英语中看出“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体制”即将“ 作出相应改变”，人们“希望中国能在世界先进国家之林中占一席之地的热切渴望”，不能不说颇有眼光和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