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石淑花（1992-），女，汉族，河南伊川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扶贫发展与社会政策、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回顾我国精准扶贫的研究进路，可以发现我国精准扶贫的生成逻辑、本体意蕴、运行机制、现实困境和实现路径。其次，通过“理念—层次—模式—机制”的历史比较和四维框架解读，依托整体性制度扶贫和开发式扶贫的差异性分析，发现我国精准扶贫呈现“扶贫理念多元融合，扶贫层次动态转移，扶贫模式联动互补，扶贫机制协同互助”的创新理路。最后，总结研究文献，提出了后续工作，将以防止返贫、长效减贫、可持续脱贫等前沿问题来巩固现有的扶贫成果，同时，提出遵循共同富裕的目标向度，回应社会现实需要，建立可持续向富政策机制;转变政府角色提升扶贫主体自主发展能力;关注高质量脱贫缓解更高层次的相对贫困的发展出路。

关键词：精准扶贫; 研究进路;创新理路;发展出路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2.11.010

1 精准扶贫的研究进路：文献回顾视角

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决定的，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演进脉络而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于中国特色扶贫实践的经验总结。对精准扶贫的本原内涵和实质内容的解读多是基于精准扶贫政策生成后的理论派生。在理念指向层面，精准扶贫的精准化理念是核心要义，分批分类理念是基础工具，精神脱贫理念是战略重点。过程指向层面，精准扶贫是在科学有效的标准和程序下，因时因地对贫困地区、贫困村和贫困户进行精确识别，按照本地的实际，开展联动帮扶和分类管理，并根据动态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做出精准考核的过程。主体指向层面，强调对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获得实效的关键，着重探讨精准扶贫的主体结构、行为动机和角色定位，提出“政府―市场―社会―社区―农户”五位一体的贫困治理模式，进而构建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目标指向层面，认为精准扶贫最基本的定义是扶贫政策和措施要针对真正的贫困家庭和人口，通过对贫困人口有针对性地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和障碍，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

对于精准扶贫实践模式的探究，在扶贫瞄向上，学者强调单维瞄准在扶贫实践中的诸多弊端，重视精准扶贫由单维瞄准向多维瞄准的内涵嬗变。在扶贫主体上，政府、企業、自治组织、乡村干部等多元主体参与扶贫是精准扶贫的主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元主体帮扶向提升贫困者自主脱贫能力的扶贫理念转变过程中，实现了扶贫对象向扶贫主体的转化，被动接受帮扶的对象在提升自我脱贫能力的过程中通过自助自扶，甚至通过自我帮扶的溢出，连带帮扶他人而转变为扶贫主体之一。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具有自主脱贫能力的贫困群体，捕获学者的关注。扶贫对象向扶贫主体的转化强化了脱贫攻坚目标的现实可能性。在创新模式上，财政金融扶贫、移民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旅游扶贫和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在研究的初步发展期便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扶贫先扶智”为主的文化精准扶贫作为扶贫模式的内生动力不断被学者挖掘，构建文旅融合型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培育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为中心的文化扶贫新机制，强调图书馆、档案管理工作、学术研讨会等在文化扶贫中的功能作用等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同时，科技网络扶贫、电商扶贫、健康扶贫、保险扶贫、心理扶贫、精神扶贫等扶贫实践模式开始捕获学者的注意，也反映出我国扶贫重心由扶贫向防贫、防止返贫、到关注长效发展，可持续创富的实践路径转变。

随着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稳步推进，基层实践中的各种“执行不精准”问题日益凸显，着眼于探究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的学者力求通过问题靶向、瓶颈制约、治理困境、逻辑悖论等的探寻分析来解释基层社会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实践偏离，并通过多元视角探索提升精准扶贫实效的实现路径。同时，近年来随着治理理论的嵌入，精准治理在精准扶贫相关研究中蔚然成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准治贫的多元化思维转向，为精准扶贫的路径创新指出新的方向，学者立足不同治理困境，提出突破传统扶贫模式的路径依赖，重视精准扶贫的效率评价、强化基层组织的绩效评估、关注扶贫政策实施成效，深化困难群体的适应性考察等建议，促使精准扶贫政策不断实现动态修偏，精准执行实效得到逐步提高。

此外，基于长效扶贫的未来展望，部分学者认为2020年后，相对贫困群体将取代绝对贫困群体，要着力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体系。部分学者指出建立防止返贫、提高脱贫可持续性的高质量脱贫目标是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面临的重要问题。提高脱贫质量即提高真实脱贫比重，增强脱贫可持续性。这些前瞻性研究及政策建议，都为2020年后我国扶贫政策和长效扶贫的实现路径发展指明了方向。

2 精准扶贫的创新理路：历史比较视角

梳理精准扶贫模式的研究进路可以剖析我国精准扶贫模式的内在演进逻辑，而通过构建“扶贫理念—扶贫层次—扶贫模式—扶贫机制”四维框架，依托20世纪50-70年代的整体性制度扶贫、70-90年代的区域开发扶贫、21世纪的精准扶贫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做差异性比较，来解读精准扶贫的创新理路，可以纵向探究我国精准扶贫模式的创新发展路径。

2.1 扶贫理念：实现物质扶贫、精神扶贫、科技扶贫和生态脱贫多元融合

20世纪50-7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扶贫理念主要强调物质保障，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是扶贫的首要问题。20世纪70-9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开发式扶贫模式与体制改革扶贫有机结合，既强调物质扶贫的重要作用又关注贫困地区农民的智力开发，重视精神扶贫的内在价值。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我国扶贫工作目标由解决温饱问题向巩固温饱问题转变，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成为扶贫实践的主要目标。我国扶贫理念在强调物质救济、智力帮扶的同时，开始关注扶贫实践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21世纪新时期，精准扶贫思想重在实现物质扶贫、精神扶贫、科技扶贫和生态脱贫多元理念的有机融合。这一时期物质扶贫的关键是尽可能的精准化，精准识别困难群体，进行精准滴灌式的帮扶。精神扶贫是精准扶贫思想的战略重点，精神扶贫旨在帮助贫困群体从主观意愿上形成勇于脱贫致富的决心，树立敢想敢干的脱贫信心，“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是新时期精准扶贫的新论断，强调要用志气消除思想上的贫困，大力帮扶和发展教育，用智慧消除贫困的代际相传。

2.2 扶贫层次：实现国家宏观—地区中观—家庭或个人微观的动态转移

“贫困研究的层次论”将贫困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宏观层次、地区中观层次、家庭或个人微观层次。20世纪50-70年代主要着眼于国家宏观层次，扶贫范围覆盖全国各地，特别是面向全国农村展开制度改革和救济帮扶，从国家整体层面建立救济制度。20世纪70-90年代区域开发扶贫阶段，将扶贫视角逐步向地区中观层次转移。如随着攻坚扶贫政策的深入开展，邓小平提出的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共富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制定实施“三西”农业建设计划，开展“智力支边”活动等，都体现出我国扶贫实践从国家宏观层面重点向地区中观层面转移。21世纪新时期，精准扶贫实践模式下，扶贫范围精准到户，扶贫对象精确到个人，通过有效、合法程序建档立卡、精确识别、精准帮扶、到村到户、因户施策、因人施策，实现我国扶贫范围从“圈出贫困区——划定贫困县——整村推进”的中观层面，逐步转向“到村到户”的家庭或个人的微观层面转移。

2.3 扶贫模式：呈现救济式、开发式、参与式、精准式联动互补

20世纪50-70年代，政府主导下以制度改革为主的救济式扶贫是一种外生源动力式扶贫模式，依靠政府权威和国家财政资金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单纯依靠财政救济式扶贫容易造成贫困人口对救济资助的依赖，助长其懒惰心理，降低工作热情，最终使社会形成“精神贫困”的怪圈。20世纪70-90年代区域开发扶贫从按贫困人口平均分配资金向按项目效益分配资金方面转变，从单纯依靠行政系统向主要依靠经济组织转变，从资金单向输入向资金、技术、物资、培训相结合输入和配套服务转变，通过内生源动力实现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在我国各地衍生出生态旅游、特色产业等具有地域特色的具体模式。21世纪新时期，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导下，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和精准扶贫联动互补，真正实现我国扶贫目标由助贫、治贫、脱贫向防止返贫和可持续创富转变。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五个一批”扶贫模式，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发挥政治和制度优势，对口支援、干部帮扶、第一书记;建立边境地区扶贫、灾后重建、互助资金、连片开发、彩票公益金扶贫、科技扶贫试点等。此外，新時期出现的文化教育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光伏发电扶贫、保险扶贫、电商扶贫、健康扶贫等，也可以看出，精准扶贫模式下我国具体扶贫模式更加多元化且具有互补效应，使中国特色扶贫实践模式的运用更趋成熟、更富实效。

2.4 扶贫机制：变“抢救式输血”为“输血+造血”协同互助

20世纪50-70年代整体性制度扶贫阶段依靠财政救济的扶贫机制以“输血式”“抢救式”“大水漫灌式”扶贫为主，对于饱受历史沧桑，经济发展落后，全国人民普遍贫困的新中国来说具有一定的“急救”效用，但从长期来看，大水漫灌的输血式扶贫只能看到社会总体效益，难以精确测定国家特定区域，特定人群的实际受益情况，对居民贫困程度也不精确，输血式扶贫以“扶农”代替“扶贫”，难以建立扶贫—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扶贫结果治标不治本。20世纪70-90年代区域性扶贫阶段，开发式扶贫实践模式的战略性发展使我国扶贫机制由“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由“灌水式”逐步转向“益贫式”，更加注重扶贫的“涓滴效应”。但“涓滴效应”这种潜在的、外生动力式扶贫机制，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贫困地区的自身优势，依靠内生动力实现脱贫致富。因此，我国扶贫方法上由“大水漫灌”开始更加强调区域瞄准，扶贫机制开始更加注重“益贫实效”。21世纪新时期，我国精准扶贫机制已开始由主要依赖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发展为更加注重益贫实效的“靶向性扶贫”，扶贫方式由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强调对目标人群的帮扶要精准到每一个人，使每一个贫困人口都摸索出适合自身的致富路线，实现“精准滴灌”“对症下药”。实施“输血与造血协同互动”的综合扶贫模式，基于经济的杠杆，有效把握村落的发展状态，科学确定各村落究竟是处于“输血”、还是处于“造血”阶段，瞄准农村的贫困程度实施扶贫政策，有针对性地实施“精神扶贫”，从而“分清主次、突出重点”，“输血”和“造血”并重，真正实现扶真贫、真扶贫。

3 精准扶贫的后续工作：总结与展望

我国精准扶贫的思想理念遵循我国意识形态发展规律，其理论建构随政策派生，并在实践问题暴露与实现路径的探寻中不断推动政策的动态修偏，宏观思想理论、国家减贫战略及发展理念、经济新常态等的阶段性转变对精准扶贫思想政策的产生和动态革新具有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扶贫—脱贫—防止返贫—可持续减贫为主线的研究思路转换呈现了我国精准扶贫理念的动态演进路径;单一瞄向到多元瞄向、单维贫困治理到多维创富治理的多元化思维转向折射出我国精准扶贫实践的模式创新;扶贫理念的多元融合，扶贫层次的动态转移，扶贫模式的联动互补，扶贫机制的协同互助，则从历史比较视角体现出精准扶贫政策模式的创新路径。

基于共同富裕的目标向度持续发展，中国扶贫政策在未来可能会走向终结，政策走向将是如何促进低收入群体走向共同富裕的“向富政策”，而不再是“扶贫”。但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要经历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要通过阶段性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2020年后精准扶贫政策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国扶贫工作的彻底完结，贫困户脱贫后如何防止返贫，长效脱贫的战略目标与政策发展，政府、社会与贫困户个体的关系转化，如何建立可持续向富政策机制等问题，是巩固精准扶贫成果需要持续关注的前沿问题。精准扶贫政策的发展出路也将围绕前沿问题的深入研究而逐步显现，本文在总结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精准扶贫未来可能的后续工作提出展望。

（1）政策制度设计回应社会现实需要。2020年后精准扶贫的发展出路，依然要遵循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基本价值导向，在防止返贫，长效脱贫的基础上，基于扶贫到可持续向富的未来视角，重新划定困难标准，在充分考察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环境，分析相对困难群体现实需求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出保障长效减贫、脱贫致富的实践模式。

（2）检验执行实效巩固精准扶贫成果。贫困户脱贫后，如何保障贫困户脱贫后向富而不返贫，是巩固精准扶贫成效的重要问题，为此，需要建立“实地调研—动态监管—存档更新—跟踪反馈”的脱贫后社会效益反馈联动机制，运用大数据实时更新，确保整个脱贫识别工作的准确性，深入全面了解各地区基层实践中精准扶贫的脱贫实效，通过实地调研考察，深入分析个别贫困户返贫原因，明确帮扶主体需求，更加注重脱贫的高质量，切实保障已经通过考核指标的贫困户脱贫而不返贫，才能为今后落实可持续向富新的政策措施奠定坚实基础。

（3）政府角色转换提升扶贫主体自主发展能力。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实现缓解相对贫困的目标，政府应逐步实现由主导性帮扶向协助致富的角色转换，从救援者转变为合作协助者，引导贫困地区和贫困户自身的思想态度转变，寻找自身脱贫出路，努力谋求致富道路，通过制定“向富”政策，致力于建立真正有益于低收入群体脱贫致富的可持续创富长效机制，逐步实现多元主体帮扶向提升贫困者自主脱贫能力转变，重视脱贫向富政策在实现当前贫困人口脱贫的同时，对其未来向富发展要有连带作用，为低收入群体脱贫致富提供可持续发展路径。

（4）高质量脱贫向度缓解更高层次的相对贫困。在实现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基础上，着力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可持续向富政策机制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发展出路，也是脱贫向富政策路径的基本走向。一方面要继续大力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提升乡村低收入群体的内生自主脱贫能力，探寻开发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造血致富动力源，建立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保障社会公平的脱贫向富政策和实践模式。另一方面，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物质资料得到基本满足后，人们会更加注重满足自身发展资料的需求，结合我国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主要矛盾转化，未来应更加重视更高质量的脱贫向度，着眼于缩小生活质量追求上的相对贫困，关注追求物质资料群体与追求发展资料群体之间的差距，建立更高层次的可持续脱贫向富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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