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恺

中央文库，又称中共中央文件库，是1949年以前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一个保管档案资料的秘密机构。中央文库之所以极端重要，是因为保存有“比黄金还贵重”的两万多份档案文献，这些珍贵档案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自1922年起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原貌。中央文库保存的这批档案资料，几经辗转、数易其手，最终能够在血雨腥风的旧上海幸存下来，并于上海解放后安然无恙地交还到党中央手中，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央文库的红色历史上，有三位江苏人不得不提，他们分别在建立、保卫和利用中央文库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瞿秋白：《文件处置办法》的制定者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从武汉秘密迁回上海，全部转入地下。与此同时，数千份中央机密文电也被秘密转移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1141号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存放。随着斗争环境的恶化，1930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秘密工作的指示》，要求各机关“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至当年10月，中央秘书处已接收了20余箱、4万余件文电资料。这批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文电资料内容十分丰富，有党中央出版的书报刊物和地方报刊，有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来往文电，有各中央局、省委、特委和各苏维埃上报文电，有红军各部军事斗争和建设文电，有中共中央各部委和人民团体文件，还有一些烈士手书及其他材料。

1931年1月，在开完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周恩来来到中央秘书处，仔细查看了这批文电资料。据时任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黄玠然回忆，如此大量的文件堆放在中央秘书处机关内，既不符合保密原则，也不利于保护中央领导的安全，所以周恩来对他说：“文件处理应有秩序、要安全、要条分缕析，在这方面，阿秋有研究，你们可请他给写几条办法，以便执行。”周恩来口中的“阿秋”，便是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

瞿秋白，189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俄共（布）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8月，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重要贡献。会后，他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主持党中央工作。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瞿秋白遭到米夫、王明等人的污蔑、打击，并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会后，他并未意志消沉，而是一直关心着党的各项工作。得知周恩来安排他给中央秘书处起草一份整理档案的工作办法，瞿秋白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没多久，瞿秋白便草拟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并交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后十分满意，在原稿首页亲笔批示道：“试办下，看可否便当。”

瞿秋白制定的《文件处置办法》共分为七条，对文件的保存和销毁范围、分类方法和分类方案、编目和编号方法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文件处置办法》最后的总注中，瞿秋白还特别强调，“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并在“将来”两字旁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1931年上半年，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以及保管员于达、张小妹根据《文件处置办法》的规定，将4万余件文电资料分为两套，建立了两座秘密文件库。第一座秘密文件库由张唯一保管，与周恩来直接联系，也就是日后所说的“中央文库”。第二座秘密文件库则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负责保管。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形势危急之下，张唯一在得到周恩来的紧急通知后，雇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20余箱文件分批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的家中。由于张唯一党内职务不高，又因为他保管中央文库极少与外人联系，所以身份并未暴露，他的家也就成了一个安全岛，使中央文库躲过一劫。而由顾顺章保管的那一座秘密文件库里的档案资料则发生遗失，至今下落不明。

瞿秋白制定的《文件处置办法》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个关于档案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是我国档案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份历史文献。《文件处置办法》以及据此制定的《中央秘书处关于文件编目规定》成为中央文库最早的管理制度，也是后来党内整理和管理文件的重要依据。

缪谷稔：中央文库的守护者

从1931年到1949年这18年间，先后在中央文库工作或领导中央文库工作的有十几人，他们都为保护中央文库的绝对安全，保护党的核心机密作出了巨大牺牲，有的同志甚至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江苏江阴籍烈士缪谷稔便是其中一位。

缪谷稔，1905年出生，江阴申港人。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进入常州，缪谷稔经中共常州独立支部书记徐水亭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虽然此后白色恐怖笼罩各地，但他仍活跃于江阴、常州、武进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932年6月，缪谷稔因党组织遭到破坏而被捕入狱，由于敌人始终未曾掌握他参加共产党的确凿证据，加上他体弱多病，所以1935年国民党当局同意他交保释放。曾经的战友、常州武进籍共产党员恽逸群得知缪谷稔出狱回家的消息后，立即与他取得了联系，并介绍他到上海市商会函授学校工作。此后，缪谷稔与中央特科接上了关系，开始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缪谷稔奉命留在上海继续战斗。1938年初，缪谷稔从上海回到澄（江阴）西地区，成功争取了已在西石桥拉起抗日武装的梅光迪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改编。春节前夕，缪谷稔又陪同共产党员刘钊、郑文道到梅光迪部从事思想教育和调查研究工作。这一时期，缪谷稔还多次以上海市商会高级职员的身份避开日军的层层封锁，将大量医药用品运往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解了新四军的燃眉之急。

1940年秋，缪谷稔接到一个十分重要且艰巨的任务，那就是保管中央文库。继张唯一之后，负责保管中央文库的有陈为人、韩慧英夫妇，徐强、李云夫妇、刘钊等人。因刘钊即将奉命调往苏中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情报系统负责人吴成方找到缪谷稔，希望他接替刘钊的工作。对于党组织的安排，缪谷稔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缪谷稔接受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以后，先将几箱文件伪装成私人衣物运至公共租界康脑脱路生生里一幢房屋的亭子间里。为了确保文件的绝对安全，缪谷稔定期前往亭子间巡查，有时还要冒着风险去翻晒文件，防止文件受潮破损。缪谷稔的异常举动引起了房东的怀疑，为了避免暴露，他决定立即转移。经请示党组织同意，缪谷稔和妻子李瑞华将几箱文件分散打包，接连几个晚上用黄包车从市中心运至市郊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的家中。这些装文件的箱子外面用柴草遮盖，整齐地堆放在一边，占去了整个房屋五分之一的空间。缪谷稔一家四口挤在简陋的屋子里生活。随着形势的恶化，他辞去了社会兼职，日夜守护在家，仅靠妻子当缫丝工人维持全家的生计。

保管中央文库压力大、任务重，加之生活清贫，营养不良，本就体弱多病的缪谷稔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为此他不得不让妻子辞去工作，专门协助他保管文件。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陷，形势越发紧张，斗争更为艰难。1942年夏天，曾担任吴成方和缪谷稔之间联络工作的郑文道因受日籍共产党员中西功等人的牵连而被日本宪兵逮捕。在日本宪兵将他从住所押往宪兵司令部途中，郑文道从车厢中跳下，顿时血流如注，昏死过去。日本宪兵紧急将郑文道送至医院救治，并严加看管。待病情稍有好转，日本宪兵立即将他从病房押出，进行审讯。趁日本宪兵不备，郑文道从窗口纵身跃下跳楼牺牲，以自己的死保证了中央文库的安全。噩耗传来，缪谷稔心痛万分，他拖着孱弱的身体对妻子李瑞华说：“咱保存的东西，比金子还贵重，比生命还值钱，你要替我全数交给党组织！”

因操劳过度，肺病加剧，缪谷稔已无力承担保管中央文库的重任。1942年7月，吴成方决定将中央文库移交给共产党员陈来生保管。1943年夏天，缪谷稔病情恶化，由妻女陪同回到江阴申港老家。由于缺医少药，缪谷稔于次年10月在秋雨绵绵中默然去世，时年39岁。

194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复电华东局，要求对保管中央文库有功的人员予以奖励。毛泽东特意将电文中有功的“同志”改为有功的“人员”，意即应当扩大范围，表彰所有对保管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以及他们的亲属、朋友。这其中，就包括了缪谷稔和他的妻子李瑞华。

何荦：党内文件的传递者

上海解放前，中共中央曾先后两次秘密从中央文库调走部分档案资料使用，其中第一次是由政治交通员何荦负责传递的。

何荦，1917年出生，江苏昆山人。1933年，经亲戚介绍，16岁的何荦来到上海一家绸布店当学徒。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何荦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益友社。1938年5月，何荦在上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上海的斗争形势日趋严峻。从1942年8月起，驻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奉命分批撤退至淮南抗日根据地。当年11月，何荦也从上海撤至淮南抗日根据地，随后进入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干部训练班参加整风学习。

1943年3月，何荦被分配到华中局情报部工作，担任政治交通员一职。他的直接领导便是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潘汉年向何荦交代了政治交通员的几项任务：第一项是往来根据地和上海、南京之间，传递情报、文件和指示；第二项是护送党的干部或家属往返于根据地和上海、南京之间；第三项是代表党组织送经费给有困难的同志或家属。从此，不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何荦基本上每个月都要跑一次上海或南京等地。为了尽早乘船过江抵达江南换乘火车，从淮南根据地到长江渡口的300里路程，何荦总是快步急行，日夜奔波，风雨兼程，往返行程累计达万里有余而没有一次失误。

1943年春夏之交，党中央为了在整风运动中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电令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要求调阅保存在中央文库中的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文件。随后，何荦将党中央的指示从淮南根据地带至上海，交给上海党组织经办。此时，中央文库已由陈来生接替缪谷稔保管。接到调卷的任务后，陈来生按照目录从两万多份文件中将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文件一一取出，并安排其他党员分头抄写。抄写完毕后，原件重新归档，抄本被送至上海党组织情报部门的刘人寿手中。

由于此时上海党组织没有电台，报送文件必须通过淮南根据地的电台进行中转。于是刘人寿取出照相机拍摄，将所有文件存于胶卷底片之中，并将抄本退还给中央文库。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文件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如何才能通过日伪的层层封锁和盘查，将文件顺利送至根据地呢？刘人寿灵机一动，他找来一节大号干电池，取出内芯后将胶卷底片塞了进去，并用火漆封住。刘人寿找到何荦，将电池交给他，让他带回根据地，并再三强调注意安全。

此时何荦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政治交通员。由于在当时电池属于违禁品，于是何荦又买来两节一模一样的新电池，一来做掩护，二来可以在遇到日伪军警盘查时进行贿赂。果不其然，何荦在途经镇江时遇到了日伪军警的刁难。他将两节新电池送给军警，顺利通过封锁线，回到了根据地。由于根据地没有冲洗设备，何荦只能和华中局情报部秘书沈月箴（江苏吴江人）相互配合，一人对着太阳用放大镜识读，一人抄录，最终整理出了所有文件。随后华中局情报部将文件内容电报延安，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办的任务。

经何荦传递的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文件，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利用这些文件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批判，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整顿了学风、党风和文风。

瞿秋白、缪谷稔、何荦三位江苏人的故事，分别是中央文库在建立、保卫和利用过程中的三个缩影。他们的经历体现了共产党人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以及深邃卓越的历史眼光，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