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楠，刘畅，李丹，汪凤兰，张小丽,邢凤梅

(1.华北理工大学 护理与康复学院，河北 唐山 063200；2.华北理工大学 临床医学院)

随着饮食结构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脑卒中发病人群年轻化趋势愈发显著[1]；其中，中青年患者占脑卒中总患病人数的31%[2]。中青年是社会和家庭的中坚力量，突发性的疾病给该群体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极易致患者在接受治疗和被照护过程中出现担心拖累家庭、成为他人负担的心理反应，即自我感受负担[3]。它可能会导致患者产生长久性的焦虑、抑郁，降低其治疗依从性，甚至会增加自杀的风险[4]。认知情绪调节是个体为适应环境中的压力和情绪困扰而做出的认知努力[5]。研究[6]显示,当遭遇应激源的刺激时，个体的心理会受认知加工过程和情绪调节方式的重要影响。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现状、影响因素及其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以期为后续的干预研究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便利抽样法选取河北省某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242例中青年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符合全国脑血管病会议制定的脑卒中诊断标准[7]；年龄18～59岁；生命体征正常、神志清楚；具有一定的沟通理解能力；知情同意。排除标准：伴认知、视力、听力障碍者；严重心、肝、肾等功能不全或恶性肿瘤者。本研究共纳入242例研究对象，其中男158例(65.3%)、女84例(34.7%)；年龄40～59岁，平均(52.78±5.26)岁。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发病次数、病程等。(2)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elf-perceived burden scale，SPBS)：采用由Cousineau等[3]研制，武燕燕等[8]汉化的自我感受负担量表。包括身体负担(5个条目)、情感负担(4个条目)、经济负担(1个条目)3个维度，共10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得分为10～50分，得分越高自我感受负担越重。其中得分<20分为无明显负担，20分≤SPB<30分为轻度负担，30分≤SPB<40 分为中等负担，SPB≥40分为重度负担。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31。(3)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该问卷由Garnefski等[5]编制，朱熊兆等[9]翻译引进。问卷包括适应性调节策略和非适应性调节策略两部分：适应性调节策略包括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5个维度；非适应性调节策略包括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责难他人4个维度，各维度包含4个条目，共36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各维度得分为4～20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应对负性事件时越倾向使用该策略。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667。(4)改良Rankin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MRS)：用于测量脑卒中患者的肢体功能障碍程度。该量表共6个等级，“完全无症状”计为0分；“有症状，但无明显功能障碍”计为1分；2～5分分别代表轻、中、重度及严重残疾。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3。

1.2.2 调查方法 于患者出院当日进行现场调查。采用统一指导语向患者讲解研究目的、问卷填写方式和注意事项。获得其知情同意后，由患者独立填写。对不能自行阅读或无法填写者，由研究者阅读条目根据其选择协助完成。共发放问卷251份，回收有效问卷242份，有效回收率为96.4%。

2 结果

2.1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得分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得分为(30.65±7.33)分，处于中等水平；各维度均分由高到低依次为：经济负担(3.77±1.04)分、情感负担(3.66±0.77)分、身体负担(2.10±0.68)分。适应性调节策略、非适应性调节策略得分分别为(57.29±10.97)分、(53.08±11.35)分；得分最高的前5项策略依次是：灾难化(13.88±3.53)分、沉思(13.67±2.93)分、自我责难(13.26±2.35)分、责难他人(12.69±3.13)、重新关注计划(11.85±3.16)分。

2.2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得分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医保方式、兴趣爱好、发病次数、MRS评分、病程的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表1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得分的单因素分析(N=242，分)

2.3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性 结果显示，自我感受负担与适应性调节策略呈负相关(r=-0.470，P<0.001)，与非适应性调节策略呈正相关(r=0.433，P<0.001)。

2.4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以自我感受负担得分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的第1层，将适应性调节策略和非适应性调节策略得分作为自变量放入模型的第2层，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医保方式、兴趣爱好、发病次数、MRS评分对自我感受负担有影响。控制上述因素后，适应性调节策略和非适应性调节策略可解释因变量总变异的5.7%(均P<0.05)，见表2。

表2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影响因素的分层回归分析(N=242)

3 讨论

3.1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现状 本研究显示，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处于中等水平，高于Ren等[10]调查结果。可能与样本量不同或地域经济的差异有关。各维度均分由高到低依次为经济负担、情感负担、身体负担。究其原因，一方面中青年肩负着创造家庭财富的重要责任，背负着很大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受疾病影响，患者暂时失去了经济来源，无力为家庭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给家庭造成了沉重负担。其次，症状困扰、康复周期长、对病情发展的不确定性、角色紊乱等致使患者的情感负担加重。此外，部分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肢体偏瘫、步态异常、躯体平衡能力减弱等功能障碍[11]，这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自理能力，使其日常生活需要依赖家人的持续照护来维持，因而增加了身体负担。提示护理人员应注重对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评估，为负担重者提供良好的社会心理支持，以缓解其自我感受负担。

3.2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特征 本研究表明，中青年脑卒中患者经常采取灾难化、沉思、自我责难等非适应性调节策略去应对负性事件，与曹颖[12]研究结果一致。社会情绪选择理论[13]认为，年龄越大者，其社会经验和认知能力越高，相较于老年人而言，中青年较多地使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加之，本研究中70.2%的患者为首次发病，短期内往往难以接受患病的事实，无法更好地进行心理调适和情绪管理。因此，护理人员对调控患者的情绪应开展个性化干预，加强宣教指导，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认知，促使患者采取更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

3.3 一般人口学及疾病因素对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家庭人均月收入低、自费的患者，其自我感受负担更重，与既往研究[14]结果一致。原因为家庭人均月收入低、自费的患者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高额的治疗费用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导致患者的精神压力较大、控制疾病的信心不足，进而增加其自我感受负担。有兴趣爱好者，其自我感受负担较轻。究其原因，培养兴趣爱好有助于分散患者对疾病的注意力，增加人际间的情感交流，缓解负面情绪，从而降低其自我感受负担。复发患者比首发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更重。原因可能为反复发作致使患者的身体机能减退，疾病管理难度加大，康复效果进展缓慢，继而加重其自我感受负担。MRS评分≥2分者较MRS评分<2分者自我感受负担得分高,与宋书红等[14]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由于MRS评分高者遗留不同程度的残疾，其生活和护理需要长期依靠家人的照顾，自我价值感严重丧失，更容易产生拖累家人的负担感。提示护理人员应针对不同特征的患者给予指导和支持，鼓励患者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帮助患者疏导心理压力，以减少其自我感受负担。

3.4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患者越倾向采取适应性调节策略，其自我感受负担越轻，而经常使用非适应性调节策略的患者，其自我感受负担较重。适应性调节策略作为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对促进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有正性作用[15]。患者选择适应性调节策略的频率越高，越能缓解疾病治疗所带来的恐慌、害怕等情绪[6]，能充分调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治疗决策中，进而提高康复锻炼的动机及信心。而使用非适应性调节策略的患者常沉浸于疾病的痛苦状态[12]，更多地去关注甚至放大疾病造成的身心损伤，过度纠结于疾病本身所带来的一系列改变，无法摆脱消极的情绪体验，其负担感较重。提示护理人员应重点关注使用非适应性调节策略的患者，主动帮助患者转变对压力性事件的认识，积极调整情绪失调的状态，提高其认知情绪调节能力，从而降低其自我感受负担。

综上所述，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处于中等水平，护理人员应结合相关因素制订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指导患者建立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方式，以缓解其自我感受负担。本研究仅调查了河北省1家三级甲等医院，样本代表性较局限，未来尚需加大样本量、进行多中心的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