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诚

[摘   要]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对人影响最持久而深远的是家文化。家庭、家教、家风是共生互补与相互作用的。促进形成凸显核心价值、家风纯正的家庭育人文化生态，是搞好家庭教育的关键。

[关键词]家庭教育;家风;育人文化生态

人的成长过程与生命发展过程同步，生命源于父母，成长始于家庭，发展于学校，成熟于社会。生命发展过程即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的教育过程。教育是通过传承育人文化培养人的，影响人生发展最持久且最具穿透力的是育人文化的内涵与品质。由家庭、学校、社会三种育人文化构成的人生成长的教育生态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家庭文化是这个链条的开端。一个人发展成什么样子，无不留有家庭教育和家风的烙印。

一、家教与家庭

家庭教育是发生在家庭中并以家庭成员为对象的教育形态。中国自古以家为本，治家之道以教育为先，因此溯源中国古代贤哲关于家庭教育与家庭关系的论述，有益于理解家庭教育的属性。

1.家庭教育最直接和首要的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家庭成员

家庭教育是发生在家庭场景中围绕家庭成员人伦角色关系、责任与义务而实施的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如《颜氏家训》中提出“教妇初来，教儿婴孩”，就是说家庭教育要把新成员作为重点对象，新成员包括新生子女和新媳妇（新女婿），让其接受家庭文化，在家风熏染中学会守规则，在家庭人伦角色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长幼有序，和睦家人，成为合格的家庭成员。家庭教育的对象包括所有的家庭成员，随着家庭的发展，每个人都要学会与家庭共同成长。

2.从生活细节入手积小德养大德，是我国家庭教育的传统做法

我国先人对家庭教育的最早认知，是注重将孩子的习惯教养贯穿在生活细节中，而且还规定了不同年龄阶段的教育内容。《大戴礼记》载，西周王室太子世子的教育分为婴儿、孩提、少年、弱冠等几个阶段，各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和相应的教育方式。《礼记》中的《曲礼》《内则》也详细地记载了家庭生活的行为细节及其相应的规定，目的在于让孩子良好习惯的培养，既落实在生活细节中，又遵循礼法要求。现实的家庭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衣食住行、洒扫应对、言谈举止等每一件小事都是课程，家庭教育就是在小事中养小德，积小德成大德。

为保证家庭教育按照年龄阶段循序渐进，周公《世子法》规定，要辅翼太子成为合格的王位继承人，必须设置师、傅、保等专职教官。世子在婴孩阶段，居家室中由“保”陪伴左右，其职责是“谨其身而辅翼之”，即保健其身体;孩提时，出室外活动则由“师”“傅”奉陪左右，“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也就是借助认识各种事物晓喻其理，培养德性;少年至弱冠时，出就外舍学习，其教育则由乐正、大胥、龠师、大师、瞽宗、大司成等教官实施。这种包含德智体美综合培养的宗室教育模式，不仅在当时的诸侯国和卿大夫贵族中普遍推行，而且还为后代皇室宗亲教育提供了重要参考。

3.以家训立家风，是彰显家庭教育核心价值的重要方法

家庭不仅生产人，还具有修身立本、培养德性的教育功能。立德是人生发展的第一要义，生存技能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北齐的颜之推，生逢乱世，“三为亡国之人”，亲眼目睹了乱世中许多家族一夜暴发又一朝而亡的大起大落的过程。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是由各种阶层和各种职业的家庭组成的，家庭教育能否以核心价值追求建树其品质独特的家风，对于家族兴衰至关重要。作为颜渊的后代，颜之推秉承儒家思想，结合自己平生见闻，著述了《颜氏家训》。该书堪称“篇篇药石，字字龟鉴”，详论治家、治学、治业和家人按照伦理角色立身行事、和睦相处的道理与行为细则，旨在垂范立训，“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他强调一个家庭的兴衰系于家教，生逢乱世，社会动荡不安，家庭要求得安稳，修身立德是根本，立德贵在家教，家教须有明确的目标指向。他为子孙后代着想，垂范立训，教育子孙要以耕读立身，要以技艺谋生。自《颜氏家训》问世以后，士族之家兴起了家训之风。以家训立家风，以家风敷家教，旨在突出家庭核心价值追求，帮助后世子孙学有依归、行有方向。

4.父母自觉担起家教责任，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

司马光认为“正伦理、笃恩义、辨上下、严内外”是家庭教育的目的。“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1]”家长是一家之主，是家规的制定者和主要责任人。司马光认为，家长要为家人树规立矩，率领家人守礼法，在规矩面前人人平等，不可偏爱，更不可溺爱子女。

当历史的车轮奋进到今天，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家庭伦理体系随着旧社会消亡而瓦解。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建家庭伦理体系奠定了基础。现代家庭伦理必须体现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需要，但以家为本的文化基因不应丢掉。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家教与家庭的关系，对于合理继承弘扬中国传统优秀家文化，让传统家庭美德助力今天的家庭教育变革是非常必要的。

二、家教与家风

家庭教育与家风关系密切。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变革影响家庭变革，家庭变革推动家风变革，促进家庭教育满足家风建设需要，是家庭教育变革的永恒课题。

1.何谓家风

家风，又称门风。“家风”一词，首见于西晋文学家潘岳的《家风诗》。诗中自述家族风尚：“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通过歌颂祖德、称美家族传统以自我勉励。南北朝时，门阀氏族自诩家风成为一种风尚，諸如“不坠家风”“世守家风”“克绍家风”“家风克嗣”等自诩之词比比皆是，但这种自矜门户、标树家风的做法，是门阀士族抵御皇权和寒人侵渔的手段。家风应是一个家庭文化的精神内核，是调整维系家庭成员之间情感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道德行为规范。家风所体现的是父母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的榜样示范，是长辈对晚辈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育，是子孙后代立身处世、言谈举止的准则。

2.家风创立与传承

家风作为特定的家文化，形成于家族链上某一出类拔萃、对家族兴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的建树。其嘉行懿言，不仅为当世家族成员奉为治家圭皋，而且还被后世家族子孙尊奉为祖训，严格遵循。遗风余韵，代代传承，于是就形成了具有家族个性的道德风貌和家教传统。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名门望族，还是普通百姓的家风，无不随着时代变化。为了适应时代变革，一代又一代的后人都必须履行家风建设责任，学会在现实生活中探索与时俱进的兴家之道，以此不断完善和发展家风的内涵。良好的家风，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践行、传承、积淀、完善和发展才能形成。家风传承于世代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并越积越厚。

3.家風的发展

家风传承和发展主要是守正创新，即在坚守祖训的精神实质上丰富和发展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内涵。在这方面，吴越钱氏家族堪称典范。钱氏发迹于吴越忠懿王钱俶（929-988），他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的最后一位国王。宋太祖平定江南时，他出兵策应有功。北宋建立后，他为保一方平安，主动献所据两浙十三州之地归宋。

钱氏家族自宋以来，历千年之久，始终以《钱氏家训》为行为准则，践行“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训言，正确处理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四者利益，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治学为人进行全面规范和教诲。时至今日，其子孙已有数百万之众，且代有名人。如科技界的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国学大师钱穆、钱钟书等，皆出于钱氏家族。可见，厚重的家风对家庭兴旺、人才培养有多么重要。

4.家风涵养家国情怀

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每个人的家庭情结和国家情结在家风中都能得到体现。这是中国家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孟子，他是最先论述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并丰富了儒家孝道思想的教育家。

战国时期，西周的宗法制和世袭制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宗法分封制的家天下被日益崛起的诸侯势力割裂和相互兼并，形成了若干战国。社会大变动，生产力发展，促进了以私有制为本质的家庭快速发展，推动了手工业者、商人和士阶层快速崛起。为加强社会分层治理，齐国宰相管仲率先将国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提出按照职业性质划分区域性定居制度，促进家庭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

在宗法制日渐崩溃的背景下，孟子为使儒家学说适应个体家庭不断发展的社会大变革的需要，将孔子的仁礼学说发展为德治理论，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最先论及国家政治要以家为本。用现代语言解释，治国者要以民为本，即以家为本。因为家和国的利益是一体的，是一个椭圆的两个焦点，国家要维护人民的实际利益，让老百姓有恒产，有恒产者就有了恒心。利在家就在，心向国家，家国并存，相得益彰。他指出，战国争雄仅凭武力是行不通的，国家也无法强大，要想统一华夏，必须注重民生、繁衍人口，人民安居乐业了，经济就会繁荣。在此基础上“教以礼义”，为德治建立以孝为本的伦理秩序。

孟子认为“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仁和义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孝道的表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如何孝亲？首先是爱身、守身。“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事亲者，要以爱身守身为前提，自己身残或身亡又如何事亲？爱身、守身，本意为了孝亲，但非私用。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强调“孝”要落到实处，即不可四肢懒惰，要勤奋劳动;不可赌博酗酒，浪费财物;不可贪吝财物，只顾妻儿，不顾父母;不可放纵声色享乐，使父母感到羞辱;不可好勇斗狠，危及父母安全。孟子还指出，尊老爱幼是治国的根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的这些观点反映了社会、家庭变革对伦理建设的需要，揭示了家国一体和孝道教育涵养家国情怀的道理。

5.家教对家风建设的作用

家庭不仅是婚姻、血缘关系的呈现，也是道德践履、品德养成的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2]。家风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内化为家庭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家庭观和行为习惯。良好家风，既是砥砺品行的磨刀石，也是家和万事兴的治家法宝。家风正则民风淳、政风清、社风美。

中华家教注重敦化德行，注重修身、立德、成人之教。一个家庭的家教传统也是家风的表现。中华优秀传统家教赓续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生命价值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莫过于家风与家教的相互作用。经过历史传承和积淀的尊老爱幼、贤妻良母、母慈子孝、妻贤夫安、相夫教子、兄友弟恭等优秀传统家风，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灵，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成为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基石，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独特的精神标识。古人所谓“磨砻淬濯，成就其器”，就是要通过家教传承、涵养中华家风。

三、古今家风异同

人的教育过程与成长过程，都是人生重要的社会实践过程。人的社会性和生命发展规律，决定了人的社会化过程必然在家庭、学校、社会环境中完成。家庭教育是人生的起点，而最能影响品行修养的是家风。不同时代的家庭都会随社会发展而变化，家风亦随之变化。要继承弘扬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必须明辨古今家风异同。

中国传统家风是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在世代相传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家风文化的特色。家风文化具有很强的迭代性、继承性，我们只能根据社会性质和家风内容之别，大体划分古代家风和现代家风。古今家风既有继承性的共同特质，又有因时而变的时代差异性，并各有优劣。概而言之，可从以下几方面辨别古今家风之异同。

1.教育性

古今家风皆用于“整齐门内、提携子孙”，具有向上向善的教育品质。凡是积极向上的家庭，无不在家风建设中坚持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爱家爱国的正向引导原则。突出教育性，是古今家风建设的共同特点和原则。

古代农业社会的大家庭，生产力低下，聚族而居，依靠家庭成员共同生产和生活是现实需要，故而家风易于形成。因为大家庭人口众多，数世同堂，人伦关系复杂，家长要处理好家庭成员的利益关系，必须为家人立规矩、立家训。家训作为一个家庭或家族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在古代传统家庭或宗族的教育活动中更容易得到贯彻，这与古代家庭教育方式以“前喻”为主、“互喻”为辅有直接关系。家规、家训、族约、祖训，既是家庭教育的内容，也是一种约束手段，用于规范和制约家人行为。所以家风、门风，对家庭成员来讲，是一种强制性要求。

然而，今天的家庭结构多以核心单元为主，家庭人口唯夫妻、子女。子女长大后均独立成家，人伦关系极其简单。一般说来，子女对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的依赖是阶段性的，尤其是独立成家立业后，这种依赖时有时无或可有可无，相互影响力也随之减弱。此外，当今社会、信息、教育处于全面开放状态，教育方式呈现出“后喻”为主、“互喻”为辅的新形态，父母对子女教育深感乏力，原因在于父母的教育知识和技能跟不上时代，其陈旧的生活经验对晚辈没有说服力。因此，即使父母和子女生活在一起，要强制性约束已经长大成人且个体社会价值日益凸显的子女，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父母与子女之间只能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就某些重要问题达成一致看法，约法三章，共同遵循。

即使这样，古代家风中具有生命力的家训依然可以借鉴。例如，宋代金溪陆氏家族，十世同居，耕读为本，家法严肃，高风笃行，其家风的形成与陆九韶《居家正本制用篇》规定的正本、制用的治家原则有直接关系。正本篇强调以孝悌忠信、读书明理为要，以时俗名利之习为戒;制用篇讲持家之道，以节俭为本，不过费以耗材，不因贫而废礼，称家有无，随时撙节。虽然大家庭几乎没有了，但这些立德重教、节俭持家的道理与原则，在核心家庭仍未过时。

2.社会性

不论什么时候，家庭始终存在于社会中，家风作为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会受到社风影响。苏轼讲“恶俗无善政”，不良的风俗滋生邪恶势力，破坏社会文明生态，更破坏政治生态，对家风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相反，一个时代主流社会家庭的良好家风则可影响社风。在这一点上，古今家风的作用是一致的。因此，正确评判时风利弊，惩恶扬善，努力建树良好家风，以此引导社风、政风建设，也是古今家风建设的共同特点。

例如，北宋吕大中兄弟四人均受张载思想影响，合力于家风建设，成效明显，因此吕氏家规家法被相邻敬信，推广发展为《吕氏乡约》，后被朱熹修订为《增损吕氏乡约》，在全社会推广，影响深远。《增损吕氏乡约》规定了四大纠风教化内容：一是德业相劝;二是过失相规;三是礼俗相交;四是患难相惜。乡约是由自愿参与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教育组织，管理乡约者为“约正”，由大家推選德高望重者担任，主要负责实施道德教化。由吕氏家规发展而成的《增损吕氏乡约》，在教育内容上是家、社合流的。例如“过失相规”条款，其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六种“犯义之过”，即“酗博斗讼、行止逾违、行不恭敬、言不忠信、造言诬毁、营私太甚”;二是五种“不修之过”，即“交非其人、游戏怠惰、动作无仪、临事不恪、用度不节”。以上过失，同约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规戒。小则密规之，大则众诫之。如果不听，则在乡约聚会时由约正以理谕诲之。愿意接受教育且愿意改正的就纪录下来，以察实效，改则为善;若不服且终不能改者，可清出乡约组织。吕氏兄弟将家庭教育移植于乡约、社学教育中，增强了社会组织的教育功能，突破了家庭、家族的狭隘性，以好家风带动了社风转变。这是古代家风建设的宝贵经验。

今日社会不再是以农业为主的封闭性社会，家庭与社会联系紧密，甚至不少生活、教育、养老、托幼等家庭功能外溢于社会。但是，家依然是人们生活的依托、心灵的寄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3]。

3.时代性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是社会精神在家庭的反映。道德是随着社会和人的生活需要而变动的。时代精神在变，家风必然会变。不管什么时代，家风建设必须与社会变迁、政治变革、文化思潮相适应。这是古今家风的共同之处。所不同的是，古代社会精神、社会风气以礼教为纲，而现代则是以人为本，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坚持以人民发展为中心，人的个性得到张扬，个体社会价值得到凸显。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家格外推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此八德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普遍存在于家风之中，节俭是共同遵循的美德。到了北宋时期，城市文化繁荣，奢靡习气极为泛滥。据司马光家书载：“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即干杂役的走卒穿戴读书人衣冠，种田的农夫脱掉草鞋，穿上了丝质鞋袜。士大夫家接待客人更加讲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4]”。北宋士大夫之家，请客吃饭，大摆排场，还时兴邀请歌女在一旁侑酒唱曲，如晏几道的《小山词》几乎都是在好友家宴会中填写并有多名歌女即席演唱的作品集。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现代，新文化运动倡导新道德新文化，社会风气幡然大变。随之家庭观、婚姻观、男女观、教育观等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得到体现。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翻身做主，社会新风气新生活新道德成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风气又为之一变，既有爱党爱国、勤劳致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勇于创新、敢为人先、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等积极向上的主流一面，也有崇洋媚外、义利不分、唯利是图、亲情淡漠、腐化堕落、奢靡浪费、大吃大喝的消极面。

古往今来，物质一丰富，奢靡之风便随之而来，节俭反遭人耻笑。这种现象在今天依然严重，既影响家风，也影响社风、政风，是造成贪腐的重要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治理社会风气，严治腐败，颁布了中央八项规定，从治党治军治政多渠道入手，通过强力打击贪污腐败，打击社会黑恶势力，肃清封建迷信和丑恶现象，整治各种盈利性校外培训等，有效治理社会风气。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良好的社风、政风，要从家风建设立本，根本不牢固，奢靡之风会随时卷土重来。

4.传承性

家风传承是由家庭的特殊功能决定的。家庭（家族）世代传承的，既有物质财富，更有精神财富。家风作为一种家行为规范、一种家法家规家训、一种世代遵循的核心价值、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隐含在物质与精神的传承中。古往今来的家庭都有三大基本功能：一是满足个人需求：二是满足社会需求;三是满足精神需求。由于时代需求在不断发展，故而古今家风的内涵有所区别。

家风传承是动态的，以满足多种需要为前提。首先，个人需求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生命需求，表现为婚姻缔结与爱情维持、生育以及对生命的抚养;二是物质需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物质需要让家庭表现为组织生产、积累、分配和消费的单位;三是精神需求，表现为人伦道德、心理发展、亲子血缘亲情、兄弟友情、老人瞻养等。为了满足上述需要，每个家庭都必须根据自家实际建立一种共同遵循并为世代赓续的行为规则，尤其在贞操、忠诚、慈爱、孝悌、勤俭、礼让、廉洁等方面，应形成具有家庭个性品质的道德准则。

其次，从社会需求方面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稳定和国家进步，更离不开社会道德秩序的进步。社会道德秩序是建立在家庭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维护社会和国家共同利益的责任义务需要千千万万个家庭共同分担。过去以家庭纳赋税为主，如今以个体纳税为主，每个独立的公民，既是家庭成员又是自然法人，都必须承担起应负的社会、国家的责任与义务。教育家庭成员承担社会责任与义务，做合格公民，是现代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而围绕家国利益关系主线形成行之有效的家规、责任分担机制，是家风建设的重要方面。

最后，从精神需求方面看，家庭是人生发展的源头和起点，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人生成长需要教育和教养，家庭教育的本质就是满足个体的生命需要、生活需要、生长需要。一个家庭的价值认同、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家风的体现，是生命、生活、生长需要的体现。家训、家规是家风精神的高度提炼和概括，旨在为家人确立一种积极引导生命、生活、生长的价值观，必须贴近家庭的实际。

四、家教变革与家风建设

家庭是社会中最古老、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以家为本的文化传承，为中华民族筑牢了坚实的文化自信。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家庭像今天这样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也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像今天这样如此注重家风建设。我国家庭教育事业已经进入一个时代性变革的拐点，家风与社风、家风与校风、家风与政风、家风与党风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当下中国的社会风气。如何引领我国社会风气适应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已成为我国家庭教育变革和家风建设的双重任务和新课题。

1.明确目标和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社会发出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伟大号召，要努力使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要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享共建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家风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营造良好家风，有助于推动党风、政风、社风、民风的改善。这是我国家庭教育变革和家风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只有坚定这一目标和方向，才能从根本上找到着力点。

2.家教和家风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要搞好家教，必须端正家风;而要端正家风，必须依靠家教。但在实践上看，家教、家风建设都必须以社会风俗的改造为基础。因为，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城市乡村，也不论贫富贵贱，一个家庭崇尚什么，重视什么，都受当时当地的社会风气影响，即使是圣贤也得入乡随俗，随风教化。

“夫天下之兴，其积必有源。[5]”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满目疮痍，历经七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小康社会，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对于社会和具体的家庭而言，其变化却是全面而深刻的。当今我国社会风俗之变，原因不纯是经济社会发展太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太多，也不纯是城乡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变化太大，而是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无论是社会的物质、制度、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还是城市乡村家庭的人口、结构、婚姻、亲情、人与家庭的依附关系，其变化之深刻皆前所未有，关键是我国的家庭教育、伦理建设、家风建设还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从未有过的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社会变迁将会更加剧烈。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有几个数据值得警惕：我国城镇居住人口高达63.89%;人户分离人口为49 276万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 836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 402万人，占18.70%;结婚率、出生率严重下降，平均家庭户人口数已跌至2.62人，“三口之家”不再适合形容现在的中国家庭。离异家庭、丁克家庭、晚育家庭、空巢老人、独居青年已成为普遍现象。

这些迹象表明，变革家庭教育模式和加强家风建设的关键问题是家庭伦理体系重建。因为，个体社会价值日益凸显、家庭教育功能不断外溢、亲情日益淡化、人户分离、人口日益增多的趋势不可逆转，要树立什么样的家风、重建什么样的家庭伦理、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如何弘扬，已是未做好准备但又必须回答的难题。新时代的家教变革和家风建设，必须面向新时代特征，面向未来家庭变化，面向社会深刻变革。

3.家教变革与家风建设的主体必须明确

蘇轼曾说：“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风俗变化了，就很难回到从前。以身作则的正人都衰败没落了，国家也会随之如此。所以，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主流社会家庭的家风建设示范引领，不能没有时代需要的道德模范。

改变社会风气的主体是人民，但主导者和组织者首先是政府。我国已经颁布了《家庭教育促进法》，各级政府的主体责任必将得到全面落实。而在家庭教育变革和家风建设方面，尤其是在家庭伦理体系重建、社会风俗改造、家庭教育课程体系以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能否满足新时代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建设需要，能否做好家风的守正创新、继承发展，能否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走出一条立家本、辨义利、敦教化、纯民风、树正气、育新人的新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新课题需要研究。

参考文献

[1]司马光.居家杂仪[A].陈宏谋.训俗遗规[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9.

[2][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4]司马光.训俭示康[A].陈宏谋.训俗遗规[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9.

[5]苏东坡.苏东坡全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王永丽   校对 郭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