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天逸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富兰克林·博比特(John Franklin Bobbitt,1876-1956)是学界公认的现代课程理论开创者,其代表作《课程》(The Curriculum)的问世在开启现代课程研究先河的同时也奠定了博比特的历史地位。思想贡献方面,博比特在其著述中所倡导的“学校教育为未来生活做准备”(教育的根本职责在于为成年期的那五十年做准备,而不是为童年期和青年期的那二十年[1])与“在课程中注入鲜活经验”的主张响应了20 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成功引领了美国课程变革的实践。[2]

作为世界教育史中最早的课程论专著,《课程》全书多处涉及作者对体育的思考,相关内容对当下我国体育课程改革仍具有较高借鉴价值。“但一直以来,由于对《课程》一书的译介工作未能及时展开,我们对博比特的理解和研究始终显得单薄”[3]。因《课程》中译本于2017 年才得以出版,体育学界对博比特体育观的研究也属空白。基于以上事实,本文旨在全面论述博比特课程观的由来、课程理论中体育的地位与体育观的核心内容,并提出对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若干建议。

1 博比特体育课程观的来源

博比特课程思想是其体育论述的重要依托,探究博比特的体育课程观,离不开对博比特课程思想的考察。本文根据博比特的生平、著述及前人相关研究,从博比特课程思想入手,揭示博比特体育课程观的三方面来源。

(1)受美国社会效率思想的影响。“社会效率”(social efficiency)是推动20 世纪前期美国学校课程变革的重要思潮,“社会效率”一词最早出现在学者迈克尔·奥谢的专著中,之后由要素主义教育倡导者巴格莱在其出版的《教育的过程》(Educative Process,1905)一书作为教育目的而正式提出。[4]随着泰勒科学管理运动所带来的美国工商业的快速变革,博比特、斯尼登、杜威等人纷纷以社会效率思想作为构建其课程理论的依据。他们将工商业生产和管理领域的“科学”和“效率”思想及方法运用于学校课程,促成了美国教育领域之中的社会效率运动。课程史专家克里伯德认为,博比特所著的《课程》与《如何编制课程》(How to Make a Curriculm)等著作是社会效率精神发挥极致的产物。在博比特看来,学校如同一个大工厂,儿童是原材料,教师是工人,教育过程近似于加工过程,理想化的社会公民则是最终成品。当然他并没有把教育完全等同于生产,“人格的塑造是比钢轨制造更为精密,因为这一过程包含更多的非物质充分”[5]。而“身体效率”正是博比特社会效率思想在体育课程中的体现,其具体内容将在后文阐述。

(2)源于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与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在生涯早期,博比特十分认同斯宾塞的进化论命题——即人有能力适应环境,唯有当人适应生活环境时,才能达到完美境地,这一想法为博比特的课程学说提供了思想基础。[6]博比特认为,教育是生活的预设,是为成人生活做准备。[1]同时博比特还认为,校外生活不足以完成教养现代儿童的重任,需要校内课程作为补充和修正。[7]对健康的看法,博比特也与斯宾塞保持一致——认为身体健康应成为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8]博比特也非常重视游戏在教育中的作用,他在《课程》开篇即提出儿童学习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游戏阶段,他又专设章节讨论了游戏对于学习、人生的重要意义。博比特的此种观点除受斯宾塞的影响,还可能与其导师霍尔密切相关,任职于克拉克大学的霍尔教授是美国心理学会“儿童研究”运动的先导者,他反复强调教育不应忽视儿童天性和需求的发展,主张游戏是儿童天性的一种集中表现。[9]

(3)基于学校实证调研的思考。博比特在入职芝加哥大学后就开始从事教育行政研究,教育行政学科发展带动了一大批教育学教授深入一线进行调研,博比特正是其中之一,他通过调研葛雷学校课程,发表了《消灭教育中的浪费》一文,并得到了学界的强烈反响。当时美国教育管理领域积极推动“效率运动”,而该校设施资源十分有限,因此,葛雷学校采纳了“科学管理的第一原理,即在可能的时间内利用一切设施”的理念。[10]学生因此被划分为两类:其中一类学生在教室内学习算术、历史、地理、语言等;另一类学生则到其他区域内学习自然、体育、绘画、音乐和游戏等特殊科目。此种改革的结果不仅充分利用了校园设施资源,甚至动摇了传统科目的课程地位——如自然、体育、绘画、音乐和游戏等以往被认为“低一等”的科目开始与算术、历史、地理、语言等“常规”科目相提并论。

1914 年,博比特曾带领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投身于学校调查之中,通过调研他们发现培养学生在社会上自食其力的职业能力尤为重要,认为社会未来生活是由各类精确化、专业化的专门活动组成,“活动呈现出人类所需要的能力、态度、习惯、感觉和知识”[1],而“课程”就是要为这些专门的活动与能力做准备的。这些观点之后成为了博比特《课程》的理论来源,另一方面,“特殊”科目地位等同于“常规”科目的变革也推动了师资培育方向的转变,为了适应“特殊”科目教学,葛雷学校推进了“特殊”科目教师专业化的进程。博比特认为,这些特殊科目需要教师具备一些“特殊的人格魅力、特殊的思想态度、对学生需求的特殊理解和对学生个体和集体的引导能力”[11]。

博比特在1921 年还亲自参与到洛杉矶中学课程规划之中,其中涉及了他提倡的中学教育需要培养的10 种能力:“以语言为主的社会交往;健康活动;公民的各种活动;一般社交活动;各种休闲与娱乐活动;维持个人心理健康的活动;宗教活动;亲职活动——养育子女、维持融洽的家庭生活;未专门化、非职业性的日常生活必备技能;个人的职业活动”[7]。不难发现,这10 种能力较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以学术为中心课程体系,更接近葛雷学校中的特殊课程,而其中“健康活动”的出现则为其后续身体效率教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 体育在博比特课程理论中的角色定位

博比特课程理论教育价值的显现取决于“经验习得”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郑国民认为,“经验本位”是博比特课程理论的重要特质之一,“博比特强调经验在课程中的价值,并主张学校和社会进步的联系,这与杜威的认识高度相似,皆被视为美国进步主义教育中的一环”[3]。在博比特看来,知识是从人类丰富经验中提炼而来,经验是教育的基础,一味地借助教科书传授知识并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和学习,真正的课程不能只指向知识,而必须指向学生的经验。

博比特在其课程理论中,还特意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经验”:一种是游戏的,一种是工作的。他指出,当下关于教育的讨论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教育思想流派,一种是注重发展个人生活的能力(ability to live)而非从事生产的实用能力(practical ability to produce);另一种则重视现实世界中能够产生实效的实践行为。[12]后者认为,教育应有意识地为人们从事以下现实活动做好准备:高效地做好本职工作、与他人高效合作,高水平地维持体力,参加有价值的休闲活动,有效地培养子女成为健全的人等。而博比特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把基于游戏层面的教育经验与基于工作层面的教育经验合二为一,教育的整体功能才能有效发挥。

“经验本位”的逻辑起点,决定了博比特对体育价值认同。体育属于学校特殊课程,以博比特的立场观察,体育是一种经验类课程,他指出:“好的体育锻炼只能从正确的生活实践中得到,让学生拥有一大堆关于什么是正确生活的想法,却不将这些想法运作起来,那么他便不可能从体育锻炼中获得任何成果。”[9]由此言之,体育课程必须是活生生的,应坚持“知行合一”原则。而体育课程中的游戏则是获得孩子运动经验的最好教材,因为“体育游戏就是大自然的体育教育,它既能使孩子在奔跑、投掷、搏击中激发他潜在的能量,也能帮助孩子在集体活动中发现他的社会属性,从而形成社会习惯”[10]。

但并非所有的体育活动均能使孩子们有效获得运动经验,即便是获得了运动经历,此类经历也并不愉悦。以尊重本能与激发兴趣的教学理念作为评判标准,博比特对当时的体操训练模式进行了强烈批评,他认为“体操运动均在指令下进行,属于不健康的、监工的类型,其宗旨与游戏精神相悖。这种受监督的行为往往会剥夺游戏的自主性,甚至对其造成损害,故而无法充分为教育服务。”[13]以1910 年代在圣安东尼奥学校推行的瑞典体操为例,博比特指出这种非自然的锻炼形式是机械、无趣和敷衍的,无法让学生得到充分的肌肉消耗。[6]另一方面,博比特对流行于小学阶段的健美操(不同于现在的韵律健美操)也进行了批判,指出这项运动虽然声称能给孩子们带来放松,但事实上根本达不到放松目的,健美操要求学生高度专注并按照指令来行动,其所追求的状态无法满足孩子释放能量的需求。正如博比特所言:“倘若没有那些一时兴起的大笑、尖叫和跑动,他们是不可能从学习压力中得到放松。”[13]从长远来看,这种项目也无法养成长期锻炼的习惯,其原因在于其违背了人类的本性及缺乏必要的社会刺激。[6]

与之相对,竞赛活动、韵律舞蹈、体育游戏等锻炼模式实现了将儿童游戏制度化的同时又不失游戏精神。当人们从事这些活动时,既能够获得愉悦与成功运动经验,又能实现身体训练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体育游戏等课程内容能为人们的未来生活习惯提供帮助,成年人虽然到了多坐少动的年纪,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体育锻炼,倘若能让他们通过训练掌握一些体育项目,并且获得了愉悦地体验,那么就可能有自发地坚持下去,形成终身锻炼的习惯”[13]。

如上所述,“经验本位”是博比特认同体育特殊科目的重要因素,对运动经验的强调意在凸显体育为未来社会生活服务的功用。游戏阶段的孩子们在大自然中通过自主锻炼而习得的知识与技能,将为其成年后的生活提供重要帮助。

3 身体效率、人格维系与健康教育:博比特体育课程观的三重视点

3.1 身体效率:类“蓄水池”的身体教育认知

身体效率是博比特体育研究首要关注的问题。博比特认为,身体效率是指身体能量及其活力的储蓄水平。在博比特看来,人的机体如同一个能量的储蓄池,它总是持续不断地通过消耗放空自己,同时也通过注入物质填充自己。能量的外流与补充有固定的方式,并且是不间断进行的。能量出入的结果决定了个体的健康状态。在正常情况下,人体能量的流失与补充基本维持平衡,个体可以基本接近百分百的身体效率,而当此种平衡被打破时(即流出超过流入),身体的储蓄能力将会下降,身体效率也随之降低。[13]

图1 显示,A 状态是人体处于能量平衡态——此时“蓄水能力”达到95%以上,当人们借助身体进行劳动、工作与体育活动时,能量不断地消耗,降低为B 状态;能量进一步消耗,身体“蓄水能力”则达到C 状态,此时仍是身体可承受的范围。当处于B 与C 之间状态时,人体需要通过休息、营养、休闲等活动使机体得到足够的能量补充,进而恢复到正常“蓄水水平”。因此,从A 到C(消耗),再从C 到A(恢复)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人体也正因为具有以上修复能力才得以胜任日常生活与工作任务。但博比特认为,因过度消耗能量而使身体“蓄水水平”低于30%时,身体将会出现过度疲劳或者处于疾病状态。

图1 身体能量储蓄水平变化示意图Figure 1 Diagram of changes in the level of energy storage in the body

身体能量储蓄水平涉及了与之相关的众多因素,最为直接的是工作效率。博比特认为: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复一日地重复劳动,他恢复的劲头同等地及时而有力;一个活力低下的人可能在短期内强烈地展示能量,但无法持续用力。[13]进而言之,那些有力、得体的人往往轻松、自信且准确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从而有更多闲暇时间培养其他方面的兴趣,而神经衰弱的人往往会陷入紧张和疯狂的状态,其稳定性和准确性相当受限,由于生产效率低下,他们需要挪用大量时间精力用以订正错误或相互斗争之上,没有机会从事休闲娱乐活动,最终只能获取一些低级的愉悦,这无益于建立高层次的人性文明。[13]20 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大批有文化和懂技术工人的需要加强,使职业教育在美国受到高度关注,1917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休斯法》(Smith-Hughes Act),该法案所包含的综合性职业教育计划为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不仅推进了各种类型的中等职业学校的建立,而且也促使在公立学校中职业课程的开设。[14]博比特对身体活力水平与工作效率关系的论述,对于当时职业教育良性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是与道德的关系。博比特指出,道德的本质在于拥有宽广而清晰的视野,并能够洞察人类社会、国家与世界的各种事物,同时道德也是一种自制,即抗拒任何一种反社会或者别的有害行为倾向。在一个能量与活力充沛的人那里,边缘生活广阔而丰富,他能在同一时间思考多个问题,至于那些只有一半能量与活力的个体,他们的边缘生活要狭窄得多,他无法看清与分辨事物间潜在的复杂关系,因而无法正确处理社会问题。博比特认为,储蓄池的水位降低多少,人的边缘生活就缩小多少,不佳的身体状况会削弱个体大部分的视野与自制力,这很可能使其走向犯罪的边缘。[13]在此,博比特主要站在国家治理的立场审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一个国家的总体状况取决于公民的道德与品格状况,一个强大的民主制国家是不可能靠一帮孱弱之人建立起来,因此若想培养符合国家要求的人民,首要问题就是在培养公民素质的同时,训练他们在身体效率方面不可缺失的基础。[14]所以博比特认为提高身体效率教育不仅对于学生成年后的人生有益,对于学习计划和社会也有好处。[6]

第三方面涉及人的健康需求。人人都向往健康,希望免除剧烈的病痛或身体突然垮塌。人的能量储蓄充沛,其恢复能力自然也强劲,即便处于压力和紧张中,也不会造成严重伤害。同时身体强健的人在生理自控方面也有较多回报,他们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习惯,尽可能抵御意外,免于大部分的疾病困扰。与之相反,低水准的人往往缺乏这种恢复能力,他只能在正常状态下工作,祈求不要成为疾病的猎物,也不要经历长期的恢复过程。博比特补充说:“虽然一个活力水平低下的人也可长期体会身心舒泰的感觉,但那至多是低水平上的健康状态,并非身体上的高效”。[14]

综上所述,基于提高工作效率、培育公民道德、保持人体健康的需要,身体训练及其提高身体效率的教育应成为体育课程的基本职责。

3.2 人格维系:游戏教育的独特价值

博比特认为,游戏的价值首先在于人类本能与身体能力的维系。他指出,现在人们的工作趋于狭窄化与专门化,而专业化的程度越高,便越难以防范因长期不用而消退的倾向,面对专业化带来的有害影响,游戏能够有效地抵抗消退。此认识源于博比特对事物“用进废退”规律的深刻理解,他强调任何一样东西在得到之前总是需要追求,得到以后还需要不断加以维系才可以长期拥有。[13]比如在课堂中获取的多数知识若不加运用迟早会被遗忘,身体机能也是如此——人的结构与机能存在着不稳定性,当人们放松对肌肉、热能系统和神经系统的正常锻炼时,无论是哪个年龄阶段的人,他的结构都会开始退化,而且一旦退化,重塑过程将会相当缓慢。[13]因此,要保证肌肉结构和机能的正常发育,锻炼本身是必要的。博比特进一步补充说,原始时代的人们尤其注重防止人体生理功能的衰退,在原始社会中,人与周遭自然往往需要进行激烈的斗争,其激烈程度取决于物资的储备量——在物资较为充足的夏季,对艰辛劳作的需求尚且不强,但到了食物匮乏的冬季,饥荒、恶劣天气、敌对部族的威胁要求人们使自己的全部潜能得到发挥和锻炼。由于人总是需要时刻准备着应对突发事件,因此即便处在放松的日子,也应当有意识地坚持身心方面的锻炼,从而为未知的将来做好准备。[13]由此,人们为了战争与生存而必须从事的打猎、游泳、爬山、跳舞等游戏活动成为了维系身体能力的重要方式。

其次,博比特还重点提及了游戏在预防人格衰退方面的贡献。事实上,头脑功用、社会交际、审美活动、宗教和哲学思考、对科学和文学艺术的欣赏等同样需要勤加锻炼,当一个人放松心智、社会、审美活动时,无论他是孩子或是成人,他的结构都会开始退化,而且退化的速度将比想象中的更快。[13]为了更清楚地阐释心智退化的情况,博比特列举了达尔文自述其艺术鉴赏力衰退的一段原文,旨在说明忽视心智锻炼的后果。博比特认为,像达尔文这样一位游历广泛与博文广识有识之士,他人格中尚有一些高尚的部分出现了衰退的现象,那么其他一些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的高尚情操衰退可能更加显著。[13]如何来应对这一问题? 博比特援引了詹姆斯教授关于成长环境塑造人格的一段话,并抛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当现实中某方面教育缺乏时,运动可以加以补救。他认为针对人格各个方面的培养,如果有些方面经验不够充分或者较为贫乏,那么游戏就是大自然参与建设的方法。[13]其原因在于,作为休闲活动的游戏就是生活本身,它关系的是完整的人格以及对人格的持续维持,由兴趣活动驱使的游戏能为人格提供一种必要且持续的影响力。具体而言,在童年时代,游戏会激发潜能,实现潜能,在每个阶段,都维护好之前阶段的所得,到了成年阶段,游戏则要使人格中觉醒而舒展开的各个方面保持终身。娱乐习惯的养成也有助于成年人在一生中保持青春活力与可塑性。[6]博比特据此总结说,未来的学校教育即便不把对休闲活动的教育设为最重要的目标,也会把它视为最严肃的目标之一。[13]

结合当时教育背景来看,博比特对于人格维系问题的重视,与20 世纪初美国中等教育的改革密切相关。进入20 世纪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和教育改革的推进,美国中学原有的强调选择性与突出智力的教育模式开始遭到社会各界的批判,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美国教育协会下属的“中等教育改组委员会”于1918 年提出了《中等教育基本原则》,明确指出民主与发展个性是美国教育的指导原则,并在具体目标中强调要重视道德品格的培育。[15]在此要求下,博比特对游戏与人格关系的研究为新教育的实施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3.3 健康教育:疾病抗争史的新视角

作为身体效率的社会因素“健康教育”,也是博比特体育观的重要议题,而且较之上述两点,这一话题更贴近现实生活。在博比特看来,预防或控制疾病在教育中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难点在于经验传输方式的无效化。博比特认为,公民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让孩子们尽可能地与现实世界有鲜活的接触,从而获取最直接的自然经验,但在健康教育中,由于危险因素不可避免,因此常用的教学法会被现实条件所挫败,换言之,孩子们无法通过主动患病来认知疾病的本质。那么如何在没有“直接经验”的情况下培育他们的认知?博比特指出,如同处理历史或者外国地理时一样,只能依赖大量的阅读和讲座所提供的间接经验,弥补直接经验的不足。[13]在此,教育的活力取决于读物的吸引力和再现力。

为了增加读物的吸引力和“间接经验”的再现力,博比特展示了1838-1894 年英国肺结核死亡人数的走势、1876-1916 芝加哥因感染白喉而死的人数优势以及1846-1886 年普鲁士在强制接种牛痘前后的死亡率变化,从中展示了传染疾病的波及面、惨烈程度及其人与疾病和产生疾病条件的抗争历史。博比特希望健康教育围绕这些直观的、具有震撼力的历史画面展开,透过翔实而生动的阅读以呈现出这些抗争中的各项相关内容,尤其是抗击的对象、战斗的方法、取得的效果以及人类的反思行为,当孩子们看到这些经历时,就能意识到这场抗争的性质和严肃性,从而唤起同情心及社会兴趣。孩子们必须获得这样的一些真切印象,这是丰硕和健全他们思想的必要过程。[13]博比特补充说,统一制定的读物应当呈现出人与微生物抗争的历史、城市生活环境的卫生历史、疾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作用以及其他地区的疾病抗争史,这些案例均有助于补足孩子们所缺失的想象力。[13]

博比特总结说,目前我们尚未将“阅读”视为经验的一种模式,学校教育重视的阅读,更多地倾向于它能确保提供一套系统化的可背诵和检查的信息,过于普通化,对人的意识、心理、视角、价值观和态度无法留下深刻的影响。为使健康教育更具成效,需要透过充分的阅读,将人与疾病的抗争境况在大脑中进行有效地重建。[13]

4 博比特体育课程观的现实启示

4.1 为有效促进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提供了理论依据

鉴于长期以来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质下降的事实,尽管国家出台了系列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改善学生体质的政策文件与举措,但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依然令人担忧,具体表现为学生课业任务过重、久坐行为过多、身体运动过少、睡眠时间不足等问题。

依据博比特的能量“储蓄池”原理,要保持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健康态,就需要维持人体能量代谢的平衡。以在校学生为例,每个学生每天都会处于能量消耗与补充之中:能量消耗的主要方式是学习、作业、运动等;补充能量的主要方式是食物补给、睡眠与休闲活动等。当能量消耗与补充的比例适宜时,学生的体质保持在较高水平,有助于其高效地学习与思考;当能量流失多于补充时,学生的身体活力将大幅减弱,注意力与判断力随之下降,从而步入低效的学习状态中。

博比特的能量“蓄水池”原理的启示在于:其一,通过体育课程的运动耗能来调节文化课学习节奏。学生学习过程大多为久坐行为,久坐过多必然会导致学生体能与体质下降,而间歇性地参与身体运动则有助于调节与恢复学生的身体机能;其二,运动既是一种耗能方式,又是一种放松休闲方式。目前国内外较多研究已表明,适度身体运动有助于放松大脑、缓解学习压力;其三,减少久坐时间与增加睡眠时间有助于更好的补充能量,维持体质健康。据郭海军等人研究指出2014 年我国学生睡眠不足报告率高达79.9%。[16]尽管个人的能量恢复效果不完全由睡眠时长决定(睡眠质量也是关键因素),但低于平均标准的睡眠时间本身就有违自然法则,睡眠是人们恢复体能最基本、最有效的方式,充足的睡眠对于青少年保持活力、舒缓压力、促进身心健康均有重要作用,在每日工作时间相对固定的前提下,越少的睡眠时间意味着透支身体风险越大,长此以往势必会降低身体储能水平。

4.2 重视学校体育“体育品德”维系机制的探索

“立德树人”是当前我国学校教育总指导方针,“体育品德”则是基于学科素养背景下“立德树人”在体育学科的具体目标。虽然此目标早已被业界人士所接受,但实现原理及具体操作方案依然较为模糊。

对于人格发展的原理与手段等问题,博比特自有一套独特方法理论。他认为,人的身体与心灵如同工厂里的机器零部件,长期荒废容易导致功能衰退,造成身体机能与精神品格的丧失,这与达尔文“用进废退”思维一致,达尔文曾在自传中述说自己因为没有坚持读诗与听音乐,导致多年后几乎完全失去了对绘画和音乐的鉴赏力,从而面临本性中情感衰竭的危险。[17]

博比特关于运动游戏维系人格理论的启示在于:一是,体育教师不仅要注重学生“体育品德”的培养,而且要考虑如何维持业已生成的体育品德,防止其快速退化。质言之,学校体育育人的最终目的在于将体育品德迁移到日常生活中,使学生终身受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校体育“四位一体”目标中的“健全人格”与“锤炼意志”[18]既诠释了学校体育品德的具体目标,同时更提示了学生走向社会之后应具备的人格素质。学理而言,品德迁移的过程大致要经历“塑造——巩固——迁移”三个阶段,中间环节意义重大,如果落实不到位,将极大影响体育品德的内化效果;二是,运动竞赛模式是体育品德培育与维系的有效路径。相较于普通学生,运动员的道德教育培养与维持相对有效与稳定,这是由于运动员经常处于规则约束下的运动竞赛场域,此时运动员往往代表了集体利益与国家形象,处于那种必须克服困难的情况中,外力刺激下更利于运动精神的培养。[19]教育部体卫司司长王登峰强调:“体育的综合育人功能只有通过竞赛才能发挥出来。如果没有竞赛,就没有可能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义务教育阶段如果没有体育比赛,那意味着教育是不完整的。”[20]就体育教学而言,应设法创造更多的竞赛机会,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团队竞赛中充分发挥作用、在困难面前培养良好的体育品德,进而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总体要求。

4.3 关注体育健康教育的内容与方法的创新

自“三基”教学成为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中的基本任务以来,健康教育就成为了体育教学中的固定内容,之后随着《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出台以及学科核心素养对健康行为的强调,健康教育价值日益凸显。然而,从实践层面来看,学校健康教育的推行效果始终不如人意,主要表现为开课率低、学生健康认知水平低、教学资源匮乏、缺乏统一管理和评价体系等,[21]其中涉及的原因众多,核心要点可能在于教学内容与方法实施问题。结合张纪胜等人的综述可知,目前体育教师对于健康教育的理解并不透彻,他们采取的健康教育内容侧重于普及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基本策略主要集中于开展针对性的健康活动、加强宣传力度等方面,[22]这些设想固然立意多样,但参照博比特的观点,由于此类内容与方式难以有效激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及唤起情感,因而无法真正深入到学生的生命体验中。

效仿博比特基于疾病抗争史视角重塑健康教育内容与方法,可为我国中小学体育健康教育有效落实提供思路。2002 年的“非典”疫情与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典型的教学实例——特别是2020 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正是实施健康教育的深刻案例: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损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出于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考虑,中国政府很快采取措施积极阻断疫情蔓延势头,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共同参与到抗疫斗争中,将近半年的全力抗争,中国政府终于获得阶段性胜利,但世界性的疫情还远远没有结束,此话题在未来几年仍持续存在。从公共卫生角度考虑,新冠疫情让人们更深刻认识了传染病的来源、危害与预防措施,更加注重个人与公共卫生,这也正是健康教育的目标所指与最佳典型事例。

5 余论

博比特的学术思想虽对体育课程的教学理念、内容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有诸多启发,但由于他本人并非专门从事体育研究的学者,因此每当涉及体育议题时,其思维往往难以全面展开,这就导致他对相关问题研究不够透彻。比如,言及身体认知方面的话题时,博比特主要借助“蓄水池”理论来形象说明身体能量交换的实质,在此过程中博比特虽已指明保持身体效率的重要性及基本策略,但对于身体效率教育具体方案的叙述较为简略,尤其忽略了对如何通过体育锻炼来有效提升身体效率这一核心问题的探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蓄水池理论的借鉴意义。另外,博比特虽然已经注重到身体储能水平主要由先天遗传决定,但遗憾的是他未能对此现象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最终将这一课题留给了体育课程的后续研究者。此外,博比特对体育与人格维系价值的讨论也显得不够深入,博比特虽反复强调休闲活动与游戏对于人格维系具有独特意义,但他并未阐明游戏维系人格的具体作用机制与方式。上述部分内容的缺失既是博比特体育观的未尽之处,也是未来体育课程研究者需要重点关注与解决的问题。

尽管博比特生活时代与当下环境相距较远,但他对于体育的认识却从未过时,其中一些看法甚至有助于解开当前我国体育课程教学的困惑。由此,引鉴国外教育家教育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介绍其思想与观点,更希望通过实践获得启发,从而更好地为我国体育教育事业服务。鉴于有关博比特的译著出版较晚、学理研究与启示研究相对滞后,故而博比特体育观这一主题尚有持续探索空间,在未来研究中,仍应抱以虚心态度,不断汲取其思想菁华,进而滋养我国体育课程这片广袤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