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佳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后就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并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期间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中央苏区最高学府、国家行政学院的摇篮——苏维埃大学就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从1933年8月开始筹办，到1934年7月被并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只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作为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一所重要的新型干部大学，该校积累的高校与机关联合办学的运行模式，为苏区革命战争和社会建设服务的学员培养方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党性修养和专业素质并重的教学理念等历史经验，不仅深刻影响了苏区时期、延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养体系的构建，对完善新时代干部教育体系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创立苏维埃大学的原因

1933年8月16日，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8次会议在瑞金召开，会上一致决定筹办苏维埃大学。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作出这一决定主要基于三个原因。

一是为了构建完整的苏维埃教育体系。接受教育是苏区军民的一项基本权益。1931年11月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就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为了普及教育，苏区不仅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工作机制，还努力建立从托儿所到大学、覆盖不同人群的教育机构，以满足苏区群众的各种教育需求。经过努力，到1933年10月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召开时，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不仅组织兴建了一批教育机构，还对未来苏区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学校也有了更为具体的构想。在《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中，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提出施行“统一的学校制”，按照“不违背实际环境，逐渐进到统一的目标”的原则，建立4类学校。即以消灭文盲为目的，面向青年和成年教育的第一类学校；以培养“共产主义的新后代”为己任，招生对象为7岁至13岁儿童的第二类学校；以列宁师范学校、职业学校、政治学校、蓝衫团学校等为主体的第三类学校和以“培养高等专门人才”而建立的大学，即第四类学校。苏维埃大学的创立，正是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加快第四类学校建设，完善苏维埃教育体系的应有之义。

二是为了快速培养大批干部。各级苏区政权建立之后，党政干部承担了大量工作，“革命的枪声未响，宣传、动员、组织群众，需要干部；武装斗争的开展，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需要干部”。然而，已有的干部数量并不能满足苏区的需要，尤其是“残酷的频繁的战争与斗争，不可避免地造成干部的伤亡”，使得党政干部人手短缺的问题愈发突出。1928年7月，江西省委就向中共中央报告，“得力干部分子仍然感着恐慌……各地秘书缺乏，苏维埃政府写布告都没有人”。同时，虽然当时各级苏区政府都在开办各类训练班，但是普遍规模不大、授课内容不够专业，以致效果不明显。因此，为了“有几千几万人继续供给到各个工作的战线上去”，解决“革命战争”及“环绕着革命战争的各个重大工作如查田运动、经济建设、工人斗争、文化建设，财政工作、肃反工作、道路建设、新苏区的发展”等问题，也“为着集中领导统一教授与学习的方法起见”，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开办苏维埃大学。

三是为了提高干部素养和党政机关工作效率。各级苏区政权建立之后，大量农民、工人参与到了政权建设和政府管理之中。但是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他们的能力和素质大多不能适应苏区革命战争和发展的需要。1930年初，福建省委就要求闽西特委加紧培养干部，因为“闽西干部数量在5000以上，但素质较差，处理问题简单化”“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对党的方针政策理解肤浅”。1932年7月，瑞金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委员们也指出“苏维埃政府内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工农分子、文化水平很低，不识字的工作人员也很多，因此苏维埃工作很难建立起来，上级的命令不能深刻了解执行，这是减弱苏维埃政府对于革命领导的力量”。为此，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理论文化素养的干部，提高党政机关工作水平十分紧迫。而成立高水平的苏维埃大学，正是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为解决这一难题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苏维埃大学建立之后，很快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办学活动。1934年，为了纪念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苏维埃大学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并于1934年4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1934年7月16日，为集中力量应对第五次反“围剿”，苏维埃大学被并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并随该大学与各红军学校合编的干部团参加长征。从1933年8月创立到1934年7月撤并，苏维埃大学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培养了大量干部，为苏区革命战争和社会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书写了属于自身的不平凡的历程。

办学模式和师资力量

是否拥有高效且符合实际需要的办学模式和优质的师资力量是影响一所大学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1933年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8次会议上就确定了苏维埃大学最初的办学性质，并对其办学模式进行了探索。会上提出“以毛泽东、沙可夫、林伯渠、梁柏台、潘汉年五同志为大学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校长，沙可夫为副校长”。当时，毛泽东任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沙可夫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林伯渠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梁柏台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代理部长，潘汉年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从中可知，苏维埃大学最初的定位是一所由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直管的大学，而且由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的主要领导直接负责。

苏维埃大学最初的办学性质设定，直接促进了苏维埃大学与各部委、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联合定向培养人才这一办学模式的实践。1933年，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就主动与苏维埃大学接洽，联合开办“教育干部班”，并选调了其中一批学员到苏维埃大学继续深造，“开办教育干部班，学额二百名，属在苏大一部分”。这一模式的构建不仅提高了教学成效，还促进了苏区人才的交流、选调。

不过随着“二苏大”的召开，毛泽东等人的职务发生了变化，苏维埃大学的领导层也随之有了较大调整。苏维埃大学校长一职改由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徐特立则担任副校长。苏维埃大学的办学性质也从苏区中央人民委员会直属转变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直属。但苏维埃大学办学性质的这一微调，并没有对苏维埃大学的办学模式产生很大影响。“二苏大”之后，苏维埃大学仍然积极与各级政府部门开展合作，为各级党政机关培养专门人才。

同时，鉴于苏维埃大学独特的办学模式及肩负的重要使命，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为苏维埃大学配备了优秀的师资队伍。苏维埃大学的教员中不仅有苏区的重要领导干部，如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瞿秋白、林伯渠、梁柏台、吴亮平、陈潭秋等，还有大量知识分子出身的普通教员。

在各地苏区政权建立之初，知识分子普遍担任了重要职务，在苏区社会享有很高声誉。但随着“左”倾思想逐渐在苏区蔓延，大量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化。不过1933年夏之后，经过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努力，苏区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经有了较大的调整，大量知识分子重新参与苏区建设，其中以教育领域最为显著。苏维埃大学的大量知识分子出身的普通教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聘用的。他们在苏维埃大学主要负责各科目的教学、收集教学材料、编辑教学大纲、回答学生提问、检查学员的学习等工作。

苏区重要领导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加入，为苏维埃大学的成功运行提供了人才保障。

招生与就业

招收什么样的学员、为谁培养学员直接体现了一所学校的办学目的。在苏维埃大学筹建之初，就确定了培养党政干部，为苏区战争和社会建设服务的宗旨。1934年颁布的《沈泽民苏维埃大学简章》对此又再次予以明确：“苏维埃大学，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项高级干部为任务。”

为了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苏维埃大学在入学条件方面，有别于各类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学校等对报名学员工作经验、学习基础极少限制的情况，要求“曾在政权机关或群众团体，或党和团负责工作，有半年以上而积极的，在边区积极参加过革命斗争的，其文化程度，能看普通文件，均有入学资格”，同时“在各种突击工作中有成绩者亦可入学”。这一入学资格的限定，让苏维埃大学的干部培养更加有针对性，加速了实干型党政干部的大规模培养。

在招生数量方面，1933年8月21日，苏维埃大学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预计招收1500名学生。但是，由于战争环境下，各条工作战线都亟需大量干部，因此许多学员在苏维埃大学学习期间就会被抽调走，完整完成学业的学员并不多。1937年4月，徐特立、何克全等在《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就提到，苏维埃大学最终只有200名学员毕业。但即便如此，苏维埃大学的学员们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仍得到极大提高，并为苏区战争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在毕业去向方面，由于苏维埃大学的学员们在上大学之前都有工作单位，因此大部分学员完成学习后会返回原单位，但也存在苏维埃大学根据学生实际表现，推荐新工作单位的情况。目前，从留存于世的“1933年10月15日苏维埃大学校长毛泽东签发的第4号毕业证书”“1933年12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大学颁发给杨立江的毕业证书”等文物中都可以清楚看到苏维埃大学给毕业学员们的就业推荐意见。其中，第4号毕业证书的拥有者江西瑞金下肖区七堡乡的詹本强，最初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举办的教师培训班接受培训，之后又转到苏维埃大学的教育班继续学习。由于表现较为突出，在完成学习后，苏维埃大学建议他不要回原单位，并在他的毕业证书上写下了“分配县巡视员或县教育部副部长工作”的推荐意见。

推荐毕业生到各地就业，不仅满足了各地对党政干部的需求，还让苏区的干部教育更加务实高效。因此，这一做法为苏区地方各类干部学校广泛借鉴，并成为推动苏区教育与战争和建设联动的重要方式。如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就明确规定该校学员“毕业后由省苏各部按照各县情形分配到各县工作”，以此促进江西苏区基层革命斗争与社会建设。

学习安排

安排什么样的学习内容，直接决定了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这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1933年10月，何克全在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上总结了苏维埃基本教育原则，即“从自己的队伍中造就出许多熟知建设新的社会的文化、科学、技术及艺术的人材（才），把学习与劳动相联系，把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这一原则贯穿了全苏各教育机构的教学始终，尤其体现在苏维埃大学的学习安排之中。

在专业和学制方面，苏维埃大学在办学之初，开设了普通班和特别班。普通班主要教授基本的文化知识，对象是学习基础稍差的学员。普通班的学员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可转入特别班。特别班包括“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8个班，主要围绕苏区政府职能和社会建设需要而开设。“二苏大”之后，苏维埃大学改设本科和预科，其中预科主要是“对文化程度不足的学生给予补习”，与初期普通班的性质相同。由于“二苏大”后中央苏区政府职能部门发生了调整，苏维埃大学还配套增加了外交、粮食两个专业班。在学制方面，受战争和割据状态影响，苏维埃大学规定“修业期限以环境需要和可能决定”，但要求“最低限度，本科不得少于半年”。不过由于苏区亟需大量干部，许多本科学员实际学习达不到6个月。

在课程内容方面，苏维埃大学重点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解决“领导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问题”“怎样管理苏维埃政权”等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撰写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等文章以及各类苏区法律文件、政策规定、重要报刊都被苏维埃大学当做教材，印发给学生。在授课过程中，瞿秋白等不仅会分享自身的革命经验，还会创新教学方法，通过出讨论题，开展启发式教学和讨论式教学，确保学员们弄懂学通课程内容。

除了课堂学习，苏维埃大学还引导学员们学以致用，积极投身苏区实践。一方面，苏维埃大学鼓励学员积极参加节约运动。1932年2月至3月，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先后颁布了3道通令，要求各级苏区政府厉行节约，杜绝浪费，以此支援革命战争。受此影响，苏维埃大学“普通班于大会的第二天就召集了全班学员工作员的全体大会，根据中府大会的具体办法，经过了二小时的讨论，结果裁减伙夫二名（原有九名现有七名），洗衣队一名（原四名现只有三名），并有六七学员同志均自愿将最近公家借给他穿的新棉衣或夹褥退回公家；又土地工作班最近节省伙食费大洋六元三角〇一百九十五文，已送交财部”。同时，为了节省开支，瞿秋白等人还带领学员们动手开荒种菜，解决苏维埃大学的伙食和其他经费问题。另一方面，苏维埃大学还鼓励学员积极参加拥军优属活动。1933年10月，《红色中华》就刊登了苏维埃大学组织学生耕田队帮助红军指战员们的家属耕田的新闻报道。通过这些实践，苏维埃大学不仅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还让学员们“深刻地了解到目前战斗的环境”，提高了学员们的思想觉悟和战斗力。

在炮火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大学，坚持教育为革命战争与社会建设服务，理论学习与劳动生产联动的方针，实现了学习时间的灵活性和学习内容的速成性的统一，为苏区战争、建设及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具有较高党性修养和工作水平的人才，是党领导下自主培养干部的一次成功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