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被国民党军事、经济封锁，再加上蒋介石的五次“围剿”，苏区军民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缺盐、缺药严重地影响了军民的生存。

没有别国的协作，没有科学家、数学家、語言学家的攻关克难，没有雄厚的机械、电力物质基础，中革军委二局隐蔽战线的英雄们，破译了国民党军352本密码，创造了世界技术侦察工作的奇迹！

二局一分为二，邹毕兆调至后方

二局刚刚建立，就面临极其复杂的敌情：国民党军不仅采用了新的密码编制技术，而且规定了译电的数学公式;各省军阀拥兵自重，派系林立，江西、福建的军队分别使用“斗密”“枢密”，湖南国民党军则使用“晶密”“协密”;国民党军电文普遍较长，带有不常用的汉字、形容词、简化词组、离奇古怪的文体，他们自己对着密电本翻译都十分费劲，更何况是破译。中央红军曾多次增加破译人员，但都因无法完成破译任务，只能退回原单位。

1932年11月16日，毛泽东、朱德指示进一步加强密电码的破译工作。曾希圣果断决定，破译人员由过去的侦收兼破译，改为破译工作专业化，设三科，一科密码破译，二科译电，三科监听。一科由曹祥仁、邹毕兆任正副科长，专搞破译。不久，曾希圣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破译工作上。

在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开始后的一年中，曹祥仁和邹毕兆陆续破译敌人300多个密码，而且大多是新的自编本密码。邹毕兆曾放出豪言：“二局对蒋介石总部的所有活动都是了解的。只要有电报，我们就知道蒋介石的首脑机关和配有电台的司令部在干什么！”

据邹毕兆回忆：“在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后不久，约在1933年4月，中革军委将二局分成前、后两部分。曾希圣、曹祥仁同志仍留前方。后方二局由钱壮飞同志任局长，我被分配到后方二局（负责破译）。原后方侦察台合并到二局来。”

邹毕兆的加入，很快打开了中革军委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局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据人民网《“破译三杰”：毛泽东点名带走的红军英雄》一文介绍：

1933年5月6日，邹毕兆破译敌人密电，获悉国民党军63师由莲花县派出4个营和1个骑兵连，经九路冲前往茶陵县接运军用物资，立即报告中革军委。我军于5月6日进至九路冲待敌，7日歼灭了该敌。敌第63师龟缩于莲花县城，不敢出动。湘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令43旅、55旅掩护一个运输营，由茶陵向莲花押运军用物资。我军获悉此情报后，又于莲花县棠市设伏，5月29日歼敌一部，俘敌团长以下官兵1000余人，缴获步枪500余支、电台一部。红8军在一个月内连打两次胜仗，受到中革军委的嘉奖。

不仅如此，红军通过破译密电，还消灭国民党军一个师。

1933年8月1日，邹毕兆破译被围困于连城的区寿年（时任国民党军78师师长）给上级蔡廷锴（时任国民党军19路军总指挥）的密电，发现国民党军有可能弃城逃跑，立即上报中革军委后方二局局长钱壮飞。钱壮飞以“密息”上报，中革军委代理主席项英立即发报给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通报敌情，提出“毫不失时机消灭之”。

2日，78师果然弃城而逃，红军也早早地设下了口袋阵。

3日，78师3个团被红军全歼。红军俘敌2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恢复了连城、朋口一大片苏区。

钱壮飞给邹毕兆破译出的密码取名为“百美图”

在进入苏区之前，钱壮飞是一名潜伏敌营的谍报工作者，与李克农、胡底并称“龙潭三杰”。他的名字在中统特务系统中渐渐响亮，徐恩曾将他当作特工“奇才”，日益倚重。钱壮飞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密码破译专家。徐恩曾总是随身携带一个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报使用的密码本，钱壮飞想方设法弄到手。一次，趁惧内而好色的徐恩曾从南京到上海开会期间急着去找上海滩美女时，他用手指指其胸口，说：“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带着这个怎么行？”徐恩曾觉得有理，当即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钱壮飞，并嘱咐他小心保管。

徐恩曾走后，钱壮飞立即将密码本复制收藏起来。不过他发现，仅用这本密码依旧不能破译高密电文。经过缜密的思考与观察，他发现徐恩曾办公桌上总摆放着一套《曾文正公文集》。一番分析后，他从中发现玄机，找出了破译国民党高级电讯密码的线索。

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武汉行营汉口警察局局长蔡孟坚欣喜若狂，为抢得头功立即向在南京的上司陈立夫、徐恩曾连发了6封标注特急绝密亲译字样的电报。钱壮飞凭着职业的敏感，觉得其中定有大事。作为机要秘书，按规定不能拆看密电，但他没多想，果断拆开密电，顿时，电文内容让他震惊不已。千钧一发之际，钱壮飞打破常规，紧急派女婿刘杞夫乘末班火车连夜赶往上海，传递口信。此举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赢得了宝贵的转移时间。

随后，钱壮飞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总参谋部第二局局长等。有关“钱壮飞破译密码百美图”的故事有很多版本，众说纷纭。邹毕兆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在乌石垅（位于瑞金）住的是坐西朝东的一栋房子。靠南的一间屋子用来侦收电台，再往里面的一间屋子用来译电。我和钱局长在堂屋靠北的一间有两个窗子的房间里办公。钱局长对我破译的密码非常关心。他经常来数我破译的密码数目，数得很仔细。1933年，他算出来我己经破译出100个密码，平均两天破译出一个密码，蒋介石不断变换的密码也都被我破译了出来。于是，钱局长给它们取名“百美图”，还搞了百密庆祝会。会餐时，他特地买了一些肉给大家改善生活。在当时，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奖励。钱局长在二局非常受欢迎，我们总是怀念着他。

遵义会议之后，钱壮飞被中央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他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仍然和二局的同志一起工作和行军。不幸的是，钱壮飞永远消失在了长征路上。邹毕兆回忆：“1935年3月31日，军委机关过乌江浮桥，钱局长没来。他的警卫员说：‘敌机来时，钱局长急忙上山躲飞机，为了减小目标，不让我跟他在一起。周副主席（周恩来）曾派人寻找，并未找到。”

200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国家安全部研究后确定：钱壮飞于1935年4月1日牺牲在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

何应钦“帮助”共产党破译蒋介石的密码

如今，互联网上有些关于国共两党隐秘战线的文章有悖史实，比如“某某送来一个密电本，帮助红军顺利走完长征”“一个大特务一天破译国民党100多个密电”“译电天才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情报”等，闹了不少笑话。

这种现象的产生源于一个误解：译电就是破译。

把译电与破译混为一谈，这是误导。译电是在已经掌握了密码本的基础上，再将加密电报翻译出来，这个并不难;破译则是不掌握密码本，靠技术、智慧、经验、毅力，推测出对方的密码本，这就非常难了。正如党史研究专家伍星所说：“破译相当于编辑双语字典，而译电就好比翻译。有了字典，翻译就好办多了。”

邹毕兆回忆破译国民党军密码的具体方法说：“密码有它自身的发展过程。从保密程度、破译难易来看，当时红军破的密码不过是小学水平。幸好我们从蒋介石密码还处于低级水平时，就掌握了破译的本领。在蒋介石密码的难度不断增大时，我们破译的本领也逐步提高。”

破译的“根据”是重复。一篇文章、一份长一点的电报，必然有不少单字要重复使用几次。例如：一个“日”字在电文中用了三次，那么“日”字的密码也必然出现三次，如果某个密码用4908代表“日”字，由于电文中有三个“日”字，那么4908在电报中也要出现三次。所以，破译工作要善于找出重复电码，并善于在许多重复中推断出哪一种重复代表什么单字。

据邹毕兆回忆：

破译出“展密”以后，我们信心更足了，不断对神秘莫测的密码电报增加认识，发现了许多破译需要的“根据”。而且很快发现了“何应钦”三个字对破译工作很有用处。

何应钦是总司令，电报中“奉总司令何”用得相当多，为我们破译完整的电码节省了不少时间。可以说，何应钦在帮助共产党破译蒋介石的密码！

在长达14个月缺油少盐的时间里，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352本密码

中央苏区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被国民党军事、经济封锁，再加上蒋介石的五次“围剿”，苏区军民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缺盐、缺药严重影响着军民的生存。

邹毕兆回忆：

1933年10月，前后方二局合并后，谭震林同志被调走。译电科放在谭所住房间，原译电房间改做破译用，曾局长、曹祥仁和我都在这间房子里工作。

瑞金的生活是艰苦的，每人每天12两米，分成两餐装在蒲草包里煮熟。参谋、报务人员经常值夜班，可以吃个素夜餐。二局的同事多数是大个子，所以粮食很不够吃，经常吃不饱。

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还号召戒烟、戒酒、戒吃辣椒的“三戒运动”。总司令部机关指导员康克清负责监督工作。平常没有什么菜，又不准吃辣椒，同志们心里可就有意见了，只好偷偷吃些辣椒。有一次，一位同志炒了半盆红辣椒在吃，被康指导员发现，并接受了批评教育。1934年八一建军节那天，我们搞了个笋干炒肉。我们长期缺油吃，现在突然吃肉，感觉特别幸福。

在第五次反“围剿”最紧张的时期，蒋介石换密码换得很勤，而且蒋介石嫡系部队电台使用的几乎都是“特别本”。

1933年8月1日到1934年8月1日，我们破出了三百多本密码，平均每天要破一个密码。“特别本”数量特别多，我们工作特别繁重。曹祥仁经常加班加点破译密码，几天几夜不睡觉，有时，脚下炭火烧着了鞋子、大衣，他都不知道。别人看到他身上冒烟赶紧提醒他，他才跳起来灭火。

在长达14个月缺油少盐的时间里，中革军委二局的同志们，破译了国民党军352本密码，他们紧紧掌握着敌人的“脉搏”，用一个透明的大“玻璃杯”罩住了蒋介石，罩住了围攻苏区的50万国民党军。红军统帅部在“玻璃杯”外，看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在“玻璃杯”里“尽情”地表演。

没有别国的协作，没有科学家、数学家、语言学家的攻关克难，没有雄厚的机械、电力物质基础，中国工农红军在八九十年前就能破译蔣介石军队所有的密电码，直接掌握敌人最高层、最直接、最核心机密，为红军成长壮大作出了特殊贡献，创造了世界技术侦察史上的奇迹

二局的同志们获得了红军最高荣誉

1933年7月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和中革军委决定为在革命斗争中“极有功勋”的红军官兵颁发红星奖章，这是红军最崇高的荣誉。《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例》第16条规定：“凡曾受苏维埃功勋奖章而犯本条令者，得酌量减轻之。”历史资料显示，红星奖章只在1933年建军节、1934年建军节和1935年7月颁发过，共计颁发166枚。一等奖章获得者仅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三人。在二、三等奖章受奖名单的一百多人中，大多是红军初创时期的著名将领和战斗英雄。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中央军委二局同志们也受到这一最高荣誉。

邹毕兆回忆：“1934年八一建军节，中央军委对全军有功人员颁发红星奖章。曾希圣获二等红星奖章，曹祥仁和我获三等红星奖章。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到二局颁发奖章，并在会上讲话。他们对二局工作给予高度评价，鼓励我们把情报工作做得更好，还亲自给战士们讲故事，热闹到了深夜。”

“就破译蒋介石军队的密码电报来说，曾希圣是创始者，曹祥仁同志是创造者。曾希圣、曹祥仁同是破译蒋介石密码的开山鼻祖。”邹毕兆为人低调，他在回忆录中极少提及自己，见荣誉就让，绝不争功。

但是，历史自有公论。党史研究专家伍星在充分肯定曾希圣、曹祥仁二位功绩的同时，明确指出：“邹毕兆自总司令部二局调到中革军委二局后专司密码破译，成绩优异，事实证明他是红军第一代杰出的密码破译专家，是中央红军当之无愧的‘破译三杰之一。”

（来源/《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朱德军事文选》，朱德著，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吕黎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刘统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曹冶、伍星著，时代文献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等）

责任编辑/王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