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冰娴

摘要：《经典重估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创新》是蒋承勇教授近十余年带着“重写”与“重估”的理念对西方文学进行思考与研究的成果，响应了21世纪“全球化一网络化”浪潮中的“经典重估”呼声，书中通过对西方重要作家作品、重要文学思潮和经典理论的解读与重探，在观点、方法和理念上都有显著创新，对当代重估经典有很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键词：经典 西方文学 重估

一如蒋承勇在《经典重估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创新》（以下简称《经典重估》）绪论中所指出的：“‘经典重估’‘经典重读’‘回归经典’，是近年来我国学界的强烈呼声，也是国际学界的呼声。”①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对于“重估”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其似乎也包含在20世纪90年代热烈讨论的“重写文学史”范围之内，可以说更是对后者的延续与强化。蒋承勇教授一直对“重写文学史”和“经典重估”十分关注，他在近十余年的时间里，带着“重写”和“重估”的理念对西方文学持续展开力求创新的思考与研究，可以说，《经典重估》这本书就是他在这一方面思想的结晶。

我们常常说经典，那么何为经典？我们通常认为是在某一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定是经过历史的长河被淘沙下来的著作。从本书题目看，抓住两个关键词，即“经典重估”和“方法创新”，我们会发现《经典重估》对西方文学在这两方面的探索不只是停留在某一方面，还包括文学作品、文学史现象、文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是既有作家与作品的个案研究，也有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综合性研究，本书即是以这几个层面为基础框架建立起来的。《经典重估》除了“绪论”和“后记”外共分为上、中、下编三部分。本篇书评即围绕每编主要内容及其创新之处方面进行评论。

上编名为“作家作品研究与方法创新”，一共有十章的内容。第一章“‘诗性’的经典”有十节内容，从“人的起源与人性隐喻”到“希望在‘等待’之中”，从古希腊文学、希伯来文学、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到20世纪荒诞派戏剧解读西方文学经典作品。第二章到第七章分别是“阿里斯托芬喜劇的风格”“‘拜伦式英雄’与‘超人’原型”“狄更斯小说经典性的别一种重读”“《简·爱》经典化过程考论”“马克·吐温之中国百年传播考论”“安徒生童话之中国百年传播考论”，最后三章主要解读了劳伦斯的三部作品，分别是‘《儿子与情人》的现代主义倾向”“劳伦斯《虹》的多重复合式叙述结构”以及“劳伦斯《爱恋中的女人》的深度对话”。其中每一章节都是以具体作家作品为例，蒋承勇教授对这些经典作品的解读不是简单复刻的，而是有其独特的见解。

在深度辨析“两希”文化传统时，用“个体本位”“个人主义”“群体本位”“博爱主义”这些在《外国文学》课程中耳熟能详的言说，探索西方文学两大源头中的“人”，结合两种文化中有关“人”的起源、人性内涵等论证两者在文化内质上的对立与互补。这不免让人联系到蒋承勇教授此前有关两希文化的论述，他认为古希腊文学的文化内质是‘神一原欲一人’三位一体的结构框架，其核心是原欲”②，“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学‘神一理性一人’呈三位一体之势，其文化内质是理性型的。③一个是强调人本意识对个体现实价值的肯定，另一个则是看重群体本位意识有着自我牺牲精神的博爱主义;一个是对人性自由的渴求，另一个则是理性对情感的控制，而它们都直接影响了西方文学的创作，因此蒋教授认为有些只把古希腊文化传统中的“个人主义”和“个体本位”理解为西方文学人文传统核心的思想是存在偏颇性的，我们可以沿着这条思路来看接下来的几个章节。 在“仅仅是‘妇女解放’问题吗？”中，蒋承勇教授先是提出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的出走被以往评论界认为是“妇女解放的宣言书”④，“是向男权主义提出了公开挑战，向社会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问题”⑤。当五四时期传人中国时主要“被理解为表现了家庭婚姻、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问题的经典戏剧”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部剧作作为一种“现实”的工具在世界某些地区得到传播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其文学创作价值观。毫无疑问，以往的解读到此为止，而蒋教授进一步引用一手资料——易卜生自己关于此剧的演讲来说明《玩偶之家》的创作动机不是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其根本问题是人类，谈的是“人”的觉醒和人性解放，这就指向了西方传统文化中“人”的内涵，是关乎西方的文化根基问题。这样就把传统解读中的这个问题扩大并且深入了，追溯到了本源性问题，使这部经典剧作富于现代意义的内涵。

除此之外，“拜伦式英雄’与‘超人’原型”这章节有着蒋教授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拜伦及“拜伦式英雄”身上所追求的“自我”和反叛，并不是个人反抗意义上的英雄，而是一种文化上的新“人”形象，被尼采进一步培育而走向现代，从而就两位伟人的精神联系而言，“拜伦是尼采的精神先导，‘拜伦式英雄’是‘超人’的原型”⑦，可以说，拜伦和尼采的关系是别人很少关注到的。在论及马克·吐温和安徒生的中国百年传播时，蒋教授认为我国对马克·吐温的研究与特定时期本土的历史文化语境密切相关，而安徒生童话中童心的诗意同样也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所追求的“现实性”与“批判性”遮蔽，我们需要对外来文学与文化不断认识与再阐释，这样一种研究西方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思路可以对照到中编的内容。

除了对经典作品的个案研究，蒋承勇教授也探讨了西方文学思潮传人中国以后的再认识。中编“文学思潮与方法创新”共有十一章，分别是“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的历史境遇”“浪漫主义之中国百年传播考论”“‘主义’的纠结与纠缠”“19世纪现实主义‘写实’传统及其当代价值”“现实主义中国70年传播考论”“唯美主义思潮之理论与创作关系考论”“文化渊源与文学价值：西方颓废派文学再认识”“象征主义之中国百年传播考论”“本质主义诗学的瓦解与现代文学本体论的重构”“人文交流‘深度’说”和“五四以降外来文化接受之俄苏‘情结”’。在中编蒋教授重新探索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等思潮被中国现代文学界所忽略的地方和原因，在剖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案以及可拓展的地方。

浪漫主义在中国可谓经历了百年的沉浮，然初入我国时被立意于“反抗”和“启蒙”之意，侧重的是带有“积极”“革命”色彩的浪漫主义者。蒋教授谈及浪漫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微弱，不及在西方流行时的声势浩大及日后的深远影响，分析了其传人后被冠以“革命”或“社会主义”成为现实主义，排斥了作为独立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提出我国本土的浪漫主义研究在许多方面有待拓展。蒋教授提出我国学界通常认为“浪漫主义思潮是法国大革命催生的社会思潮的产物”⑧等思想存在偏颇，他认为早在18世纪后期英国感伤主义、德国狂飙运动等已经在文学上突破古典主义的理性戒律，而法国大革命本身所释放的启蒙思想一方面有正面价值，而另一方面却有着负面效应，浪漫主义是对法国大革命中扼杀个人自由的反思，强化、拓展了“自由”之内涵。而这“自由”本身具有诸多概念，我国在以往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中对其研究比较空泛，仍需进行更系统的阐释。

蒋教授在这编有三章论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对我国本土创作和文学研究与批判产生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种外来思潮，其“真实性”品格为我们所看重，因此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没有过时。他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现实主义被“独尊”了吗？实际上，我国文学界从20世纪30年代便直接借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这在蒋教授看来无疑是19世纪现实主义的一种“变体”，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虽然到20世纪70年代末其本身一直被不断讨论，然而它并没有享有“独尊”的待遇，如果有，那么有可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的现实主义”，真正的本源性现实主义从未被“独尊”过。当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派涌入，其才更像是被“独尊”，现实主义似乎被边缘化，所以蒋教授认为我们对现实主义本源性内涵的理解远远不够深人，呼唤这个时代仍需现实主义。蒋教授指出“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表述中，自然主义始终是与现实主义‘捆绑’在一起的”⑨，实际上“自然主义作家普遍强调‘体验’的直接性与强烈性，主张经由‘体验’这个载体让生活本身‘进入’文本”⑩，现实主义是以文本“再现”生活，两者是有区别的，他呼吁中国现代文士们不要再用要么“再现”、要么“表现”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僵化、静止的“写实”观念来看待西方现代文学和西方现代叙事文本。

在有关象征主义的研究上，蒋教授论述其在中国的传播时，特别提到近百年来中国象征主义研究不容乐观，他认为应期待未来的研究有新的开拓，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国象征主义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二是思潮研究仍需专门与系统。

三

研究西方文学经典，除了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外，文学理论的研究也需要重估。《经典重估》下编题为“理论研究与方法创新”，重点在对理论经典的重估。一共七章，分别是“走向融合与融通：跨文化比较与外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方法创新”“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世界文学’不是文学的‘世界主义”一‘感性与理性 娱乐与良知——文学‘能量’说”“文艺复兴运动的潜文化意义”“18世纪以降英国小说演变之跨学科考察”和“批评家与作家的‘恩怨’及其启示”。我国研究者一直崇拜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从而对此前的西方文学传统理论相当“冷漠”，把它视为“过时”。又因为对后者的理解只是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水平上，所以对其接纳只是一知半解，同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两度“理论热”现象，存在着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等问题，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在“网络化一全球化”的当代，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是必要的，“既促进了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互补，又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发展与壮大”（11）。蒋教授提到的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既是对文学被“边缘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又是比较文学在世界领域内所做出的贡献。这不免让人想到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乐黛云，她是“和而不同”思想古为今用较早的倡导者，最早将“和而不同”原则引入比较文学的领域。她认为我们面临文化多元共生的问题，“中国‘和而不同’原则也提供了很重要的启迪。‘和而不同’原则认为事物虽各有不同，但绝不可能脱离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12）。蒋教授认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在各文化保持个性之时，对其他文化形态应持有开放认同态度，使异质文化在对话、交流、认同过程中互渗互补，创造出一种富有生命力且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可以说两位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初看“18世纪以降英国小说演变之跨学科考察”这一章节时，若只看题目前半部分则会误以为放置上编作家作品研究中更为合理，而其实其重点在后五个字“跨学科考察”，这就涉及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问题，所以这么一来这个章节放在这里很合适。蒋教授用“市民阶层的兴起”“传播媒介变革”以及“科学理念渗透”贯穿到每一小节，我们可以了解到文化的发展以及自然科学的推动影响了18世纪以来英国小说的演变。其实蒋教授这里提到的“跨学科”也是乐黛云教授此前预言的“如果我们把比较文学定位为‘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它就必然处于21世纪人文精神的最前沿”（13）。在这里我们可以深入探讨比较文学的出路，比较文学的目的是促进文化沟通，避免文化冲突，改进人文环境，这种“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新人文精神正是未来比较文学的灵魂。

蒋教授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潜文化意义”章节中再次提到了古希腊“原欲”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理性”文化两者之间的对立与互补，可谓是对上编第一章的补充、扩展与深入。因此本书的三编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着紧密的联系。

四

总而言之，《经典重估》这本书在题目上给人一种一目了然之感，重点放置在“重估”与“方法创新”两个方面，内容则是“经典”与“西方文学研究”。各编分工合理，逻辑缜密，构成“作家作品研究一文学思潮研究一理论研究”三位一体的结构模式，不能分割，而是相互补充。正因为“经典重估”是近年来我国学界以及国际学界强烈的呼声，所以蒋承勇教授这本书也为学界在西方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上做了很好的补充。这本书可以说是蒋教授近十余年在“经典重估”方面思想的结晶，很多论述在其此前发表的刊物有所涵盖，比如《“拜伦式英雄”与“超人”原型一拜伦文化价值论》《论劳伦斯（爱恋中的女人）的深度对话》《“神一理性一人”的三位一体——简论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学的人文性》，等等。他在《經典重估》中每一章节通过材料来论证，主要是一手文献，证据牢靠。蒋教授在每一章节所得出的结论与所使用的文献有直接关系，使用了中文以及外文文献，论据详实。比如在解读易卜生《玩偶之家》的深刻内涵时，他引用了易卜生在该剧发表二十年后的演讲来说明其不只是男女平等的问题，而是关乎“人”的觉醒和人性解放的问题等。蒋教授在论证过程中研究梳理恰当，比如在《现实主义中国70年传播考论》中，梳理了自1949年以来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演变与地位，并且指出现实主义并没有被“独尊”，也没有过时。

可以说，《经典重估》解读文学作品是蒋教授在原有解读上重新深入，立足作者创作本身以及西方文化传统，重探经典作品、经典理论的本源性内涵。在解读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冲撞时，蒋教授认为我国学界向来认为的“对宗教的批判与反抗是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近代文学进步性的集中表现”（14）存在局限性，他指出文艺复兴是两者的融合，“人文主义—基督教”文化模式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其内涵。《经典重估》整本书读来语言优美，逻辑清晰，格式规范，问题清楚，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学术指向。本书的创作力求增强理论深度，拓宽视野，对西方文学的经典进行再阐释，体现前沿，是基于作者多年研究西方文学的积累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做出的论述，其实这本书本身就是作者在理念和方法创新的探索与尝试。笔者不才，第一次读本书最后一章“批评家与作家的‘恩怨’及其启示”有所困惑，认为这章不适合放置下篇，仔细体会蒋教授论述俄国批评家对俄国现实主义的不同观点时，理解了他们是对文学本质论、文学价值观等所持观点的异同，可以说是对西方文论和文学研究实践的深度研究与新见解，因此才打消了怀疑的念头。总的来说蒋承勇教授的这本书具有研究经典、重估经典的重要学术参考价值。

①④⑤⑥⑦⑧⑨⑩（11）（14）蒋承勇：《经典重估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第60页，第60页，第61页，第95页，第213页，第230页，第235页，第480页，第492页。

②蒋承勇：《“神一原欲一人”的三位一体——论古希腊一岁马文学中“人”的观念》，《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76页。

③蒋承勇：《“神一理性一人”的三位一体一一简论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学的人文性》，《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14卷第4期，第41页。

（12）（13）乐黛云：《我的比较文学之路》，见《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