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形象”的图像建构

2022-05-05曾小凤

中国美术 2022年2期

曾小凤

关于21世纪以来受国家创作工程引导和规约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其当代意义主要体现在围绕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开展的审美探索与艺术创造上。而在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关涉到如何描绘、表达和建构“中国形象”这一问题。2004年，在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的联合组织下，“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筹划启动，历时五年于全国美术界遴选上百名美术家共同参与推动主题性美术创作活动。在这一时代契机下，“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于200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成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文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国美术馆承办的“伟大历程壮丽画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该展览犹如一幅描绘丹青史诗的壮丽画卷，通过“浴血奋斗：人民解放之路”“艰苦奋斗：国家建设之路”“团结奋斗：改革开放之路”和“伟大梦想：民族复兴之路”四大篇章，丰富而多维地展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

通过这两项重大创作工程可以发现，由国家层面主导和支持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成为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重要的艺术组织形制和创作生产方式。如何以多元艺术形式塑造国家和民族形象是这些创作工程的宗旨所在。国家创作工程的双重向度便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1]这一社会主義核心价值观深刻地引导、规约了艺术家塑造国家、民族形象的思想形式、语言方式和观念框架。从这个意义层面来看，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所谓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其实是一种弘扬民族精神、塑造国家和民族形象的美术形态。从艺术的“当代性”理论维度深入研究新时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其要义在于厘清国家层面主导和支持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如何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开掘、建构起真正的民族文化精神品格。

艺术的当代性问题是国内美术界近些年探讨最多的话题之一。因为人们对“当代艺术”和“当代性”有着不同理解，所以相关问题的界定一直充满争议。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往往是通过在视觉艺术中挑战传统优势来实现“当代性”的。巫鸿在其所著《作品与展场》一书中依托若干当代艺术创作个案，归纳、总结出了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五个特点：1.颠覆绘画规则及现有艺术类别与媒材；2.选择当代艺术题材（按：通常体现为反纪念碑性、有废墟感、通过自画像来隐匿个性、自嘲）；3.具备视觉上的自发性，即作品呈现出非理性、视觉性特质；4.强调社会环境因素的“内化”；5.建构与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记忆与身份相关的全球化反应。[2]这五个特点实质上是巫鸿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前卫艺术思维与表现手段的创新路径进行总体观察后，基于个案研究之上的方法论总结。如果以此为标准来判断和把握艺术的“当代性”，则非常容易把“当代性”看成是艺术家的个体经验或个人化叙事的介质，从而忽略了受国家创作工程引导和规约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意义。而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特质主要表现在它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探索、图像建构与艺术创造上。

围绕这一更为宏观的“当代性”建构的问题，范迪安在《文化资源与语言转换》一文中提出，当今中国已被置于世界文化的共时性状态之中，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然而同时也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即今日中国的综合国力已帮助国民建立起强大的文化自信，中国艺术家在创作中的国家、民族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愈发“重视本土文化的价值”，开始致力于“在弘通西方艺术精要的基础上复归本宗，开创当代‘中国艺术’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态势”[3]。探讨新时代以来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问题，其要义便在于梳理清楚国家创作工程主导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与本土文化价值和国家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重构“当代性”，就意味着要通过国家层面推动和支持主题性美术创作，从而营造一套新的叙事系统、话语系统和意义系统。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当代文化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当代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发展伴随着一系列国家创作工程的启动。究其原因，一方面体现在主题性美术创作实践离不开国家工程的强有力推动，另一方面体现在国家工程的设计、组创及其独特的运行机制是在具体美术作品的创作指导、价值规范过程中不断完善的。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而由国家创作工程推动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实践，包括了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2017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中国美术馆等单位组织成立的“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研究班”（以下简称“创研班”）。“创研班”的设立初衷是要将国家、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呈现或需求的价值理想转化成绘画性的视觉形象。在这一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必然关涉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两个核心审美命题：一是如何架构一种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匹配的视觉叙事模式，二是如何借助当代视野实现个体生命对国家、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审美创造。

“伟大历程壮丽画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丰富而多维地展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在展出的480余件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精品力作中，有100余件聚焦现实题材的新作，这些新作是为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实施的“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而完成的。作为该项目的参与单位之一，中央美术学院共有29件作品参展。这些作品在创作选题上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包括“三步走”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南极和北极科学考察、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脉传承等，通过视觉形象串联起一条激发人们历史意识、爱国情怀和审美感受力的叙事隐线。

纵观中央美术学院“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班”为期两年的教学与创作历程，从最初阶段的开班、草图绘制与教学，到攻坚阶段的深扎、创作与草图评审，再到入选签约、评审验收等环节，有机贯通了“创作—研究”“研究—创作”相结合的新思路，形成了完整、合理、可持续发展与深化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机制，展现了一种基于个人风格的主题性美术创作面貌。整体来看，中央美术学院“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班”在主题创作的思想观念、艺术语言上有了新的自觉，在创作与研究、教与学的机制上做出了新的探索，其中重点体现为三个方面的转变。

（一）创作情感与创作动力：从“要我画”到“我要画”

与“要我画”的被动盲从不同，“我要画”体现的是一种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文化理想的姿态。[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重要精神，“创研班”的艺术家们在思想认识和精神状态上积极契合新时代，通过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集体创研等一系列途径，在火热的社会生活中把凝聚了历史温度的事件和瞬间转化成了自己最有感触、最想落笔的主题。

（二）主题立意与艺术语言：从“模板化”到“去模板”

“模板化”是制约主题性美术创作良性运转的一大壁垒，具体体现为雷同的创作手法和单一的风格与立意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创作者缺乏时代精神，想沿着旧路闭门造车的浮躁心态相关。面对这一情况，中央美术学院“创研班”的导师团队坚持创作与理论双管齐下，打破了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既定模板，建构起“去模板”的多元化艺术形式。

（三）创作辅导与学科机制：从“单体化”到“一体化”

伴隨着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启动，包括中央美术学院在内的各大美术院校围绕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的学科机制展开了新的探索：一方面，加强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的建设以及与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的联动，形成完整、合理、可持续发展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创作—研究—教学”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增设“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招生方向，在教学体制层面为主题性美术创作积蓄专业人才。

近年来，随着几项国家级美术创作工程的陆续推出，由国家推动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已经成为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重要生态。“创研班”作为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的实践基地，成为组织、动员和培养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人才的重要机制。它以高等美术院校为单位，以紧密围绕中国社会、时代脉搏与民族精神为导向，推动着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占领多元化发展的审美文化高地。

三、“主题性美术”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就21世纪以来国家创作工程推动下的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而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语境，因为它是我们重识“主题性美术”与“民族国家”二者关系这一宏大主题的大前提。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历史逻辑上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论述空间或研究范畴。这一时期各种艺术潮流的发生、发展及演变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论述空间中加以认识。

其次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既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项我国基本国策，同时也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国家系统工程。在实践的过程中，它不断创造着一种新的有关“中国”的话语权力，如“中国梦”等，并渗透到了文化艺术生产的各个层面，把文艺创作推向了国家建设前沿。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文艺的生产、接受及历史评价。随着近年来几项国家级美术创作工程的陆续推出，主题性美术所引起的讨论也不再局限于美术界，而是扩大到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中，使得很多人开始为图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言献策。2009年9月22日，反映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成果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成为20世纪以来由国家主持的规模最大的主题创作工程。随后，“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于2011年在北京正式启动，将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再次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为了配合“国家重大现实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启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高等艺术院校相继成立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机构。这些举措都建立于改革开放这一项正在进行的国家系统工程的论述空间之中。

最后，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描绘、表达和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形象仍然值得深思。新时代以来，在“创研班”模式推动下开展起来的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以重大历史和现实题材为载体，全面动员艺术家描绘与建构一个新的“中国形象”。美术界这样的应对举措其实是要在根本上架构起一种与社会、时代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需求相匹配的视觉叙事模式，并通过这一叙事模式，找准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定位。在这里，“民族国家”起到的是召唤作用，它深刻地规约着未来新的创作方向，号召广大美术家能动地参与到国家形象工程的建设中来。同时，它又是一个有待我们从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历史语境入手，即将作品置于它发生当时的语境之中来重新认识的问题。是否能够厘清这些问题，直接关切到我们今天对主题性美术创作实践及其“当代性”价值的基本认知。

关于新时代以来国家创作工程推动下的主题性美术，除了要基于中国历史语境对其内涵范畴、价值意义进行多元化解读，如何认识“主题性美术”与“民族国家”二者关系这一宏大主题仍然是当下与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的重中之重。在全球化时代和市场经济大潮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是主题性美术创作所面临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如何突破旧范式的单一局面并创建新范式是考验主题性美术创作能否把握这一伟大历史机遇的重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