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所谓“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瑞金“苏区”；所谓“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苏区”，而不能随红军“长征”。瞿秋白因了这1934年的不得不走与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与被杀。

不得不走

博古中央为何一定要让瞿秋白从上海到“苏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王明、博古们为何能扳倒瞿秋白，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在“革命资历”上，他们只能算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若无强有力的支持，凭他们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直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后，则是共产国际，说得更直白些，是斯大林。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这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有一件事庶几可证明瞿秋白的书生气：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

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

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这比较容易，开一个会，就能解决问题。但要在思想和理论上彻底清除瞿秋白长期以来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开几次会能做到的。这需要较为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需要在政治上予以闲置和抛弃。

本来，米夫、王明们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但瞿秋白仍然坚持发言。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出局，到1934年1月被迫离开上海，这三年的时间里，瞿秋白在党内党外的刊物上，不断发表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

1933年9月22日，博古中央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批判，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不得不留

尽管瞿秋白极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博古中央既然有命令，他就不得不执行。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由“三人团”决定。瞿秋白虽然早不是什么高级干部，然而，他的去留问题，无疑是博古非常关心的。其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有这样的回忆：“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这就是当时的瞿秋白。这样的瞿秋白，留下，则如鼎鱼幕燕，生之可能性十分渺茫。时任“经济委员会副部长”的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回忆说，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会议上，毛泽东宣读了“部级干部”随军转移的名单，其中没有瞿秋白，瞿秋白同志去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

吴黎平又回忆说：

……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同志(当时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跟红军走。听到这事以后，我心里很难受。一方面向毛泽东同志说：“这怎么成瞿秋白同志这样一个有名的老同志难道能够不管，要他听任命运摆布?”请求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局说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也很同情秋白同志。他曾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另一方面，我向张闻天同志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闻天同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秋白同志自己听到了这决定，精神上甚为不安。我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这次秋白同志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这是我和秋白同志的最后会面，不料竟成永诀。

不得不死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瞿秋白先是被囚在上杭监狱，后被押解至驻长汀的36师师部。被捕之初，瞿秋白伪称名叫林琪祥，赴闽访友，“不幸被匪掳去”。5月上旬，身份暴露。6月2日，蒋介石发来密电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6月18日，瞿秋白被36师“就地枪决”。

瞿秋白是被王明团伙把持的中共所抛弃的人。共产党既然不要这个人了，国民党又何必杀他呢?但1935年的蒋介石，下令杀了瞿秋白，自有其不得不杀的理由。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标志着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开始。而这一开始，就与瞿秋白有很大关系。就在此前不久，瞿秋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六大常委之一。在南昌举行暴动，正是在常委会上讨论决策的。在这一事件上，瞿秋白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数日后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则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袖。从这时开始，瞿秋白策划指挥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

1931年6月，中共第三任领袖向忠发被捕。虽然被捕后立即叛变，但蒋介石还是下令立即“就地枪决”。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置不同于向忠发，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只要瞿秋白肯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国民党对瞿秋白的劝降，可谓用尽心机，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从5月上旬身份暴露，到6月2日蒋介石下达枪决令，这二十多天，劝降工作由“军统”进行。“军统”劝降无效，蒋介石才下令杀瞿。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心有不甘，于是便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令暂缓执行，再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但无论是“军统”的威迫利诱，还是“中统”的巧舌如簧，都不能令瞿秋白越过“底线”——这样，瞿秋白便不得不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