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开松 郭 倩

国家高度重视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发布《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对传统村落开展统计调查。2014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下发《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延续作出部署决策。从2012年开始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评选，截至2020年6月，共有五个批次6819个传统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一、学术界有关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研究

传统村落指的是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1)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 财政部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2012年4月16日，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204/t20120423_209619.html，2021年12月22日。我国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黔东南—湘西、滇西北、晋—冀—豫、皖南—浙西—闽西北四个核心集聚区(2)佟玉权：《基于GIS的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异研究》，《人文地理》2014年第4期。，其中黔东南—湘西聚集程度最高，主要原因是湘西地区属高山地形，山峦叠嶂，交通闭塞，特定场域下受外界干扰小，大量的原始自然景观和传统村落得以保留。村落场域是由空间肌理和形态构成的客观关系网络，既包含空间关系也含有社会关系，还承载着观念空间化的表达。(3)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0页。伴随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和现代文化意识持续输入，传统村落陷入自然生态环境失衡、传统建筑破败、历史文化遗失、传统社会结构逐渐瓦解等困境，传统村落的环境格局、人文景观和生产生活场域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外来环境的干扰，并逐步被侵蚀或同化，失去原有的独特魅力，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愈加紧迫。2021年4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强调“加强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以法律条款形式明晰传统村落的重要性，既有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保持传统村落文化的多样性和活态性，也对推进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活态保护源于21世纪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其研究视野主要含音乐、美术、体育、手工技艺以及民俗风情等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探究。在此期间，关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也有少量涉猎，而把“活态”浸润到传统村落整体保护中的研究基本未有涉及。2013年以来，在学者们持续深耕和国家政策的催化下，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陆续涌现，主要围绕三大方面展开：一是注重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的模块化研究，在“旅游开发”“空间形态”“文化遗产”“人居环境”四个层面研究较为显著。(4)李伯华、罗琴、刘沛林，等：《基于Citespace的中国传统村落研究知识图谱分析》，《经济地理》2017年第9期。旅游开发作为一种现代化产业，以渐进的方式串联着村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驱动传统村落活态发展的主要途径。(5)黄杰、李晓东、谢霞：《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活化与旅游开发的互动性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在村落旅游开发实践中，需充分发挥政府、开发公司、乡贤和普通村民等多元主体作用才能使传统村落得以延续发展。(6)王炎松、王必成、刘雪：《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模式选择——以江西省金溪县四个传统村落为例》，《长白学刊》2020年第2期。与“城市文化生态实体”类似，传统村落在历史文明的积淀中也形成了由生态核、生态基、生态库以及生态环境构成的村落文化生态实体。人是生态核，是传统村落的营造者和保护者；“文化遗产”“空间形态”“人居环境”分别与生态基、生态库和生态环境一一对应，共同构成互动的生态实体。(7)刘瑞强、余咪咪：《文化生态视野下历史城镇的保护更新》，《城市发展研究》2019年第8期。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是生态库，其空间分布不仅受到原始自然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与经济发展、交通条件、城市密度等人文因素有关。(8)李博、杨波、陶前辉，等：《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测绘科学》2021年第4期。例如湘西地区山体密集、环境封闭，其传统村落呈内聚式分布，村落空间形态体现“边缘少核心多”的特点(9)邓利娜、张璟珩、吴吉林，等：《湘西州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湖南农业科学》2020年第8期。；广州地区传统村落在城市化进程的猛烈推进下，其原本具有的凝聚式和防御性形态特征发生裂变，空间形态由内部向边缘化扩散(10)陶伟、林可枫、古恒宇，等：《句法视角下广州市沙湾古镇空间形态的时空演化》，《热带地理》2020年第6期。。在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基，即文化遗产的活化过程中，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固然重要，但更需兼顾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11)耿涵、周雅：《文化遗产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的理念与方式》，《建筑与文化》2015年第5期。同时注重文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联性，将其融汇到村落文化生态体系中，转化成更深层次的文化智慧。(12)王美、陈兴贵：《传统村落“整体活化”理路分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村落人居环境是村民生产生活所需物质能量的有机体，一般涵盖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和地域空间三个子系统，子系统间通过物质能量交换传递，实现村落人居环境系统跃升。陶锋等认为构建和谐共生共荣的人居环境需生态秩序平衡、乡土风情和美和邻里关系和谐做支撑。(13)陶锋、唐洁、包伊玲：《传统人居智慧与场所精神重塑——浙江古村落记忆在城市住区可持续景观设计中的延续》，《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熊清华勾勒民族传统村落“如画”“游居”“生境”三种人居环境的审美模式。(14)熊清华：《居住走向景观——“美丽乡村”图景中民族村落人居环境的审美模式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李伯华等聚焦于“双修”(隐性基因修复、显性基因修补)理念探索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活化路径。(15)李伯华、李珍、刘沛林，等：《聚落“双修”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路径研究——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地理研究》2020年第8期。二是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探讨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情况，特别以共生理论、扎根理论和CAS(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研究较为突出。如冯淑华基于共生理论探讨传统村落不同阶段的演化模式(16)冯淑华：《基于共生理论的古村落共生演化模式探讨》，《经济地理》2013年第11期。；李庭筠等着眼于扎根理论勾勒传统村落新业态发展蓝图(17)李庭筠、罗邱戈、张金萍，等：《基于扎根理论的琼北火山地区传统村落新业态发展探讨——以海口市美孝村为例》，《自然资源学报》2020年第9期。；李伯华等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基础分析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变迁(18)李伯华、曾荣倩、刘沛林，等：《基于CAS理论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地理研究》2018年第10期。。三是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实践案例的具体化。譬如浙江省松阳县的“画家村”(19)李跃亮：《浙南山地村落活态保护的实践与思考——以浙江省松阳县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贵州省雷山县的“银匠村”(20)龚翔：《民间工艺驱动型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研究——以贵州省雷山县控拜村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山东济南朱家峪村的“闯关东文化”(21)刘曼丽：《传统村落的“活化保护”——以山东省济南市朱家峪村为例》，《四川建材》2019年第3期。等传统村落的活化路径和方法，给其他地区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提供了宝贵借鉴。

综上，将“文化生态”理念引入到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研究中，不仅能实现在活态保护语境下的村落文化生态平衡，也有利于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实体实现良性互动。我国学者从文化生态角度研究传统村落活态保护范式体现为模块化、案例化和理论化，即村落活态保护研究主要聚焦在文化遗产、空间形态等单个模块，忽视村落因素的聚合能量；活态保护实践多以单个案例为代表，整体性思考有待深入。传统村落是一个包含人、文化遗产、空间形态和人居环境等因素的文化生态实体，从文化生态视域研讨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应从多维度思考。本文尝试从多维度构建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指标体系，以整体性理路探究如何加强传统村落活态保护。

二、传统村落活态保护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指标来源

“活态保护”是从“静态冻结保护”演变而来，与静态保护不同的是，活态保护更强调传统村落的自我造血功能来实现村落延续、传承和可持续发展。传统村落囊括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传承四大基础功能，村落活态保护需秉承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原则，因此，可从活态性内涵、基础功能和原则出发构建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指标体系。第一，充分借鉴传统村落评价领域的村落活态评价体系(22)林祖锐、丁志华、张杰平：《传统村落活态保护评价体系研究——以阳泉市传统村落为例》，《城市建筑》2019年第4期。、活态性定量指标评价(23)邹君、陈菡、黄文容，等：《传统村落活态性定量评价研究》，《地理科学》2020年第6期。、文化传承度指标评价(24)杨立国、刘沛林：《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度评价体系及实证研究——以湖南省首批中国传统村落为例》，《经济地理》2017年第12期。等相关文献并进行梳理归纳，初步筛选和拟定村落活态保护评价指标体系。其中自然生态和文化传承因素在绝大多数文献中都有所体现。第二，国家发布的《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传统村落的主要保护对象，即传统村落建筑、村落选址格局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层指标作出详细分解阐释。例如传统建筑的留存度、历史要素的丰富度、传统技艺的传承度、自然环境的和谐度都为构建传统村落活态保护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依据。第三，笔者于2020年7月中下旬赴湘西地区实地调研发现，所调研的所有传统村落，都是历经脱贫攻坚的传统村落，因此除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传承外，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是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重要因素，需得以重视(25)张春艳：《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黎平县地扪侗寨为例》，《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年第1期。，这一点在传统村落的申报材料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传统村落保护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对于传统村落个体而言，村落的保护发展机制、相关规章制度、保护规划的实际进展等要素都会对传统村落活态保护产生影响，也应纳入传统村落活态保护评价指标体系。综上分析，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指标体系主要从自然生态、文化传承、经济发展、社会活力和保护发展机制五个层面进行构建(如图1所示)。

图1 传统村落活态保护评价指标来源流程图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指标评价体系主要从自然生态环境、文化遗产传承、经济发展、社会活力和保护机制五个层面构建。(1)自然生态指标选取森林植被覆盖率、古树名木丰富度和自然环境和谐度三个指标。生态环境是传统村落的自然底色，是人类生存的生命之网。森林植被覆盖率、古树丰富度和自然环境和谐度反映着村落的自然环境及人地和谐发展状态，各指标比率越高，传统村落的活态性就越强。(2)文化传承指标选择。文化传承是传统村落活化的本质属性，文化传承不仅包括历史建筑、传统民居、街巷格局、文物古迹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包括手工技艺、民风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载体，如传承人和传承场所的保护。通过文化传承要素构建传统建筑留存情况、传统街巷格局完好度、历史要素保留度、传统技艺传承度和民俗文化延续度五个评价指标。这五个指标与村落活态保护成正相关，即建筑留存、街巷格局、历史要素留存得越好，其传统村落活态性越高；传统技艺和民俗文化延续得越好，其传统村落活态性越高。(3)经济发展指标选取村民人均年收入、村落集体年收入、产业发展、青壮劳力外出比例以及基础设施完善度来表征传统村落活态性。村落经济发展需依托产业支持，产业类型和发展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村落生活水平；人均收入越高，基础设施越完善，其人口结构越趋于平衡，村落保护活态性也会提升。(4)社会活力指标选取村民公共活动参与度、村民对村落的认同归属感以及对村落保护发展的配合度。村民是传统村落最重要的主体，是村落实现活态保护的核心，也是促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力量。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离不开村民的多方参与，传统村落活态性会随村民的参与度、归属感和配合度提升而不断增强。(5)保护机制指标选择。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属于从上至下的政府行为，地方政府是否建立完善的保护机制、切实监督保护情况、带动基层组织履行职责、投入足够的资金支持等都会对传统村落活态保护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这里选取保护资金投入比例、规划管理实际落实情况、村委干部的组织度和保护规章制度的健全度五个指标。综上，由五个一级指标和二十个二级指标构成的传统村落活态保护递阶层次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传统村落活态保护评价指标体系递阶层次模型

(三)指标权重确定

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指标体系确立后，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判断矩阵，依据软件yaahp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如表1所示，所有指标权重均通过一致性检验。

表1 传统村落活态保护评价指标体系

(四)评价结果分析

(1)按指标体系层次剖析。在一级指标层中，经济发展A3和文化传承A4所占权重均超过0.3，其中经济发展这一指标层所占权重达0.392，说明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在注重文化遗产传承的基础上也要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重点。既要注重文化的延续性，传承优秀价值观、传统技艺和民俗文化，也要注重经济发展提高村民收入，让村民分享现代文明成果。二级指标层中，森林植被覆盖率B1、传统建筑留存情况B4、传统街巷格局完整度B5、人均年收入B9、村民对村落保护发展的配合度B16和规划管理实际落实情况B20共六个指标权重超过0.3，其中有一个指标反映自然生态环境层，两个指标反映文化遗产层，一个指标反映经济发展，一个指标反映社会活力以及一个指标反映保护发展机制，更加体现了传统村落活态保护不是对某一个方面进行保护而是对整体进行保护。(2)具体指标分析。从二级指标层来看，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权重占比最大的五个指标依次为村落人均收入、街巷格局完整度、产业发展状况、传统建筑留存度和森林植被覆盖率。由此可得出村落居民以及村落居民是否能安居乐业是影响村落活态性的主要因素，也进一步证明物质文化遗产是影响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的重要因素。

三、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实证研究

湖南湘西作为我国中部传统村落分布最为富集的地区，其境内留存着较为丰富浓郁的文化遗产，它们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延绵不绝、永续前进的精神纽带。本文选取湘西州泸溪县10个传统村落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泸溪县是一个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县，截至2019年底，全县常住人口29.21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9.11万人，占总人口的65%。泸溪县域自然资源丰富，森林面积达28.37千公顷，林木蓄积量74.13万立方米。文化旅游资源丰沛。有辰河高腔、踏虎凿花、苗族跳香等非遗文化，有浦市古镇、辛女祠、沅水风光带等风景胜地，还有“六月年”“三月三”等民俗风情。盛产椪柑、油茶、生姜等农产品，被称为“中国椪柑之乡”。截至第五批传统村落公布时间，泸溪县域共有10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分别为达岚镇岩门村，洗溪镇张家坪村、李什坪村、榔木溪村、欧溪村、塘食溪村、三角潭村、布条坪村、芭蕉坪村和潭溪镇新寨坪村。(26)资料来源：泸溪县政府官网以及调研所获资料。

(一)传统村落活态综合评价

在计算各评价指标权重的基础上，采用赋分制对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情况进行评价。首先将每个指标的评价划分为三个等级(严重失活：1～4分；微失活：4～7分；活态：7～10分)，等级越高其活态性越强；其次依据评分标准衡量具体指标得分情况；最后算出每个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的综合评分，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因具体指标中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指标，评定指标正相关程度越高，对应的分值也越高；负相关指标则与其相反。上述指标体系中除青壮劳力外出比例指标属于负相关指标外，其他指标都属于正相关指标。

传统村落文化生态是人、文化和自然所构成的相融共生的人居环境系统，文化生态系统中人文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生态等诸多要素共同构建村落整体。(27)吴平：《美丽乡村建设中传统村落保护与营建——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从表2各传统村落活态性综合得分情况来看，泸溪县多数传统村落处于微失活状态。岩门村和新寨坪村综合得分均在7分以上，处于“活态”等级，其余八个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均处于“微失活”等级，其中岩门村和新寨坪村作为旅游型传统村落，其活态性整体上优于其他传统型村落。其次，在上节具体指标分析中已证实村落居民、村落居民安居乐业以及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的主要影响因素。将这些因素对应至传统村落活态综合得分(表2)发现，各传统村落分布虽呈聚集式，但由于产业发展状况(B11)大不相同，各村落人均年收入(B9)也存在明显差距，促使部分村落的青壮劳力(B12)大量向外迁移，也进一步致使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B4、B5)得不到有效保护和传承，终会导致村落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人文生态和空间生态遭受冲击和破坏，威胁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表2 泸溪县10个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得分情况

(二)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存在问题

1.活态保护理念与创新脱节

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不仅是村落建筑的修缮，也是对村落精神价值和文化生活的传承。当前回归生活是对传统村落的最好保护，接轨现代是对传统村落的最好传承，但在实际中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和创新意识还存在不足。一方面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尚未脱离以强调单体建筑、文物古迹保护为主的惯性思维，忽略村落空间的整体性保护与转变。特别是通过挂牌式保护的传统建筑，仅仅只是限制人为接触而忽视传统建筑本身的脆弱性，导致大量的物质文化“黯然失色”，与整体保护理念不相协调。另一方面传统村落保护工程量大涉及范围广，需要较大的资金量，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投入资金有限，无法维持村落保护各层面工作的正常运转。而大多数传统村落村两委干部持保守思想缺乏创新思维，不愿拓展活态保护资金渠道，从而导致传统村落遭受损害，发展停滞不前。

2.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与外向拓展不够并存

传统村落能否迸发经济活力与村落本身所拥有的资源禀赋高度相关，村落的经济发展状况对村民的收入和是否外出就业有较大影响。泸溪县域内传统村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托于旅游业和特色农业种植业。例如，岩门村和新寨坪村依托独特资源发展旅游业，其他八个传统村落立足于区位和地理环境发展生态特色产业，尤其是三角潭村和李什坪村充分利用生态资源优势发展“林下经济”，大幅提升村民的收入水平。目前岩门村和新寨坪村旅游业发展均处于“边营业边开发”状态，岩门村以古时军事要塞和代代相传的“孝文化”为主轴，在不破坏原有传统建筑和空间格局的情况下形成现今的岩门古堡寨景区，吸引了大量游客；新寨坪村借助原生态资源把传统农房加工成民宿，打造健步道、观景台、果园采摘等活动，形成“房旅融合”“果旅融合”“景旅融合”等模式，为村落发展输入新血液。但是目前岩门村和新寨坪村面临着知名度低、宣传力度不强、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困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传统村落“走出去”的外向拓展能力，也削减了传统村落旅游的吸引力。对于其他传统型村落而言，实现村落活态发展将面临更大挑战：一是区位优势不明显，村落资源面临如何实现适度有效开发的问题；二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村落人口不断流失导致发展内生动力不足，长此以往势必造成社会基础在村民追随自我发展中逐步丧失。

3.传统文化边际效益递减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环境也会更迭改变，从而推动整个村落文化体系的演进。传统村落多数处于落后闭塞地带，由于开发程度低，依然保持着村落风貌的原真性，但传统村落自身具有显著的脆弱性，极易受外部环境催化发生形变。(28)吕宁兴、范在予、耿虹，等：《贫困地区民族村寨的整体性文化保护困境与振兴发展策略》，《现代城市研究》2019年第7期。同经济学意义上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相仿，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入推进，多数原住村民迫切追求自身发展和改善落后的基础设施环境而纷纷离开村落外出就业或是永久迁出，祖辈相承的村落文化精髓随时间流逝而逐渐被人遗忘，也会因村落无人而得不到有效地保护和传承。特别是在文化生态实体中的生态核——村落原住村民外迁后，住房建筑常年无人居住打扫而加速破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和方式更加单一；村落“空巢化”“空心化”日趋严重，出现“空村惟见鸟，落日未逢人”景象。加之现代化意识的持续输入和市场化的冲击，传统村落的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都面临严峻威胁。

4.保护机制尚不健全

针对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机制，虽然国家出台了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规范性文件，但其不像法律法规那样具有强制约束性。传统村落配套的产权制度、奖惩制度、土地制度等保护制度缺失，也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传统村落的破坏。其次，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属于系统性工程，国家出台传统村落保护政策后，地方部门应根据实际状况及时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在传统村落保护实践中，囿于地方部门立法条件局限性，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都严重滞后。在实施过程中也还存在一定问题：不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主体责任不明确、具体实施细则有待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等，给传统村落实现活态保护带来阻力。最后，传统村落中的村规民约、宗族祖训等不成文的“法律规定”微妙地促进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这种非正式制度往往比正式的法律规定更有效。随着时代的变迁，如果对村规民约等稀有资源不加以保护，终有一天会泯灭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四、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机理

(一)重塑活态保护理念是先导

传统村落得以生存发展的源泉是以传统生产方式为基础，并由此形成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制度礼仪等构成的生活方式。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更需坚守整体性原则，这种整体性保护不仅能保护村落中所有物质形态环境，还可将村落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形态的历史遗存作为保护内容，促进被保护对象与村落的整体协同。其次，树立保护与发展相互促进的新理念，实现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强保护。在整体性保护原则之上，妥当发挥传统村落的经济价值，充分发扬村落的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让传统村落在现代社会中积极实现自我更新，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最后应将广大村民的民生福祉纳入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的发展目标。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持村落空间，改善村民生活质量，提升生活水平。在村落活态保护中嵌入现代生活因子，以尊重村民追求现代化生活的意愿为基础，努力做到村落空间和现代化生产生活有机统一，留住村落的原住居民，留住村落的社会基础，留住村落的生活气息。

(二)创新传统村落保护新业态

经济稳定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主轴，发展好在地经济是村落具有持续生命力的基础，因而打造传统村落产业新业态成为可能。第一，实现错位发展。传统村落在充分利用可挖掘的自然景观和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向着差异化特色化方向提升。首先明确村落发展定位是城镇依赖型还是景区依托型，抑或是交通枢纽等其他发展类型。其次依据村落发展定位凝聚村落主题文化并规划旅游线路，在景点构造、产品设计、发展理念、服务等方面呈现本村落的独有特色，并在实践中不断赋予乡村旅游新的时代内涵，探索新业态发展。譬如森林植被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美的传统村落可尝试探索森林康养产业，既可科学利用森林资源、深入践行“两山理论”，也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助力乡村振兴。第二，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提升村落旅游竞争力。文化资源是村落发展旅游业的最大优势，乡村旅游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休闲娱乐吸引游客，更应该把文化资源进行适度加工或转化形成村落自身独特性和竞争优势。例如促进村落传统文化的产品化，以当地民俗风情为载体开展旅游活动项目、展示村落的手工技艺和礼仪等，弘扬村落传统文化，提升村落旅游竞争力。第三，以产业融合优化乡村旅游结构。依托村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特色，积极探索村落旅游同第一二产业相结合，秉持“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大胆创新，促进村落旅游结构的优化，实现旅游产业新业态发展。例如，在“果旅融合”“房旅融合”的基础上依托本土资源探索“茶旅融合”“林旅融合”“药旅融合”“田旅融合”等旅游模式，形成集旅游观光、果园采摘、休闲农家乐、文化创意产业等为一体的旅游体验。

(三)利用社会资本构建传统村落保护PPP模式

村落保护资金投入不足是当前传统村落的普遍现象，如果不能很好突破这个瓶颈，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将面临风险和挑战。第一，建立传统村落保护PPP模式。共生理论主张各方利益主体通过相互之间传导建立某种共生关系，从而实现整体共生发展。传统村落保护PPP模式是以政府、社会资本以及村民为参与主体，以实现多元主体互惠互利为合作理念的现代融资模式。政府部门评估村落旅游建设方案并敲定PPP模式的具体融资流程，成立专门小组负责实施与监督；社会资本负责提供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以及后期的运营；村民可以提供劳动力、土地等参与传统村落保护中，并允许村民入股。这种模式将政府传统村落保护的公益性责任与社会资本逐利性需求相结合，并在政府监督下不断博弈实现利益平衡，从而实现多元利益主体的互利共赢和谐共生。第二，尽快建立多元资金投入机制。传统村落通过合理保护开发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传统村落也是人类社会共有的宝贵财富，具有“准公共物品”有限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属性，一般市场资本不愿参与其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支持也远远不能满足当前传统村落活态保护资金的刚性需求，因此政府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充分吸纳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到传统村落活态保护行列，形成政府、企业、文化社团、非营利机构、志愿者等多元投入格局，也要在拓展资金渠道基础上增强各方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意识。

(四)“活化”民族文化记忆

面对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的外界干扰侵蚀和内部自身断层困境，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不改变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内涵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和创新。第一，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唤醒民族文化记忆。保护和修缮村落祠堂、建筑、古井等物质文化载体，可凸显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产，构建体现村落文化的地标性景观，让村民拥有集体享用文化成果、传承文化、创造文化的场所，让民族传统记忆在村民日常生活实践中得以延续。重视并恢复传统风俗、节日、礼仪等精神文明载体，遵循“文化地理意识”，在尊重村民本土化情感的基础上变通传统文化的固有理念，注重各类民俗节日共同繁荣，激发村民文化自觉意识，促进传统村落文化活态发展。第二，要加大对文化传承人的保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载体，正是文化传承者的默默奉献才让众多的文化遗产代代相传。要肯定文化传承人的贡献，鼓励传承人将民俗技艺在生活中传承延续；拓宽传承人的培养渠道，除传统的家庭传承、师徒传承外，通过培训研习班、校园课堂等方式融入传承新生力量；通过政策支持和设立专项资金补贴等来改善文化传承者生活，激发传承者自主保护和创新意识，延续村落文化遗产。第三，创新文化记忆“活化”渠道，重拾文化自信。可以参照古时乡约中“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等规范，将民俗节日、礼仪观念等文化记忆纳入村规民约，以规范化形式凝聚村民文化认同感，促进村落文化建设。还可借助教育的教化作用向不同群体传播文化。由政府部门牵线开展免费非遗研习班，组织村民系统学习，既提升村民文化知识素养，又培育“懂知识有技术”的专业人才，实现自我造血和自我发展。除此之外，还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习融入中小学的课堂学习中，既可以培养学生对文化遗产的学习兴趣，还可以拓展文化遗产在更年轻更有活力的一代人中的感知和体验，更好地实现文化代际传承。

(五)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引导村民参与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村落的治理境况与村落发展好坏息息相关。在实际的村落保护工作中，村两委干部的时间多花在应付上级部门检查上，对村落保护工作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较少，缺乏主动性。首先，村党组织是村落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对传统村落保护应是一种自发行为，村干部应树立务实态度，在政府嵌入和村落保护工作之间相互平衡。与此同时应加强村组织建设，以党组织为核心，充分发挥支委会和村委会在村落活态保护中的模范带头和引领带动作用，不断提升村两委干部的创新能力和服务意识。其次，村民在村落建设中起着中流砥柱作用，要强化社会参与。既要巩固参与制度，也要拓宽参与范围。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选举产生村落保护发展委员会，关系村落保护发展的重大方案或规划要广泛征询村民意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地位，提高村民自主参与意识。动员村民参与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的各个环节中，规划制定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方案、主动挖掘村落文化价值、提升村落保护意识、监督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实践过程等，让村民在具体的行为中提升责任担当意识和获得感。同时对外出务工的群体以网络问卷、微信等多种媒介传达讯息，让互联网等媒体成为新时代村民社会参与的重要表达方式。最后，可以成立村落志愿者工作坊。村落的发展建设要注重产业发展人才、基础教育人才、社会治理人才和新乡贤的培养和维系，但实际情况是传统村落较为落后的经济和基础设施使得大量村落内部人才“留不住”，外部人才也不愿“走进来”。成立志愿者工作坊能够汇聚社会各界力量，包括各行业的专家学者、教师、学生、技术人员、党政机关工作者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村落人才短缺，也能发挥各行业人才的优势，让广大志愿者和村民一同参与到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规划中，让丰富多元的思想进行碰撞，为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增添新活力。

五、结语

传统村落是一个由人、社会与自然环境互融共生的文化生态实体，其构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系统各子集之间的和谐统一。赋予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新的生命力，多维度建立传统村落活态保护评价指标体系，为有效协同当地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有益借鉴。在当前阶段，我国的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工作仍面临资金投入有限、“过度保护”“过度开发”、保护机制缺失等难题，因而我们要以呵护之心珍惜当前的乡土记忆，保护与发展相携并进；打造传统村落发展新业态，形成品牌差异化发展格局；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吸引人才集聚和回流；利用互联网智慧激活乡村农业的市场活力，促进传统村落整体发展,有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