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2022-05-16冯紫鑫

锦绣·中旬刊 2022年1期

摘要：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庞大，硕果累累，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用历史的眼光对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进行简要的归纳和总结，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对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新的认识和理解，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经验。

关键词：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在中国古代，虽未正式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正式概念。”[2]但是相应的道德教育却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始终，并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对后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影响深远。回顾并梳理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历史脉络，以现代的目光去反思和审视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从而更好地开展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一、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与产生

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这样三个阶段。黄帝至尧舜禹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生产资料以氏族公有制为基础，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参与分配，形成了朴素的集体观念，强调维护共同利益、成员之间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观念。由于原始社会主要是靠习惯、习俗等树立威信来维持生产关系，这就需要有年长有威信力之人来主持教导下一代青年的工作，并在实践中使青年一代感悟真谛，从而自觉遵守当时的社会规范和风俗，这便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早形态。再加之受到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作用，“人们对于自然的认知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并深感以人类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与自然去抗衡，于是人们开始利用尊天、尊祖、图腾崇拜等手段祈求自然的保佑，并将这种祈求逐渐规范化。”[3]形成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为主的文化形态，并将这种文化价值观念渗入到当时民众的生活，完成了对思想观念的建构。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进步，开始出现了私有制和等级观念，思想政治教育也开始具有了等级性。最终，随着生产力的继续进步与发展，原始社会解体，奴隶社会出现，夏商作为最早的奴隶制王朝，是人类文明和国家形态的开端和初创期，伴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夏商经济的初步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应运正式产生，“从生产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作为专门的一种教育活动，通过学校教育、宗教祭祀等方式。”[4]为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维护奴隶制国家政权而服务。

二、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发展阶段

1、逐渐摆脱蒙昧的西周时期

西周作为中国历史上继夏商之后的第三个华夏奴隶制王朝，其在继承夏商两代的基础上，不断扩充自己实力，在经过“周公东征”、“制礼作乐”之后西周开始逐步走上了强盛，在周成王、周康王统治时期，社会安定、百姓和睦，更有“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一说，史称“成康之治”，西周开始步入了全盛时期，周王朝强盛时，势力所及，南过长江，东北至今辽宁省，西至甘肃省，东至山东省。再加之宗法制和井田制的实行，西周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繁盛，文化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天”与“人”的关系，并提出了“天命无常”，同时还提出了“敬人而忠”“尊礼尚施”等观点。此时的西周虽还未彻底摆脱夏商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重鬼神”等思想，但将重点开始从“尊天”“尊祖”“图腾崇拜”转向了“人”本身，开始突显人的作用，逐步完成了文化形态的转换，与此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才开始发生转变，“敬德保民”这一标志性纲领的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开始走向自觉和规范的过程。“德”是“天”的至善性，“敬德”就是“敬天”，“保民”不仅是西周的政治实践表征，更是“敬德”的必然结果和具体表现。“敬德”是因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有德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保民”，是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保民”实际上就是保社稷、保国家。与此相适应的是周朝利用“礼乐教化”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礼”的规范、指导作用和“乐”的感染作用使民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以便其更好地维护周朝的稳定与统治。

2、璀璨多元的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期，学术气氛非常活跃，思想流派繁多，各思想流派之间互相竞争，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格局。各思想流派对应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张。首先，是儒家学派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强调“仁”和“义”，尤其是“仁”，孔子认为“仁”的本质是“爱人”，《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一个人只有对他人存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社会和国家作出贡献。”[5]同时，“仁”的实践中更是包含着“忠恕之道”，每个人更应该为他人设身处地地考虑，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为他人着想。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亦或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的实践不但引导人们去完成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更包含了“义”这种为人该有的品质。因此，“忠”和“恕”不仅是人们道德生活的开始，同时也是它的完成。孔子之后的儒家集大成者孟子更是提出了垂名后世的“性善说”，《告子上》：“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同时，孟子提出了“四端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并认为人并非生來就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秉性，而是在天性中带有这些天赋，需要在后天的实践中不断激发并最终成形。由此可见，儒家学派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培养明德修身、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正人君子。其次，墨家学派也提出了与其文化形态相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墨子提出“兼爱”这一墨家哲学中心思想，并以这种思想为基础，不断延伸推广，主张天下所有的人都应当不分等级、不分阶级、不分高低贵贱，彼此相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主张每个人应该像关心自己那样去关心朋友和朋友的父母。在这种文化思潮的指引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民众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关爱的理想和谐社会状态。再次，是道家学派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提出“道”是万物的本原，正如《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运行的规律同样依靠“道”，“道”无边无际，无声无形，“道”在天地未生成之前就存在于浩瀚的宇宙中，当天地生成以后，“道”就在万事万物中发挥着自身的作用，贯穿万物生成、生长、发展、消亡的始终，并作为一种自然规律客观地存在着。在万物之中的“道”就是“德”，“德”的含义是“能力”或“品德”，“道”是万物的由来，“德”则是万物本性的依据。同时，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原理，即中国人最常说的“物极必反”。并从此原理中引申出“无为”的思想，认为统治者应实行“无为而治”。由此，道家学派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强调“顺其自然”，统治者不应过多干预民众的思想活动，保持人们已有的道德本性与思想品德。最后，是法家学派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主张“势”、“术”、“法”三者的合力作用，三者缺一不可。正如《韩非子·定法》中提到的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其中，“势”即权力与威势;“术”即政治权术;“法”即法律和规章制度。提倡统治者以法制治理国家，将赏罚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与此相对应，法家学派所提倡的思想政治教育便是以“法”为核心，注重赏罚分明。63112B04-0033-4315-8EBE-70BE01B015DD

3、形成以儒家思想作为主导核心的西汉时期

西汉初年，百废待兴，统治者沿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国策，倡导以农为本，使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时期，西汉的经济开始由复苏步入强盛时期，此时，西汉初年所实行的“无为而治”已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汉武帝迫切需要一种统一的文化形态来引领西汉真正走向“大一统”时期。儒学大家董仲舒巧妙地将阴阳家与儒家的思想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论，深得汉武帝赏识。而后汉武帝采用并實行了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献策，开始在全国范围里正式确立起以儒家文化作为主导思想的局面，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后世长达两千多年。此外，董仲舒又从儒家五种伦常关系中选出君臣、父子、夫妇三项，称为“三纲”，并将其与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五种德行结合起来，构成“三纲五常”，不断由理论趋于法制化，上升到了“法”的层面，成为民众广泛遵守的道德规范与思想政治教育纲领。

4、“玄学兴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主要分为三国（曹魏、蜀汉、东吴）、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该时期历史文化具有其特殊性，“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打破。“玄学”兴起，“玄”字原出自《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以“祖述老庄”立论，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它使中国哲学第一次在老庄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儒家和道家的联系。其中，玄学代表人物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恬淡自然，认为儒家文化过多干预了人们思想的发展，倡导自然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嵇康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应是每个人的天性的自然发展，不需要过多的约束与规范。儒家文化代表人物裴頠则提出了“崇有论”，注重现实存在的事物，相比于“无”，“有”才能产生对事物与人的积极作用，力图证明封建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受此思想引领，裴頠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主张利用儒家封建伦常思想教化民众，规范社会秩序，达到统一思想、维护国家的稳定。郭象在向秀所提出将“名教”与“自然”调和相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化论”，认为宇宙万物是在流动之中，社会也是在不断变动之中，人的需要同样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认为人不仅应该提高自身修养与道德，更应该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积极参与国家与社会活动。

5、“大一统”的隋唐时期

在经历了“五胡乱华”和“南北朝”分裂期后，迎来了隋朝和唐朝两个大一统王朝，隋唐时期经济、政治、科技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思想文化方面也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出现了儒、释、道三教鼎立、并存与交融的局面。隋唐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的鼎盛时期，先后出现了“大隋盛世”、“开元盛世”等，“隋唐时期的统治者大多在治国理政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想法和见解，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更加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知人善用，唐太宗便是其代表人物之一，唐太宗时期善用房玄龄、魏征等贤臣”，[6]采纳谏言，并开创了“贞观之治”。另外，隋唐时期还推行“孝法”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即主张利用孝道治理天下，忠即是孝，同时又有着完备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如隋文帝时期制定的《开黄律》等。

6、经济繁荣的宋元时期

宋朝，作为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南宋和北宋两个时期。宋朝时期，农业、造纸业、造船业、制瓷业等均有了重大的发展，商业繁荣，商品经济十分发达，更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伴随着宋朝经济的快速发展，思想文化方面也出现了繁荣局面。更新的儒家分成两个不同的学派，分别以周敦颐的两个学生，程颐、程颢为创始人分别创立了“理学”和“心学”，并称“二程”，开创了北宋理学，“二程”虽有着不同的义理，但其核心思想均为“存天理，灭人欲”。南宋理学家朱熹更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提出了“理气观”、“格物致知”等重要理学思想，构建起了完善的理学思想体系，影响深远。元朝时期经济同样发达，海上贸易更是繁荣，思想文化方面也是深受理学的重要影响。与之相对应的宋元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强调以“理”为核心，主张强化“以理至上”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调节功能。

7、“由盛转衰”的明清时期

明朝和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个王朝，都具有其特殊性。普遍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明朝初期，通过废丞相实行内阁制、设立厂卫特务机构等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皇帝一人独揽所有大权，封建专制统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清朝仿制明朝设置了内阁，并陆续通过设立南书房、军机处等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不断加剧，封建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统治者推行严苛的训诫惩罚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禁锢人们的思想，企图达到挽救濒危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

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

1、以维护国家政权统治为根本目的

从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与阶级分化的出现，思想政治教育为维护特定群体的利益而萌芽到夏商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式形成再到后期各个封建王朝思想政治教育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其根本的目的都在于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统一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从而维护国家政权与封建统治。

2、儒家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地位以来，对后世影响深远，不论是“新儒学”又或者“宋明理学”等思想多少都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进行了吸收和改造，足以证明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的深远性。

参考文献

[1]张耀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杜秀娟，王畅.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方法的当代价值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3（30）：66-67.

[3]赵立业.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历史演进及启示[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34（04）：123-127.

[4]余一凡.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源起[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26（01）：62-65.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18.

[6]郭小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及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到隋唐时期[J].枣庄学院学报，2011，28（06）：8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