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一兵

关键词 “一带一路” 文化风险 包容性 文化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2）03-0043-10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负面效应，“一带一路”的很多项目遭受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也陷入衰退和调适期。①同时，疫情对文化价值层面的冲击更不容小觑，受疫情影响，很多国家被迫采取封锁策略，一时间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种族主义和非合作的文化思想不断抬头，这无疑引发了诸多不确定的文化风险。“一带一路”倡导的“多边合作”“全球化贸易”等理念开始被质疑，“一带一路”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秩序、新规则受到排斥，“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与压力。文化是“一带一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精神支柱，“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国际合作理念仍然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强大动力。因此，我们要重塑全球文化体系，建构包容性的文化共同体，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后疫情时代全球性的文化风险。

目前“一带一路”风险主题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关注点冷热不均。邓玲等聚焦文化风险，分析了语言、宗教、习俗等文化风险类型。②王潇楠认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指导，可以规避宗教冲突风险。③肖等分析了“一带一路”政治风险、博弈风险的应对策略。④李世杰等基于嵌入性理论，探讨了政治风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机理。①刘勇从地缘风险的视角来建构中巴命运共同体。②谢士强等分析了中俄合作、南亚互联互通战略面临的风险。③胡键认为“一带一路”面临地缘政治的“硬风险”和贸易霸凌的“软风险”。④从风险类型上看，研究政治风险、地缘博弈、经济风险较多，研究宗教风险和文化风险较少，尤其是少有学者关注到文化风险中不同层次的分析。从研究视角看，“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的研究较多，关注科技霸权、技术影响力带来的文化表达风险的研究较少。综上可知，“一带一路”文化风险研究，尤其是从不同维度剖析文化风险的研究主题亟待丰富。

一、公共疫情下的文化风险与“一带一路”的推进

1.公共疫情催生全球文化风险

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出版《风险社会》，认为“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社会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定产物。”⑤正如卢曼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世界”，⑥风险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当前世界风险社会已然形成，而新冠肺炎的暴发，引发了全球文化价值观的激烈碰撞，严重影响“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疫情所催生出的文化风险严重阻碍了全球化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所谓文化风险是指文化系统遭受潜在破坏的可能性，它能引发文化系统的紊乱，严重时引发系统的运作中止或瘫痪。

一场疫情引发全球性的公共危机，不仅对全人类的健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更对文化价值层面产生重大影响。当世界风险社会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文化风险的滋生已不可避免。新冠肺炎作为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危机，对价值文化观念产生强烈冲击，甚至引发全球文化体系的重塑。罗森塔尔将公共危机分为四种类型：腹泻型、龙卷风型、文火型和长投影型（见表1）。⑦

表1 公共危机形态表

腹瀉型危机其风险酝酿时间较长，但终结速度很快。龙卷风型危机像龙卷风一样，暴发突然，结束也很快，但对文化价值层面的影响有限。文火型危机来得慢、去得也缓，像文火一样逐渐升级，缓慢结束。长投影型危机暴发时很突然，但持续的时间却很长，对价值层面的影响深远。新冠疫情就属于长投影型危机，疫情初期就表现出极强的传染性，并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⑧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疫情的负外部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全球价值、心理和世界观层面的影响远超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其他病疫，成为21世纪以来最大的公共卫生灾难。

2.文化风险对“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的影响

文化风险主要表现为对文化系统的潜在破坏性，继而影响既定的全球价值观，从而阻碍“一带一路”的推进和全球化治理的进程。后疫情时代的文化风险产生于特定时空具象的序列之中，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被重新制度化安排。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但世界仍不太平，地缘政治冲突、区域性战争不断上演，社会不平等加剧，①全球化沦为美国霸权的工具，全球治理陷入新的“失灵”窘境。第二，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地球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地球村”。但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依存度的增强，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风险与危机的蔓延。任何一个地区的风险都可能超越民族和国界，构成全球威胁。第三，虽然世界风险社会已经来临，但世界风险文化的形成略显滞后，对于全球化的风险治理，还没有在文化价值领域达成一致共识。近年来，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应对全球风险和危机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事件的暴发，让世界各国始料未及。为阻断病毒的扩散，全球化的合作治理模式开始受到质疑，潜藏的文化风险可能一触即发，给“一带一路”和全球化治理带来巨大挑战。

疫情加速了世界秩序和格局的重构，后疫情时代的文化风险对“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的影响表现为三个层面：第一，文化风险的自我伤害性引发全球文化系统的易损性，②进而影响“一带一路”整体价值观与全球治理的协同性。正如贝克所言，文化风险的自我伤害性是与文化的现代性同步出现的，这种“伤害性”易引发文化系统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即易损性。在“一带一路”进程中，不稳定的文化系统难以形成整体的文化价值观念，不利于“一带一路”的综合推进与全球化协同治理。第二，文化风险阻碍了全球文化系统的开放性，进而影响“一带一路”文化价值观的创新性和全球治理的开创性。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际交流和互动的频率，易造成文化的保守性和故步自封。“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都需要开放的文化系统，只有多元文化的碰撞，才能保持文化的时代特征，从而为“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注入新的活力。第三，文化风险的结构张力易引发文化系统的断裂，进而影响“一带一路”进程的延续性和全球治理的可持续性。文化风险潜藏于文化系统内部，具有不确定性，其自身携带的文化张力容易引发文化冲突，形成文化的断裂。文化“连续统”是文化同塑和传承的基本要求，而公共疫情的暴发易造成文化价值观的断裂，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和全球治理的连续性。

二、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面临的文化风险类型

新冠肺炎的国际大流行引发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强烈动荡，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将面临新的文化风险，主要表现为文化认同风险、文化信任风险、文化安全风险与文化表达风险。

1.逆全球化引发的文化认同风险

各国为共同抗疫常常封锁边界，逆全球化已不可避免。全球化的概念产生于西方，二战后由美国主推，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狭义的全球化是指经济全球化，即经济活动的国际化过程;广义的“全球化”则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球化进程。③瓦尔登·贝洛认为，逆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由一体化所产生的相互依存感被打破，甚至出现全球整合回退的过程。④纵观“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发展历程，似乎每一次社会危机来临时，逆全球化便会抬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逆全球化的思想被广泛传播。近年来，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英国“脱欧”事件的发生，逆全球化开始卷土重来。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逆全球化再度成为“世界焦点”。

逆全球化对文化领域的首要冲击表现为文化认同风险以及文化认同感的缺失。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于文化理念、价值观念所持有的倾向性的共识与认可。文化认同具有增强凝聚力、促进社会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的功能。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族文化繁杂多样，文化差异性较大，所以我国一直积极倡议跨文化的认同和跨区域的合作。公共疫情的暴发，引发全球文化价值观念的多重碰撞，国际交流通道受阻，“一带一路”难以形成长效发展的文化合力，直接加剧了全球文化认同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文化对抗性区域的认同风险加剧。文化对抗性是由于种族、信仰的不同而引发的文明冲突和对立。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宗派林立、宗族纷争繁多，尤其是在伊斯兰教极端宗教势力猖獗地区，文化冲突与对抗性明显。近年来“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但巴基斯坦位于文化对抗性风险的交叉区域（中亚、南亚与中东），受疫情影响，巴国俾路支省的分离主义和境外势力互动日益频繁，加剧了对抗性文化区域的认同风险。第二，文化交叉性区域的认同风险增加。文化交叉性是指相邻文化区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相互渗透、碰撞的现象。比如我国和印度相邻，但两国又分属不同的文化圈（太平洋文化与南亚文化），加之国情、制度的差异，两国的文化认同度较低。尤其在疫情期间，中印边境冲突不断，文化认同风险不断增加。第三，文化相融性区域的价值共识缺失。文化相融性区域是指“一带一路”沿线文化同宗同源，文化差异性较小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我国和日本同属于亚洲太平洋文化，但受国情和体制的影响，在核心价值观方面还存在差异性，导致“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价值共识缺乏。

2.单边主义导致的文化信任风险

单边主义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原本指一些大国不考虑他国民众的利益，只从本国利益和愿望出发来处理国际事务，甚至退出已拟定的战略合作协定，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资本流动减缓，全球制造业与产业供应链遭受沉重打击。在全球联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时期，美国和一些附庸国仍然奉行单边主义的本国优先策略，美国甚至一意孤行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不仅无助于全球疫情的控制，反而助长了新冠病毒的肆意传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各国政府都把施政重点放到疫情防控和公眾健康上来，一度给“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带来巨大挑战。由于缺乏信任机制，“一带一路”进程中的一些新工程、新项目受到严重影响，很多企业无法再外派员工，“走出去”的意愿大打折扣，甚至有一些国家想要废止合同、没收企业资产，令“一带一路”的推进“雪上加霜”。单边主义直接导致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信任风险，主要表现为道德信任风险、制度信任风险与合作信任风险三个方面。首先，道德信任是人类社会交往的重要人际准则，但在实际的国际博弈过程中并非每个国家都能遵循伦理原则来践行道德行为，其结果也并非符合大多数国家的总体利益，从而形成道德信任风险。我们相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基本都能按照国际准则来履行合作协定，但道德风险的存在也是客观事实。“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个体的道德行为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在风云莫测的国际大环境下，尤其在重大公共危机发生时，各国能否遵守协定进而履行承诺都存在一定的风险，继而引发道德信任危机。②2019年中国社科院“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显示，乌拉圭、罗马尼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捷克等国的信度等级较低，与其合作的风险较高。①2020年6月13日罗马尼亚宣布撤销2019年5月8日与中国签署的中广核协议，给我国带来重大经济损失。其次，制度信任是以制度为基础和保证的信任关系，制度体系越完善，信任度越强，则风险越少。“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们一直推行不同地区和国家间的多元化合作模式和制度保障体系。2018年底，我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2019年底，与44个国家合作成立了“双边贸易合作工作小组”，截至2021年11月，与14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合作文件。②但由于沿线各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系的差异性，“一带一路”的投资贸易体系灵活性、开放性有余，规则性、制度性不足。在全球公共疫情的背景下，低制度化的约束体系易引发制度信任风险。美国研究所“CGIT”数据库显示，2013—2020年间“一带一路”陷入困境甚至毁约的项目主要集中在能源和交通领域，受疫情影响，双边投资协定的制度性规范显得滞后，亟须更新。③最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使各国开始着重本土供应商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的合作风险与制度脆弱性增加。疫情发生后，“一带一路”沿线很多航班停飞、货物流通受限，给跨国供应链带来严重冲击。疫情期间，“一带一路”的单边“功能性”合作较多，多边“制度性”合作较少，合作执行力下降。

3.种族主义带来的文化安全风险

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逆全球化的思潮下，各国的种族主义思想也开始蠢蠢欲动。种族主义思想在本质上与“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对抗的，这使得本就纷乱复杂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增加了诸多的不确定性风险。种族主义表现为“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和行为，以自己的种族文化来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并认为自身所处的种族和文化更具优越性。种族主义者很自然地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对的，而其他的文化是错的，因此种族主义常常和偏见、歧视和压迫联系在一起，易引发文化冲突。塔吉耶夫认为种族主义在价值、行动和态度方面都存在着殖民主义的烙印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主要表现为种族主义的思想和种族主义的行为两个维度。④种族主义思想更多地体现为态度和言论方面，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西方一些国家就以种族主义的优势自居，散布不切实际的不良言论，甚至妄图给病毒加上标签，比如“中国病毒”“只攻击亚裔人群”等。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德、澳、法等国多次发生华人遭受抵制和人身攻击的现象。种族主义的行为也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排斥他国的文化，妄图通过文化侵略破坏别国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甚至干涉他国内政;其二，诋毁别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通过污名化甚至牺牲他国公民权利的方式来达到本国的利益维护。疫情发生以来，美国一直试图将新冠病毒“甩锅”“嫁祸”给中国，2020年5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记者会公开声称：“疫情从中国扩散至世界这是事实”。⑤这些言论不仅不利于国际联合抗疫的顺利开展，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种族歧视和国家冲突。

后疫情时代种族主义思想的膨胀可能会引发“一带一路”中的文化安全风险。从国家层面来看，所谓文化安全是指保持国家的主流价值体系、文化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免受外来力量的侵犯、颠覆和破坏，保持国家文化主权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在风险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系是战胜公共疫情和消除公共危机的精神动力。“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与沿线各国的文化交流与沟通，对其潜在的文化安全风险需要保持深刻警惕。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面临的文化安全风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对我国文化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冲击。受疫情影响，世界各国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内经济和国民健康安全方面，国际合作和交流逐渐减少，这使得少数反华势力有机可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客借势进一步在舆论方面抹黑和诋毁中国，用中国“威胁”论对我国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发起攻击，并妄图通过“病毒溯源政治化”，动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民心融合。2019年9月美国扶持下的中亚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和“国际法律倡议”，对我国边疆人权状况进行无端指责，并在国际网络平台上污名化中国、误导当地民众抵制和阻扰“一带一路”的推进。①其二，分裂文化的干扰和侵蚀。在新冠疫情流行的大背景下，受西方种族主义的煽动，“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的极端民族情绪开始复苏。所谓极端民族情绪是指在维护本国人民健康安全时，常常以牺牲他国人民利益为前提条件。②2020年7月20日，美国商务部（BIS）再度将11家中国企业纳入“实体清单”，理由是与新疆侵犯人权有关;12月12日，美国又以人权为由，联合英国等盟国联合抵制新疆棉花和棉织品。③“台独”势力在疫情期间也活动猖獗，在西方文化分裂主义的怂恿和教唆下，他们混淆视听、煽动民族歧视、制造民族分裂、阻碍“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性发展，对我国的文化安全甚至国家领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4.科技霸权产生的文化表达风险

人类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而每一次的技术变革都将促进全球化的持续推进。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勾勒出人类发展的三個科技时期，即农业时代的第一次科技浪潮、工业时代第二次浪潮与信息社会的第三次科技浪潮，而克劳斯·施瓦布则认为现在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④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指出，时至今日由美国所发起的信息革命已经与网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为人类构建一个正在崛起的“网络社会”。⑤不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抑或是“网络社会”，其最核心的本质是技术革命，而每一次科技革命的中心都在欧洲和美国，这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科技霸权产生的重要原因。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世界各国都普遍感受到科技的重要性，而世界范围内疫情的最终解决也需要依靠科技本身。后疫情时代新一轮世界范围的科技竞赛已经开幕，但美国一贯推崇的科技霸权与“一带一路”倡导的科技无国界的“互赢共享”理念在本质上是相悖的，由此产生的文化表达风险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长期以来的“数字鸿沟”引发文化表达的技术缺席。“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着“数字鸿沟”，⑥在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成为文化表达的“技术瓶颈”。如今新冠疫情还未结束，而疫苗技术供给的失衡风险却在增加。一些发达国家可能会凭借技术优势囤积疫苗，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只能等待救援。第二，科技话语权引发文化表达的殖民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强大的技术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强有力的话语权和文化表达权，他们在向第三世界国家兜售高新技术的同时，也支配着这些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发声。从2019年2月以来，美国以华为5G设备安全问题为由，极力劝说欧洲盟国禁用华为网络，这是赤裸裸地利用科技霸权抵制中国技术的殖民化现象。2021年11月美国为了复兴国内半导体制造业，采用“芯片勒索”的方式逼迫70多家公司向其递交供应链信息。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急需科技的有力支持，在面对美国科技引诱时，即使明知有文化殖民，也难免动摇立场。第三，技术抵制引发文化表达的技术分野。在文化表达中，是否掌握核心技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信息化的浪潮下，中国在大数据、物联网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将引领世界进入5G、6G时代，中国阶段性的抗疫成果也不断彰显着科技的力量。然而我国仍存在一些“卡脖子”技术而受制于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此对我国加大了技术封锁，这必然会引发新一轮的技术分野。2021年6月12日，美国召开G7峰会，提出“重建美好世界”的计划，以此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②美国打着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旗号，与我国展开技术竞赛，这必然会形成相互排斥的“技术利益共同体”，与“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不利于科技在世界范围内的共享。

三、后疫情时代文化风险的化解路径——建构“一带一路”包容性文化共同体

后疫情时代良性的文化体系是“一带一路”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各国共同战胜疫情的精神依靠。疫情深刻影响了世界秩序，但全球化的步伐并没有停止。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种族主义和科技霸权所导致的文化风险，只有在“再全球化”中才能得以解决。因此，我们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构包容性文化共同体，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后疫情时代全球性的文化风险。

1.建构融合性文化认同共同体

认同与融合是包容性文化共同体的首要特质，尤其是跨越边界的认同是“一带一路”文化认同的必经之路。近期受疫情影响以及文化敏感性问题，“一带一路”推进中的文化认同感有所降低，因此，各国要在共同抗疫中跨越文化边界的阻隔，加强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在分享抗疫经验的过程中逐步达成价值共识，塑造融合性的文化认同共同体。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是造成文化认同风险的主要原因，因此需要进行文化整合层的融合。建构融合性文化认同共同体是一个积极长期的过程，它能消除文化认知障碍、防范文化风险、削弱文化对抗、消除文化隔阂。由于“一带一路”各国文化习俗和信仰的差异加之文化认同的缺乏，文化整合层会表现出失调和失范的现象，但只要不影响文化系统的正常运行、不表现出强烈的排斥，都是可以通过文化整合层来融合与疏导的。从文化认同的心理发生机制来看，文化认同是文化逐步内化于心的缓慢过程，③它可分为三个层次：文化形式认同、文化规范认同和文化价值认同。建构融合性的文化认同共同体需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要维护文化认同的表面层——形式认同。文化表面层的形式认同是不同文化在相互交流和碰撞中逐步形成的，也是文化之间学习和借鉴的过程。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语言、价值、习俗和体制，但在长期的交往和交流中会达成形式上的融合，从而具有一种“共识”的稳定性。④对于“一带一路”文化差异较大的国与国之间，形式上的认同更为重要。近期，塔利班重掌阿富汗政权，不断对“一带一路”示好，希望中方援助。当前的阿富汗疫情、动乱、经济停滞相互交织，文化对抗性地区的宗族冲突时有发生。我国是否欢迎阿富汗加入“一带一路”，还需综合权衡各方面的风险因素，但文化形式认同是其合作顺利开展的前提。其次，要修复文化认同的保护层——规范认同。规范认同是通过沟通、学习、消除认知障碍，逐渐达到思想上趋同的过程。规范认同具有自觉性、主动性和稳定性的特质。①当前我们要寻找“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认知的共通点，在此基础上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疫情期间，我国与中亚五国守望相助，2021年5月12日共同发布了《关于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联合声明》，在疫情合作方面达成重要共识，巩固了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规范认同。最后，要构筑文化认同的核心层———价值认同。价值认同是高层次的认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一带一路”文化相融性地区可以率先达成价值认同。价值认同在形式认同和规范认同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交往、实践和磨合使“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朝着共同的文化理念和信仰——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

2.建构互惠性文化信任共同体

信任是建构良好国际关系的重要纽带，也是包容性文化共同体的另一个重要特质。信任还具有“维模”（模式维持）的功能，②它是系统得以有效运行的润滑剂，文化信任可以达成文化模式的维护，保持文化系统的稳定性，从而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文化风险。当文化系统运行中止或短暂停滞时，“维模层”便可将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留存下来，以保证系统恢复运行后正常功能的发挥。可见，信任可以使“一带一路”各国有效规避风险，并进行理性的策略选择。“一带一路”各国之间信任关系的维系需要建立在相互给予的基础上，只有建构互惠、互利的文化信任共同体，才能开展持续、高效、稳定的国际合作。

建构互惠性文化信任共同体需从三个层面着手：首先，要改善人际信任，为“一带一路”构筑民心相通的建设根基。实现真正的民心相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须从人际信任的点滴做起，既要注重沟通能力和渠道建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只有增强“一带一路”各国民众之间的信任感，才能避免冲突和误解，民心才能互通。近年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持续提升，2019年两国商定建立永久战略伙伴关系。2020年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但两国双边贸易额仍稳定增长，这一切都得益于两国之间的民心相通。其次，要重塑和夯实制度信任。人际信任是制度性信任的基础，制度信任则是人际信任的保障，“一带一路”信任体系的建立需要重新审视现有的制度安排，用公平公正的原则来重塑国际秩序和行为准则，在共识、互信、互惠的基础上消除差异、求同存异，将信任融入“一带一路”多边制度功能的结构再塑中去，逐步建立“一带一路”相对统一的制度规范体系。2021年8月《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2021》（中英文版）发布，报告指出：虽然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但“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逆势上扬、中欧班列逆势增长，与140多个国家的多边区域合作机制逐步规范。在疫情期间，我国与29个国家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一批惠民生、高质量、可持续的合作项目助推世界联合抗疫。③再次，要规范合作信任，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受疫情影响，“一带一路”的合作信任风险增加，各国的重心大多转向疫苗研发和国内经济建设，合作模式也将发生变化。2021年跨境电商的发展成为新亮点，“云消费、云服务、云共享”等新经济模式不断涌现。疫情期间，BOT（建设—运营—移交）、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EPC（工程总包）+F（融资）等多种工程合作模式稳步推进，力求实现高收益、低风险。因此，我们要在规范合作信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一带一路”新的可行性合作模式，创新国际融投资方式，适当引入“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优化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的参与比例，通过多边合作和制度约束，实现互惠、互利、互赢的合作目标。①

3.建构防御性文化安全共同体

安全是包容性文化共同体的基本保障，存在危机感的文化形态无法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而充满种族优越感和排斥他国意识形态的文化形式也将没有任何包容性可言。由于文化多样性而造成的文化差异、碰撞和冲突属于正常现象，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达伦多夫认为冲突是社会的常态，科塞认为冲突还具有缓解压力和维护稳定的正功能。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地缘政治复杂、文化习俗多样、宗教习俗迥异，一些地区仍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存在大量的不可控因素。③甚至一些地区的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泛滥、恐怖主义盛行，在文化冲突层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激烈的对抗，建构防御性文化安全共同体显得尤为重要。文化冲突层的强烈对抗是引发文化安全风险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的文化安全问题需要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建构防御性文化安全共同體需要文化冲突层的适度调和，可从三方面进行：首先，保持文化的平等性。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产于特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中，每种文化都有自身的特色，每个文化形态都是平等的，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受文化等级论和文化优劣论的影响，文化冲突层常常产生不可调和性的对抗。以一种文化的优势地位来排斥、支配和殖民另一种文化是赤裸裸的文化霸凌行为，尤其在当今文明社会，更需要我们用包容性姿态来看待每一种文化形式，保持文化之间的平等性是化解文化冲突的前提。2014年6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阿论坛部长级会议上指出丝路精神就是平等精神、包容精神。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丝路精神的核心就是平等、合作、包容、共赢。④其次，维护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每个民族和国家都要确保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避免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形态受外来文化的破坏和侵蚀。受国际不良舆论的影响，一些国家认为“一带一路”只是中国对他国的战略，而非互利共赢的伟大倡议，甚至一定程度引发当地民粹主义的高涨。因此，要制定长远的文化安全发展战略，防止“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因受蛊惑而萌生极端种族主义情绪，阻止境外文化分裂活动，确保文化主权的完整性。最后，要建构文化安全预警机制。文化预警机制是保障文化安全、应对文化危机的重要制度途径。目前我国在文化预警方面还比较薄弱，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文化状况评估系统和预警指标体系，并不能识别出当前文化安全的风险等级。⑤当务之急，应当在“一带一路”沿线，尤其是种族矛盾突出、战乱频发、社会风险等级较高的地区综合搜集文化安全信息和数据，建立一套适用于本土安全的文化预警指标体系，并定期进行文化安全风险的测评、评估和趋势分析。

4.建构共享性文化表达共同体

表达是文化的重要功能，科技则是表达的可持续性推动力。文化表达是否通畅取决于文化交往层是否稳定。交往行为理论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文化交往有目的性也有规范性，和谐的交往必然是理性和平等的，它体现了人们共同的价值共享和规范认同。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和应用，5G、物联网等依托高科技的文化表达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沟通、交流的主要方式。文化表达的主要诉求是共享性，也是包容性文化共同体的主要特质。疫情加速了科技的步伐，然而以美国为首的科技霸权主义长期垄断着尖端核心技术，严重扰乱了文化交往层的稳定性，阻碍了世界各国文化表达的共享性，难以实现全球文化表达的互联、互通与互融。因此我们要建构共享性文化表达共同体，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享科技发展的成果，主要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要打破技术壁垒，争取文化表达主动权。我们不能因为核心技术而受制于人，从而丧失了文化表达的竞争力。要遵循人类文化演变和技术发展的规律，加强自主创新，扎实推进“一带一路”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鸿沟，并将科技成果与“一带一路”各国和世界人民共享。2020年我国北斗系统全球网络发展进入新阶段，体现了大数据、物联网与5G技术的深度融合。缅甸用北斗进行农业数据采集，印度尼西亚用北斗进行土地勘测，柬埔寨用北斗进行生态监测，目前北斗系统已在“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展开共享和运用，真正体现了数字赋能“一带一路”的实践价值。①

其次，要加强与世界各国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共同为“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指导与支持。封闭与世界的交流并不能战胜疫情，反而会引发全球公共危机，只有开展广泛的合作与沟通、联合抗疫，才能推动全球秩序的回归。我国要抓住时机与国际组织在防疫、抗疫等公共卫生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享防疫资源和抗疫经验，通过搭建智能高效的卫生系统和医疗防疫体系，来弥补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稀缺性。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已向110多个国家（多数是“一带一路”沿线国）援助新冠疫苗超17亿剂，与30多个国家展开疫苗合作倡议，为建构“一带一路人类健康共同体”贡献科技力量。

最后，要打造“一带一路”沿线科技共享平台和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②“一带一路”各国可借助共同抗疫的契机，搭建共享性的联防联控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公平、公正的数字贸易协定，建构资源共享、信息共通、行动配合的科技合作平台，加快“一带一路”区域科技一体化的建设进程。同时要完善“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机制，与沿线各国开展长远的科技人才培养与合作计划。截至2021年4月，中国已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合作文件，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对人才的精细化要求也越来越高。③“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基于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局限性，在合作倡议中常常被动配合。这种“输血型”援助不具可持续性，无论是抗疫医疗支援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只有完善人才流通和培养机制，实现“造血式”的发展，才能让“一带一路”欠发达地区摆脱西方的科技霸权，共享人类科技的文明成果。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公共管理系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