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华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人类文明新形态 比较政治经济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2）03-0001-12

一、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论述及其理解

在庆祝建党百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理论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认识处在起步阶段，内部仍然存在分歧。一种观点将诠释重点放在“中国式”上，将西式现代化作为认识中国道路的参照系，新道路的“新”体现为它是在社会主义情景下实现的现代化，因此，新道路源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如顾海良认为：“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启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征程”。②张浩认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成功开创了这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③另一种观点将解读的重点放在“新道路”上。韩庆祥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相对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而言，也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言，是指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创造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①韩保江认为，这条道路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时提出的：“在新征程上如何走好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论断”。②两种解读的另一个不同在于，前者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解读，最终要落脚于对中国道路的世界价值与意义的探讨，而后者的解读，则更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时的道路特征。

这两种解读究竟哪一种更加符合讲话的原意？如果仅从建党百年大会上的讲话看，两种解读都有道理。要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提出的重要概念有更为准确的把握，还需要依靠更为丰富的资料。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关键词在“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中进行精确搜索，共有11条结果。这其中有9条出现在2021年7月1日及其之后，有2条出现在2016年。2021年的9条结果，对应于四个场合，分别是7月1日建党百年大会上的讲话、7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8月11日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回信和8月18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在后三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都没有沿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概念，而是直接使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提法：“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③2016年的两项结果均是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在近万字的发言中，只有一处提到“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④2021年11月发布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在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时，也直接使用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概念：“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⑤基于此，本文倾向于在大体相同的意义上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及类似的概念。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法源自1979年。在当年举行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只能从中国生产力水平低的实际出发，在20世纪内搞一个最低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小康”这样一个具有鲜明中国色彩的传统概念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⑦“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现代化”。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情景已经大不相同。习近平总书记将它与人类文明关联起来，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⑨这一论断突出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也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重要的节点。在之前，我国处在后发展的位置上，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需要学习和借鉴各国经验，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照。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找到合适的理论，采取正确的学习方式来指导实践。而到了今天，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逐渐明朗，改革越来越多地采取“頂层设计”的战略。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对中国道路进行理论化，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继而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论述（以下简称“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价值，还需要结合其提出的情景以及所针对的议题，以及围绕这一议题所形成的其他观点，因为概念的时代性是由其所处的情景赋予的，而概念的价值需要在与其他同类概念的对话中来识别。重要论述所针对的议题是，如何判定中国道路的属性并解释中国的现代化成就，继而探讨其普遍价值与意义。对这些议题的探讨，首先要从比较角度切入，中国道路的特征需要在与其他现代化样本的对照中来识别。所选定的参照系越是多元，中国道路的特征就越会充分地呈现。其次，政治经济的制度主义分析或者制度主义政治经济是发展与现代化研究最为重要的理论视角之一。在这种视角看来，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植根于一套政治经济框架内。这套框架由一组存在互补关系的制度组成，它受制于所在国家的基本国情、历史情景和发展理念，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并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政治经济架构的不同，导致一国走上不同的道路，使其呈现出多样的特征，有着迥异的表现。因此，政治经济（包括理念、关系和制度）而非具体的发展战略（如出口导向还是进口替代，重工业优先还是轻工业优先）、政策（如贸易和产业政策）或单项制度（如产权制度），是识别和判断一国现代化道路属性的根本依据。比较视角和政治经济视角的叠加，就构成了本文所谓的比较政治经济分析。

二、透过世界看中国：比较现代化视角下的中国道路

1.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与中国道路

现代化理论是在二战之后兴起的发展理论，此后经历了古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后现代化理论、再现代化理论等若干阶段。①现代化的古典理论是对西欧和北美现代化历程的经验总结与概括，由于它强调自由市场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可以将由此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体系称作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在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情景下实现的现代化称作自由主义现代化道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一方面将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看作增加资源的可获得性和提高生产率的强有力机制，前者导致外延式增长，后者导致内涵式增长，二者的结合将为经济现代化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而这恰好是富国变富的秘诀所在;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相信，自由市场的功能也是政治性的，经济自由是达成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古典现代化的核心论点，在此之后，以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面貌出现，并被相信或者接受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范式。

依附理论的经验原型是拉美，世界经济在20世纪后半期迎来了战后黄金发展期，然而，即便是在这一时期，拉美的发展仍然举步维艰，不仅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在拉大，而且在“失去的十年”中还出现了绝对收入下降。在这种情景下，用来解释拉美不发展原因的依附理论应运而生，并迅速在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在依附理论家看来，将拉美陷入如此境地的，并非如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那样，是由于它们在进口替代战略下所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并非源自庞大和低效的国有经济部门，而是由于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被中心国家所左右，这使得它们的经济形态是畸形的。凡是中心国家需要的产业就发展，不需要就难以发展。因此，它们目前所处的状态并不是资本主义前的落后状态，而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依附型资本主义的结果。在上述主张基础上，沃勒斯坦补充说，如果国家不进行干预，市场自然分工所建立起来的发展模式注定是依附式的，发达国家的存在会将发展中国家牢牢锁定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初级和低档产品上。转型后的中东欧国家（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是依附发展的新样本。在跨国公司支配下，它们已经建立起一种独立样式的政治经济，即依附型市场经济。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过程中，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这类理论强调，时间节点对于一国现代化道路有着深刻影响，因为越是后来者，工业化的门槛就越高，就越需要强组织力。由于这种不同，格申克龙观察到，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案例中，当工业化终于在落后国家出现时，它表现出非常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在相当程度上是应用了那些在既有工业国家中很少或者没有对应物的制度工具的结果。②以略微不同的方式，比较研究区分了两种现代化样式：在英美，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存在一种较强的兼容关系，它们的现代化主要是从社会自身不断发展出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来实现的。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可以称作内生型现代化。更多的国家由于社会内部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兼容关系较弱，无力从社会内部产生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因素，而是在英美现代化起步以后产生的外部刺激或者说外部压力下，开始作出反应而逐步实现现代化的。欧洲大陆的国家都属于这种类型，可以称作应激型的现代化。③相比于内生型现代化，应激型现代化更需要借助组织化的力量，来有意识培育和促进有利于现代化的要素，抑制和破坏与现代化不兼容的传统习俗与制度。

上述理论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及其成就，尽管程度有所不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强调存在一套所谓的最好或标准制度，发展中国家要取得和发达国家一样的经济表现，就必须首先学习和模仿这套制度。这类制度包括：习惯法的法律体制、建立在私人所有权基础上的工业体制、建立在发达股票市场基础上的金融体制、鼓励审慎和稳定的金融规制体制、股东导向的公司治理体制、弹性的劳动力市场、限制政治家及其代理人任意行为的政治体制。④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家—市场关系显然与这套所谓的标准方案相去甚远。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相信，在既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后发经济体注定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而中国式现代化将独立自主作为核心原则之一，在现代化水平明显落后的情况下，开启了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市场，并成功地实现了追赶式发展，这明显有悖于这些理论的主张与预测。

即便是与中国最具有亲缘关系的东亚模式，也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以日韩为原型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强调精英官僚的重要性：国家用精英官僚所设计的工具来指导市场;国家参与到与私人经济部门的协商和协调制度中;官僚治理而政治家统治。⑤与之相应，东亚国家通常有着软弱的政党。而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⑥此外，在东亚，国家的发展功能集中于少数精英官僚机构内，如日本的通产省和韩国的经济企划院，其他官僚部门则较少具有发展功能。而在中国，发展使命渗透到整个政府部门中，“没有与招商引资无关的领导干部，没有与招商引资无关的部门，没有与招商引资无关的岗位”。①

2.中国道路的类型化：转型范式与发展范式中国道路的这些不同，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方面，所有被归入同一类型的现代化样本间，都存在明显差异;另一方面，同一样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经济发展阶段，其发展策略和方法也存在显著不同。要对中国道路进行类型化，一方面需要判定，与既有样本相比，中国道路的上述差异是量上的还是质上的;另一方面需要判断，中国道路的这些特性是持续性的还是过渡性的。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既有研究对中国道路属性的观点不外乎两种，一种主张中国样本可以纳入既有现代化类型中。中国道路的特色是暫时性的，会随着现代化进程而进一步削弱，并最终趋向发达政治经济。基于所使用范式的不同，这一主张又可进一步区分为转型和发展两种视角。另一种观点断定，中国道路代表的是一种现代化的新样式，但它不同程度上陷入非此即彼的误区，或明或暗地将华盛顿共识作为识别中国道路构成要件的参照。按照这种方式所生成的概念，不论是北京共识还是中国模式，均倾向于把中国道路置于西式现代化的对立面，而没能从普遍性中发现中国道路的特殊性。

转型视角认为中国是一个尚处于转型状态的样本，它的中国特色是由于其所采取的渐进式转型路径所致，因而也将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逐渐消失。转型论点盛行于那些持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念的学者中，流行于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并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于新世纪的最初十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幅度减少。转型视角倾向于观察、描述和比较中国与其他转型经济体的异同，并用之来解释它们之间有差异的经济表现。从转型视野看，中国道路的特色在于，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使市场力量从计划的缝隙中生长出来，并逐渐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甚至决定性作用。体制内转型使得党和国家有能力按照自己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来对其进行建构，并主导经济转型的方式、内容和进度，由此建立起来的市场形态，以及国家—市场关系，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道路有悖于“标准”的社会主义转型，后者倡导转型应该一次性完成。经济转型应该辅助以政治转型，甚至以政治转型为前提。

从发展视角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学者，通常相信中国道路是东亚模式的新样本、加强版或者新形态。②中国样本与东亚原型间的差异，比如，中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仍然维系了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并实现和保持着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是由于中国相较于日韩处在更为落后的位置上，需要采取比东亚原型更为激进的发展战略，才有可能实现经济追赶。因为越早步入现代化轨道，越是容易摘到“挂得比较低的果实”。发展节点越往后，“果实”就挂得越高，越难以采摘。因此，中国道路的特色是中国发展战略升级或者东亚模式中国化的产物。③另一些学者主张，一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时机直接影响到它的经济形态。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时，正是新自由主义加速发展的时期，而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是在战后（1945—1980年）嵌入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体系下参与全球竞争的，后者赞成一个相对严格管理的国际贸易体系。这样，中国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实际上反映出国际环境的这种变化。④基于东亚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表现，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普遍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可能同当年的东亚一样，一方面，国家主导体制的收益会出现递减，另一方面，影响东亚的结构性因素，如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国际环境的变化等，同样会对中国产生持续的不利影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将最终告别奇迹，回归常态。

上述对于中国道路的认识，在取得重要洞见的同时，都存在明显不足。转型论点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它不得不将所有中国特色看作改革未完成的结果。比如，麦克纳利（C.A.McNally）利用由海尔布隆（Robert Heilbroner）所阐述的资本主义通用模式来测度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进度。依据这些学者的观点，资本主义体系的确定性特征有三层：第一个维度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面向，利润动机和汲取剩余价值要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生成与运行的基本动力;第二个维度是波兰尼面向，市场体制要成为资本主义的必要组织原则;第三个维度是葛兰西面向，它强调经济逐渐脱离国家控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麦克纳利确信中国已经具备前两个特征。①对于第三个维度，情况要更为复杂，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群体的确具备了显著影响中国经济的能力，但这是否意味着它取得并保持了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这是存在广泛争议的。这类研究所针对的问题（民营企业家的自主性及其政治倾向）植根于古典现代化理论。它暗中假设，中国的现代化，不管其过程如何曲折，最终却只能沿着西方国家所设立的路标，经由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动员—民主化—更高水平的增长，到达发达国家今天所处的位置。一旦出现与预设目标不一致的发现，就将之看作转型未完成的结果。事實上，在中国的党政体系中，党是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它表现出更强的自主性和能力来应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私人资本。防止资本无序扩展和防范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是中国政治经济的本质，而不是一种有待转变、处在过渡状态的特征。

发展视角将经济需要（后发展）看作塑造中国政治经济和现代化道路的最重要动力，制度设计和政府职能从属于经济需要。这种观点的一个合理推论是：如果中国早一日完成了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中国道路的特色将褪去，就如同日本和东亚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情形。②将经济发展作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线，可能存在的一个缺漏是，在党的执政理念中，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手段或基础，而非目标本身或者起码并非唯一目标。除了各自的不足外，转型视角和发展视角都将中国样本置于既有现代化范式中进行审视，而没有意识到中国走的是一条现代化的新道路，即它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框架内实现的现代化，而其他样本，不论是以西欧和北美（尤其是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现代化道路、以拉美为代表的依附主义现代化道路，还是以日韩为代表的国家主义现代化道路，它们均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内实现的现代化。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诠释不能止步于上述范式，也不能满足于对既有理论进行调适，而需要突破式创新。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

1.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作为现代化新样式的中国道路

2004年时任《时代》周刊编辑的雷默率先用“北京共识”来命名中国道路。在雷默看来，中国道路的特征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中国的发展以创新为基础，强调平衡经济的可持续性与收入分配目标。在国际层面，中国始终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奉行不干预他国内部事务的和平外交政策。①雷默相信，这些特征使得中国道路成为优于华盛顿共识的替代性方案。作为一名记者，雷默的主张很难得到英语学术界的认可。诺顿将雷默的作品描述为“一幅野兽派风格画作”，这些东西（雷默所识别的中国道路的特征）之所以能够拼凑在一起，只是因为艺术家无视现实。②雷默所提炼的北京共识难以胜任这一概念所要承担的使命，因为它并非对中国改革经验的确切总结。③概念的含糊并非北京共识所面临的唯一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刻意地诱导人们将其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华盛顿共识对立起来，这使得学者们很难进行纯粹的学术讨论，因为一旦做出了接受或者反对北京共识的选项，就必然使他们的研究成为意识形态争论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它还是成为中国道路研究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之后的学者常常以对北京共识的批评为起点，致力于更为准确地总结中国道路的特征，④但他们使用了一个更加中性的概念，即中国模式。对它的研究，在2008年之后得到快速发展。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在拉美、东亚和社会主义转型经济体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不佳的经济表现尚能归咎于这些地方的政府未能真正领会新自由主义的要义，或者执行改革不彻底不全面的话，那么2008年缘起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则使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缺陷再也难以掩盖。在这种情景下，将中国道路解读为现代化新样式的观点，日益多了起来。曾因提出华盛顿共识而声名鹊起的威廉姆森将中国模式总结为五个要件：渐进改革、政策试验、出口导向的增长、国有企业主导战略产业或者国民经济命脉、在经济快速变革中维持了权威体制。⑤另一些研究倾向从政治角度识别中国道路的特征。按照陈玲和诺顿的概括，各种版本的中国模式包含着三个共有要件：理性和实用主义导向的执政党，强有力和果断的政府，通过干部人事管理体制来激励地方官员发展辖区经济。⑥中国的市场体系并不过分依赖正式的法律规范，“关系”发挥了显著的节省交易成本的功能。在研究者看来，关系不仅是中国经济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景下所进行的一种变通（逻辑上，随着市场体系的完善，关系的作用会逐渐削弱），而且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因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他们据此用网络资本主义（network capitalism）、中华资本主义（Sino-capitalism）、关系资本主义（guanxicapitalism）等概念来强调中国道路的文化根源。⑦

比较视角倾向于突出中国道路与其他现代化样本间的差异而非共性。按照这种思路形成的理论成果，很容易将中国道路置于其他现代化样式的对立面。这一特点最为充分地体现在潘维所提出的“新版中华体制”中。按照潘维的观点，“新版中华体制”包括三个要件：以“国民”经济为核心的经济模式、以“民本”政治为理念的政治模式和以“社稷”体制为特征的社会模式。据此，中国道路是与西式道路完全不同的模式，“它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⑧与之相关，在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等概念下进行写作的学者，都有意无意将中国政治经济的某种特性，尤其那些传统上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关联的特性（如国有经济）或者单项制度（如产权制度），作为中国政治经济的本质特征，继而成为判定中国道路属性的主要依据。这类做法很容易导致“盲人摸象”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它忽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市场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忽视了中国政府—市场关系在不同部门和区域间的差异。当然，更忽视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实用主义导向。事实上，祛除某些经济部门、某种所有制形式、某类身份群体的意识形态关联，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前提。其结果是，这些成果只是对中国现代化某个片段或者部分的经验概括，而没能对中国现代化的宏大历程和动态过程，做出有意义的总结。此外，这类研究还普遍存在如下一种或者多种不足：一是它们对中国道路特征的总结，多数通过列举方式给出，而忽视了不同要件间存在的关联性与互补性（比如，政策试验是渐进改革的一种方式）;二是它们将发展政策和战略等作为判定中国道路属性的重要依据，而这些要根据经济态势和国际环境进行调整;三是这些研究只是告诉读者，中国现代化存在这样的特征，却没有指出这些特征又是如何生成的。由于存在这样的不足，直到现在，学术界对于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等概念的确切含义与构成要件等仍然缺乏共识性理解。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这样评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化努力：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的比较與综合，来建立适合我国需要的经济理论体系，这种观点很有见地，但并不完整，“对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无论怎样进行比较和综合，都只能停留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对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现有成果无论怎样综合，都不可能综合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立足于现有理论成果，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深入总结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及时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并在此基础上将之与过去的理论成果相综合。”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述是这种认识论的最新成果。对它的学理阐释，也需要遵循同样思路。

相比于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等概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提法，较少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这使得我们有可能更客观和全面地总结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及其经验。凡是那些有助于中国发展的理念、制度和实践，不论它是否不同于华盛顿共识，都可以纳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也无须通过否定华盛顿共识，或者争辩它与西式道路孰优孰劣来证明。但与此同时，这一概念仍然启示人们，除了西式道路外，现在有第二条，今后会有更多条通向现代社会的道路。限于篇幅，下文只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解读中国道路。在本文看来，要判断一国现代化道路的属性，就必须回溯到政治经济层面。只有在这个层面，我们才能既看到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又看到它与其他现代化样本的共性。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走的是一条新道路，主要依据是它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其他特征，在不同程度上是这一政治经济样式的具体体现。

本文将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征总结为两个：一是它在工具意义上理解市场机制，表现为它将市场看作发展的手段，而非如自由主义政治经济那样，将市场的作用上升到价值层面。对市场机制的工具化理解，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这一点充分体现在邓小平关于市场和计划的经典论述中：“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一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②“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二是中国政治经济的主线，应该从政治端而非经济端去找寻。作为一个使命性政党，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核心使命，它寻求一切有助于实现这一使命的手段和方法，这其中，自然包括经济手段和方法。其结果，正如郑永年所指出的，在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中，国家（政治）原则先于市场（经济）原则。②与之相比，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倾向于从经济端来建构政治经济体系。由于相信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的好方式，政府作用被限定在市场存在障碍的场合和领域。这种消极的政府定位与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中的政府认知相契合。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植根于中国历史。在中国传统理念中，“国家和经济不可分离，国家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甚至是最为重要的行为者。为社会提供物质产品是国家职责的一个方面。为了履行这一职责，国家不止组织自己的经济活动，而且也要组织市场体系，以便最大化国家的经济产出”。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形成，是与党的认知及其所处的历史情景相关的。党通过最大限度地增强政权的集中和动员能力来应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总体性危机。在这种情景下形成的政治经济，其最大的制度性优势在于，它有着超强的克服危机的能力，这是中国能够有效应对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一系列危机和挑战的秘诀所在。中国政治经济的第二个制度性优势在于，它有助于扬“市场经济之长”（自主经营、追逐利润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公平竞争激发经营主体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积极性、运用灵敏的经济信号及时对生产和需求进行协调等），避“市场经济之短”（也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短期性、滞后性、不完全性和容易导致垄断行为等弱点），“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有机融合起来，使之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方面发挥巨大的合力作用”。④这套政治经济也有着更强的弹性，它使得领导人能够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持续调试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运行始终服务于政治目标。

四、置身中国看世界：作为文明新形态的中国道路

1.中国道路的文明意涵

中国并非唯一的奇迹创造者。在中国之前，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都曾实现了成功的追赶式发展，它们也形成了一套有别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念。按照高柏的总结，这套所谓的发展主义理念将民族国家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元;强调国民经济体系的生产与增长，将发展作为国家最为优先的政策目标;倾向于从战略角度看待经济，将之看作实现其他目标（如富国强军、战争动员、提高民族国际地位）的手段;主张限制乃至反对资本所有者的短期利润动机，因为这可能有悖于发展领袖为经济部门所设定的战略目标。因此，企业存在的价值不限于为所有者创造最大利润，国家的战略意图和偏好必须在私人部门的管理中得到充分体现。⑤日本政府设计出来的旨在影响私人部门经济活动，确保战略意图在产权私有情景下得以实现的特有政策工具和方式，包括政府计划、卡特尔、主银行体系、行政指导、产业政策等。

东亚也曾经尝试将自己的发展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以便争取国际认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日益不满日本的经济政策。世行指责日本的对外援助和投资行为破坏了国际金融机构的基本准则，后者通常要求受援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改革其制度。作为回应，日本政府积极资助世行研究东亚经验。①世行在部分意义上认可了发展型国家的做法，在1993年以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为题来解读和推广东亚经验。②世行的工作使发展型国家理论名声大噪，东亚政治经济日益被看作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也不同于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新形态。尽管如此，这些东亚的奇迹经济体并不能构成一种独立样式的现代化，也不能成为文明的新形态。一方面，东亚政治经济的特色，仅存在于经济追赶阶段，之后，它们都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开始改革自己的经济体制，以便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些经济体的转型速度加快。在此过程中，那些曾经将东亚从西式道路中区分出来的制度性特征（如终身雇佣、紧密的政商关系、经济导航机构、发展主义经济理念）逐渐消退。现如今的日韩，常常与德国一道，成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所识别出来的“协调市场经济”的范例。③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和地区也甚少提出一套独立的政治理念。作为得到美国庇护的代价，它们不能否定西式民主的价值，而只能援引经济发展的需要、外部军事威胁等来证明自己暂时性地搁置民主制度的必要性。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在政体上也更加趋向西式民主。

与这些奇迹经济体相比，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并不在于中国有着更大的规模和人口，也不在于中国是否实现了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在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不断摸索，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把文化的发展、海上贸易的扩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劳动的分工与结合等都视作文明的应有之义。④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意涵，指的是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取得的全部积极成果的总和，它们的实现表征着我国发展的进步状态。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将其总结如下：在政治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为国家能力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并重，从而开启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在经济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深度融合，它创造性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焕发生机活力，能够对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新问题、遇到的新挑战以及党和政府为此采取的新举措提供强有力的指导作用与正当性论证。在社会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为，它建立起不同于法团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在生态方面，中國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为，它在经济发展的更早节点，就将环境保护从经济政策中单列出来，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政策议题。这些成果证明另一种治理样式的可能性，表明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这是中国对世界，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所提供的方案和贡献的智慧。

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遍价值与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于现代化和发展理论起码有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方面，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但并非全部。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也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然而，社会和政治并非经济现代化的自然衍生，二者也并非必然协调，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办法可能无助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后者需要一种相对独立的机制来予以实现。①在西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社会抗争、各种样式的权利运动而渐次实现的。与之相比，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较少是社会施压的结果，更多是党和政府主动改革的产物。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党和政府并没有唯经济建设，而是不断调试经济与社会政治间的关系，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精神文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这使得中国在快速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能够保持高度的社会与政治稳定。另一方面，与其他现代化样本相比，我国的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情景下实现的。这条道路曾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被判定是“死路一条”。在“崩溃论”不绝于耳的情景下，我国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开启了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通过不断的探索，我国最终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使得社会主义焕发生机活力。中国政治经济的社会主义导向不仅没有阻碍，反而成为促进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关键。因此，中国样本反对教条理解和应用现代化理论，主张可以通过多种制度形式来实现同样的功能，鼓励人们根据国情和历史传统来设计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预言，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冲突将让位于文明的冲突：“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②响应亨廷顿的观点，很多人怀着复杂的心态看待中国崛起。由于中华文明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明形态，在人类历史上又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因此，中国的崛起必然重塑世界格局。一方面会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效仿中国模式，这会削弱西式道路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按照某些人的推断，中国崛起将使中美不可避免地面对“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在历史上，德国和日本的崛起都曾引发世界大战，只有价值观念相近的英美，在霸权地位转移时，没有彻底破坏世界秩序。然而，中国的崛起显著不同于这些论调：与欧洲主要国家不同，中国没有殖民其他弱国。与二战前的日本不同，中国没有发起针对邻国的战争。与美国不同，它没有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推翻它判定为不友好的政府，或者每当安全利益受到威胁时，就派遣军队。与苏联不同，它没有与世界其他强国进行军备竞赛。③和平崛起背后的理念是，中国反对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不将文明的差异视作冲突和暴力的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④这些理念使得强大起来的中国没有成为其他国家的噩梦，而是成为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和改进者，这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五、结论与讨论

现代化最早出现在西欧和北美，之后通过各种方式（殖民主义、国际贸易、全球化）向世界其他地方扩散。人们发现，由于现代化的时间节点不同，所处的历史和政治情景不同，当现代化在不同国家降临时，它呈现出不同样态。在这种背景下，国别与区域的现代化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它的理论化过程仍由美国学者主导。这些学者在研究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概念、建立起来的框架、讨论和关注的议题、所选择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于其他现代化样本中。最开始进入西方学者视野的发展中地区是拉美，事实上，政治经济和现代化研究的很多概念，如依附、中等收入陷阱、拉美病、民粹主义、民主化、威权、华盛顿共识等都是针对拉美提出的。之后成为学术热点的是日本和东亚的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它们在二战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最终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能够跻身于发达经济体行列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尽管如此，对东亚道路的理论化过程仍由美国学者主导。比如，发展型国家是解释东亚现代化的重要视角，它的主要倡导者无一例外来自美国。关于东亚模式的争议也不是主要发生在本国和外国学者间，而是发生在理论倾向不同的外国（主要是美国）学者间，这种局面的形成是西方话语霸权的结果。

在存在话语霸权的情景下，中国道路要力争成为丰富、矫正乃至改写既有现代化理论的经验基础，而不是一个要受既有理论审视的对象。要做到这一点，一要立足现代化研究形成的知识存量。二是在强调中国道路特殊性的时候，不能忘记普遍性：“一旦过度强调特殊性，我们的中国叙事话语就会充满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色彩。……结果不仅扭曲了我们的实践，解释不了我们的实践，更促成和外在世界的对立，甚至对抗”。①“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还要观察和解释世界，努力构建更具一般性、更普遍适用的学术体系，使其能够容纳和解释更多国家的经验和道路，成为全球主流学术体系中独特而重要的构成部分”。②比较政治经济视角较好地满足了这两项要求。从这一视角看，中國式现代化是一条不同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现代化、以拉美为代表的依附主义现代化、以日韩为代表的国家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这一判断区别于那些将中国道路看作是其他现代化样本的翻版、模仿或混合的观点。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制度和经验集合，这些成果表征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状态，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一论断将那些仅从经验或者政策的角度认识中国道路的价值，或者将中国式现代化看作反常或者例外的论点区分开来。

比较政治经济是把握重要论述科学内涵与理论价值的重要视角，但并非唯一视角。我们承认也呼吁从其他视角对重要论述进行解读。但不论何种视角的解读，都要注重从普遍性中寻找特殊性。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具有共性的现代化问题特殊回应的结果，因而既体现出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样的解读较好地平衡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由此得出的理论成果具有更强的学理性和说服力。当然，任何理论都有一定的时空边界，超出边界，其适用性就大打折扣，甚至会导致南辕北辙的结局。在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和价值时，研究者需要逐步明确其适用条件和边界。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