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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作品诗性意象的心理表达

2022-05-17束品慧

文教资料 2022年2期
关键词:意象心理

束品慧

摘 要:从“枫杨树乡”系列到“香椿树街”系列,苏童擅长塑造具有审美性质的意象,营造诗性境界。苏童小说中的诗性意象对表达人物的内在情意有重要效果,进而揭示出潜藏在人心中的生命本能。

关键词:意象 心理 表达效果

作家苏童从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1934年的逃亡》《米》《黄雀记》等。苏童擅长以环境的营设、色彩的渲染来塑造诗性意象,使作品别具美感。无论是早期创作的以乡土为主要发生地的“枫杨树乡”系列,还是后期充满江南小镇气息的“香椿树街”系列,苏童都能通过具有独特审美性质的意象,在塑造的诗性境界中表达人物的内在情意。本文尝试从苏童作品中的“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两个标志性环境里的意象入手,发掘苏童的诗性意象对人物心理表达的效果,并进一步探究苏童借此揭示的人类生命本能。

一、苏童笔下的“世界两侧”

苏童的第一篇小说《第八个是铜像》于1983年发表在《青春》杂志上,但是他认为《桑园留念》才是自己创作的真正开始。在《桑园留念》中,苏童展现了他意象塑造的天分。横斜的石拱桥、沿河的石阶、桑园的六棵桂花树、北郊幽深的竹林,一切景语都是情语,也是爱欲的催生剂,在淡而宁静的氛围里,空气中洋溢着朦胧的欲望。

此后,从“枫杨树乡”到“香椿树街”,从大片罂粟花的乡村到多雨湿润的小城,苏童致力于营造诗性意象,“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也成为他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处地方。1987年,苏童在《上海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这是“枫杨树乡”的第一次出现,“春天的时候,河两岸的原野被猩红色大肆入侵,层层叠叠,气韵非凡,如一片莽莽苍苍的红波浪鼓荡着偏僻的乡村”,猩红色的罂粟花意象带着“血腥气息”和非凡的气韵席卷而来。在1987年发表于《收获》的中篇小说《1934年的逃亡》里,苏童进一步用意象丰富了“枫杨树乡”,再到1988年的中篇小说《罂粟之家》、1991年的长篇小说《米》,枫杨树乡的形象不断鲜活、立体,不断燃烧。“枫杨树乡”里燃烧的意象更加强烈地表达出人物心理,在枫杨树乡,弥漫的颜色是红色,红色象征着残忍和人内心兽性、原始的欲望,这种露骨的欲望贯穿整个系列。

“香椿树街”的第一次正式出现是在1991年的中篇小说《另一种妇女生活》,“长满了低矮的杂草和沿墙攀援的藤蔓” “天气时阴时晴,又是南方的梅雨季节了,从街角垃圾堆孳生的苍蝇一路追逐着空气中酱制品和咸鱼的气味,嗡嗡地飞入酱园来”,一个江南小镇的形象立了起来。在《城北地带》《黄雀记》等作品中,“香椿树街”皆是重要的主要情节发生地。如果说“枫杨树乡”里的意象是对人物内心情感肆意张扬的渲染,“香椿树街”这一情境里的意象多使人物心绪的表达显得更加含蓄,充满暗示意味。香椿树街是典型的江南小镇的样貌,迷蒙细雨、青石板路。在含蓄隽永的江南风景中,发生的芸芸人事像一团丝线缠绕复杂,此时的行为对话都是委婉的、拐弯抹角的,人物的心绪滋生出许多触角,难以辨明。

作为审美载体,意象的主要作用在于使得情感具象化,能夠被感受和传达。葛洪兵指出,苏童独创了“以意象性为基本特征的小说语式”,这种语式“接续了中国古代诗词戏曲的传统,接续了中国古代文人画的传统,以一种书画同源的风格拓展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空间”[1]。文中有画,画里传情,苏童的小说中蕴含了丰富的精神意蕴,意象的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贴近苏童小说中人物精神图景的一条路径。

二、意象对人物心理的表达效果

从《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到《黄雀记》,从“枫杨树乡”的罂粟地到“香椿树街”的石板路,从绽放的、燃烧的红色到含蓄的、暗示的蓝绿色,意象的变化表明苏童作品中人物心理的表达有着明显的区别。正如杨义所说,“叙事作品之有意象,犹如地脉之有矿藏,一种蕴藏丰富的文化密码之矿藏”[2]。苏童作品中的意象正是我们循着路径发现其人物丰富内心情感的重要矿藏。在“枫杨树乡”系列中的各类意象烘托下,人物的内心情绪更强烈,欲望的表达更加直接,性格中含有乡土的赤裸色彩。而在“香椿树街”系列里,人物的内心情思更为复杂、含蓄,更能体现出小镇街道居民的生活百态。

(一)“枫杨树乡”与燃烧的欲望

“枫杨树乡村绵延50里”(《罂粟之家》),罂粟和水稻生长在不同季节。大片的罂粟花意象组成了枫杨树乡的图景,而野性的红色意象奠定了枫杨树的基调。在《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1934年的逃亡》及《罂粟之家》等文本中,“枫杨树乡”意象象征着人的原始与欲望。人内心深处对生命、对欲望的追求在枫杨树乡的土地上不加遮掩地绽放。

在《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中,“我”“从祖父被回忆放大的瞳孔里看见我的幺叔”,在回忆中拼凑枫杨树的形状,这是枫杨树乡第一次正式登场。文章开篇,入目即是猩红色的罂粟花“如一片莽莽苍苍的红波浪”。景物是红色的,欲望也是红色的。疯女人穗子每两年怀孕一次,她躺在罂粟花中,鲜红的血在红色的花丛里奔流。“红波浩荡的罂粟花地”里,飞扬着野性肆意的欲望。到了《1934年的逃亡》,枫杨树的形象更加丰满,丘陵地带的水田四处充斥着“网状的情欲”和颠倒、混乱的性。祖父陈宝年和蒋氏的性、陈文治和蒋氏的性,陈文治骗去狗崽的精液。陈家的“家宝”用少子少女精血炼制,陈宝年家小妾的标志是“一颗黑红色的梅花痣”,红色依然是性和欲望的象征。

《罂粟之家》里的各种意象燃烧到了一种极致,枫杨树乡猩红的罂粟花野蛮生长。这田野里罂粟的熏香绵延了几十年,一直到刘家的覆灭。陈茂的目光是罂粟一般“猩红的”,罂粟的红滋长了人物的野蛮和欲望,对性的欲望、对权力的欲望与血腥混杂在一起,在一场又一场暴力中达成实现。

在基本的场景建构、色彩渲染以外,苏童注重安排特定的意象在“枫杨树乡”意象中进行丰富补充、发挥作用,强化了人物心理表达的效果,为作品增添了更多魅力。在《1934年的逃亡》中,苏童把黑砖楼作为主要布景,黑砖楼诱发了叙述者“我”、同时也诱发了读者“瑰丽的想象力”。“一小片染黑的阳光”下,陈文治从砖楼上窥视穿着“红布圆肚兜”的蒋氏在水田里劳作、分娩。在融汇的黑色与红色中,陈文治血脉偾张,黑暗的欲望达到了顶峰。而《罂粟之家》里提到,枫杨树乡的男人们把蓑草亭子看成一种男性象征。刘老侠在蓑草亭子里面与枫杨树的许多女性发生性关系,蓑草亭子在此处显然成为一个欲望的载体、贪婪的象征。最后,对刘老侠的斗争会也是在蓑草亭子举行,这一审判不仅是对刘老侠恶劣的行径的审判,也是对其内心肮脏欲望的审判。

(二)“香椿树街”与暗涌的心绪

街道边的各色店铺、居住的院落、杂草和藤蔓、竿绳上晾晒的衣裳、院子角落的酱缸天井、桃树石榴树、春日的燕子夏夜的萤火虫,这些意象组成了苏童笔下的香椿树街。有时,街上空飘着绵绵的细雨,湿冷的空气能把一切包括人的心都侵袭湿润。苏童通过这一类意象营造出一种江南小镇的情境,在该情境下,所有人、事、物都是含蓄委婉的,纷争是细碎纷杂的,人性是灰暗深沉的,不像枫杨树乡一般野性、直接,小说中暗涌的心绪主要通过衣物、天井、花树、虫草等意象曲折地表达出来。

其实在《1934年的逃亡》中,苏童笔下已经出现了对于城市意象的描写。随着枫杨树人纷纷逃亡到城里,城市在文章中有了更多的笔墨呈现。竹匠陈宝年和儿子狗崽一起凝望环子在街道上晾晒蓝色旗袍,环子“咯咯笑着朝他们抖动湿漉漉的蓝旗袍”,旗袍意象是女性的象征,环子抖动湿漉漉的旗袍这一行为充满了性的暗示意味。从枫杨树乡到香椿树街,从红色的罂粟花和血到蓝色的衣物,意象的变动中,欲望不再直接,只有暗流不断在人与人之间涌动,通过构建的情境表达。

《另一种妇女生活》首次展现了“香椿树街”背景下的生活情境。一家酱园,楼下三个女人之间充满了阴暗的猜忌,猜忌在梅雨时节“潮湿而凝重”的空气中持续发酵,她们互相站队,每天进行着庸俗的拌嘴和钩心斗角。原本,楼上两个女人多年来与世界少有交集,楼上和楼下之间形成了无形的互不干涉的分界线,然而平衡被顾雅仙请求简少芬绣一对枕套打破,一切开始脱轨,最后简少芬一步步走入了外面世俗的世界。简少芬的脱轨在文中早有暗示。梅雨结束后,简少芬在酱园的后天井晾晒衣物布料,陶醉于初夏的阳光,产生了以后可以经常在户外绣的念头,她发现“丝线的颜色在户外的太阳下也显得分外美丽动人”。寥寥几笔对晾晒衣物的勾勒,暗示着简少芬对外界、对脱轨的渴望。在和姐姐发生分歧后,简少芬再次看向天井,萤火虫在夜色中闪着微弱的光,“一切都应和了她此时此刻凄清的心境”。到了“香椿树街”的背景下,不仅意象带上了城市风韵,在意象衬托下,人物的心理表达也更加含蓄、多情。

《黄雀记》是苏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这部作品同样以香椿树街为故事的发生地,保润、柳生和白小姐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大都发生在香椿树街上。在《黄雀记》中,苏童选取了井亭医院和水塔两个具有丰富含义的意象。保润的祖父被送往井亭医院,保润因此在井亭医院认识了仙女。到井亭医院的那天,保润记得“灰暗的天空微雨蒙蒙”,他看见了一个打着浅绿色阳伞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就是仙女,即后来的白小姐。在朦胧湿润的情境里,保润的内心悄然发酵。值得注意的是,仙女打的遮阳伞的颜色是浅绿色的。在“香椿树街”系列中,蓝绿色调取代了“枫杨树乡”系列里有代表性的红色,女性的伞、衣物大多是蓝色或绿色。这两种颜色较之红色更为内敛,削弱了表达的直接性。《黄雀记》里的水塔更是保润、仙女、柳生三个人纠葛的地点,一切在水塔开始,又在水塔结束,故事的最后,仙女带着生下的红脸婴儿住到了水塔里。“水塔好歹安静”,回到这个命运的地点,暗示仙女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宿命。

在香椿树街这一小城的一角,欲望的发酵是委婉的,情思浅浅飘浮在空气里,包裹着人,一点点浸润着人心。仍旧是写欲望、写人心,较之“枫杨树乡”系列的构建,在“香椿树街”系列中,苏童的笔法更加添了一种婉约的江南气息,意象充满暗示性。

(三)燃烧与暗流中的人性揭示

意象在苏童的小说中有重要的表达功能,在各类意象的营造下,“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地名,而是对人物心理展示有重要的作用, 进而成为一种心理状态的凝缩。葛洪兵说,苏童“觉得人性永远不会变化,变化的只是时间本身而已”[3]。“楓杨树乡”系列中欲望的燃烧是直接的、野性的,“香椿树街”系列中心绪的暗涌是含蓄的、委婉的,但是它们都指向苏童对人性深处的最隐秘的东西——生命本能的揭示。

这种揭示在作品中表现为人物无法控制欲望而导致的悲剧性命运。在《1934年的逃亡》中,性似乎是悲哀的开始,又或者只是悲哀的一环。故事的最后,祖母蒋氏药掉了环子的孩子,环子带走了蒋氏的儿子离开枫杨树,去到城市的陈宝年被学徒小瞎子陷害,狗崽死于伤寒。在1934年的逃亡中,没有人能够真正地成为一个成功的逃亡者。而《罂粟之家》同样体现了无法控制欲望导致的命运。刘老侠、陈茂、翠花花、刘沉草、刘素子,他们的命运深受欲望的影响,对性的欲望、对权力的欲望。最后,刘老侠、陈茂、翠花花、刘素子的命运都一起终结在蓑草亭子里面,体现了宿命般的聚拢。长篇小说《米》则刻画了一个枫杨树乡的“出逃者”五龙。虽然小说背景发生了变化,以城市为主要背景,但仍然是对“枫杨树乡”人五龙的命运的描摹。枫杨树乡的场景经常萦绕在五龙的梦中,是枫杨树乡塑造了五龙。五龙的身上有着枫杨树的野蛮精神,他靠着恨活下去,以复仇和欲望为生。仇恨、性、因果,在一代代枫杨树人的命运轮轨中,苏童往人性的最深处漫溯,“他所关注的是家族崩解前的情欲悸动, 历史消弭前的传奇征兆”[4]。

同样,在《另一种妇女生活》里,欲望把简少芬推向了深渊,最终生活脱轨。香椿树街上的简少芬厌倦了和姐姐在阁楼上度过日复一日、单调枯燥的生活,一步步走出阁楼、走向深渊。在《黄雀记》中,在保润被诬陷入狱事件后,柳生、保润和白小姐三人似乎就此分道扬镳,但是兜兜转转,三个人最终又纠缠在一起,互相折磨。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人是黄雀,每个人都是蝉,在命运的手掌中,最隐秘的生命本能导致了三个人命运的悲剧。

发生在“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上的人和事,都是生命本能驱使下的结果。在《罂粟之家》中,庐方说:“你能更换一个人的命运却换不了他的血液。”荣格说:“没有一种意识能够取代生命本能,因为这种本能由内而外激发,并体现在我们身上。即使我们用‘撒旦的名字来为它命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便这样做了。”[5]生命本能是暗藏人内心最深处的、有蓬勃力量的火山,流动的意象里,不变的一直是根植于人内心的本能,是生命本能驱使下的欲望。

综上所述,在把握“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两个系列中的意象对人物心理刻画作用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对苏童笔下人物的内心情意、对人的原始欲望生命本能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从“枫杨树乡”到“香椿树街”,苏童一直在以一种先锋的姿态进行写作,在创作中探究人性、表达人性。

参考文献:

[1] [3] 葛洪兵.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J].社会科学,2003(2):107-113.

[2] 杨义.杨义文存: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67.

[4] 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J].读书,1998(4):70-80.

[5] [瑞士]卡尔·荣格.荣格心理学[M].张楠,译.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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