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爱水 袁金辉

摘 要：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一部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与贫困作斗争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实践，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反贫困斗争的伟大胜利。百年反贫困斗争伟大成就及其宝贵经验，为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世界贫困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也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反贫困;伟大成就;经验启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研究”（18BSH052）。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2）004-0058-01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2.004.004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一直把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实现共同富裕写入党的纲领中，飘扬在党的旗帜上。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反贫困历程中，逐步发展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和思想体系，结合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反贫困任务，将贫困治理纳入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之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反贫困斗争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反贫困工作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上，组织了声势浩大、硕果累累的脱贫攻坚战，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史上书写了光辉篇章，也为世界减贫事业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斗争充分展现了党的领导智慧和政治优势，同时也为国际反贫困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探索

20世纪初，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极端动荡不安的时代。鸦片战争之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是中国人民陷入深度贫困的罪魁祸首。中国绝大部分民众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之中，外有帝國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内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盘剥和压榨，进而使得当时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全世界所少有的[1]。为了生存，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屈的斗争。从洋务运动到太平天国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论怎么斗争，都没有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实现中华民族摆脱贫困的小康之梦归于空想。所以通过革命和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是摆在当时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人民的反贫困斗争就有了政治领导和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将“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直孜孜以求奋斗不止。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强调要切实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把全部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半成品等，悉归社会所有[2]。党的二大进一步指出，只有通过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才能实现人民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1926年9月，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心问题的科学论断[3]，他认为中国农民贫困落后的主要根源就是不合适的土地制度，少数地主和富农占据了较多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因此，只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农民贫穷的面貌。1928年和1929年，我们党在根据地先后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通过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极大调动了贫苦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在局部地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困农村的贫穷落后。此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与时俱进多次进行土地改革，极大地推动了革命胜利进程，有力地证明了：“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革命;谁解决了中国的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大众。”[4]在这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唯有切实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改善劳苦大众的基本生活，才有可能不断壮大革命队伍和红色革命政权。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斗争获得充足和必需的物质产品基础，才能使革命群众获取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首要的满足[5]。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全面抗战的目标，尽可能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国共产党认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必须救灾荒保生计，必须使百姓仓廪实衣食足，才能保国泰民安[6]。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打破日伪军的封锁扫荡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摩擦，克服抗日根据地的困难，通过发动部队和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把生产所得列入重要的收入，以减少根据地人民负担”[7]，从而使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的基本生活和物质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为了解决军队和机关学校的衣食需求，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1940年毛泽东同志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并确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路线。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边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陕甘宁边区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活动，在土地贫瘠和气候条件较差的陕甘宁地区实现了生活资料的真正自给自足，不仅改善了边区群众的生活，也保障了前线抗战的顺利进行。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的大党，我们党有条件也有能力来思考和解决国家层面的贫困治理问题。比如，我们党一方面在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度，按家庭人口多少平均分配土地和生产资料，以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迫切需求，大大激发了解放区农民参与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在“发展生产、经济繁荣、公私兼顾、劳资两利”[8]的原则下，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打击不法活动、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增加工人就业等手段和措施，努力改善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自身面临巨大的成长压力，但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改善根据地人民的贫穷落后面貌，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通过不断解决土地问题，使根据地农民拥有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产品，为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打牢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执政地位积累了重要的群众基础，也为新中国开展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反贫困斗争积累了丰富经验。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贫困实践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要尽快改变贫瘠、孱弱的落后面貌，就必须从根本上对我国工农业进行系统改造，只有通过调整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有可能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地消除贫困。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实施，在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经验基础上，立足于“一穷二白”的国情，重新分配生产生活资料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从而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迅速恢复和发展了新中国的农业生产。截至1952年底，我国大陆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历史任务，包括之前的老解放区在内，全国约有3亿无地、少地和缺乏生产资料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减少了过去每年需要缴纳的3 000万吨以上糧食的地租[9]。这不仅解决了当时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还为后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之后，随着“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我国农业通过走合作化的道路，逐步把个体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试图把农民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就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实行集体经济可以改变农业小规模生产的落后面貌，可以增加农民联合起来抵御风险的能力[10]，甚至尝试通过合作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11]。在当时新中国极端贫穷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引导广大农民通过互助合作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无疑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重要探索。此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对农业、农村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这些艰辛探索成果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理论和制度基础，也为后来农村体制改革提供了可行的选择方案。

这一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制度变革建设一个全新的新中国，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贫困落后面貌，但由于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庞大，加之财政经济能力不强，我们的反贫困措施主要采取救济式策略，也就是通过民政系统针对灾民等特殊群体进行生活救济。这种带有救济性质的反贫困策略是与我国当时人口多、底子薄的现状契合的，虽然这种临时救灾救济的方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贫困人口大量存在的现实，但却保证了绝大多数贫困人口享有最基本的生计保障。与此同时，我们党逐步在实践中探索“造血式”反贫困举措，比如通过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提高农业产量保证粮食供给;通过改善城乡交通等来完善各类基础设施，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建立普遍的农村信用合作体系和供销体系，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村基本卫生医疗建设，大大提高了我国人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平均预期寿命。

需要指出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这段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总体来看，由于人口增长过快，经济建设探索曲折反复，人民生活水平增长速度还比较缓慢，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力度还很有限。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力不发达，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范围小、水平低，加之优先发展工业战略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利益和生产积极性，“全国相当比例的人口依然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12]。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制度变革，只是消灭了贫困的制度根源，并不是说就能消除贫困本身[13]。一些边远农村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贫困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一段时期一些地区由于自然灾害甚至出现生活水平徘徊或者倒退的情况。到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2.5亿，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成就

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党和国家的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的弊端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效率和农业发展。这时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关注农村贫困问题，并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加以解决。邓小平同志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政策，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群众，先勤劳致富起来，从而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大家逐步走向共同富裕。”[14]由此奠定了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鼓励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脱贫思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会议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经验，提出了加快农业发展、增加农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政策多达25项。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逐渐在全国农村推行，农村生产力大为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普遍增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体制改革释放出巨大的减贫效应。

1980年，中央财政专门设置了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主要用于支援“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1982年，针对甘肃、宁夏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劣、老百姓贫困程度严重的情况，实施了为期十年的“三西”（甘肃定西、河西和宁夏西海固）扶贫开发计划，在我国开启了治理区域性贫困的先河。1984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针对当时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极度贫困落后的发展现状，要求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集中力量解决连片贫困区的贫困问题，帮助这些贫困地区摆脱贫穷面貌，帮助贫困群众摆脱贫困;同年，专门设立“以工代赈资金”，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激发内部活力，加快本地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老、少、边、穷”地区贫困状况，并由此开启了我国以政府行动消除贫困的序幕。短短几年时间，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贫困地区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就全国农村人口的人均纯收入来看，从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1985年的397.6元，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从2.5亿减少到1.25亿左右，足足少了一半[15]。

1986 年 5 月，为了从国家层面统筹领导实施反贫困工作，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1993 年12月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在这之后，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市、州）、县（市、区、旗）三级都陆续成立了相应扶贫工作机构，专门负责各地的扶贫开发工作，此后从中央到地方，扶贫工作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逐步开始正规化、制度化。虽然前几年通过农村体制改革，大部分地区群众通过辛勤劳动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还有一些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主要因自然条件的限制，依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甚至形成集中连片贫困区域。为了明确扶贫对象，提高扶贫效率，1986年国务院首次确定了273个扶贫县，要求以贫困县为重点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工作。1987年10月，在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以贫困地区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任务的扶贫开发战略，强调了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在反贫困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其后，又划定了一批国家级、省级贫困县和18个连片贫困区。至此，全国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工作开始蓬勃开展起来，我国扶贫工作实现了由“救济式”向“开发式”扶贫的根本转变。截至1993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86年的1.25亿下降到1993年的8 000万，贫困人口比例占农村人口总数的8.7%[16]，我国绝大多数农民解决了温饱，这一时期开发式扶贫取得了显著成效。

1994年4月，为进一步解决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尤其是东中西部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均匀的问题，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该计划明确要求到二十世纪末，要动用各种手段，集中全国力量，努力解决我国八千万贫困农民的温饱问题，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反贫困任务、措施、对象和时间节点的扶贫计划。由此，我国反贫困工作进入了统筹城乡发展和重点地区开发扶贫阶段，也标志新中国的扶贫开发进入了攻坚阶段。根据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国家调整了贫困标准，并将国家级贫困县增加到592个，同时进一步完善了扶贫政策体系，明确了开发式扶贫路线，加强了对重点区域的定点式扶贫;同时，扶贫瞄准单元不断细化，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动员社会各方投身扶贫事业，以充分发挥贫困地区资源优势来确保各项扶贫措施顺利落地。在这一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完善扶贫内容和扶贫工作体系，将扶贫开发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等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着重指出，“必须解决尚未脱贫群众的温饱问题，必须确保已经解决温饱的人口向小康迈进”[17]。经过多方努力，到2000年底，除个别地区和少数群体外，包括井冈山区、沂蒙山区、大别山区等一大批革命老区在内的贫困地区困难群众的穿衣吃饭问题都得到了基本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面貌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3 000万左右，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左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为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反贫困斗争形势，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明確提出要坚持扶贫开发与区域发展相结合，在政府主导下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以整村推进为扶贫开发工作的切入点，通过产业扶贫和劳动力转移，构建“一体两翼”扶贫开发新思路;同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不断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工作，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客观地看，经过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代又一代的接续奋斗，到21世纪初期，全国各族各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得到极大的提升，基本达到总体小康。但这种低水平、发展不全面、不均衡的小康，要求新世纪的共产党人思考如何在新形势下建设更好更全面的小康社会。2003年，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科学发展观，正确阐释了“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根本性问题，强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扶贫脱贫工程的根本目标，进而全面论证了如何通过发展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系列问题[18]。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体系中，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扶贫开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19]。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开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征程。党中央对农村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农村推行一系列惠农政策，如2003年开始全面取消农业税，进而推行“四减免、四补贴”，开始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此同时，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整村扶贫，2006年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点改善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将扶贫资源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有计划地建立全民医保体系。尤其是在我国广大农村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农村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问题，这些都对农村扶贫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阶段，党和政府将扶贫重心下移，通过构建大扶贫格局推动反贫困，将14.8万个贫困村作为扶贫重点，以整村推进扶贫为切入口，通过“造血式”“参与式”扶贫提升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取得了显著成效。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在新的扶贫标准下对农村的贫困人口进行全面帮扶，努力做到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 2011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明确指出，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20]。这意味着我国的反贫困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按照农村人口人均纯收入2 300元的贫困标准，截至2012年底，我国农村还有9 899万贫困人口，这样带领近一亿人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任则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一方面，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明显优化，这些为我们继续推进反贫困事业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脱贫形势依然严峻，因为剩下的都是硬骨头，都是深贫、坚贫之地，采取常规思路和措施显然难以完成脱贫攻坚的历史任务。无疑，“新时代必须以超常规的魄力、更精准的举措、不一般的决心、更精诚的团结，才能彻底取得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21]。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治国理政的新高度，将打赢脱贫攻坚战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突出位置，开创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反贫困斗争，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特性和原创性的新观念、新思路和新要求，丰富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22]为破解贫困治理的难题，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开创性地提出“精准扶贫”理念，认为扶贫必须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具体条件具体分析具体指导、精准扶贫[23]。他还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24]从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到“精准扶贫”方略的不断丰富与发展，进而形成“六个精准”，再到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将精准扶贫上升为国家战略，“精准扶贫”成为该时期我国反贫困战场的最强音。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不断丰富与完善，党中央、国务院针对“精准扶贫”制定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对“精准扶贫”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逐步形成并完善“精准扶贫”顶层设计。在完善“精准扶贫”方略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了“精准扶贫”完善的实施体系和实践路径，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适时调整扶贫策略。比如，脱贫攻坚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系、监督体系和考核体系六大体系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五个一批”解决了“精准扶贫”的分类施策问题;十项行动、十项扶贫工程等直接作用于脱贫攻坚各领域的具体实施措施;还有“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和东西对口帮扶等等。同时，建立健全了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区）县抓落实的扶贫工作机制，营造了五级书记齐抓脱贫攻坚、共抓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压紧压实脱贫攻坚责任。特别是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之后，各级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责任和担当成为各级领导干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动力。

随着精准扶贫方略的不断深入推进，攻克深度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问题成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首要任务。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太原市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就如何攻克坚中之坚、破解难中之难进行了安排部署。随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对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具体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作出全面部署，同时要求“把新增脱贫攻坚资金、新增脱贫攻坚项目和新增脱贫攻坚举措主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25]，不断推进“精准扶贫”方略落到实处，重点指向深度贫困地区。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让贫困地区及其贫困人口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小康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使命和庄严的承诺[26]，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信心和决心。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吹响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集结号和冲锋号。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部署再次动员，要求我们做好“加试题”、打好收官战，最终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双胜利。2020年11月23日，随着贵州贫困县全部脱贫出列，至此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农村贫困人口得以全部脱贫。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勝利。同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再次庄严宣告：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标志着历经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决了千百年来困扰中国发展的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反贫困斗争的经验启示

“逐步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终牢固坚持并为之不懈奋斗的初心使命和崇高理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经历了制度变革推动反贫困、救济式反贫困、体制改革反贫困、开发式反贫困、攻坚式反贫困和精准扶贫等多个阶段，全面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反贫困斗争史上的奇迹，为我国反贫困和世界贫困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反贫困斗争不断取得新突破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强调，共产党是最坚决的、起推动作用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百年反贫困斗争的领导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在长期的反贫困斗争实践中，在不同历史时期确立了不同的正确的反贫困策略，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了反贫困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治理创新能力，更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在治理贫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社会主义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纵览全局，协调各方有序推进反贫工作;同时，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有效组织群众，形成多元参与的帮扶机制。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变幻莫测的环境下，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到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制度变革推进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再到改革开放后通过体制改革释放社会活力、发展生产力和改善民生，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反贫困斗争的坚强领导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亲自督战，认真履行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脱贫庄严承诺，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打赢了人类历史上惠及人口数最多、动员规模最广泛、工作战线最深入的脱贫攻坚战，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最为绚丽的篇章。纵览古今，没有哪个国家能在短短一百年内实现几亿人的脱贫，我国反贫困的全面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必然体现。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脱贫攻坚战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全面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涉及领域更广、目标任务更重、要求标准更高，只有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返贫人口动态清零，才能汇集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农业全面升级、农民全面发展。因此，不管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还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样才能保证凝聚各方力量，实现稳中求进，一张蓝图绘到底。

（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激发困难群众的内生动力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反贫困斗争中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曾指出，“历史活动始终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27]。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只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28]。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坚持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带领全国人民为前途命运和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了人民群众、 依靠人民群众。不断汲取人民群众智慧、 团结人民群众力量， 才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总结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百年辉煌历史，无论是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无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我们党都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带领全国人民与贫困作斗争，并将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民是农村反贫困斗争的主体和内生动力，只有把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当成党的初心和使命，重视激发农民积极性，才能有效地治理农村贫困问题。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战的对象， 也是进行脱贫攻坚的主体力量， 激发贫困群众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 是脱贫致富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在反贫困斗争中就要首先尊重困难群众的主体地位。尤其是进入脱贫攻坚战决胜阶段以来，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基，充分发挥贫困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输血”到“造血”，从“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不断激发困难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斗争中，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农民作为反贫困斗争的主体并不断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内在动能的提升是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实现发展的根本。因此，不管相对贫困治理，还是全面乡村振兴，都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遵从老百姓的意愿，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不懈动力。要充分发掘乡村和农民的内部潜能，重视农民内生性需求，着力培育农民的主体意识，通过农民个体的自我发展，激发培育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调动社会各界参与贫困治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脱贫攻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29]。贫困治理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倡导下，我们依托自身的组织体系和广泛的动员能力，积极组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等参与扶贫开发，有效推动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扶贫开发、脱贫攻坚这个国之大事，需要全党全社会勠力齐心共同奋斗。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们党构建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协同推进，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各环节各要素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大扶贫格局，不断创新贫困治理体制的顶层设计，充分利用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逐步形成“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扶贫参与机制，进而铸就了脱贫攻坚的威武之师、胜利之师，充分展示、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优越性。

“人心齐，泰山移。”我国脱贫攻坚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程来看，党是反贫困斗争的根本主体，但绝对不是唯一的主体。脱贫攻坚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广泛动员全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从而构建社会扶贫大格局。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续写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最大的优势和这一重要历史经验，不仅要协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继续参与后脱贫攻坚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还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特别是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中，以便形成全社会普遍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接续新格局。

（四）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适时调整反贫困斗争策略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伟大胜利的又一重要经验，就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扶贫道路。自新中國成立以来，我们党坚持根据不同时期形势任务的变化，与时俱进调整反贫困策略，在不同历史时期确定了不同的贫困标准，采取了不同的扶贫策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实施了不同的帮扶措施，切合实际调整反贫策略，历经了从普遍救济到区域减贫再到个别攻坚，从全面救助到整村推进再到精准到户，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同时，不断创新扶贫减贫工作，我国的贫困治理工作也经历了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由普遍性救助向系统扶贫开发转变、由“输血式”向“造血式”扶贫转变，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推动反贫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创造减贫脱贫的奇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逐步构建扶贫制度“四梁八柱”，逐步转变扶贫方式，逐步优化扶贫政策，逐步完善扶贫组织体系，逐步推进反贫工作制度化、科学化，创新性地提出并实施益贫性发展和综合性扶贫策略，精心组织，精准施策，靶向帮扶，全面提高反贫困工作效率，不断拓展和完善中国特色反贫体系，最终赢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持久性地推进反贫困事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能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反贫困斗争的政策和策略，特别是能不断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我国反贫困实践紧密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最新反贫困理论指导我国的反贫困事业。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反贫困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们一定要将这些重要论述作为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行动指南，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最终推动实现全面共同富裕。

（五）始终坚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中国反贫困力量

消除贫困不仅是中国政府的美好愿望，也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表示：我们要一起携手，共同创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要汇聚全球减贫经验，和其他国家携手共同面对贫困的严峻挑战。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反贫困斗争历程中，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帮助。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和减贫事业发展，我国实现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身份的成功转变，不仅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树立了成功典范，也为世界其他各国摆脱贫困提供了交流和合作机会。我国不断地吸收外界的先进经验，同时与我国实际情况结合，演化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扶贫模式;同时也积极地向世界分享我们的反贫模式和成功经验，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建立中国反贫困经验共享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脱贫故事，为全球贫困治理和减贫国际合作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帮助发展中国家一起共同消除贫困。我国一贯支持可持续发展，努力践行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一带一路”把对外援助和减贫合作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帮助沿线国家提升发展能力，实现合作共赢发展。根据《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我国整整提前10年完成了减贫目标，为世界反贫困事业作出了表率，树立了成功标杆，也为建设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公敌”，也是一直困扰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有力推动者和重要贡献者。我国按照世界银行的口径不断修订提高我国的贫困线标准，不断扩大全国贫困人口数量或覆盖面，脱贫攻坚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同时，我国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减贫之路，为发展中国家反贫困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中国方案。面对消除贫困这个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我国要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国际减贫交流合作项目，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创造条件和提供帮助;另一方面，要积极向世界分享我国反贫困斗争中形成的脱贫经验和减贫方案，为如期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中国力量，为建设一个免于饥饿、免于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同贫困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历程所积累的经验和启示，“不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推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30]。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中国共产党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以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起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接续奋斗实施乡村振兴，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带领全体中国人民早日实现共同富裕。进入新百年，跨入新征程，时代潮流波诡云谲，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引领时代，开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谱写出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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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Achievement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of the C.P.C's anti-poverty Struggle

Yu  Aishui1  Yuan Jinhui2

（1.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School of Government，Beijing 100875; 2.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ance），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history in whic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fight against poverty. From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period to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remember that mission， his mind firmly relying on the masses， constantly enrich and develop anti-poverty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made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the great victory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Th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valuable experience of the centennial anti-poverty struggle have provided important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the new journey to comprehensively build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to fight poverty in the world， and have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next centenary goal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ti-Poverty; Great achievement; Experience revelation

作者简介：于爱水，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治理;袁金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乡村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