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解放南京之后，很快上海和杭州等大城市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党中央、军委决心部署各路大军继续南下，目标直指福建。经过慎重研究之后，华东军区做出相关部署，最终决定，解放福建省的作战任务由叶飞同志和韦国清同志所率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担任。同时，决定任命原华中军区司令员、华东局组织委员张鼎丞同志为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兼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员会书记，组织接管干部队伍，随解放部队南下福建。

内部动员

上海南下服务团的组建过程首先是由内部动员开始的。

所谓“内部动员”，是指华东局最早筹划解放福建时打算动员福建籍的在沪青年学生随军入闽进行接管的计划，因涉及人员总数较少，且主要对象是原籍为福建的青年学生，动员方式也都是由上海青工委和上海学联按籍贯寻找并经过考察后谈话进行，这与公开向各学校进行招生的方式不同，故称“内部动员”。

经过几次讨论和内部动员，1949年6月15日，340名闽籍学生报到完毕，南下服务团正式成立。

扩大招生

然而，考虑到340人对于巨大的南下干部缺额而言，还是远远不够，故张鼎丞提议继续动员，范围扩及所有上海青年学生。南下服务团的招生工作遂由内部动员阶段进入到扩大招生阶段。

1949月6月18日，上海知识青年南下服务团招生通告在《解放日报》等媒体刊登，向广大上海青年学生发出号召：“为适应胜利形势，培养革命青年，服務南方新解放区，特设立上海知识青年南下服务团，招生名额3000名，凡思想纯洁，初中以上程度，身体健康，年龄18岁以上30岁以下之男女青年，均可报名。”

其实，早在通告发出前，复旦大学、国立暨南大学等大学就提前召开了动员大会。

复旦大学是南下服务团在内部动员阶段即重点发展的学校，所以复旦大学同学们的踊跃报名的情况也最早见诸报端。据报载，解放后20天的大上海，全市同学对革命工作已热切渴望，他们要随着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当同学们得知自己有参加南下服务团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时，同学们的情绪像海潮一样泛滥起来。“复旦自治会办公室从早上6点多起，有时直到晚上熄灯钟响，进出的同学川流不息，有的同学是一天去了四五趟。第一批核准南下服务团的120名同学欢欣鼓舞，准备行装，未被核准的同学纷纷说：‘我为什么不够条件？第二批什么时候？只有这一点点名额？’统计系周荫亭看见核准的名单上只有周荣亭，没有他，顿时极沮丧地将已经打好的背包提到宿舍里，睡倒在床上，后来同学告诉他，是名单上写错了一个字，他高兴得立即从床上跳了起来;新闻系邓志华同学对自治会同学说：‘我为了参加革命工作，头发都剪了，怎么能不批准我？’;统计系的林承璋有几天是整天跑三个地方：南下服务团、学联、 自治会;中文系的曾际时，戒了烟表示他参加工作的决心。核准了的，走路始终是跃跃欲试，他们精简了自己的行李包裹，思想包裹也精简了。”

踊跃报名

与复旦大学一样，上海其他高校也掀起了青年学生踊跃报名的热潮。除了大学生之外，中学生也都踊跃参加。

南下服务团的招生报名工作进展极为顺利。据统计，仅“18日一天之中即有一千数百名同学向各校自治会要求参加”。至1949年6月22日，上海全市各校动员报名参加南下服务团“人数已在6000人以上”。至1949年6月25日，参加南下工作登记告一段落。28日，南下服务团录取工作结果公布，录取名单刊登于29日《解放日报》。至此上海市南下服务团从动员到报名、录取、组建的一系列工作基本完成。

经过一系列培训学习后，1949年7月19日早6时左右，张鼎丞团长率领南下服务团出发南下，途中不断遭到敌机空袭。1949年9月15日，在克服千难万险之后，服务团终于抵达目的地福州，开始着手接 管、建设以及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准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南下服务团成员被陆续分配到不同的工作战线上去。

上海南下服务团“在党和人民的抚育下，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绝大多数同志勤勤恳恳为福建人民贡献一生，多数成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骨干。有7人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1人授少将军衔，104人担任地厅级领导职务，800多人担任县处级领导工作或享受县处级待遇;相当一部分成为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企业家、学者、教授以及各行各业的专家，被评为高级职称者有239人，许多人获得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等各种荣誉称号，有些还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特殊贡献证书，他们为振兴中华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自《文史月刊》 谢忠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