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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省域空间单元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

2022-05-12卢阳春赵中匡

重庆社会科学 2022年4期
关键词:空间溢出效应门槛效应经济增长

卢阳春 赵中匡

摘 要:传统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是促进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必经之路。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生產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指数,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对省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及空间外溢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对本域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和邻域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均表现为显著非线性特征,并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

关键词:产业高质量融合;经济增长;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川甘青滇连片特困藏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调查及对策研究”(15BMZ085);四川省软科学项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外溢及区域协调研究”(2022JDR0065)。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2)004-0040-017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2.004.003

伴随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层见叠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成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界限”逐渐模糊,呈现互动融合发展趋势,但依然存在产业间协同性不强以及政策环境的制约等问题。对此,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9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这不仅是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必经之路[2],也是在日趋复杂宏观形势下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相关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进行了广泛深入研究,并形成多个理论派别。需求遵从论可以追溯到科恩、齐斯曼(Cohen、Zysman)所著的《制造业的现状:后工业经济的神话》,指出制造业的重要地位,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密切相关,并且受制于制造业,随制造业变化而发生改变[3]。圭列里、梅利恰尼(Guerrieri、Meliciani)从各国特定出口的生产性服务业入手研究发现:一国的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水平主要取决于其制造业部门的结构。因此,需求遵从论学者认为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石,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需求遵从于制造业[4]。供给主导论可以追溯到马库森(Markusen)对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构建垄断竞争模型,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为路径驱动制造业生产率提升[5]。法雷尔、希钦斯(Farrell、Hitchens)对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本域地区制造业发挥其竞争优势具有正向影响作用[6]。因此,供给主导论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石,能够促进制造业提升生产效率。互动论可以追溯到帕克等人(Park、Chan)基于26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对不同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间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两者具有不对称依赖的特征[7]。汉森(Hansen)对美国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够扩散内化于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能够激发制造业技术创新,两者表现为相互作用关系[8]。迪亚兹(Diaz)对1958—1989年西班牙服务业及其就业结构的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正在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并且与制造业之间表现为相互依赖关系[9]。因此,互动论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共生、协同互促发展。融合论可以追溯到植草益对信息通讯业的研究,认为技术进步与放松管制是促进企业合并合作,驱动产业融合的重要因素[10]。融合论学者还提出,行业的开发范式会溢出到其他行业,融合的前提和基础是产业间存在关联性、技术与产品的替代性[11];融合态势大多发生在产业边界和交叉处,这类技术融合导致产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产业界限的模糊化甚至重划产业界限[12]。

关于产业融合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近年逐步增多,研究成果大多认为,产业融合有助于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变经济增长效率和方式,驱动地区经济增长。比如,信息服务产业与流通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以促进流通经济增长[13];信息服务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和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存在正向关联[14];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趋势,并且具有所有制差异和时间滞后效应[15];产业融合是技术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我国制造业与信息业融合度低且存在波动下降趋势,制约了制造业转型升级[16];产业融合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受制于金融发展水平[17];等等。

具体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其对制造业升级、劳动生产率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显著促进包括我国在内的43个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升级,且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金融和通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对制造业升级影响最明显[18]。研究我国和OECD国家 2000—2014 年生产性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融合发展对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能够明显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改善[19]。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型,但要越过“U”型曲线的拐点还需要进一步推进融合发展[20]。对全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U”型影响,且不同省(市)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21]。国内外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大多分析二者融合对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省域空间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测度研究成果较为少见,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的研究则更为匮乏。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及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新时代背景下,本文运用门槛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近年来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空间单元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情况,以及高质量融合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找到现实问题和发展短板,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性提出政策建议,对于推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空间聚集联动增长,具有一定的研究创新和现实意义。

二、产业高质量融合驱动区域经济增长机制分析

本文在产业融合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综述基础上,系统梳理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机制,从产业链融合及空间协同融合视角,对两类产业高质量融合影响本域及邻域经济增长的多种机制进行分析。

(一)产业链融合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链融合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主要表现为产业创新、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改善、产业价值重构等正向经济效应。第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能够催生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等多层次、多方位的创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在一定阶段的表现,生产性服务业产出的高级要素作为中间产品的投入比例会逐步增大,有效吸收蕴含在生产性服务环节中的技术成果使其内化,实现产业技术创新的直接溢出,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高级要素的充分流动也能降低有关节点连接的成本;随着两类产业融合趋势的不断深化,带来制造业产出服务化、生产性服务业制造化以及“制造+服务”的融合型产品,实现两类产业的产品技术创新,在降低“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的同时有助于提高市场竞争力,进而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两类产业融合的深化能够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对产业组织和产业管理提出新的需求,催生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的创新,在提高产业效率的同时有助于降低产业成本;在两类产业融合趋势的不断深化过程中,制造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务将从制造业价值链中剥离(即服务外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实现技术创新与扩散,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第二,一方面,从产业组织角度来看,随着两类产业融合趋势的不断深化,制造业逐步将其非核心服务环节外部化、市场化运作,使装置成本转化为可变成本,降低产业总成本,同时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剥离有效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创造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能形成现代产业集群体系,增强企业规模和市场空间,提高市场竞争力,获得“顶端优势”,通过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两类产业融合能够引发两大产业关联关系调整,重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促进各产业内部之间协调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合理化演进,均对于地区经济增长有带动作用[22]。第三,基于“微笑曲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是向价值链上游和下游两端融合,不断提高制造业竞争力和附加值。同时,制造业与源自自身外部的支持性生产服务价值环节重构形成新的价值体系,能够降低“搜寻成本”“谈判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减少获取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综合成本,进而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和地区经济增长。

一般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不是一蹴而就的,产业融合时普遍面临的政治成本、竞争成本和调整成本使其在初期阶段具有负向增长效应[23]。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初期,企业内部权力进行调整重构,受到损失的利益相关者进行阻挠,因此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增加了政治成本。在制造业将其非核心服务环节外部化、市场化运作的过程,剥离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业加入产业链上游及下游的竞争行列中,增加了竞争成本。制造业的投入服务化以及制造业的产出服务化需要各类资源的重新调整分配,同时产业融合使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趋于专业化,对知识资本、人力资本提出更高要求,增加了调整成本。

依据上述基于产业链融合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本文提出假设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本域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即直接效应,表现为非线性关系,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作用。一般而言,学者多采用在普通面板模型中引入多次项来测度直接效应,本文拟采用门槛回归模型测度直接效应,验证假设一。以丰富相关研究方法,在前人测度直接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找到非线性变化趋势的拐点,发现抑制和促进两种影响作用的识别点,从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空间协同融合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分布上的协同融合效应,即两产业在融合过程中相互影响区位分布,从而对邻域的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产业融合过程中,生产性服务部门逐步被剥离、独立发展,进而形成集聚经济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表现为投入产出的上下游关系,存在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实现两类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的协同定位。邻近地理空间距离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由于涓滴效应与虹吸效应、马太效应与贫困陷阱,以及部分地区贸易壁垒、经济竞争的存在可能对邻域地区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当两类产业协同集聚达到一定水平,两类产业集聚能够通过劳动力、物质资本和知识溢出为纽带促进地区经济增长[24]。同时,两类产业协同集聚缩短地理距离和时间距離,能够有效降低中间投入产品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也能进一步强化产业专业化分工,促使资源集约化、高效化配置,缓解地区产业同构和恶性竞争带来的负向效应,提升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在一定空间地域范围内的集聚能够形成规模经济效应、知识外溢效应等,以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为路径,促进本域和邻域地区经济增长[25],此外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与本域和邻域地区制造业形成前后向关联,促进经济增长;制造业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集聚能够为本域和邻域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需求市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当两类产业在一定空间地域范围内过度集聚,本域资源和环境无法承载人口规模的不断上涨,达到可承受峰值,拥挤效应将大于集聚效应,发生产业转移,同时各项资源要素会向比较优势更高的邻近地区发生部分转移溢出,进而促进邻域地区经济增长。

依据上述基于空间协同融合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本文提出假设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对邻域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即间接效应,表现为非线性关系,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作用。本文拟采用引入多次项的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两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对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外溢效应,验证假设二。以期发现我国省域空间单元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问题和短板,从而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三、产业高质量融合对省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基于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机制分析,探寻我国省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以发现近年来我国两产业高质量融合对本域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趋势、关键问题及宏观调控着力点。

(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

1.行业界定及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选取2007—2016年为研究样本期。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一致性,制造业生产总值采用工业销售产值代替。参考《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生产性服务业数据囊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6个细分行业,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生產性服务业生产总值采用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保险业的生产总值之和代替。

2.产业高质量融合测度方法

目前学者对产业融合的测度方法有了一定的研究,主要包括:赫芬达尔指数、计量模型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投入产出法等。考虑到连续时间序列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是在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中不断深化,因此本文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度,具体公式为:D=(C×T),其中C=2×[]表示耦合度,衡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关系;T=αU1+βU2表示协调度,衡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综合调和指数,α、β分别代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系数,为消除主观因素影响,本文参考张虎、韩爱华[26]采用极值熵值法确定α、β。

根据指标选取的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及代表性原则,基于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主要发展指标的理解,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表1),由产业规模、经济效益和成长潜力3个一级指标构成,并选用客观性较强的极值熵值法测度权重。

(二)门槛模型构建及数据实证

1.变量选择及模型构建

本文所涉及的被解释变量为地区经济增长(pgdp),同时为消除人口因素的干扰,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007年不变价)表征,并取对数进行标准化处理。

所涉及解释变量共七个,其中核心解释变量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度(con),该指标通过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具客观性的极值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使用耦合协调模型确定融合水平。由于创新能力是助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研发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创新能力的高低,基于此,选取研发投入强度(rd)作为控制变量,用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与实际GDP的比值来表征。适当的政府干预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而过度干预将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形成经济下行压力,基于此,选取政府干预(gov)作为控制变量,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与实际GDP的比值来表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正向联系,基于此,选取产业结构(ind)作为控制变量,用地区实际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实际GDP的比值来表征。技术进步提高投资收益率,投资可以促进知识的积累,同时知识的积累助推技术进步,如此的良性循环保障了经济的稳步增长。因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的主要动力源推动着地区经济增长。基于此,选取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控制变量,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实际GDP的比值来表征。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也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此,选取人口红利(hum)作为控制变量,用地区年末就业人数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来表征。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有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基于此,选取开放度(open)作为控制变量,用进出口总额与实际GDP的比值来表征。

为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构建如下门槛回归模型。

单一门槛回归模型:

yit=ui+β1xit×I(qit≤γ)+β2xit×I(qit>γ)+εit(1)

双重门槛回归模型:

yit=ui+β1xit×I(qit≤γ1)+β2xit×I(γ1γ2)+εit(2)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ui为无法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项,β为不同区间内门槛变量的待估计系数,xit为解释变量,qit为门槛变量,γ为门槛值,I(·)为示性函数,εit为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

1.门槛回归估计结果

在确定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具体形式之前,以产业高质量融合度作为门槛变量,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次,依次对单一门槛效应、双重门槛效应和三重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得到F统计值及其对应的临界值和P值(表2)。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产业高质量融合度的单一门槛效应检验和双重门槛效应检验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三重门槛效应不显著,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即非线性特征。

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门槛回归模型中(表3),以产业高质量融合度为门槛变量,其门槛估计值分别为0.273和0.337,相对应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270,0.278]和[0.332,0.337],为后续门槛回归参数估计提供基础。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的门槛回归估计结果(表4)。门槛回归结果表明,不同的两产业高质量融合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当融合度小于第一门槛值时,其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表明产业高质量融合处于低水平时产生负向经济效应,但显著性较低,可能是由于在整个样本期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度处在第一門槛值之前的样本数量较少;当融合度介于两门槛值之间时,其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系数的绝对值较小;当融合度大于第二门槛值时,其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的绝对值较高,表明产业高质量融合达到一定程度后产生正向经济效应,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增长。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第一,研发投入强度对经济增长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原因在于研发投入能够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及劳动生产率为路径有效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第二,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干预处于适当范围内,对经济增长具有良性驱动作用;第三,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服务化同样是经济增长的有效驱动力;第四,开放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贸易活动能够以制度渠道为路径有效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为进一步评估门槛回归模型的可靠性,采用基础回归模型对产业高质量融合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在模型中引入产业高质量融合度的三次项和二次项以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相比于随机效应,采用固定效应对模型进行估计更优。基于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产业高质量融合度的三次项系数和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具体表现为两端单调递增、中间单调递减的“N”型关系,与门槛回归分析结果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从控制变量来看,两种模型的回归结果较为相似。

2.分行业异质性检验

此外,考虑到产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行业异质性,本文采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不同细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关系。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分别从批发和零售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金融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出发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回归结果见表6。

分行业三种面板的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优。门槛与基础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在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金融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一定阶段均表现出先抑制、再促进的非线性关系。并且,不同细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差异性。在初期负向影响阶段,批发和零售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作用最大,其估计系数为-0.23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金融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作用最小,其估计系数分别为-0.055和-0.038。在后期正向影响阶段,批发和零售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作用最大,其估计系数为0.706;金融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作用最小,其估计系数为0.526。从产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来看,批发和零售业最早,在产业高质量融合度达到0.251 7;其次为金融业,在产业高质量融合度达到0.272 4;最后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产业高质量融合度达到0.287 3。

四、产业高质量融合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

基于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机制分析,探寻我国省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发现近年来我国两产业高质量融合对邻域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趋势、关键问题及宏观调控着力点。

(一)模型构建

为进一步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构建如下空间面板模型。

其中ρ和λ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μi为空间个体效应,φit为空间扰动项,εit为随机扰动项,Wij为空间权重矩阵。

(二)实证分析

1.空间关联显著性检验

本文采用莫兰指数(Moran' I)对经济增长和产业高质量融合度空间关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结果见表7。可以发现,我国省域经济增长和产业高质量融合度存在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可以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后续计量。

2.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对于空间面板模型的选择,首选进行LM检验(表8)。结果表明,在三种空间权重下,LM(error)和robustLM(error)检验均显著拒绝原假设,表明存在空间误差效应;LM(lag)和robustLM(lag)检验只有在地理距离矩阵下robustLM(lag)显著性较低,其他均显著拒绝原假设,表明存在空间滞后效应。因此,首选考虑囊括SAR和SEM的SDM模型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但仍须作进一步检验。

针对SDM模型是否能退化为SAR模型和SEM模型做Wald检验和LR检验(表9)。在三种空间权重下,Wald值和LR值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SDM模型更优。Hausman检验结果均为负,但由于本文所用31省样本几乎为全部母体,采用固定效应对模型进行估计更优。

3.全国层面回归结果分析

三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个体固定效应SDM模型回归结果(表10)可知:第一,无论采用何种空间权重矩阵,经济增长空间溢出系数(ρ)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空间集聚效应;第二,在地理距离矩阵下自然对数似然函数(Log-L)为632.405 6,拟合优度(R2)为0.401 6,表明在该空间权重下回归结果更优;第三,产业高质量融合度的三次项系数和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与前文结果一致;第四,产业高质量融合三次项和一次项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产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两端单调递增、中间单调递减的“N”型关系。

由于空间滞后项反馈效应等因素影响,SDM模型回归结果不精确,进一步通过偏微分法对各变量进行效应分解(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和总效应)[27],具体结果见表11。从地理距离矩阵下SDM模型效应分解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产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并且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可能原因在于制造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务从制造业价值链剥离过程中,受到本域地区产业同质化集聚以及邻域地区比较优势的影响,在邻域地区形成集聚效应有效带动经济增长;第二,研发投入强度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表明随着知识的载体在邻域间流动,发生知识的外向传播,提升邻域创新水平,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第三,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表明邻域地区之间制度的差异性,存在一定行政壁垒,抑制邻域经济增长;第四,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服务化能够有效促进邻域经济增长;第五,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表明FDI能够通过资本供给、技术溢出、优化市场结构等路径促进邻域经济增长;第六,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表明开放度高、进出口贸易活动发达地区通过对邻域输送要素和产品促进经济增长。

将邻近矩阵以及经济地理矩阵下的SDM模型效应分解结果作为稳健性检验。两种矩阵下的产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其结果与地理矩阵下的SDM模型效应分解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4.分行业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产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行业异质性,采用地理距离矩阵下SDM模型研究不同细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表12)。结果表明:第一,不同细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存在显著的“N”型非线性关系;第二,从溢出效应来看,制造业与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高质量融合对邻域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较大,原因可能在于以上生产性服务业属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更深,并且跨区域流动性较强。

五、结论及建议

第一,从省级层面产业高质量融合的门槛效应可以看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本域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表现为显著非线性特征,随融合水平的提升呈现先降低后增长态势,同时经济增长受本域地区研发投入强度、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开放度等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研究期内各省域产业高质量融合水平呈现发展态势。截至2016年,除海南、西藏、青海三省域以外,其余各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水平跨越第二門槛值,表现为显著正向经济效应。因此,推进产业更高水平融合发展的同时需进一步补齐短板,注重海南、西藏、青海三省域融合水平的提升。具体而言,尊重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欠发达地区不应盲目推崇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应找准产业发展定位,遵循产业融合协同演进的发展脉络,制定适宜本域产业特色的融合路径。加强技术创新的应用转化,推进制造业向价值链上下端拓展,形成新业态、新模式。强化商业模式创新,企业受到外部技术创新的扩散影响,应积极创新出与新技术相适应的商业模式,对新技术进行创新性使用,从而将技术投入转为经济产出,将技术融合转为产业融合。

第二,我国省域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以及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通过适当放松地方政府管制、加强区际联系,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水平融合地区带动低水平地区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具体而言,根据地区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建设多中心区域产业融合示范区,降低准入壁垒、扩展市场边界,奠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外部环境基础,探索更适合本域的产业融合新路径。多中心产业融合示范区的发展形成辐射效应,降低行政壁垒和市场壁垒,促进邻域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打造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以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空间结构,推动我国省域间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东部地区集中生产资源培育先进制造业及其配套生产性服务业,传统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布局,西部地区通过招商引资、投资等路径承接东部及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转移,促进我国西部地区两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推动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第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对邻域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显著非线性特征,随融合水平的提升呈现“N”型态势,同时经济增长受邻域地区研发投入强度、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应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多层次、多方位的技术创新投入,增强产业融合度低水平地区科技创新要素吸引力,强化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开放合作,增强辐射能力和区域内联系网络,推进平台协同,建设互联共通的要素交换平台和信息交流平台,实现科技创新信息、科技创新资源、科学创新技术的互联共享,增强技术创新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扩散的广度与深度。强化企业联系和开放合作,建设商业模式的信息交流平台,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应用的互联共享,促进不同地区、不同企业面临新技术时商业模式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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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quality integra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alysis based on threshold model and spatial panel model

Lu Yangchun1  Zhao Zhongkuang2

(1.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into the new pattern of double cycl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Chengdu 611130; 2.Regional Economic Institute,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610072)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s the only way to promote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move towards the middle and high end of global value chain and cultivate some world-clas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s. This paper us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index of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uses panel threshold model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threshold effect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high-quality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significant non-linear effect on local economic growth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in neighboring areas, and has obvious industry heterogeneity.

Key Words: High quality industrial integration; Economic growth; Threshold effec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作者简介:卢阳春,成都师范学院成都融入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专业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赵中匡(通信作者),四川省社會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战略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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