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廖冬宁（1996-），女，汉族，辽宁盘锦人，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方向：政府治理与改革。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局动荡，内阁更迭频繁，在广大国民强烈呼唤的大背景下，“改革”一词频繁出现。行政改革呈现出全面推进不断纵深发展的态势，形成日本历史上有一次行政改革热潮。在这个共享时代，其文化成果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行政体制改革的道路。本文从中央省厅改革、地方分权改革和公务员制度改革三个方面回顾和分析了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日本大规模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以及其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改革过程的特点并予以评价。中国在展开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需要学习和吸收各国的经验，日本此次行政改革从观念更新、科学决策与法治规范、综合性改革三个方面为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参考。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启示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2.11.066

0 引言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40多年来，我国先后进行了六次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从以往的改革中我国不断总结经验发现对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来说，首先核心的便是转变政府职能，只有将政府职能转变融合到市场经济发展中来，适应国际环境，才能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其次就是机构改革，在进行职能转变的同时，关键是要协调好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后就是编制控制，用严格的行政编制控制经费，提升行政效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面临在不断更新变化的新形势下，进行行政改革和创新的巨大压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现有行政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而日本推行行政改革实践之久，在各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行政改革，其规模之广，力度之大，在以往历次改革中罕见。虽然日本的社会制度是意识形态和中国有很大的区别，但就行政改革的最终目的和任务而言，两国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例如，中日两国都在摸索国家机构的改革，都在尝试如何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中日两国都在简政放权，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民营化和扩大地方自治权方面面临同样的问题;日本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与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在宗旨上、方法上也有共同之处。正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我国要科技科学借鉴和参考日本的经验，更好地推进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1 日本行政改革內容

首先，精简机构加强内阁。在此次日本的行政改革中，变动最明晰的就是中央省厅，也就是政府机构的调整。它把原来的1府21省厅简化为1府12省厅。在精简方面，除了战后美国占领当局领导的大改革外，堪称日本最大的行政改革。同时，内阁府还设立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综合科技会议，央视防灾会议和男人女人共同参加会议等多个咨询机构。

其次，重置中央与地方关系，明确中央和地方自治机关的职能分工，取消机构设置，对地方自治机关经营的事务种类进行了新的划分，它对国家有关地方自治机构的立法做出限制性规定，对地方自治机构的事务作出限制，还规定了处理中央和地方自治机构间以及都道府县和市町村间争端的程序，它废除了官方的地方事务制度，改变以往强制性的控制，促进了权力的转移。

最后，多方位的公务员制度。自解除身份登记制度以来，政府机关向每一位向想要成为公务员的公民敞开了大门。凡是想被政府选中成为一名公务员的都必须要通过考试，这样一来杜绝任人唯亲和走后门的现象。重塑公务员的伦理道德，日本公务员在其国家中普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普遍很高。但日本的公务员队伍毕竟是生活在崇尚金钱、人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不可避免会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日本各中央省厅掌握了许多行政审批权限，一旦疏于必要的监督和律己，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职、渎职甚至犯罪的可能。

2 日本行政改革的特征及评价

2.1 多维分析重新定位

首先，要确保改革的全面性和战略性。一方面，就日本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来看，其行政改革分为酝酿、动员、决策、实施等多个阶段。另一方面，结合国内外发展环境最大限度化解改革的阻力。由此可以看出行政改革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立即着手解决各种政策问题。在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在不能完全排除决策中可能出现的错误的情况下，职能部门应该不断讨论政策是否得当，是否要及时纠正。同时，要善于顺应民意，在政策问题上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选择正确的意见。最后，追求高效和精干。市场和社会对于行政体系的效率关注度较高，建设新的行政框架最为重要的就是高效的行政体系。

2.2 科学策略依法促进

首先，这次改革在实施过程中有反复酝酿、科学决策、依法推进的特点。地方分权改革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政治与行政之间、都道府县与市町村之间、政府专业职能部门与综合职能部门之间等各方职能、权力、利益的调整。这次改革难度之大，不仅仅受环境因素影响，同时也找寻找正确的克服改革阻力的方法与技巧。其次，改革有利于增强日本的整体执政功能。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看，提升执政效率既能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来实现，也能通过分权来实现。它不仅保留了中央政务干预地方事务的多种方法，而且要求干预本身符合程序和法律规范。最后，此次改革只是日本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第一步。日本的地方政务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而不是当地居民的自治权。

2.3 更正官僚思想

整顿纲纪、重塑公务员的伦理道德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从当时启动的若干限制措施来看，日本的公务员制度改革触动了日本传统的“官僚主导”体制。2001年12月25日，日本内阁会议研究通过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大纲》为公务员制度改革提供了清晰完整的蓝图。首先，它打破了官民之间森严壁垒和省厅“纵向分割”的格局。其次，适当降低公务员的工资和养老金水平，缩小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差距。最后，废除了政府委员制度，中央官僚垄断整个政府事务的权力，在日本被沿用多年，已被严重削弱。

3 日本行政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促进理念的不断更新进步有利于使整个行政改革适应时代的脚步，具有更新的利益和更宽广的视野。理念的更新不仅仅是在推进行政改革的过程中要与时俱进，同时也需要一些以政治学、行政学为基础的新颖的理论支撑和新的概念引导。日本在行政改革的过程中应用了大量西方学界的最新理论成果。刘智勇，陈苹（2017）指出我国本土化理论研究薄弱，虽然借鉴西方先进经验有助于促进我国行政改革的发展，但缺乏本土化的研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关行政改革本土化的理论体系会导致改革进入瓶颈。我国行政改革往往只在政府机关内部进行，没有进行充分的舆论动员。公众的广泛参与是行政改革不容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公众的支持与理解很大程度上能提高改革的成效。何艳玲（2020）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要从本土叙事向全球叙事转变，针对多元性重新设计行政体制改革内容。面对时代的更迭，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需要注重理念更新、社会回应，不断深化。

第二，科学决策、法治规范是强有力的手段。在21世纪的这一轮行政制度改革中，日本比较注意集思广益，稳中求进，谋定而后动。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缺乏科学的决策，只有通过规范行政来治理才能摆脱“上有政策”的顽疾。日本是严格实行法治的国家，行政调整也是如此。相比之下，中国的国家机构改革是按照提出来的方案进行的。一般程序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提出来五年体制改革方案并做出决定，然后国务院提出来改革方案，由中国人大审批通过，在中国范围内实施。从日本的地方自治体改革来看，地方自治不仅仅是复合型国家的专利，而且还能在单一型国家中广泛实施。提升执政效率的不单单是中央集权，在一定条件下，向地方分权可能会比中央集权带来更高的执政效率。分权和地方自治的实施在一个单一制度的国家未必有完美的效果，但中央政府仍然可以通过立法等手段确保国家整体目标和利益的实现。

第三，注重综合性改革。一个国家的功能首先是国防、外交和安全、维持治安和法律秩序以及财政等功能，以此来维持国家积极正常运转。其次是制定经济和产业政策、充实社会资本，发展科学技术等，以此促进国家进步。再次是注重医疗保健、卫生福利、劳动等，以此保障民生。最后是教育和文化等，以此传承文明。对于我国的中央省厅来说，行政作为社会公共权威一直的执行过程，是在来自系统以外的环境因素、对行政的需求以及来自行政系统内部的目标、职能、结构等综合作用下进行的。

4 总论与展望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该认真对待行政体制改革这一任务。行政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中国行政改革和发展的有机构成部分。行政体制改革包括政府权力结构改革，政府机构调整，政府职能转变，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手段创新。日本大规模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评价行政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 ，日本学界对于这场行政体制改革综合评价的研究成果还未有人提出。日本在新旧世纪交替之处就意识到“行政现代化”的重要性，其成果无论效果如何，都值得借鉴与学习。新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对公共组织内部集权与分权的平衡，行政组织规模与职能配置的合理化、高素质公务员培养与人才队伍的建设都要深入探究。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即将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新阶段。适应时代潮流，不断完善系统化观念，深刻认识政府治理体系是基本现代化阶段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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