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晋丽

侯绍裘，1896年出生于江苏松江（今属上海），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松江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也是苏州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的建立者。1925年9月，侯绍裘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担当起了在江苏领导工农革命运动和国共联合战线工作的重任。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侯绍裘于4月10日深夜出席中共南京地委召开的紧急扩大会议时被捕，数日后被杀害。

生长在山河破碎、军阀混战的旧中国，作为一名心怀济世救民抱负的青年人，侯绍裘一直在探求救国救民的途径。在参加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他实现了从“生理上的青年”到“精神上的新青年”的转变；同时，他也看到了青年的力量，产生了唤醒青年力量、引导青年为改造社会而努力的愿望。之后，他通过公开演讲、创办南洋义务学校和接办景贤女中、组织“青年问题讨论会”、发动青年投身五卅运动等方式对唤醒青年力量的路径进行了不懈探索；他发表文章《我们该做怎样的青年》，详尽阐述五四之后青年的四种不良趋向及原因，并对青年提出了热切的期待。侯绍裘是青年的导师和楷模，他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一、向“精神上的新青年”转变

中小学时期的侯绍裘，就积极关心国家大事、主动拥抱新思想。1909年，侯绍裘考入华娄高小，这是松江兴办新学后创办的第一所公立小学。松江毗邻上海，华娄高小的教员大多思想进步，除教授四书五经外，也教授西学。在此读书期间，侯绍裘学到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近代的政治社会学说，眼界大开。这使得他不仅拥有了观察中国及世界的崭新视角，也对中国近代以来的遭遇深感担忧。1913年，侯绍裘考入江苏省立第三中学（今松江二中）读书。“中国公路泰斗”赵祖康是侯绍裘的同乡兼同学，据他回忆，在江苏省立第三中学读书时，“课余之暇，他（指侯绍裘）常常谈论国家大事。在大庭广众之间，宣传孙中山先生主张，切齿痛责北洋政府的丧权辱国，慷慨陈词，议论精辟，为同学所钦敬”。

但是，这一时期的侯绍裘，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上的新青年”。在1918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之后一段时间内，他还对一些旧礼教心存幻想。1919年，侯绍裘参加了五四运动的罢课。那时，学校每天在大操场上举行升旗礼，一齐唱国歌。侯绍裘在《我的参与学生运动的回顾》中说：“这个‘宗教式’的仪节……在起初的几天，他的力量及于我的实在很大。我觉得在这一刹那，心理上起了一种不可名言的感动。”他仍对孔子和后世儒家的伦理存有期望，希望用儒家伦理来改良世道人心；“仍旧推崇‘桐城派’和林琴南的古文笔法，而且自己也喜欢作古劲的文字，对于白话文之通俗以外的价值，始终不肯承认”。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五四运动中，侯绍裘自身发生了很大转变。

一方面，学生运动使他受到洗礼。侯绍裘几乎全过程地参与了当时的学生运动。他身兼多职，在本校学生会担任本级评议，在上海学生会担任教育科职员，在全国学生会担任文牍。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之中。他拟写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稿子、在评议会中进行慷慨激昂的议论、积极主张罢课、参与劝告上海商界罢市等等。商界罢市后，工界也罢工，北洋政府让曹、陆、章三个卖国贼辞职，取得了一定成果，商界才开市。商界开市那天，侯绍裘和上海的学生举行大游行，他们举的旗帜上写着“第一步之胜利”“感谢工商各界”等字样。在学生运动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逐步深入侯绍裘内心，他也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并在运动实践中逐步认可了它。

另一方面，《新青年》对他产生重大影响。《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宣传阵地，《新青年》的思想家们首先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期望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来促使青年的率先觉醒，振奋青年的精神，鼓舞青年的斗志，进而激励广大青年为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勇往直前地奋斗。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呼吁青年人要做“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青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自觉肩负起再造青春国家的责任。《新青年》反对旧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政治法律，反对“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的旧文学，犹如一股春风吹向中华大地，在青年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在1919年暑假期间，侯绍裘才开始阅读《新青年》，但对他的影响却异常大。他称：“岂知一看之后，如同‘拨云见日’，登时爱不释手……我现在不得不承认《新青年》一书，于我思想上、人格上的影响最大，别部书没有一部能够及它的。”

受这两个方面因素的推动，侯绍裘实现了从“生理上的青年”到“精神上的新青年”的转变。他对旧道德、旧礼教、旧文学已不能认同。他在本校评议会中，提出“要求校长废止祀孔及国英文大会”的建议，虽未得到采纳，但他本人此后也不再参与这些活动。当他暑假回家看到家乡因发生瘟疫而举行迎神赛会时，他“异常愤怒，周身的血，都涌上来，身体发抖，牙齿也打战了”。侯绍裘此时真正成为被守旧派半嘲半讽称呼的“新青年”了。

二、探索唤醒青年力量的路径

毛泽东曾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希望各地……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和毛泽东一样，侯绍裘也看到了青年的伟大力量，这促使他产生了唤醒青年力量、引导青年为改造社会而努力的愿望，之后，他对唤醒青年力量的路径进行了不懈探索。

公开演讲。侯绍裘首先实践的路径是公开演讲。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参加了演讲团，隔日和三五个同学结为一组，去人流量比较大的繁华地点作演讲。演讲的题目“起初大都属于抵制日货、青岛问题、二十一条、亡国苦痛等等”，后来“变为反抗政府、罢市罢工、停止纳税等等”，再后来“变为鼓吹暴动、提倡暗杀、反抗法律等等”。他后来回忆说：“社会主义的思想，或者也就在此时不知不觉地入了我的头脑之中。”渐渐地，他对这种在上海繁华地点演讲的效果有些失望，究其原因，一是同样的演讲听得多了令人生厌，二是民众常识缺乏，无法理解演讲内容。于是，侯绍裘转变思路，“把地点定在离校较近而以前演讲得很少的法华乡和徐家汇镇两处地方，每天去讲些国民常识和劝人识字一类的话”。那时，他把这种公开演讲当成在短时期内将民众唤醒起来爱国的重要路径。

创办南洋义务学校和接办景贤女中。公开演讲一段时间后，侯绍裘感到要真正唤醒民众，这种浮浅的专靠刺激的方法靠不住。这时已到了1919年暑假，上海学联正在倡议开办工人夜校，侯绍裘就带头和赵景沄等三人借南洋公学的空宿舍作教室，创办了南洋义务学校，他任校务主任。该校学生主要为徐家汇一带的工厂工人、店员、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子弟，共四五十人，分两个班，每天晚上上一个半小时课，教授国文和常识等。按照侯绍裘的意见，南洋义务学校是宣传性质和速成性质的学校，目的是唤醒民众，教育成年平民，宣传社会主义、爱国思想和灌输常识，促使他们养成健全的人格，懂得做人的道理，成为“劳动运动中之中坚人物”，“谋阶级地位之提高”，而非传授谋生能力。

1921年夏天，在宜兴彭城中学任教的侯绍裘回到松江过暑假。这时，松江私立的景贤女校在重重压迫之下，被迫停办，这对于女子教育是个重大的损失。一向以唤醒青年（包括女子）为己任的侯绍裘，不想让这所创办于1905年（江南最早的女校之一）、在松江首开女子入学读书新风的女校就这样陷于停滞。他四处奔走，想方设法努力挽救景贤女校。最终，他与朱季恂接办了这所学校，改校名为景贤女子中学（简称“景贤女中”）。侯绍裘担任教务主任，主管教学工作；朱季恂负责学校的校务管理和争取外界的支持。他们同心协力，使得这所本已走投无路的学校再现生机勃勃的景象，江浙两省七个县的女学生纷纷报名上学。当时的女校，普遍以培养贤妻良母为教育目的，教学管理和教学内容大都带有传统的封建色彩。在侯绍裘等人的努力下，景贤女中发扬五四精神，以培养学生具有健全的人格、完备的知识、促进妇女解放和社会改造为宗旨。景贤女中实行改革，采取民主方针，实行校务、教务、经济三大民主；国文课以白话文为主，致力于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希望学生毕业后能以科学的态度解决各种问题；公开提倡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批评“女子无才便是德”和“三从四德”等旧道德；注重时事教育，设报刊阅览室，购买进步报刊，供师生阅读，并组织研讨，引导师生关注、思考社会现实问题。侯绍裘连续邀请沈雁冰、施存统、邵力子、恽代英、萧楚女等知名文化人士到景贤女中演讲，使得该校成为当时各种进步思想活跃的阵地。1923年侯绍裘入党之后，他在松江和景贤女中师生中培养和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并吸收个别优秀分子入党。

组织“青年问题讨论会”。1922年末，侯绍裘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赵祖康等人组织了“青年问题讨论会”。他们采取通讯方式，探讨青年在求学、婚姻、服务社会、选择职业、独立生活等方面的切要问题。讨论题目由个人自行提出，每月开展两次讨论，讨论的结果由专人整理成文，发表在杨贤江任编辑的《学生杂志》上。他们第一次讨论了“青年在寒假中应该做的”问题，之后，发表文章，以充沛的激情宣传知识青年应与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的道理和主张。“青年问题讨论会”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少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参加。杨贤江认为：“有了这个会，终可求出一个较为妥当的方法，这样，我相信现时彷徨在歧路的青年可以得到一个引导了，现时围困在烦闷中的青年可以得到一个解脱了。”

发动青年投身五卅运动。1925年5月，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引发反帝爱国运动。侯绍裘积极投身其中，他曾到租界巡捕房探望因公祭顾正红而被捕的上海大学江锦维等4位同学，送去生活用品，鼓励他们继续斗争。

在上海各界青年的反帝示威活动中，恽代英任总指挥，侯绍裘任副总指挥。侯绍裘和其他同志分头与上海各学校联系，与工人代表一起奔赴各学校报告工人被杀经过，发动学生投入宣传活动；参与起草“打倒帝国主义”传单。但帝国主义继续采取强硬措施，面对万余群众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的示威活动，租界英国巡捕逮捕100多人，打死十几人，打伤者不计其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面对日益扩大的群众抗议浪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等机构，加强对反帝运动的领导，动员各界实行罢工罢市罢课，建立反帝统一战线。6月1日，侯绍裘与恽代英一起在江苏省临时省党部主持召开江苏和上海国民党各方面负责人会议，布置三罢斗争，并动员各县、市党部发动群众加入斗争。此后，他与杨贤江、沈雁冰、董亦湘、韩觉民等共产党员一起，联合上海大学、景贤女中、爱国女校、立达中学等学校的教职员，发起组织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号召教职员要和学生一起来救国，领导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不能限制学生的行动，并坚决驳斥了教育界右派的妥协倾向。在五卅运动中，侯绍裘还发表了《外交与内政》《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各种手法》等主题演讲。他的一系列活动，对于广大青年认清国家当时各方面临的形势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进而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有重大的作用。

三、发表文章《我们该做怎样的青年》

侯绍裘是广大青年的良师益友，他深刻认识到青年在改变民族孱弱、祖国危殆的现实中的作用，对青年给予了很高的要求和期望。1923年11月，侯绍裘在《松江评论》第24期上发表文章《我们该做怎样的青年》。他对青年爱之深、责之切，他严厉地批评了五四之后部分青年出现的种种不良趋向，分析了其病根，教育青年应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在行为上应该怎么做。这篇文章的内容来自侯绍裘在松江圣经学校益德会智育部向进步青年所作的一次演讲，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青年观，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青年的不良趋向。五四运动是个分水岭。五四之前的青年毫无生气，只顾钻营谋生的职业，很少去考虑自身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五四运动犹如一声惊雷，唤醒了许多青年，学生界、青年界开始有“蓬蓬勃勃的气象”“勇往直前的行为”“慷慨激昂的议论”。但是这种令人欣慰的现象，没有维持多久便沉寂，一部分青年热情减退，腐化堕落。侯绍裘认为，五四之后的青年出现了以下几种不良趋向：一是官僚政客化，这类青年一入社会，便官僚化了，忙于“钻谋、运动、结交，学种种官场的秘诀”，甚至热心公益事业也是为了将之作为将来进入政界的“敲门砖”。二是资本化，这类青年“以时髦的大资本家为偶像，以实利为真理”，心理上投降了资本主义，或者想自己开办工厂，通过剥削他人发财，或者想通过为大资本家工作来解决生计，丝毫不关心社会问题和劳动人民面临的问题。三是学究化，这类青年“终日埋头在课本讲义之内”，不关心国家大事和社会情状，却并不是想在学术上有所贡献，而是没有了奋斗的能力，只是为了逃避现实。四是玄学名士化，这类青年怀疑一切，“连科学的定律，实在的事实也目为迷信”，崇尚及时行乐，关注的都是恋爱、艺术、美等虚无的问题。

青年的病根。侯绍裘认为，五四之后的青年，之所以走入上述种种不良趋向之中，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不能勤俭耐苦，故不肯以劳力换得适当的酬报而要羡慕官僚、政客、资本家之吃白食，不肯忠于职务以维持其克苦之生活，而要学名士派的放纵自由，不肯研究实在的学术，而以斗禅锋尚清谈为躲避之法门”；二是“不谨饬，不讲气节，故有如名士派之放诞，及投降官僚资本家之失节行为”；三是“不能奋斗且坚忍，故一入官僚界及资本界，而即被同化，不敢稍存改革之念，更不必说反抗。或如名士派及学究派之索性消极，不问世事”。而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人生观，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因此，他们只关心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不关心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

对青年的期待。侯绍裘认为，要改变青年的不良趋向，要祛除青年的病根，就要引导广大青年树立社会的而非个人的人生观，“要认定一个人不是为一己而生，是为社会为人类而生，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最大责任，而以尽此责任为乐”。当代青年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社会的栋梁。侯绍裘关于“青年应树立社会的人生观”的认识启示我们，青年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青年要树立为社会和国家服务的人生观。青年在做抉择时，不能只考虑自身和本人家庭的利益得失，也要想到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得失。青年要树立“个人的发展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是密切联系的”价值观，要心怀远大理想，要有家国情怀，要在为社会和国家奉献的过程中贡献青年力量、实现人生价值。

在行为上，侯绍裘诚挚地希望广大青年做到以下三点：一是“须勤俭耐苦”，勤俭的目的是“为社会多尽一分义务，替社会多省一分财用，以为增进社会幸福之用”，耐苦是指要直面艰难困苦，不追求安逸享乐；二是“要谨饬要讲气节”，要严格地谨守个人道德，要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精神；三是“要奋斗而且要坚忍”，要改革国家、社会，就“必然要去奋斗，不避艰险，不怕危难地去奋斗”。

侯绍裘振臂疾呼，奋力唤醒青年力量，引导成千上万的青年认识到自己肩负的时代使命，激励他们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斗争。然而当我们经过不懈奋斗，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时，距离侯绍裘牺牲已经过去22年了。

侯绍裘是广大青年的导师和楷模，他始终以增进社会幸福、实现民族振兴为己任，他顽强的革命斗志和感人的英雄事迹，他的赤忱之心和高尚品质，为广大青年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柳亚子评价他“君赋性仁爱，平易近情，临大节则毅然不可夺。其为人也，俭于持躬，而厚于遇友，怀才而不伐，负责而不竞，渊渊乎君子人哉！”我们纪念侯绍裘烈士，就要铭记他的教诲，以他为榜样，把青春献给祖国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