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丽萍　郭台辉

关键词 身份话语 国民失灵 阶级分化

〔中图分类号〕D022;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2）03-0100-11

现代中国革命建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身份，主要围绕“国民”与“阶级”两种话语展开。甲午战争后几乎同时引介“国民”与“阶级”概念，以此分析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状况，在前期表现为“国民”为主的身份话语，后来出现从“国民”转向“阶级”的趋势。①“国民”与“阶级”作为两种政治身份话语，其理论立场与价值追求相异，甚至相斥，在竞争性建构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均对现代中国的革命产生重要影响，并成为当时知识精英及革命实践者共同使用的重要话语。在民国成立与共和实践前后的历史时刻，“国民”与“阶级”两种政治身份话语出现显著变化。那么政治身份话语出现转向的契机与缘由是什么？清末民初时期的身份话语建构离不开动员革命与重建新秩序的重要命题。如果没有注意到身份话语回应时代命题的需要，仅从“国民”或“阶级”单一立场出发的溯源性研究，并无法呈现“国民”与“阶级”两种身份话语在中国本土如何共生、又如何完成竞争转型的问题。

德国概念史家科赛雷克强调概念与社会事实的互动关系，认为概念变化与现实变化的速度不一，有时概念先于事实，有时事实先于概念。①在清末民初社会急剧动荡的几十年中，新概念可以对当时的社会事件提供解释，做出应对并推进新的事态发展。鉴于此，本文从话语与事件互动的角度出发，以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为历史拐点，发现政治身份话语与关键历史事件的互动机制，关注共和实践前后“国民”话语与“阶级”话语共时存在的使用情境，旨在回答：国民话语失灵的时刻与阶级身份强化的契机之间如何联結？在国民身份话语失效之后如何完成阶级身份的转向？在转向过程中，“国民”身份话语所承载的价值哪些流失了，哪些又通过“阶级”身份话语得以延续？

一、战败叙事与塑造国民

甲午战败标志着中国传统王朝的失败与西方列强的胜利，触发了向日本学习立宪制度的思潮，知识与政治精英极力建构一套反君主专制的现代叙事。“国民”话语在这种叙事中展开，并紧密关联到富强与救国。君民关系在以贵贱划分阶级的对立理解中开始分离，激发国民独立的平等身份意识，从而推动国会请愿运动与立宪路径之争。

1.甲午战败与国民身份话语

在甲午、庚子屡屡战败的情况下，知识精英在对西洋多国的国情介绍中发现整合民众力量的必要性，开始尝试建构国民身份的话语。梁启超在此背景下分析“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认为希腊罗马、印度、日本等国家自古就有将国民划分等级的不平等制度，而只有中国“可谓无贵族之国，其民可谓无阶级之民”，然而“人人天赋之权……被民贼暗中侵夺而不自知”，并斥责中国历代君相愚民之术，是中国民权难以兴起的原因。②这里已经开始出现具有近代含义的“国民”“阶级”表述，“国民”指现代国家含义下的一国之民，“阶级”也有了划分人群等级的内涵。③

近代的“国民”概念随着现代国家概念的形成被赋予新的含义。④维新人士致力于宣传“国民”（新民），在大众化和普及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梁启超借用日本所改造的汉语旧词，赋予“国民”新的含义：“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⑤国家由“国民”组成，在国家主义影响之下，国民身份的建构需要在理解整个国家时局的基础上展开。

晚清知识精英将中国衰弱战败归咎于国民身份的缺失：“虽然今日之中国，国民主义之时代也。中国灭亡之现象，何一不自政府之顽固不事事致之，而外人顾不咎政府而咎我国民者，则以我国民有亡国之责耳。夫外人之敢于圈割我土地，剥削我膏腴，监督我政权，刍狗我士庶者，以我无国民故也。故吾不悲中国之亡，而悲中国之无国民”。①士大夫阶层中的激进派受到西方社会状况的启发，将“国民社会”视为正当，在戊戌维新之后，不再为中国传统旧制度进行辩护，从原来的“君民共体”②建议，逐渐发展出君与民区隔划分的对立解释，位于上层阶级的“君”被称为侵夺民权的“民贼”，位于下层阶级的“民”被称为甘愿受制于人的“奴隶”。君民关系由此进入以贵贱划分阶级的对立理解，用以支持反对专制的叙事模式：“享群中优特权利之阶级谓之贵族，不能有完全人格与物类同待遇之阶级谓之奴隶”。③“吾今而后知专制君主之压制国民不足畏，腐败官吏之鱼肉国民不足畏，所可畏者国民之奴隶根性耳”。④

处于王朝帝皇之下的民被比拟为贵贱阶级中的“奴隶”，这种从“君民共体”转为主奴关系的理解，使得“国民”概念一经提出就带有反压制意义的革命性：“何谓国民？曰：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也。何为奴隶？曰：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故奴隶无权利，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⑤知识精英在“国民”与“奴隶”的对比中彰显近代国民资性，旨在唤醒国民的爱国意识与民权意识，摆脱庶人不议政治的盲目状态。在新型知识精英的宣传影响之下，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秩序受到整合性极强的“国民”观念冲击，不仅以“士”为关心政治的主要群体，还激发各界关注国家时局，旧有社会结构开始发生改变。

2.拒俄运动、日俄战争与民众国民意识觉醒

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事件的冲击下，“国民”概念的使用者不再局限于知识精英群体，而是被大众所接受并广泛使用，日本国的胜利被解释为立宪国的成功，其“立宪国民”所蕴含的（国民）身份与（立宪）制度之间的互动，成为民众对未来的双重构想，助推民众投身于请愿的活动中。

1903年俄国撕毁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撤回从东北撤军的约定，并要求重新签订新约，引起国内轰动，拒俄运动爆发，而后成立上海国民公会。同期报刊高度赞赏国民公会的成立，并称之为“国民之发现”。⑥国民公会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其前身四民公会的组建设想，以救国任务作为集结四民的原则，已经突破了士作为四民之首且耻于与农、工、商为伍的传统秩序。从“四民公会”到“国民公会”的出现，是“国民”整合思路的初步成功，上海的商绅志士在拒俄运动之中“致各国外务部电”表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与我国无涉。”⑦国民意见与政府意见的分离，意味着国民意志的出现，由国民观念所触发的国民运动，展现了国民身份建构初有成效。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为中国提供解释强国的现实范本。日本在战争中所展现出的强国战斗力引起知识精英们的关注。士大夫阶层将这场战争解释为立宪国的胜利以及专制国的失败，并认为国民教育是日本国战胜的原因之一，“我国十余年来，每言及专制立宪之问题，辄曰：专制既不足以立国，何以俄人富强如此？自有此战，而此疑释矣。虽然，吾之人使以日俄之胜负，为吾国政体之从违，则不为俄国之专制，必为日本之立宪。”①立宪思潮因而从少数改良分子的舆论中逐渐被广泛接受，宪政改革呼声高涨，立宪成为了国民建构之路的向导。知识精英积极宣传立宪思想，为“立宪国民”的身份建构作出努力。

“国民”观念在民间已经有所反响，民间乡绅、志士等力量也开始形成，国民意识的觉醒对清廷制宪具有实质意义的影响力。湖南士绅熊范舆提出“无丝毫之倚赖”和“无丝毫之放任”是立宪国民之精神，②并上书请开国会。此后各省代表纷纷呈递请愿书，国会情愿呼声高涨：“政府若今日拟设咨政院、谘议局及议事会，明日又收回成命，中国国民遂永远不立宪乎？……故余谓政府之预备与否，非立宪之必要问题;而国民之预备与否，乃立宪之必要问题。何也？立宪国之国民，必先断绝其为政府奴隶之心，而视政府为己之公仆，有高尚发扬之大国民思想，而后可与谋国家的建设。”③清廷作出让步，拟定以九年为期召开国会。立宪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由于九年的时间周期不能满足绅商志士对召开国会的迫切需要，1909年11月至1910年11月，爆发三次国会请愿活动，最终清政府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颁谕宣统五年（1913年）实行开设议院。国会请愿活动体现了全国民众的参政需求和热情，是立宪观念宣传的成功，也是国民身份建构的进一步胜利。

3.立宪路径论战与国民意识的分歧

在立宪的共识基础上，知识精英就“国民如何走向立宪之路”的观点产生分歧。对于走向立宪的路径争论，革命派更强调摧毁原有秩序让国民为自己立法，改良派更加注重顶层制度調整与下层启蒙。革命派认为，只有政治革命和种族革命，才能走向立宪之路：“然有国于此，所以能由君权专制政体，变而为民权立宪政体，或变而为君权立宪政体，何也？非其君能自变革，乃民权发达之结果使之然也……则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当望之本族，不当望之异族也。”④在凝聚国民力量的时期，君主专制的合法性已经遭到新型知识精英的种种声讨。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革命派对满族的异族统治表示不满，并结合对西方列强的痛恨，共铸坚定的政治革命意愿，将民族与民权两项任务合并在一起。

然而，梁启超代表改良派，认为“今日中国国民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中国今日，固号称专制君主国也，于此而欲易以共和立宪制，则必先以革命，然革命绝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因此主张开明专制作为立宪的过渡，并对革命派所提倡的社会革命进行批评：“惟公等欲以[社会革命]与普通之革命论并提，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词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其必无成而徒荼毒一方，固无论也。”⑤改良派对于下层社会的实际参政能力表达悲观的态度。“国民”在他们眼里仍然只是一个理念，是与现实有很大距离的理想身份。

甲午战争之后形成的战败叙事，始终伴随着塑造国民的过程。在这种叙事之下，国外的战争事件成为了知识精英选择学习对象国的现实资源，比如俄国从强国变成了战败国，直接导致中国各界选择学习日本开设国会，从而刺激国民意识觉醒。战败叙事提供了立宪国战胜专制国的解释，形成反对专制的反压制思路，以至于在国民身份建构过程中，“国民”语义自身必须反对做奴隶，反对一家独言，反抗君主。但另一方面，“国民”语义在立宪共和思潮中又承担着建立新政治秩序的理想，知识精英群体对于改良与革命思路的分歧，也预兆了国民身份之理想目标与现实实践之间存在张力的隐患。

二、国民话语失灵与阶级分化

1911年武昌起义加速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进程。清帝逊位之后建立中华民国，意味着在改良派和革命派就建制问题仍争论不休时，现代国家建构已经提前进入共和实践的日程表。革命派的任务包括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孙中山认为前两个革命任务已完成，如何进行社会革命成为民国建立之后的重点。“国民”与“阶级”概念共生于革命派关于政治制度领域与社会经济领域的分析之中，在社会革命与民生问题的主张里，革命派采用贫富阶级/劳资阶级的基本分析方式。由于民国成立后无法成功建立新的共和秩序，国民话语在政治制度领域中失灵，而阶级话语则从原先的社会经济领域，延伸至讨论如何实现平等制度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从反思私产制的角度来质疑政府，由此阶级身份的重要性也在政治领域中逐渐呈现出来。

1.民生主义主张与阶级关系的阐发

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开始着重讨论社会革命，并将社会主义视为和平辅佐的温和方案：“而吾国情形，又与欧洲不同。欧洲今日贫富悬绝，少数大资本家垄断资源，故社会革命，多主激烈。我国则尚无大资本家发生，不过异日工商发达，大资本家必乘时而起，今日必先预防。……故社会主义，乃专从人民生计上着想。欲为社会全体增幸福，先为社会全体谋衣食之事，即经济学。故研究社会主义，先当研究经济学也。”①

社会主义学说（Socialism）传入中国后，被革命派称为“民生主义”，马克思的阶级关系学说成为解释民生问题的分析方式，在社会经济的意义上分化出掠夺者与弱势群体。原来打破四民秩序逐步形成共识的“国民”群体，在社会经济领域以贫富为标准又分化出贫富阶级。社会革命的分析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政治意义上国民身份建构的认识模式，即“贫民/劳动者”属于“治于人之阶级”，之所以无法反抗，是因为政府与富族暗合勾结，由此“富族/资本家”也被解读为“治人之阶级”。革命派在政治领域之外，形成社会经济领域以“资本家/地主”和“劳动者”为对立概念的基本原型，围绕“土地”生产要素展开。②由此可见，国民身份话语更加符合国家共同体意义上的身份认同（identity）场域，而阶级在形成身份话语之前，其划分社会阶层的语境更具有确立身份地位（status）的意涵。在民生主义视角下，革命派在社会经济领域将土地解读为积蓄资本，从而重视中国土地分配不均的现实问题，并将此视为贫富差距出现的原因，提倡平均地权：“宪法备矣，徒为少数地主权势之推进器，于大多数幸福之真理奚有焉？呜呼，地主之为害于社会，如此其酷，不有平之，则大多数人民将生生世世厕于奴隶阶级之境遇而已！……然则救治之法为何？则惟有实行土地国有（Land Nationalisation即平均地权）之政策，不许人民私有土地而已。”③无政府主义者虽然认同“资本制度之社会资本家垄断生产机关（土地机器）”，④但是在政治层面上认为政府的私产制度才是导致贫富阶级出现的根源：“人之有贫，由于富人之垄断财产，富人之所以能垄断世界共有之财产而贫民莫敢谁何者？以有政府法律为之保护也。若无政府则私产制度同时废绝，世界之产物，世界之人共作之共用之。既无贫富之阶级，强盗劫掠之事自然绝迹于世矣。”①此处的阶级身份话语呈现出与国民身份话语不一样的价值判断，国民身份话语的使用旨在实现立宪共和，阶级身份话语从社会经济角度出发，但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延伸至实现平等的制度问题，以反思私产制的角度来质疑政府，由此在政治领域呈现阶段身份。因此，同样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比主张民生主义的革命派，更为激进且彻底地抨击私有财产制。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革命派提出的社会革命并不是要动员下层革命，而是希望在社会经济领域尚未形成资本家全面压制贫民的局面时予以解决，避免因贫富悬殊而爆发社会革命。孙中山的判断是：“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大拍掌）。”②虽然革命派在建国之后最终没有完成“平均地权”的任务，但是社会革命的构想，却使得同质性统合社会的国民身份出现内部分层。原先下层社会只是与“统治阶级”相对的“被统治阶级”，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以贫富划分人群的标准，将“资本家”“地主”“富族”从下层社会的范畴中剔除，并视之为社会革命对象。随着资本家与劳动者成为愈渐清晰的身份概念时，“国民”概念作为统一、同质、普遍的政治身份意义开始分解与弱化，并且被更为细致的、指代社会群体更为清晰的身份概念所吸收，也为国民身份建构的失灵与转向阶级身份埋下伏笔。

2.共和实践乱象与国民神话的祛魅

辛亥革命结束上千年的帝制，被视为侵夺民权的“民贼”不复存在。在民国成立之后，“国民”概念首次屹立于宪法和制度中，表明了国民胜利以及社会政治地位提升。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依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约法规定了国家的权力、政府的组织形式和人民的权利义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拥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③从法律与道义意义上讲，建立中华民国与制定临时约法，共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集体意志，并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建立合法政府的基本形态。“近世国家，无不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各党策略，非其比也。盖国家组织，著其文于宪法，乃国民总意之表征。”④虽然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乐观地认为“共和成立、总统公选、民为主人，而政治革命之事毕”，但在实际政治活动中，许多民众的集体行动被某些政治寡头或掮客所操控。职业政客通过各种手段假造民意，进而争取权力或建立统治，因此损害民权。

民国初年，社团注册管理不完善，印刷媒体数量繁多，时常有假冒军人党员、假冒团体名义发电的情况。地方职业政客利用“公民会”之名成立组织，引导舆论风向。1913年全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全民尚未深入了解选举意义的情况下，贿赂选民、许诺条件、金钱交易成为普遍现象，比如“定议为遵守会章票举某人某人者，某人当选后即酬报举主每票金徽章一枝，约值三十余元或每票经酬以四十元”，⑤或者有“富商以送礼求人赐票，凡投彼一票，以燕尾服为酬”。⑥袁世凯为复辟造势，曾发动成立各省公民请愿团，甚至出现“乞丐请愿团”“车夫情愿团”等各种名字。⑦这种架空民意的选举实践预示了共和流产的命运。

神圣的民意被这场选举闹剧消耗殆尽，时评报刊纷纷指出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诸多问题：“政府之成绩固安在？今日设一局，明日任一官，非甲部之改组，即乙部之更张。数十月间，不过取消无数之官吏，新造无数之官吏而已。……次之则政党党派林立，极生成发育之致，可谓神速矣。国民也统一也，共和也，其他小党亦称是，耳之所闻，目之所睹，终日唯以彼此攻击为能事，未闻联络一致，以谋政治之改良。”①辛亥革命所倡言的民主政治、平民政治，在几经实践之后“已不复留只字于脑际”。还有人表达对议会政治模式的失望，认为选议员结果产生了横亘于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另一“阶级”：“昔之信议会能代表民意、谋国民之利益、行国民的政治者，实际乃相差愈远。其所代表者，非多数恃劳动为生之国民之意思与利益，惟少数地主资本家之意思与利益而已”，当选者把议员视为职业，普通职业人往往不得当选，“故所谓议会者，遂形成一个之阶级，与国民一般之利害，完全两途。”②

3.国民与阶级身份表达的转向

国民身份建构虽然完成反对君主制的革命动员任务，却无法实现建立共和秩序的新理想，这种理想目标与现实实践撕裂，导致国民身份话语的失灵。即便对共和的失望情绪并不意味着迅速抛弃“国民”话语，但讨论的对象已经转移为“国民与政党”“国民与公意”等身份外部性的结构问题。比如“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③“国民”概念语义经受共和实践洗礼之后，已经远离了晚清时期的理想追求，由此表明，国民作为一种现代政治身份，在共和实践所遇到的种种阻碍与辛亥革命前的美好期待形成强烈反差。“国民”概念最初的魅力在于，表达平等与民主的现代西方价值能够把国民身份与共和制度有效关联起来，但如今共和制度的流产困局带来国民实践的失灵波及到国民身份话语的失效。有文章直接对三民主义的实践情况提出质疑：“我且不管什么汉族复仇（如今仇人还称皇帝，一年领着四百万），什么民权恢复（如今四万万男女还当着官僚武人的贱猪贱狗贱奴才），什么民生主义（如今只见有民死主义），这些媒婆说谎的鬼话一大堆，统统不提，单单提出吃贵米平米这问题来代表一切革命以后的人民幸福（对简单头脑人说简单话）……你们并不是上了革命党的当，只错在你们自己的幸福不自己奋力去求，信任少数的革命党，连你吃的饭都几乎靠他把给你，这真岂有此理！你如今晓得吗？就要大着胆子，高着声儿说一句道：‘只有我是靠得住的！”。④

无政府主义开始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这种对自身力量的认可与主张，形成新的自我意识和社会结构认知：“凡不劳动而亦能生活者，谓之富贵阶级，申言之则地主，商业家，工廠主，官吏，议员，政客以及其他等等是也。凡必赖劳动而后能生活者，谓之劳动阶级，申言之则农人，手工家，工厂工人，苦力，雇役以及其他等等是也。凡家无恒产之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亦属此类……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质言之，实即劳动阶级与富贵阶级战斗之主义。”⑤在无政府主义的认知体系当中，他们把不信任的官吏、议员、政客也归为“富贵阶级”，不再局限于原初经济领域中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划分，把当局政治领域的问题也纳入考虑。“阶级”就不再只是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身份识别方式，而成为国民话语失灵之后的重要思考方法。

三、共产革命叙事与阶级身份话语

共和流产后，社会舆论从徇私舞弊的选举闹剧转向更为基础的生存问题，对政治秩序建设失败的失望情绪，在社会经济领域论述中找到新的突破口。起初“社会主义”被革命党理解为一种温和的民生方案，在后来的时局变动中逐渐成为解决政治困局乃至继续动员革命的思路：“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①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社会经济”视角与“革命”主题逐渐走向合流，孵化出更完整的“阶级”身份观念，并接入共产国际叙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

1.十月革命对无产阶级话语的高扬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际局势的变动中找到新的学习对象。李大钊使用“无产阶级”概念来表述劳工社会：“（托洛茨基）所亲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是世界的劳工社会”，并将一战的结束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失败与“劳工主义/庶民”的胜利。②中国知识界对世界局势的理解，也接续上中国的革命道路，并提供新的方向：“我说现在的革命不是由于君主好不好，政治清不清，宪法有没有，议院开不开……我们将来所希望的成功，是平民伟人的成功，不是贵族伟人的成功。所以我们与其崇拜大彼得，不如崇拜华盛顿，与其崇拜俾士麦，不如崇拜佛兰克林，与其崇拜雷詙奴（Richelieu）的理财，不如崇拜马克斯（Karl Marx）的经济。”③无产阶级话语延续了辛亥革命对下层社会全体颂扬的叙事风格。民国成立时期称辛亥革命乃“国民革命”，昔日革命为“英雄革命”;在十月革命事件中继续赞许“平民”的成功而非“贵族”的成功。

此后，阶级身份话语逻辑被重新用来解释政治领域的民主。1919年，学生走上街头，对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表示抗议。学生被捕消息传出，上海六万工人罢工，全市陷入瘫痪迫使政府作出让步。工人群体这股不依赖于政治精英的救国力量，在混乱的社会秩序中展现了有序的活力。工人群体的斗争所释放出来的影响力让知识精英们震惊，并引起他们的注意。陈独秀在此重新定义“德谟克拉西”，“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的物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④并来到上海筹备工人运动和组织中国共产党。知识精英在劳动阶级的身份建构中看到了平民政治的理想，之前被革命派称为“民生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这里被解释为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并且具有革命性：“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于废除统治与服从的关系”。⑤马克思主义者对“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理解，已然不是政治建制上的民主，而是延伸拓展为物产劳动阶级的革命，以阶级身份话语逻辑来解释民主，相比于之前的国民身份话语又提出了新的革命任务。

随着“劳工神圣”口号与工人运动的兴起，舆论将中国本土的革命与国外的革命联系起来，并通过国外革命形式来定性本土革命，将辛亥革命解读为革皇上的命，认为辛亥革命遗留的问题是把做庄稼的和做工的视为奴才，因而提出中国需要从“法国式革命”转向“俄国式革命”：“俄国的过激党（在俄国叫广义党，日本人恨这个广义党，把它叫做过激党），是庄稼人、工人和兵伴们结成了一个团体，革那做官的命，当财主的命，是平民的革命，人把他叫做俄国式的革命。我们中国这几年的革命党，是当军官的、读书的和政客们结成了一个团体，革那做皇上的命，做總理的命，是伟大的革命，人把他叫做法国式的革命;法国式的革命，是讲究爱国;俄国式的革命，是讲究爱人……法国式的革命，是把读书的，做官的，做买卖的，当议员的，当律师的，当医生的当主人，把做庄稼的，做工的当奴才，当下等人，教他们种地织布作工，养活着主人，养活着上等人;俄国式的革命，是除了做庄稼的，做工的人，一概不要。”①这种基于主奴关系的反压制叙事继君民关系解释之后再次出现，但已经抛却之前的国民身份话语，也不再讨论政治建制的问题，而是转而沿用阶级划分人群的视角，并以是否存在上等人下等人的社会形态来重新解释中国的转型变化。而此种判断中国形势的方法，显然已经从国民身份话语中脱离并趋向阶级身份话语。

知识分子们通过俄国式革命道路将革命的眼光从国家层面延伸到世界层面：“他们[指俄国]底精神，不止于能维持本国，并可以代表世界无产阶级的精神。”②相比于“国民”概念，由“劳动阶级”演变而来的“无产阶级”概念，是来自各种职业身份的合称，所指群体更为具体明晰，其普及化程度更明显。此外，世界主义的视野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一步强化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价值，并将下层劳动人民视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团体，鼓励他们参与到社会革命中来，极具动员性和号召力。显然，国民身份话语转向阶级身份话语，其成功得益于共和流产和俄国革命胜利两种正反力量的意外重叠，阶级身份话语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承诺及其动员的感召力无疑恰好弥补国民身份话语失灵的缺陷，接替“国民”在当时所无法完成的革命任务。

2.国民大革命与无产阶级话语的确立

随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阶级身份表述逐渐融入新的革命形势。在军阀派系分立的背景下，共产党人一开始只注重国内革命的分析，后在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注意到国际资本，提出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任务，将帝国主义叙述与中国的革命情况相关联：“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③俄国式革命方案也推动了国民党调整革命任务。孙中山依照“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发展出新三民主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开始融入帝国主义与阶级表述：“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而资产阶级，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余……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④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国民党共产党进入合作时期，阶级身份表述均成为国共两党的常用术语，“帝国主义”成为解释列强侵略事件的代名词，反帝也与中国民族革命任务结合起来了。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日商的纱厂工人举行罢工遭到枪杀，引起全民公愤，从上海工人学生的示威游行发展到全国各地商人、市民、农民等其他阶层抗议，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随着以五卅运动标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国民革命也进入阶级身份话语的解释：“五卅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是工人阶级首先发难的……这次总运动的发难，完全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觉悟了自己阶级地位及利益，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起而实行阶级斗争。”①此次国民革命叙述，“阶级”代替“国民”之名成为号召革命的核心主体，阶级分析法在大革命时期成为重要的论述方式：“无论那一个国内，都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等人。……五种人各有不同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因此对于现代的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主力军的种种不同的态度。”②“国民”逐渐转向“阶级”之后，阶级斗争说用以解释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性质：“国民革命就是中国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社会各阶级民众起来反抗这个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这个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就是一个世界的阶级斗争。所以国民革命的本身不但是一个民族性，而且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性质。”③“国民革命”的含义已经发生改变，民族的革命扩大为世界的革命;“国民”的革命转化成了“阶级”的革命。毛泽东批评国民党右派“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④关于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国共两党之间出现立场分歧。

国民党的阶级调和论认为，民生主义是解决阶级斗争的不流血方案。⑤由此出现一系列讨论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关系的文章：“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是否冲突呢？国民革命若说是指全中国国民应‘一致的对外打倒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列强）与对内推翻军阀;在这一致的革命举行中，自觉得不应有阶级斗争。然而消灭阶级斗争以成全国民革命做得到否？要阶级斗争消灭，除非先建设没有阶级的共产社会，有一日阶级，便有一日阶级斗争。”⑥革命结束之际，共产党人不再使用“国民革命”一词，转而使用“大革命”指称该时期。以“阶级”为名的身份观念正式进入中国革命话语之后，形成新的革命认识，⑦由此影响中国此后的革命与国家建构的机运。

四、余论

如何适应世界秩序的调整，成为近代中国知识精英们试图回答的大问题。“国民”“阶级”作为西方现代性语境的两种思想资源，被中国知识精英移植并得到栽培和试验。每个大事件都迅速催生各种反抗压迫与寻求解放的发展蓝图。近代中国社会是在事件与政治身份话语互嵌过程中，进入政治秩序的整合蓝图，而遭遇事件冲击后开始政治身份的失序，再进入新的身份整合，失序后又再进行新一轮的整合尝试，政治身份失序与整合的更替恰恰顺应革命与现代化两种政治理念之间的国际碰撞。

本文关注政治身份话语与关键历史事件的互动机制，对应地呈现并探讨政治身份与制度秩序双重建构的内在关联，回应“国民”与“阶级”在中国本土如何共生、又如何完成竞争转型的问题。国民身份话语的建构是在专制与立宪的选择背景下展开，因此国民的塑造离不开反抗君主的反压制叙事。清末民初的中国一直思考并试图解释列强侵略事件，寻找一种强国方案。我们应当意识到，这种战败叙事与制度实践是近代中国政治身份建构的基本前提，也是一般理论研究所难以预见的承接之处：国民与阶级的身份建构并非是各自独立的发展路径，而是有共生与竞争，有所舍弃也有所继承，这种建构离不开对当时国内外事件的发生与判断，中国也是在这种情境之下摸索出属于自己的革命道路。

但国民神话的失灵并不意味着“国民”话语消失。“国民”话语在实际意义上推进了中国政治秩序的变革进程，只是在民国成立之后与制度的互动实践出现障碍，才成为共和流产的“陪葬品”。在共和实践失败后，知識精英转向阶级身份的新策略与新话语，从政治革命转向以经济领域为基础的社会革命，从民族主义革命转向世界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政治身份的话语转型。由此，“阶级”身份话语更具吸引力，这也可以解释阶级身份为何能够继承国民身份的革命任务。“阶级”身份话语的新叙述暗接晚清塑造国民时期的反压制叙事，遵循以民为政治主体的基本理念与话语，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称为“庶民”的胜利，原来革命派称为“民生主义”的社会主义，在阶级话语中被解释为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告别了“国民”身份话语及其背后立宪共和的西式理念，并且更强调革命性。由此，革命任务发生变化，一是在共产国际叙事下加入帝国主义论述，二是开始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判断革命形势，以阶级斗争解释反帝反军阀的问题，完成无产阶级话语对国民革命的理解。

国内外事件的频繁发生为政治身份的话语塑造与转向提供历史机运，“国民”和“阶级”两种话语对应不同的社会整合模式，在一系列的社会政治事件中，一边完成话语转向的本土化过程，一边进行政治身份建构的行动实践尝试，最终，在回应社会革命的过程中，阶级话语承接国民话语对于反压迫与革命动员的双重叙事。因此，对于急剧转型的近代中国而言，“国民”与“阶级”两种身份话语建构的内在关联机制，在于反抗压迫与抛弃传统的现代叙事，并以此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与革命，始终指向现代中国独立与富强的双重目标。

作者单位：谢丽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