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阳

关键词 货币国际化 数字平台 数字货币 跨境零售支付

〔中图分类号〕F49;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2）03-0132-09

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数字技术应用蓬勃发展的时代。新的数字技术手段催生出新的经济运行模式、货币形态和价值交换模式。目前，各种资产的数字化试验正大规模开展，其中最重要的是主权货币的数字化。以数字化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重塑国家间竞争格局，为后发国家的参与和赶超提供机遇。①在货币领域，新的经济模式和货币支付模式的结合，为国際货币竞争注入新的动力和元素，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增加了新的助力。现有中文文献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维度：其一是非主权数字货币倒逼主权数字货币的出台，这一过程对中国的货币监管提出新的要求;其二是未来主权数字货币的竞争可能重塑国际货币体系;其三是中国应利用推进主权数字货币的机会，与世界各国一道探索超越美元体系的新路径。②本文聚焦于当前跨境零售领域的支付变革，讨论应如何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货币国际化的理论与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货币国际化指一国货币在国外的普遍使用，其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作为记账单位。比如，在国际贸易或金融资产交易合同中作为计价单位的货币，在货币管理中作为汇率挂钩的货币。其二，作为价值存储的载体，一般表现为作为国外官方外汇储备的货币。其三，作为交换媒介，主要是在国际贸易或金融资产交易中作为支付工具。历史上只有极少数国家的货币充当过国际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是严苛的，它主要是国家实力、信用竞争的结果。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新兴国家货币的国际化注定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在实行固定汇率安排的国家/地区中，大约65%的国家/地区其货币主要以美元为锚。①此外，世界约一半的国际贸易是以美元为开具发票的货币，②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超过了60%。③

1.影响货币国际化的因素

传统上，影响一国货币在境外使用程度的因素包括三大类：第一类因素主要包括国家的经济规模、经济的开放程度以及经济的稳定性。现代国家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上述指标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实力，是信用的基础，是确保货币价值稳定的基础。货币价值稳定性对其国际使用至关重要，因为货币价值的不稳定会增加持有该货币的风险，降低其作为价值储存的吸引力。④第二类因素是与货币在国际上使用有关的因素，指使用一种货币进行国际清算、结算和其他金融运作所必要的基础设施，包括金融市场的规模、深度和流动性，金融网络的密度，技术操作渠道等。这些壁垒意味着采用非国际货币进行交易可能承担更高的交易成本。比如美国是唯一一个其货币在1914年之前没有作为国际货币使用的主要贸易国，这种情况在美联储成立后才得以改变。⑤第三类是货币使用中存在的网络外部性，指一种货币的使用价值受其他用户选择的影响。使用特定货币的用户越多，该货币对原有用户的价值就越大。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对现有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保护作用。⑥比如，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虽然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已经显著下降，但美元作为支付货币在当今国际经济中仍然牢牢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2.人民币的国际化现状

中国经济连续40余年保持中高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在未来也依旧拥有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动能。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在显著提升。《2021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2021年6月，人民币在主要国际支付货币中排在第五位，人民币支付金额占所有货币支付金额的2.5%，较去年同期上升0.7个百分点。2021年一季度，在IMF的统计中，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为2.5%，较2016年刚加入特别提款权（SDR）时上升1.4个百分点。①而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2021年12月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升至2.7%，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排名升至第4名，这也是自2015年以来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全球排名首次超过日元。②

目前，中国已经建成覆盖全球各时区金融市场的人民币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有能力支持全球的支付与金融市场的人民币批发业务。然而，由于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与其他可兑换货币不能充分竞争，因而国际化的潜力受到限制。在短时间内，中国尚无法与美国主导的跨境支付体系相竞争，金融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也不足。

总体而言，虽然基础设施、网络外部性等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国货币在国际上的使用，但真正的决定性因素仍是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它奠定了货币稳定的价值基础，是货币获得国际信用的根源。有鉴于此，人民币作为一种有着良好前景的主要国际货币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二、重塑数字时代跨境零售支付的重要性

在数字技术的助推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平台经济正快速崛起。金融危机后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被加快引入货币金融行业，各种有别于以往的数字资产应运而生。③新的经济模式与新的数字化货币技术的结合给全球货币竞争带来新的驱动力，也创造了货币国际化的新路径。

1.数字技术创造新的市场模式、支付模式和货币国际化手段

随着相关基础设施的完善，数字驱动的平台经济在近年来脱颖而出并迅速发展壮大，越来越趋于成为一个经济体发展的中枢。平台的实质是一个存在于网络空间的虚拟市场，为各种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消费者、生产商、供应商提供交易和互动的空间。其最大的优势在于通过汇集各种资源和形形色色的交易者，创造和优化本来不存在的连接，开发出新功能和新商业机会。④这种不断创造新连接的能力使平台成为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具有了自我繁衍、自我扩张、自我迭代的能力。平台成长的基因，也即其创造连接能力的源泉，在于平台通过其支付功能获取的交易数据。

随着移动设备使用的普及，依托平台的移动支付正在成为支付的主流形式。这不仅是支付技术的升级，而且作为整个社会基础设施的迭代，货币支付方式的改变还带来了经济结构、组织和运行方式、资源分配、竞争格局的变化等效应。

第一，新的支付方式催生无现金社会的发展。在平台建立的支付方式系统替代了现金的流通，特别是当平台把它们的支付系统延伸到平台之外的交易时，无现金支付的交易比重大幅上升，使传统社会加速进入无现金社会。由于免去了与现金发放、流通相关的成本和损耗，经济效率得到提高。尤其在疫情期间，无现金支付遏制了病毒通过现金的传播，成为保护社会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提供支付服务的大型平台企业日趋成为整个经济活动的枢纽，包括信贷、保险、理财等金融服务围绕平台的支付功能都可以自行组织起来，削弱了传统上围绕银行组织的金融体系，消费者价值存储和价值交换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第二，新的支付方式促进市场融合和经济融合。通过移动支付技术，平台企业可以把线上支付延伸到线下，消除线上线下两个市场的分割，使两者融为一体，扩大网络市场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移动支付方式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把商品供应方和所有潜在消费者连接在一起。因此，平台与移动支付相结合的模式使平台企业能够通过不同参与者之间不断增加的信息共享和消除数据障碍来消除贸易壁垒，有效地打通并整合区域、国家甚至全球的经济活动，充分动员蕴藏在经济内部的潜力，让更多消费实体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更平等地享受市场经济的机遇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第三，移动支付方式创造了新的数据价值。不同的货币支付方式导致交易数据的收集成本、使用价值和所有权的安排截然不同。在现金方式下，支付活动是高度离散性的，零散数据的使用价值即便有也是较低的，也因此这些数据的所有权长期被忽视。数字技术使情况发生了彻底变化。移动支付将每一个交易参与方都变成了数据源，通过移动支付这个端口源源不断地向平台企业输送交易数据，而那些汇集了各种活动的大型数字平台成为数据的所有者。①这些数据具有数量庞大、实时更新、地域分布广、人口学特征多元、获取几乎无成本等特点，能帮助平台即时洞悉和响应用户的需求变化，衍生出新的服务类型，甚至可以通过整合支付数据和其他沉淀在平台上的数据构建个人和机构的信用。在此基础上，平台又可以有针对性地推出不同的服务类别或升级服务等级。这实际上是数据驱动的信用建设和社会进步。在平台经济模式下，移动支付拥有汇聚数据的卓越能力，使数据的使用价值得到大幅提升，平台也因数据中介的地位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显著增强。这引发了数据所有权之争和消费者隐私保护的问题，也是平台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四，平台影响支付货币的竞争力，拓展了货币国际化的抓手。在传统交易模式中，某种货币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价值存储功能，然而在以平台为中心的数字交易模式下，其支付政策的特点可能是影响货币吸引力的同样重要因素。平台上交易对手的规模、多样性、地域性，信息的处理算法和隐私保护政策等也都影响着货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而且，平台生态系统的封闭性意味着它能够决定为用户以哪种货币开具贸易发票。即便平台不强迫用户使用特定货币开具发票，它也可以通过实行差别的优惠政策诱导用户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型跨国平台，且平台能够满足用户各种差异化需求的国家在促进本国货币的国际使用方面具有了优势。

总之，在大型数字平台上使用的货币已经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货币的基础形态和流通方式发生了改变，货币功能得到了扩展，推进货币的国际化也有了更多的抓手。

2.数字技术在创建新的国际货币方面崭露锋芒

数字技术可归纳为信息的数字编码、加工、存储、传输和还原的技术，主要包括互联网技术、加密技术、区块链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云储存、人工智能等。2008年金融危机后，货币非国家化意识形态重新回潮，为基于新的数字技术的货币形式创新拉开帷幕。其货币形式是一种以数字形态存在的无形资产，它的发行、持有、转移和记录保存都是数字化的。事实上，这一新出现的数字货币从本质上和形式上都与传统的货币有较大不同。②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数字资产缺乏坚实的主权信用的支撑，无法解决价值的高度波动性，不仅无法成为真正的货币，反而会带来一定程度的金融风险。为弥补这一缺陷，各国央行正在积极研发和测试央行数字货币。尽管存在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但人类即将进入主权数字货币时代几乎是确定无疑的。这不仅是技术驱动的，也是市场驱动的，更是主权国家的核心利益驱动的。

对于中国而言，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大范围落地大有裨益。首先，流通成本低。数字货币背后的技术本质上是跨国的，因此，它天然适于用作跨境零售支付的工具。在时空阻隔实物现金通达的跨境交易情形下，数字货币理论上依然可以为境外人民币用户提供全年无休的不间断服务。

其次，使用方便。一般通过两种方式确定用户在支付系统中的代表方式和交易方式：一种是基于账户的，另一种是基于代币的。代币化的数字货币更适宜充当跨境零售支付的工具。所谓代币化指“将资产、货物、权利或货币转换为区块链上的数字标记的行为。”①代币化的数字货币脱离了传统账户的约束，更为安全高效。境外用户只需配备手机等移动设备，安装由境内银行提供的央行数字钱包就可进行支付或转账。从用户端看，解除对传统账户的依赖不仅方便民众持有，更将过去只能依赖账户才能享受的金融服务，扩大到无账户的边远地区的民众。从供给端看，原则上，数字货币在境外的供应既不需要国外银行的中介服务，也不需要中国国内银行到国外开设人民币中介服务机构，这对在国外缺少支付结算基础设施的人民币的境外使用是一种极大的便利。

再次，支付过程更快捷。现有跨境支付模式下，金融机构之间的大额批发支付可以享受快捷和低成本的运行效率，而在零售支付方面则难以实现。零售支付必须通过普通的支付服务提供商连接到顶层中介机构，即在中央银行拥有账户的银行或金融中介机构，才能完成支付。这个过程既消耗时间，又消耗资金，且不透明。通过分布式分类账技术的合理应用可以改变这种寡头垄断结构，构建一个快捷、透明的支付轨道。

最后，监管更智能。数字貨币通常具有可编程性，几乎所有的约束条件和激励机制都可内置于货币中，并可轻松进行调整。利用这一功能，可以根据监管目标对跨境流通的人民币实施目标管理。例如可以在跨境流通的数字人民币内设置界定其去向和功能的编码说明，借此，中国货币和金融当局可实时跟踪人民币的跨境动向，并可通过更新这些编码说明对跨境流动的人民币进行调控。再比如，通过编程可以实现代币化的数字货币从完全匿名、可控匿名到实名的分级管理。这可以有效地预防和阻止利用数字货币进行跨境犯罪活动，也有利于在用户数据保护与大数据利用之间建立更好的平衡。

3.依托跨境零售的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路径

从历史上看，国际货币和国际贸易是相伴相生的。对国际货币的需求始于跨国批发贸易的开展。跨国批发贸易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对通用货币的需求，以及对跨境支付方式便利化的需求。传统货币国际化的一般路径是从贸易货币到投融资货币再到储备货币。因此，历史上贸易大国的货币往往是国际贸易中的通用货币。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货币英镑如此，取代英镑地位的美元也是如此。如果历史的逻辑延续，那么人民币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主要国际货币的候选货币。

但货币使用中的惯性和现有体制意味着实现这一取代并非一蹴而就。除了网络外部性，相对固化的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网络同样有力地支撑着美元的霸权地位。通过统一的技术规范、标准、程序和代理行机制，全球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心化的跨境支付体系。在这个系统中，美国占绝对主导地位。许多国际支付是通过美联储的美国银行系统和私人金融机构进行的。中国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高度依赖这个体系。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传统的跨境批发支付业务，即涉及在金融机构之间通过专门的双边银行间安排或多边付款系统在金融机构之间为自己的账户或代表客户（包括零售付款的结算）进行的大额转账，依旧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国主导的支付系统。而与此对应的是，正在蓬勃兴起的跨境零售支付市场带给中国的机会可能更为可观。一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在高速发展的新兴领域。虽然缺乏统一的定义，但跨境零售支付与跨境批发支付存在显著的区别。首先，跨境零售支付的用户主要是由中小企业和个人构成的最终用户，而不是大型的贸易批发商和金融中介机构。其次，单笔跨境支付的价值额相对较低，且紧迫性较高。近年来，随着跨国供应链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兴起以及境外旅游与海外留学移民的增长，跨境零售支付的用户群体日益庞大，对跨境零售支付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尤其是中国参与跨国经济活动的人口众多，经济活力强，境外经济活动高度频繁，因而与中国相关的跨境零售支付的需求持续旺盛。

二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的领域。近年来，国际社会试图通过新的数字技术解决跨境零售支付中长期存在的交易成本高、时间长、交易程序不透明等问题的努力层出不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19年脸书（Facebook）提出的天秤币（Libra）建议，一经推出就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强烈的震动。天秤币的基础架构和国际影响力皆来自大型跨国数字网络与具有货币属性的数字资产相结合，深刻认识这种结合引发变革的潜力将有助于探索出一条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路径。

由于数字技术向货币金融领域的强力渗透，部分央行试图通过开发自己的数字货币来应对数字技术进步引发的对现有货币发行制度和支付体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全球货币和跨境零售支付体系正在酝酿和经历一场巨变，这将与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地位密切相关。近年来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的地位有所提升，但与中国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仍不可相提并论。这既表明当前人民币跨境批发支付系统起步晚，发展空间较大，也反映出人民币通过扩大跨境批发支付提升在全球支付中地位的难度。

三、中国塑造跨境零售支付平台：机遇与挑战

近年来，中国的科技金融发展成果卓越，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度得到显著提高。2021年1—9月，中国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快速增长，进出口额达1.69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4.7%。①数字技术还在极短的时间内使整个货币流通和支付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消费者的数字化支付迅速普及，并越来越影响到企业之间的支付活动。2020年末，全球前20大平台公司中，中资企业已占据五席。中国移动支付经历快速发展，目前普及率已达86%。②为了降低国内外中小企业参与电子商务的难度，中国电商平台企业将跨境支付内置于交易程序中，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连接，为中外用户提供安全、快速的收付款服务。这种商业模式的创新使电商的交易成本和转换成本比使用传统货币用于跨境批发贸易和金融要低很多，极大地促进了平台作为国际贸易枢纽的作用。新冠疫情暴发后，电商销售模式的接受程度在全球范围内全面提升。不仅如此，随着在线教育、娱乐和医疗等数字化交付服务的发展，社交网络平台同样拥有海外发展的巨大空间。这种趋势促使中国与其他国家构筑起更紧密的数字网络联系。

1.中国塑造跨境零售平台的机遇

平台之所以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是因为平台具有创造全球化用户社区的突出能力。这实际上就是数字货币得以生存的土壤。借助平台强大的网络效应，数字货币和新的支付服务将迅速传播。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跨境支付平台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某一司法管辖区的零售CBDC（central-bank digital currency）可供该司法管辖区外的任何人使用，作为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之间无须特别协调;另一种是在不同零售和/或批发CBDC之间建立准入和结算安排，这要建立在中央银行之间的紧密合作基础上。相对而言，后者的破坏性较小，更易于被央行采用。2021年第一季度对50个央行的调查显示，如果在本司法辖区内广泛使用外国CBDC，至少有1/3的央行会重新考虑其跨境支付限制性措施。①

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DC/EP）采取双层运营体系，即央行实施中心化管理，保证对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作为中介，提供数字人民币兑换和支付服务。而这一运营体系在跨境零售领域同样适合，现有的支付平台有可能成为跨境零售支付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中国互联网支付平台发展迅速，已在部分跨境零售支付场景中实现应用。从目前的实践看，采用已有的互联网平台或是采用第三方平台搭建的区块链技术是完全可行的，中国央行参与的数字货币桥项目（mBridge）就是依托获得许可的以太坊区块链，未来甚至可能与以太坊丰富的生态进行对接。

具体到中国未来可以创设的跨境零售支付平台，目前已经在实践中的mBridge设计原理值得借鉴。第一层是核心层：这一层包含了底层区块链技术和分布式账本技术（DLT）。第二层是后端应用层：为第一层提供身份识别、权限访问、钱包签名、密钥管理、外汇报价机制等。第三层是前端层：这一层为接入核心系统提供接口，为最终用户提供所需的功能。在技术原理上，同样可部分参考mBridge的“走廊网络”设计，所有参与银行在国内网络和走廊网络都各自运行自己的节点，各国的央行拥有排他性的管理节点的核心权力，而采用区块链和DLT技术可以提高效率和透明度，降低人工管理的成本和风险。在走廊网络上，可以通过CBDC直接流通的方式，在不需要中间账户的情况下，以点对点的方式进行交易。②通过这种方式，跨境零售平台能够无缝地在不同货币和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提供PvP（Payment vs Payment）转账。

参考目前已有的经验，中国打造的跨境零售支付平台应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同时具备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互操作性和合规性。也就是说，中国的跨境零售支付平台应是国际公共产品，不应损害任何主权国家的经济主权，也不应成为任何国家追求金融霸权的工具。其二，中央银行的完全控制，中央银行能够控制本国CBDC的境内外流量，监控其发行的CBDC的交易和余额。商业银行和平台可支取和退回CBDC。其三，合理的外汇交易模式。平台应提供询价功能（RFQ）和现行汇率（board rate）实现实时外汇报价，以便交易双方按照约定的汇率执行外汇交易。其四，平台的通达性。平台的通达性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要与参与CBDC兑换和使用的商业银行实现交互，目前的常规做法是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二是要允许其他国家设计意图相当的跨境零售平台与中国的平台联通。其五，法规的遵从性，DC/EP“小额匿名，大额依法可溯”的技术设计在隐私保护和预防犯罪之间形成一定的平衡，对可能涉及境外大额支付的场景明显增加了掌控力度，而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也小于第三方机构，更为安全可信。这种高隐私标准的贯彻，可能也会有利于提升平台对信息安全的重视和保护水平。

目前中国已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对于推动跨境DC/EP零售支付有重要作用。DEPA的商业贸易便利化模块要求成员国采用国际公认的准则发展安全高效可靠的跨境电子支付，促进支付基础设施的互操作性。通过提升互操作性，一方面借由与其他国家跨境零售平台的信息交换，可以为CBDC在境外使用设定合理范围，以避免对外国或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形成不利冲击;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支付平台的连通和交互，充分发挥中国平台企业在促进跨境贸易中的作用，中国平台有望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联系的强大纽带。

总之，数字货币和支付平台相结合，既有利于发挥数字人民币的优势，也有利于发挥中国数字平台的优势。两者结合，共同构成一个数字生态系统，将有望推动人民币在跨境零售支付体系中实现更广阔应用，在成为国际货币道路上做出新的跨越。

2.中国塑造跨境零售平台可能面临的挑战

各国研发CBDC的工作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的疑虑也层出不穷。一般而言，货币的跨境支付涉及货币主权、外汇管理政策、跨境监管乃至大国竞争要求等众多复杂问题。

本国的货币主权能否得到保证，是一国央行决定是否研发CBDC并将其投入跨境应用的核心考虑，在多个主要经济体考虑去美元化的当下，这一问题尤为重要。数字货币具有的便捷性以及进行传输所需技术的普遍性，与当前日益多元化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相呼应，可能催生新的数字货币区。数字货币区并非简单以地理空间定义，而是以一个数字网络空间为定义。在这种模式下，具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国家以及经济稳健、信誉良好的国家发行的数字货币将受到市场的追捧，而高通胀国家以及经济疲软、治理能力不足的国家的货币将被边缘化。

因此这一举措也有可能扩大不同货币间的差距，而数字技术极有可能成为主要跨境支付货币的护城河，应加强其网络外部性。数字技术的加持可能提高这些国际货币的地位，进而冲击到其他货币的地位。这一情况现在并不乐观，根据IMF的统计，约18%的国家拥有超过50%的外国存款。①虽然货币替代的根本原因是对本国货币缺乏信心，但跨境支付带来的货币替代可能会破坏部分国家央行对本国经济的掌控。尤其是在采用缺乏中央银行协调、可供境外任何行为体使用的CBDC时，这种取代就更容易发生。

广泛的货币替代将破坏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给发行国和接受国带来风险。对于发行国而言，外国对CBDC需求的变化可能意味着过量的境外资本流动，这可能会引发境外资金回流的压力。对于接受国来说，货币替代通过稀释流通中的本币比例，减少了经济活动中的本币参与度。对于双方而言，货币发行的稳定性都会受到考验，这可能会削弱货币传导机制，即短期名义利率等货币工具的政策诱导变化影响宏观经济变量的机制。但货币被替代的国家受到的负面影响会更大。在当前的情况下，考虑到CBDC在跨境支付方面的优势，这种替代可能比传统的国际货币替代发生速度更快。DC/EP在跨境零售中的推进需要格外注意这一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导致反感和抵触情绪。

在传统的跨境支付中汇率问题备受关注，而目前针对跨境平台的思考主要涉及平台提供的依据约定外汇汇率开展交易的功能。跨境零售平台目前缺乏平台之外的“桥下交易”安排，因而如果询价功能（RFQ）和现行汇率提供即时外汇报价，将可能有助于交易双方采用更有竞争力的外汇汇率，提升外汇交易的透明度并降低风险。但这要求交易中流通的是CBDC而非交易凭证。

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力度在不断加大，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正不断加深。截至2020年末，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债券、贷款以及存款等金融资产金额合计为8.98万亿元，同比增长401%。②随着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试点的不断推进，境外人民币的回流和投资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宽，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也会明显增加。此次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试验，事实上有利于打造具体的跨境支付场景，发现央行数字货币在应用中可能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挑战，并和各参与方共同研究实践中面临的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金融效率有待提升等问题。这将为日后推进央行数字货币向更大范围跨境应用，甚至形成一个稳定的以人民币为依托的跨境数字货币区提供有效的参考。为此，央行需要更好地平衡好开放与保护、机遇与挑战，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稳定性，使数字人民币“走出去”的过程更为平稳可控，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跨境零售支付的安全是各国央行关注的重点，其带来的潜在风险也是制约一部分央行推进CBDC跨境使用的重要因素。跨境零售支付领域的安全涉及三个层面：其一是支付安全，跨境零售支付平臺应有良好的抵御风险机制。当前被mBridge等项目使用的伊斯坦布尔拜占庭容错机制（IBFT2.0）相较于传统的共识机制，拥有效率高、吞吐量高和节能环保的特性，同时，其去中心化程度相对较弱的不足也比较能够与中国跨境零售支付体系双层运营的特点兼容。其二是针对恐怖主义、洗钱等跨境经济犯罪，中央银行应始终对流通中的CBDC数量有完全的掌握，同时应与跨境零售支付平台中的参与国通过签订多重双边协定来规范双方能够接受的离岸CBDC流量。这有助于央行实时了解重要指标，如总体CBDC供应量和流通速度。例如，持有泰铢的泰国银行与香港银行进行外汇交易，泰国央行就能够监控香港银行持有的离岸泰铢，反之亦然。这确保了实施和实时监控资本控制的能力。而根据不同情况，中央银行可以对这些参数进行不同的设置。例如，泰国的外汇法规不允许外国银行在每天结束时持有超过2亿泰铢的未偿泰铢。如果超过此阈值，现阶段的mBridgeIL2原型允许执行自动返回机制。①考虑到参与国双边之间的贸易投资往来水平不尽相同，对他国CBDC的需求量也有较大差别，因此针对不同对象的多重双边CBDC持有安排可能更为合理。其三是涉及大国竞争层面，就当前的中美竞争发展阶段而言，数据价值已得到广泛认可，数字领域的安全竞争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主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就多次强制AT&T、台积电和Verizon等企业提供数据，并以数据安全为由对部分中国企业实行打压。支付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支付数据的价值在未来的竞争中不言而喻。如何在与外国央行对接加深平台互操作性的同时维护自身金融安全，将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

四、结语

中国对央行数字货币的青睐主要源自国内的需要，是适应国内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强势崛起、无现金经济迅速发展环境下巩固中央集权的货币金融体系、提高现有货币金融体系的弹性、防范金融安全风险、提升金融监管的一种举措。而数字技术在支付领域的快速发展有望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创新性的路径选择，但想要真正成为稳定可靠的国际货币，在根源上需要确保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和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开放，而稳健的跨境支付平台有助于增强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认知。目前，主权数字货币以及跨境支付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在缺乏统一领导和统一规则参照的情况下，G20已将跨境支付列为优先事项，DEPA也已落地生效，IMF也给予重点关注，因此在全球范围内跨境数字经济治理有望获得更大的规范性。总体而言，不论是零售还是批发，CBDC的全球规则仍处于空白，但已经开始受到重视，中国的数字技术优势和DC/EP的实施进度让参与规则制定、形成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成为可能。

虽然人民币国际化近年来取得长足进步，但批发贸易跨境支付仍是中国的短板。有鉴于此，中国应抓住当前数字技术发展的契机，加强零售跨境支付的顶层设计，推进多边合作，加快弥补短板，紧扣数字创新前沿，着力打造跨境数字支付引擎。同时，还要坚守货币主权，确保金融安全，加强能力建设，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构建普惠包容、风险可控、运转高效的人民币零售跨境支付体系，并研究如何与中国的贸易大国优势相结合，顺应世界经济格局重组的趋势，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