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

（重庆开放大学 科技处，重庆 400052）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教育已发展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特色最为鲜明的教育”［1］。作为基础的教育发展领域，小学教育的研究自始至终居于重要地位，这不仅是我国教育体系建设和相关学科理论不断完善的需要，更是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现实追求。今天，在新的时代定位、实践起点和理论视野下，对国内代表性文献进行回顾总结和学术史梳理，既是对我国小学教育研究的状态、水平进行及时反映的要求，也可借此看出未来需要的投入方向与途径，因而在学术发展与研究实务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为开展小学教育研究的“再研究”，笔者在中国知网中全覆盖查找到相关文献综述类论文50篇，并进行分析，现梳理如下：一是传统叙述性综述（共25篇，占比50%），主要对近40年来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教学诸论题进行“回顾与展望”，得出“目前还没有人对此作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回顾”［2］的结论，虽然看起来有些武断，但基本属实。而与本文研究内容相类似的则是朱忠琴、王玉国的研究，该文聚焦小学学科课程与教学、小学教育专业教育等主题，分析得出小学教育研究存在价值定位不够明晰、共同体意识较弱、视域较为狭窄等问题［3］。该研究对研究主题的界定和细分过于简略，全面性、综合性和系统性欠缺。二是文献计量式综述（共12篇，占比24%），主要从载文量、学科类别、基金项目、作者和引文等方面开展计量分析。此类研究虽属实证量化式综述，但层次较浅、深度不够，借鉴意义不大。三是知识图谱式综述（共13篇，占比26%），主要采用关键词共现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用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我国基础教育领域诸论题的研究热点、研究主题、研究趋势等情况。此类研究虽比文献计量式综述更进一步，但缺憾亦很明显：一方面，许多样本论文压根未标注关键词或标注不规范，加之抓取软件过于机械，导致开展研究的前提和结论的科学性可能被大打折扣；二是对研究方法、研究层面等内容几无涉及。

总体来看，这些综述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样本的相关性和权威性不够，且存在对他人文献的随意化处理、主观化处理等情况。二是研究类型以传统叙述性文献综述为主，偏于定性归纳，结论过于主观，现代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运用极少且缺乏自主建构的、较为深入合理的分析框架。三是研究内容多属专题式研究，缺乏全面性、整体性和综合性。四是研究方法运用的形式过于灵活，缺乏统一规范，导致论题一致但结论各异。五是研究结果存在简单但不完整、齐全但繁琐、丰富但不系统等不足之处。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实证、定量而非描述、定性的方法，按照自主构建的分析框架，力求相对全面、客观、系统地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小学教育研究关注的主题，总结研究中被采用的方法，讨论研究的不同层面，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采取目的性抽样中的一致性抽样方法，先按照全国性、综合性、权威性、代表性的原则选择样本期刊，①样本期刊包括：《人民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类期刊恢复与发展之起点），《教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创办历史最长、教育理论界首选的权威刊物），《中国教育学刊》（中国基础教育主导期刊）。再以1949—2018年样本期刊刊文为主、以1949—1979年中国知网上收录的其他期刊论文为辅，逐一甄别，最终选定2023篇论文作为本研究的样本。

（二）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现代系统性文献综述之内容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对样本文献作分类统计和分析。首先，梳理分析70年来小学教育研究的总体分布及发展历程；接着，按照自主建构的分析框架，从研究的主题、方法和层面进行分类量化分析；最后，根据汇整后的资料撰写研究结果的分析，提出讨论及建议。

（三）分析框架

1.研究的主题

将小学教育研究的主题具体区分为六类：一是教育思想与理论，包括儿童教育观、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思想理念；二是课程教学与教材，包括课程建设与发展、教学建设与发展、教材建设与发展；三是思政工作与德育，包括六大育人体系和德育综论；四是队伍建设与发展，包括专业素质能力、师范与教师教育、教师管理综合改革等；五是学校领导与管理，包括学校领导能力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保障学生平等权益和营造和谐美丽环境；六是综合改革与实践，包括减负、教育普及、教育均衡发展、教育经费保障、质量与评价和基础教育综论等。

2.研究的方法

从具体操作的角度将研究方法分为四类：一是思辨研究，包括理论思辨、经验总结、历史研究和文献研究等；二是量化研究，包括实验设计、问卷调查、数据模拟和内容分析等；三是质性研究，包括访谈观察、行动研究、案例研究等；四是混合研究，若同时采用思辨和量化研究等方法，则归于此类。

3.研究的层面

将小学教育研究层面具体分为三类：一是理论层面，包括思想、学理和策论等；二是政策层面，包括国家、省级和县域等；三是操作层面，包括学校、教学和评价等。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分析框架只是一家之言，并不成熟、详尽和不可变更，假如换一个人来做，他的分类可能会完全不同，但分析框架本身是明晰、有用和符合内在逻辑的。

三、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的总体历程分析

如图1所示，我国小学教育研究历程可以划分为三大时期，论文数量整体呈攀升之势。第一个时期，1949—1965年即学界通称的“十七年”奠基时期，样本论文数共137篇，占总数的6.8%；第二个时期，1966—1976年为发展缓慢时期；第三个时期，1978—2018年即战略发展时期，样本论文数共1880篇，占总数的92.9%。

图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小学教育研究样本论文年度分布

详细的总体历程可从研究阶段和自然时段两个角度来分析，对比结果见图2。

从研究阶段来看，笔者将三大时期细分为七个具体阶段（见图2）：第一阶段为奠基发展期（1949—1965年），年均刊文8.1篇，呈波动略增态势；第二阶段为挫折困难期（1966—1976年），十年仅刊文6篇，年均刊文0.6篇；第三阶段为恢复重建期（1977—1985年），共刊文194篇，占刊文总数的9.6%，年均21.6篇，基本逐年增长；第四阶段为稳步发展期（1986—1992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为标志，共刊文215篇，占刊文总数的10.6%，年均30.7篇，平稳增长；第五阶段为转轨发展期（1993—1998年），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印发为标志，共刊文234篇，占刊文总数的11.5%，年均39篇，呈“M”型发展之势；第六阶段为课程改革期（1999—2009年），以《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为标志，共刊文434篇，占刊文总数的21.5%，年均39.5篇，稳步增长；第七阶段为全面发展期（2010—2018年），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为标志，共刊文803篇，占刊文总数的39.7%，年均89.2篇，飙升至顶峰。

图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小学教育研究样本论文阶段分布对比

从自然时段来看，以1949年为起点，每个10年为一段，同样划分为七个具体阶段。前30年即前三个阶段的样本论文数合计154篇，占论文总数的7.6%，属于起步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即后四个阶段各阶段的样本论文数和占论文总数比分别是：261篇，占比12.9%；371篇，占比18.3%；388篇，占比19.2%；849篇，占比42%；合计1869篇，占比92.4%，属研究的主要阶段。两种划分基本同步，特别是近40年来研究成果基本上是每10年左右上一个台阶；其分歧主要在于第二、三个阶段如何划分前“十七年”和1966—1976年十年的教育。从研究的科学划分而言，自然应将其划至前两个研究阶段，但鉴于前30年的样本论文数量过少，以及每个研究阶段所组成的自然年份跨度过大，因此，考虑文献计量之便，后续统计按自然时段、学理分析按研究阶段。

（二）研究主题、方法和层面的计量分析

1.研究的主题分布

根据表1的统计，在六大主题中，综合改革与实践（占比23%）、课程教学与教材（占比22%）是主要论题，对学校领导与管理论题则关注最少（占比9%）。进一步细究各主题的研究可发现：在横向上，从主题的时间分布来看，均呈逐时段上涨趋势，研究热潮均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近10年达到顶峰的，涨幅最大的是对队伍建设与发展、学校领导与管理的研究，近10年的样本论文数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1倍、18.8倍。在纵向上，从各时段的主题分布占比来看，除1969—1978年样本论文数太少无从比较之外，70年来各个时间段的研究主题占比TOP5分别是：1959—1968年对课程教学与教材的研究（占比49%）、1979—1988年对课程教学与教材（占比30%）和综合改革与实践（占比28%）的研究，以及1989—2008年对综合改革与实践的研究（分别占比为30%、29%）。

表1 小学教育研究样本论文研究主题分布

2.研究的方法分布

根据表2的汇总情况分析，研究方法虽多元但思辨研究（占论文总数的82%）居绝对主导地位，量化研究（占论文总数的11%）有一定应用，质性研究（占论文总数的3%）和混合方法研究（占论文总数的4%）只是点缀。此结果再次印证了我国教育研究的思辨倾向和方法的单一化非常严重之状况［4］［5］。进一步细究每10年的分布及比例可发现：思辨研究一直是以思考式、感想式、指示式、主张式等方法为主且近40年来该方法的使用仍不断增多，从1979—1988年的占论文总数的51%增至2009—2018年的占论文总数的70%；而经验总结和文献历史分析的方法，近40年来使用一直呈下降趋势，分别从1979—1988年的占论文总数的21%、12%降至2009—2018年的占论文总数的10%、5%，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小学教育研究的“短平快”特征愈加明显。在量化研究中，问卷调查法运用得最多且近40年来一直呈增加趋势；实验设计法呈逐步下降之势，从1959—1968年的37%降至2009—2018年的1%；其他量化的方法呈略增之势。质性研究论文数量和占比均较小，但值得注意的是，近20年来，访谈、观察、叙事研究、行动研究等方法开始得以采用，初步反映出教育研究方法朝着多元化发展。而在混合方法研究中，改革开放前20年运用得较多，近20年却有所下降，这应该是学术探究精进与蝶变的结果，同时，反映出混合方法研究越发受到冷落。

表2 小学教育研究样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分布

续表2

3.研究的层面分布

由表3可看出，研究主要聚焦在理论层面（1079篇，占论文总数的53%），操作层面的研究居次（582篇，占论文总数的28%），而对政策层面的研究最少（362篇，占论文总数的18%），这说明小学教育研究虽注重政策在实践层面如何落地，但仍是“坐而论道”者多，对具体操作的探讨少。进一步细究研究层面每10年的分布及比例可发现，对理论层面的研究一直以策论式探讨为主，且占比越来越大，该层面论文数占理论层面论文总数的48.8%，从1979—1988年的19%增至2009—2018年的31%。学理分析即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分析等方面的理论探讨（412篇，占论文总数的20%），属理应被重视的传统的、典型的研究层面，从1979—1988年的占论文总数的9%增至2009—2018年的占论文总数的27%。而思想层面的研究一直较为稳定，文章占比相对较小。这说明小学教育研究不仅体现出强烈的问题中心和实践导向，而且一直注重自上而下的政策促动。政策层面研究的样本论文数量最少，重在阐释、宣讲国家层面密集出台的相关政策，对国家层面的政策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占政策层面研究论文总数的68%、总论文数的12%，近40年来的占比从1979—1988年的18%降至2009—2018年的9%。但令人忧虑的是，省级和县域层面落实性的政策探讨并未相应增长，同样呈下降趋势。操作层面的研究是70年来研究的主流之一，但总体占比呈下降之势，前30年占比为47.4%，近40年的占比为27.2%，且对学校、教学和评价三个层面的研究热度均持续回落，其原因应是理论层面的研究特别是策论层面的研究论文占比不断飙升所致，同时，也与抽取的期刊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越来越少有关。

表3 小学教育研究样本论文的研究层面分布

（三）研究主题、方法和层面的内容分析

1.综合改革与实践研究

此类研究最多（共470篇，占论文总数的23.2%），主要运用思辨研究（占比81.1%）的方法，在理论层面（占比46.7%）和政策层面（占比37.4%）上，比较集中地探讨四类问题。第一，教育均衡发展（137篇，占比29.1%）。1979—1988年，学界重点关注普及农村小学教育问题，研究提出农村小学教育必须为农村建设服务、改变“一切为了升学”的价值取向等结论。1989—1998年，重点探讨复式教学的利弊，多数研究者持谨慎肯定态度，认为复式教学其实是被客观条件“逼”出来的。少数研究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复式教学只有劣势没有优势，归结起来这是一个历史性论题。1999—2008年，论者重点关注农村学校布局、农村代课教师等问题，提出逐步缩小差距、实行以县为主的新机制、加大扶持力度等对策建议［6］。2009—2018年，则重点关注学校规模、师资配置、高位均衡等问题，研究提出农村教师编制测算模型、发展系数模型、均衡发展国家标准、评价指标体系等理论建议。第二，质量与评价（63篇，占比13.4%）。改革开放前20年，论者多在“小学教育的质量不高”［7］的基本定位前提下，从综合质量、多元评价的角度，关注办学效益、学校工作质量标准、教学质量评价等问题。近20年来，研究多转向到新质量观、质量监测、教育质量国家标准、满意度评价等研究。第三，办学体制改革与经费投入保障（46篇，占比9.8%）。在办学体制改革方面，研究的逻辑从关注“国家包办”到“两条腿走路”，再到“分级办学”，最后到“办学自主权”的强化，但“对应该如何做的理想探讨比较多，而对实现这些理想的约束条件研究比较少”［8］。在经费投入方面，主要涉及财务管理、教育投资、经费投入等关键词，但长期关注的仍是如何在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解决“穷国办大教育”的问题。

2.课程教学与教材研究

此类研究热度居第二位（共439篇，占论文总数的21.7%），主要是运用思辨研究（占比81.7%）、量化研究（占比25.3%）的方法，在操作层面（占比56.7%）和理论层面（占比33.5%）上，集中关注三类问题：第一，教学建设与改革（245篇，占比55.8%）。一是探讨小学各科教学特别是语文教学问题。在前30年，研究者主要聚焦微观具体的教育教学问题，但“几乎没有什么理论，更没有什么争鸣”［9］；1979—1988年，多注重各科教学的“正本清源”，致力于“清除陈旧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10］；近30年来，研究开始变得更为深入和多元，问题意识、实践导向一如既往地突出。学界对小学其他各科教学的探讨，路数大抵如此。二是聚焦各科教授法、教学组织、教学策略等教学论论题的探讨，但这些研究“缺乏对‘课堂教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师生交互作用着的动态过程的研究”［11］。第二，课程建设与改革（138篇，占比31.4%）。一是对课程改革的持续关注。不少论者将“课程改革并不具备单一的与排他的标准”［12］作为立论基础，从课程标准、改革方法论、课程结构等多元的视角开展广泛探讨。这些研究，多属宏观层面“策论”式的问题对策型研究，缺乏实证观照和支撑。二是对小学科学教育的研究，认为小学应将以人的发展、人本化个性化、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价值取向作为首要取向［13］，提出“做中学”“棋谱”式等推进路径和实施方式。三是介绍美国、英国、芬兰、日本等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标准、STEM课程、STC课程等课程建设与改革情况，为我国的实践提供观照式参考。第三，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探讨（56篇，占比12.8%）。多数研究对教材的认识、编写、特点等问题开展综合性的理论思考，同时，对乡土教材、体验式教材、校本教材等教材的新样态进行探索。

3.队伍建设与发展研究

此类研究热度居第三位（共350篇，占论文总数的17.3%），主要运用思辨研究（占比79.4%）的方法，在理论层面（占比57.1%）上，集中探讨四项内容。第一，专业素质能力提升（161篇，占比46%）。1979—1998年，主要讨论教师应具有的教学基本功、基本业务能力等；1999—2008年，注重探寻小学教师职业/专业的自身特征，分析构建了教师职业技能内涵、教师职业知识特征、教师胜任力模型、教师心理契约特征、创新型教师基本特征等；2009—2018年的研究更为丰富、多元，而且实证量化类的研究明显增多，如剖析了当时教师的专业心态及影响因素［14］、教师专业素养的区域差异［15］、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现状［16］等，将实践性的“业务”提升为理论性的“专业”引领，无论是在范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均将研究拓展到一个新高度。第二，队伍管理和综合改革（108篇，占比30.9%）。一方面，从现实诉求出发，对教师地位和待遇开展呼吁式的研究。1979—1998年，论者主要基于小学教师特别是民办教师的工资最低之定位，提出提高物质待遇之普遍共识；1999—2018年，主要关注教师职业认同、职业倦怠、职业压力、绩效工资政策等深层次问题。另一方面，从制度层面分析教师职级、职称、流动、编制等队伍建设和人事管理与综合改革问题，提出供决策参考的建议。第三，教师科研教研（42篇，占比12%）。在科研方面，多数研究认为应重点把握教师研究的草根性、实践性、开放性等特征，采用行动研究、本土研究、在实践中反思等方式，开展问题取向式的研究、覆盖学段的研究、“顶天立地”式的研究等；在教研方面，认为应在解决“内涵认识的似是而非”“目标追求的舍本逐末”“行政干预的隐性存在”“应付任务的敷衍心理”［17］等问题的基础上，发挥好教研组作用，开展校本教研和案例研究为主的研究。第四，教师职前培养（39篇，占比11.1%），关注的重点从“师范教育”到“教师教育”，从中师到高师、大学，从“封闭”到“一体化”，从“分科”到“全科”，从“培养”到“专业标准”，一直与政策取向和改革发展同步。

4.思政工作与德育研究

此类研究热度居第四位（共327篇，占论文总数的16.2%），主要运用思辨研究（占比87.2%）的方法，在理论层面（占比63.3%）和操作层面（占比25.4%）上，集中探讨两方面内容。第一，思政和德育综论（62篇，占比19%）。研究者一般从立德树人的逻辑与实践出发，在探讨道德认识过程、道德思维发展、道德品质塑造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对德育性质、德育内容、德育模式、德育实效、德育方式方法等进行思辨分析和逻辑论证，最后得出“小学应以坚持‘五爱’为基本内容”［18］，小学德育要处理好德育与智育、校内与校外、“小气候”与“大气候”的关系［19］，要防止教育方法的成人化［20］，要构建“选择—养成”［21］“德育工艺”［22］等模式的结论。第二，课程育人、文化育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和协同育人等“六大育人”研究（265篇，占比81%）。这是此主题的主体部分，着重探讨如何发挥课堂主渠道、落实德育课程和其他课程的德育功能，如何让校园处处成为育人场所，如何设计、组织开展主题明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吸引力强的教育实践活动等问题，将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明和心理健康教育等内容贯穿到小学教育的方方面面。此类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如何将国家的政策要求在学校层面落地、落实，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不仅与政策内容高度契合，而且问题导向和实效性诉求过于明显，实证研究的方法几无运用。

5.教育思想与理论研究

此类研究热度居第五位（共251篇，占论文总数的12.4%），主要运用思辨研究（占比81.7%）方法，在理论层面（占比80.1%）上聚焦三类问题。第一，教育基本理论（112篇，占比44.6%）。一方面，探讨小学教育学科属性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论者主要关注如何改变旧的小学教育的封建性、买办性等特质，践行新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近40年来，研究者重新思考小学教育的义务性、基础性、知识性等基本认识问题，提出小学教育是“胚胎和萌芽”［23］，要从豪言壮语、花言巧语、胡言乱语的三大乱象中走出来，回归其培养“新时代探究者”的基本职能等观点［24］。另一方面，从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视角剖析小学生心理特征、思维发展和学习科学等基础问题。第二，教育思想理念（74篇，占比29.5%）。一般认为，小学教育要把基础性作为最本质的特征，把教育公平作为理想、现实与责任，把以人为本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回归“一切为学生出发”的基本理念，克服各种功利性倾向，实现自身良性循环。近20年来，则聚焦“基础教育是什么”作“回归初心”的探讨，如叶澜先生指出要重塑素质教育是一切教育活动之魂的地位，尊重多样性和发展性的诸多可能［25］。第三，儿童教育观（65篇，占比25.9%）。论者一般从儿童立场、儿童逻辑、儿童思维、儿童权利等“儿童的视角”出发，认为小学教育要保护和依托儿童学习的生命自然，要“重新认识、发现儿童”，理解儿童的可能性，把儿童的世界还给儿童，关照儿童的现实生活等，要促进儿童全面、和谐以及整体性的发展。总体来看，这些思想和观点是小学教育的“实践哲学”而非拿来即能用的“处方”。

6.学校领导与管理研究

此类研究最少（共186篇，占论文总数的9.2%），主要运用思辨研究（占比83.9%）的方法，在理论层面（占比55.9%）和操作层面（占比30.6%）上，重点探讨四类问题。第一，学校领导能力建设（62篇，占比33.3%）。70年间出现两次研究高峰：一是1989—1998年对校长岗位职务培训的关注，探讨如何提升小学校长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多属“工作探究”，而非严谨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二是近10年来对校长专业发展或教育家办学问题的关注，研究提出欣赏型领导者、自主创新者、有道德的学校领导者、有格局的学校设计者、有品位的文化建构者等校长角色定位；分析构建教学领导力、课程领导力、故事领导力、德性领导力等校长领导力胜任特征以及国家校长标准、校长专业标准/校长资格证书制度等。第二，保障学生平等权益（61篇，占比32.8%）。1989—1998年，主要关注小学生辍学、留级、女童上学难、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入学等难点问题；1999—2008年，主要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但多限于个案描述，也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26］；近10年来，则重点关注教育公平的学理分析及择校、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等社会热点，从制度保障、财政新机制、多元化供给等方面，提出一些诸如融合教育新策略、“平等、融入、成长”工作机制、“两个全部纳入”政策等建议。第三，建设现代学校制度（41篇，占比22%）。重点从不同侧面、不同层面关注先后实施的校务委员会制，校长负责制，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属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校长负责制等制度建设问题。近10年，来则逐渐关注教育治理、依法治校、“一校一章程”、去行政化等问题。第四，营造和谐美丽环境（22篇，占比11.8%），主要探讨校园安全、校舍建设、环境营造、风险管理等问题。

四、总结与建议

本研究采用现代系统性文献综述诸方法，从研究的主题、方法和层面，力求相对全面、客观、系统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小学教育研究的2023篇样本论文开展再研究和元分析，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研究的发展历程紧随时代发展的律动，可以划分为三大时期、七个阶段，整体呈现梯次攀升趋势。第二，研究的发展状况具有政策驱动、问题触发和实践导向等特征，稳定与独立的研究领域尚未形成，处于从问题中心上升为体系建构的起步阶段。原因有三：一是研究高潮是近10年才出现的，始终体现出“自下而上”的被动、“四处补漏”的窘迫；二是小学教育研究仍然隐在基础教育、义务教育、中小学教育等更大的视域之内，还处于不断探寻自身角色、建构研究合法性的过程中；三是研究成果最常见的仍是各类思辨综论，基础的理论支撑、规整的学理分析和必要的学术史研究始终是一个短板，基于严谨的学理分析、运用充分的事实描述、进行有效的说理论证，探求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式的成果相对较少。第三，研究方法运用非常单一且远未达到方法论自觉的程度。以理论思辨和经验总结为主的思辨研究占绝对多数且占比仍在不断飙升，更客观、量化、可检验的实证研究法采用较少，混合方法研究更是应用寥寥。第四，理论、政策和操作三个层面的研究交织影响，但以宏观和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层面探讨为绝对主导，而中观和微观意义上更具实践价值的政策层面以及更具针对性的学校层面的探讨明显偏少。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具体建议：第一，在研究的总体构想方面，应强化小学教育研究的价值定位、理论体系和自身合法性建构，尽快形成稳定而独立的研究领域，以推进小学教育研究的专业化和专门化。第二，在研究的主题方面，在教育思想与理论上，宜重塑实践探索—政策设计—理论研究的研究逻辑；在课程教学与教材上，应强化课程、教学与教材之间的系统耦合式研究；在思政工作与德育上，应尽量减少“领导讲话”式研究，加强思想、策略、方法“一条龙”式的专门实证分析；在队伍建设与发展上，宜多开展小学全科教师使用绩效、教师行动研究、多学科视角的综合研究等；在学校领导与管理上，应告别行政、学术二分的简单分类，向内扩大治理研究的理论视野；在综合改革与实践上，需要以全球视野和世界经验审视，更需要从本土资源和道路自信出发，深入探讨小学教育领域诸项改革与发展问题。第三，在研究的方法和层面方面，鉴于“实证研究是当今国际教育研究的主流话语和主要方法，与之相比，我国的教育实证研究明显落后”［27］，本研究建议应从理论、政策与操作三个层面衔接互通、彼此因应的角度，在注重逻辑自洽、论证严密的基础上，多开展旨在提升研究的精致度、规范度和科学度的实证研究。第四，由于不同研究对于框架和编码的分类方式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因此，除了一般性的计量和内容分析之外，后续研究还可加入多元研究方法，如内容探勘技术、可视化分析等，经由文件关联计算、多阶段主题归类、比较与印证等步骤，对研究结果作更详细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