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人的发展视域下马克思反贫困理论探源

2022-04-29黄平

关键词:社会背景反贫困

黄平

摘 要: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反贫困为命题,对人的发展状况进行理性审视与理想追求,创立了关怀人的发展的反贫困理论。十九世纪无产阶级贫困问题与发展困境问题凸显以及无产阶级反贫困斗争有所发展是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形成的社会背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反贫困思想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反贫困思想为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来源。马克思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以及善于批判性学习是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得以产生的主观条件。明晰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形成的社会背景,探求理论形成的来源,考察理论形成的主观条件,是“走进”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前提条件与必然要求。

关键词:反贫困;人的发展;社会背景;理论来源;主观条件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607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贫困问题凸显,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和命运不断恶化,并成为“异化”的人,继而,无产阶级反抗斗争不断兴起,这些构成了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形成的社会背景。空想社会主义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反贫困思想则为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形成提供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得以形成,还与其个人的主观探索紧密相关。

一、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形成的社会背景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下,人民受到资产阶级的压榨,使得当时欧洲社会贫困现象突出。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资产阶级统治愈趋残酷,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阶级斗争运动出现高涨。

(一)无产阶级贫困与发展困境问题凸显

工业革命发展到十九世纪,已使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但是,与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相伴随而来的却是无产阶级贫困问题与发展困境问题日渐凸显。

一是无产阶级生活状况恶化。社会财富的极大富裕并没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相反,他们受到了贫困的威胁,只能维持当时最低的生活水平,生活状况恶化。其一,物质满足方面,无产阶级越来越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甚至基本温饱都难以解决。一些人“仅仅为了弄到全家吃的面包就把一切都卖光了”[2]311。贫困现象如此突出,甚至王室和议会也派人对贫困状况进行调查。1863年,英国枢密院调查工人的贫困情况,结果发现,在调查过的各类工人当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3]755。在俄国,也“生活着不幸的贫困的居民”,存在“他们就是正在被饿死”的情况[4]。其二,居住条件方面,无产阶级住房环境差,处境恶劣。“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2]306,很多穷人住在“乱七八糟的三四层的高房子”[2]307里,“墙快塌了,门框和窗框都损坏了,勉勉强强地支撑着,门是用旧木板钉成的,或者干脆就没有”[2]307-308。可见,无产阶级居住的房屋是破败不堪的。家庭设施也非常简单,“真正称得上毛毯和床单的东西,他们连见也没见过。他们睡觉的地方常常是用麻袋,一堆棉屑或者一捆麦秸铺成的,没有舒适的床架和羽毛褥垫的床”[5],这样的居住环境经常让这些贫民窟穷人染病。其三,工作条件方面,无产阶级工作环境差,收入微薄。当时无产阶级工作环境是十分恶劣的,他们“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而且多半是在充满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饭”[3]286。尽管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工作,无产阶级仍然工资低下,这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消费水平,使他们只能勉强地维持生活。1850年,一个在成品帽店做装饰的女工说道:“12年前,我每周能赚18-22先令……而现在,每周赚的钱还不到5先令……本周我只赚了4便士,这一年有10天我分文未赚……我必须活下来,而想活下来就别想拿公平的工资……有时我觉得非进济贫院不可了,否则就活不下来了。关键是,除了工资低外,我的工作还不稳定。”[6]有工作的人,生活状况已如此困苦,而当时还存在许多因受工业革命排挤或经济危机影响而失去工作的人,他们则更加难以生存。如在资本主义飞速发展时期的英国,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能充分就业,另外三分之一的工人只能半就业,而剩下三分之一的工人则完全失业[7]。经常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威胁着无产阶级的生存,会使他们陷入饥饿、疾病与死亡的困境。

二是无产阶级社会地位和命运恶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操纵着一切,无产阶级社会地位和命运恶化,得到的只有无法改变的贫困。资产阶级为获得的巨额财富而欢欣雀跃,无产阶级受压迫日益严重,跌落苦难的深渊而艰难生活。其一,无产阶级始终处于被迫出卖劳动力的社会地位。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而无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可以自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因而不能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仅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赚取收入才能够生存下去。“为了生活,一无所有者不得不直接地或间接地替所有者效劳,也就是说,依赖于他们。”[1]126因此,无产阶级只能受雇于资本家才能使自己不至于饿死。资产阶级支付给他们的报酬越来越少,被雇佣的无产阶级只能忍受,否则他们就得被解雇,失去生活来源。其二,无产阶级始终承受着不断被剥削、被折磨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2]305。“在许多工厂区……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被过度劳动折磨至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他们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3]869可见,统治阶级的剥削,使无产阶级的命运不断恶化。

三是无产阶级不自由与畸形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让少数资产阶级执着地追逐剩余价值,而并非在于让大多数人能够过上富足生活、能够全面充分地发展自己。也就是说,“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3]344,无产阶级得到的只有不自由与畸形的发展。其一,无产阶级不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牺牲无产阶级自由发展的权利换取来的。资产阶级为最大限度榨取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让无产阶级进行高强度与超长时间的劳动。无产阶级的劳动在本质上“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1]159-160。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是一种资产阶级掠奪无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无法实现自由发展。其二,无产阶级畸形发展。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发展是一种“畸形”发展,是在某一方面的、有限度的发展。资本家雇佣工人的目的在于让工人创造剩余价值,让工人作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8]90,有限制地发展其某一局部的才能。由于贫困,无产阶级必须受雇于资本家。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人们不必要熟悉生产产品的所有步骤与程序,而被分配到只需要负责生产中的某一步骤,并且大多是控制、操作机器去进行生产,每一种操作只需要一个劳动者熟练地掌握这道工序[3]392。在这样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中,每个劳动者都不再是从事全面工作的独立生产者,而被固定在一个局部的操作中。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3]417。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发展以及机器的使用使无产阶级的劳动被简化,当劳动过程被简化之后,无产阶级在劳动过程中就会越来越片面和畸形发展。

(二)无产阶级反贫困斗争的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带来不平等,广大劳动人民创造了巨额财富,但财富的分配却使他们连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无产者对资产阶级十分憎恶,怨恨极深,阶级矛盾不断加剧,群众运动时有发生。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到十九世纪中叶,无产阶级反抗运动频发,工人经常罢工。如在英国就发生了卢德运动、“斯文大尉”运动、纽波特起义等[9]46-47。工人提出“没有面包,便是流血”[9]46、“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10]17与“不共和毋宁死”[10]18等战斗口号,他们争取民主权利,提出了政治、经济要求,冲击着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斗争都是无产阶级争取摆脱贫困、争取自身发展权利的抗争,他们正努力去反抗不公正的世界,这表明了无产阶级已经觉醒。无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阶级斗争的不断激化,促使马克思提出了反贫困斗争的历史任务、使命及其最终目的,即求得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对于无产阶级反贫困斗争来说,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指导其行动的理论。

二、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形成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它不仅基于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而且大量汲取已有的优秀思想成果。在马克思之前,许多思想家已经为认识反贫困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为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鲜活的思想前提,成为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形成的理论来源。

(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反贫困思想

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情地揭露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面目,深刻地揭露社会的贫富分化与对立,对无产阶级寄予无限同情。

圣西门指出,整个社会充满“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游手好闲者”对广大劳动者进行残酷地剥削和掠夺,他们是真正的“吸血鬼”;而劳动者的生活非常痛苦,“农民劳动的收益太少……得不到应有的收入”,城市无产者“劳动力价格非常低廉”,而且很多人没有工作,贫困者的“物质生活十分悲惨”。[11]圣西门关于贫困问题的观点对马克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马克思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关注圣西门的著作并感受到了圣西门关怀无产阶级的人格魅力[12]。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表示出他对圣西门人格的赞美,指出圣西门“渴望改善工人状况”[1]183、“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宣告他的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13]。

傅立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富有者勾结起来,攫取无产阶级的利益,“人民全体都是富人的奴隶”[14]。傅立叶“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15]276。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贫困现状时,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工作条件极为恶劣,生存于“温和的监狱”当中[3]491-492。而“温和的监狱”正是傅立叶对工厂的称呼[3]937。可见,傅立叶的反贫困思想对马克思分析反贫困问题产生了影响。

欧文认为,“在现存制度下,财富却变成了奴役大众的根源和人人角逐的对象”[16]53,造成“与日俱增的、显然无止境的劳动阶级的贫困与痛苦”[17]309,无产阶级的贫困、屈辱和疾苦不断加深。马克思十分肯定欧文对贫困问题的分析,曾在其著作中直接引用欧文的观点:“自从在不列颠的制造业中普遍运用无生命的机器以来,除了少数的例外,人都被当做次要的和附属的机器,人们对于改善木材和金属等原料远比改善人的身体和精神要重视得多”[8]203。这里,马克思借用欧文的话表达出他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对人们贫困问题的不重视的激愤之情。欧文不仅具有反贫困的理论见解,他还积极探索反贫困实现途径。“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挑剔的。”[18]535虽然欧文探索反贫困方案的实践没有成功,但他坚定的革命意志始终激励着马克思。马克思十分赞赏欧文,认为其“一经踏上革命的道路,即使遇到失败,也总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漂游得愈久,就变得愈坚决”[19]。此外,欧文的反贫困尝试也使马克思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强权势力如何压迫人民。可以说,欧文为马克思研究反贫困问题提供了思想前提和实践探索经验。

为消除贫困现象,让人们都过上美好生活,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主张现存制度应当由理想的和谐制度所取代”[1]794,他们还描绘了未来社会的蓝图。他们设想未来的理想社会里,废除了私有制,社会产品能进行平等分配。这些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正如傅立叶所说,是为了“把幸福普及于人民中最低阶级”[20]。他们描绘理想社会的美妙图景,充分体现了进步思想家对旧制度弊端的揭露和批判,以及消除贫富对立的愿望和追求。需要特别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已从人的发展角度看待反贫困问题,并将实现人的发展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最高目标。如欧文认为,“以虚伪为基础的现存社会制度,始终不能使人们养成高尚的性格,在这种制度的统治下,不能保证人们得到永久的幸福,或使人的本性得到合理的发展,也就是不能使每一个人和人类全体得到合理的发展”[16]173。可见,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民贫困、得不到發展的批判给予马克思研究反贫困问题以启发。

总之,空想社会主义者已形成了丰富的反贫困思想,如对私有制度的批判、对建立“和谐新社会”的探索、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等。他们的反贫困思想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却带给人们贫困的强烈谴责、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热烈向往,包含着十分可贵的预见。马克思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21]。马克思曾高度赞扬空想社会主义者取得的成就,并表述出他们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他说道:“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定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18]341。可见,他们的反贫困思想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形成发展产生巨大的、多方面的影响。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反贫困思想

反贫困的思想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也有反映,马克思的著作中就摘录过不少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反贫困问题的相关论述。马克思关于反贫困问题的研究也在其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深化、发展,如从阶级利益、工资等方面展开对反贫困问题的研究。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时,阐发了他们的反贫困思想。亚当·斯密被马克思称为“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8]582。斯密认为,“在繁荣幸福的社会中,是绝对不会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穷悲惨境况的现象的”[22]44;应该让“供给社会全体衣食住行的人”——劳动者,能够享有使自己过得去的衣食住行条件,才能够算是公平[22]44。斯密对产生贫困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分析。他从财富的分配使用看到了贫困的原由。他指出,雇佣劳动者工资降低,使“这些人,要么饿死,要么沦为乞丐……接着,穷乏、饥饿和死亡等灾祸就落到最下级的劳动者身上”[22]67。斯密以财富占有角度来分析贫困问题,在这点上,马克思对斯密予以关注并继承了斯密这种分析贫困问题的角度。马克思阐述道:“按照斯密的意见,通常的工资就是同‘普通人即牲畜般的存在状态相适应的最低工资。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如果供给大大超过需求,那么一部分工人就要沦为乞丐或者饿死。”[1]116马克思表示出对斯密的肯定:“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8]28;“斯密在下面这点上是对的: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8]174,因为劳动者无论怎么付出,他都只得到“同样的一个劳动小时”[8]173报酬。斯密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使劳动者不自由、不幸福。马克思在论述反贫困问题时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甚至强烈批判异化劳动带给人们的压迫。

西斯蒙第在分析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时,极其明确地揭露资产阶级同工人利益存在对立,由此造成人们的贫困。他指出,工人“身受的压迫日益严重”,与此同时,“收入比任何人都少”,而且难以得到人们的尊重,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比任何人都坏”。[23]鉴此,马克思评价西斯蒙第的财富观时,认为“这是始终以贫困为前提,并且只有靠发展贫困才能使自己得以发展的财富”[24]。马克思认为西斯蒙第的观点“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25]。可以看出,马克思肯定了西斯蒙第对贫富关系的揭示。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注重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初步显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深刻阐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经济利益方面存在着根本矛盾,由此产生阶级对立,分析出产生贫困的原因,这是难能可贵的。对此,正如马克思曾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时说道:“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26]马克思继承了他们以阶级利益分析反贫困问题的视角,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反贫困的观点对马克思产生重要影响。

三、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形成的主观条件

社会发展的要求与理论资料的提供为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产生创造客观条件与可能,但是理论并不能主动地由此生成。理论的产生由可能发展成现实,理论体系由萌芽到成熟,都离不开理论的创立者个人的主观探索与努力。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形成正因为马克思具备独特的个人魅力:一是他对为人类工作的崇高理想的不懈追求;二是他实现了对前人反贫困思想的批判与超越。

(一)马克思追求崇高理想

终其一生,马克思都坚定而又忘我地为人类工作。“为人类工作”,也就是为劳动人民工作,是马克思的崇高理想。这种崇高志向的确立为他毕生致力于反贫困事业,努力实现一切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中学期间,马克思看到了聚集在中心广场上的大量难民,还看到了城中简陋的贫民区里的穷人,人们悲惨的生活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7]。与此同时,马克思在父亲、以胡果·维滕巴赫为代表的进步教师、未来岳父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等人的影响下受到了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的熏陶。在社会现实与人文环境的综合影响下,马克思在其中学毕业作文里发出呼声:人要选择为人类服务的职业[28]。“為人类工作”的崇高理想,已经在马克思心里“落地生根”,并从精神信念与实践行动上影响着他的一生。博士毕业后,马克思遇到了林木盗窃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等问题,对无产阶级悲惨的生活境地等一系列社会现实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他非常明确地站在最底层无产阶级的一边,反抗社会的强权势力,为被压迫人民辩护。此后,马克思通过与劳动人民接触,体会到劳动人民苦难的生活,他公开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等多篇文章表达了对资本主义造成人们贫困以及不把人当作人对待的非人道状况的批评。除了深入进行反贫困的理论创作外,马克思还参加社会革命实践,如参加了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29]。总之,生活在底层的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马克思的心中,他坚定要为人类工作的信念,以及对“为人类工作”崇高理想的追求也一直激励着他勇敢地批判社会的不公。

(二)马克思善于批判性学习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得以产生与他本人对其他学者反贫困思想的汲取是分不开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确为马克思反贫困理论提供了思想养料,但问题在于,这些理论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因而不能全盘吸收。马克思进行批判性学习与独立思考,超越了前人的反贫困思想,构建起科学的反贫困理论体系。

一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反贫困思想的批判与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者明确地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来表述其反贫困思想,这是十分可贵的,马克思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他们的反贫困思想。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15]274,因而带有严重的理论缺陷。他们未能说明资本主义运行规律,未能看到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在反贫困中的作用,没有激发无产阶级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而斗争。他们极力反对暴力革命,认为“试图通过暴力来改革政府或社会的性质,都是不能容许的”[16]109,幻想以和平的道路改变无产阶级的生活处境。这些局限都注定了他们必定陷入反贫困问题的困境。此外,他们关于反贫困及实现人的发展的设想都是从理性出发,不具备现实实现条件。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实现反贫困的理论,只是从某种抽象的人性为基础的原则出发去建立一个自认为完善的社会体系。由于他们把人的发展只是看作历史的、抽象的人的发展,而没有把个人置于现实反贫困实践中进行考察,因而无法实现对现实的人的贫困的科学解答。

马克思不是从抽象的理性而是从社会客观现实出发。马克思揭示出了被空想社会主义者忽视的反贫困必要前提,即无产阶级首先必须通过劳动解决吃、喝、住、穿的问题才能实现反贫困。为了进行劳动,人们就必须组织起来。马克思从人的实践出发去把握“现实的个人”的贫困,深刻地揭示出人民群众在反贫困中的推动作用,无产阶级是反贫困的革命力量,反贫困的胜利有赖于人民团结起来进行革命。马克思揭示出了反贫困的真正主体与实现途径,实现了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反贫困思想的超越。

二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反贫困思想的批判与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要素及内在矛盾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探索,使其反贫困思想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成分。但是,由于其无法避免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使他们未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因而不能正确揭示人们贫困的实质。对于他们所认为的“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1]615的观点,马克思进行了激烈地批评,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1]614,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1]616。

在这里,主要对马克思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和马尔萨斯反贫困思想的看法作简要分析。其一,对斯密反贫困思想的批判。斯密并不否认,随着社会财富衰落,无产阶级会严重受创,由于社会需求减少,导致工人供给超过需求,工人工资下降与大量失业。同时,他也认为,当社会财富增长时,由于资本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挣取利润,导致对工人的需求多于供给,这就使工资不断提高,因此,工人生活状况可得到改善。按照斯密的这种观点,工人贫困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劳动性质,而在于社会生产水平。资本主义生产水平越高,工人就会越富裕。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就是一致的。马克思驳斥了斯密的这种观点。马克思认为,虽然社会财富增长时,工人工资会提高,但提高的前提是工人必须过度劳动、“牺牲自己的时间”、“完全放弃一切自由”。[1]119社会财富增长导致资本家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同时,为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又使分工不断扩大,这时“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1]120。因此,生存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困是工人必然面临的命运。正如马克思所总结的:“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增长的状态中,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完满的状态中,贫困持续不变。”[1]122其二,对马尔萨斯反贫困思想的批判。马尔萨斯根据他的人口理论,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他荒谬绝伦地断言,劳动者的贫困和苦难,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是因为他们没有节制,使人口“繁殖力都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因此贫穷应由他们自己负责,社会制度和政府毫无责任。他认为贫困是不可避免的,防止贫困的唯一方法,是要工人們不要生育[30]139。其次,他极力反对济贫救灾这种改善无产阶级境况的慈善行动,因为这是促进了“多余”的穷人的繁殖,从而也就扩大社会贫困的范围,扩大了社会罪恶的范围[30]40-42。马尔萨斯公开歌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困、饥饿,把剥削制度的罪恶洗刷得干干净净。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的理论安慰了资产阶级的良心,因为,按马尔萨斯的解释,无产阶级的贫困是他们本身的“罪过”[31],与资产阶级无关,穷人就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32],马克思认为这是想借此消除劳动人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马克思批判马尔萨斯这荒谬的贫困理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之所以越来越贫困,他们之所以会失业,绝不是“绝对人口过剩”的“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必然产生的结果。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贫困失业的现象也就如影随行的存在,而且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而日益严重。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立足资产阶级立场来分析社会贫困现象存在根本性差异,马克思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来研究反贫困问题的。他把辩证方法和唯物主义理论应用到政治经济学方面,从制度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现象进行分析,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规律中揭示出贫困的根源和解决贫困的途径,实现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反贫困思想的超越。

四、结语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是应运而生的科学理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任何理论都有其问世的世纪。理论问世的世纪,就是该理论产生的深刻的时代背景。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人类历史,是贫困问题凸显,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争取自身权益、追求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是反贫困的理论家与实践家,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发展,使贫困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马克思殚精竭虑、身体力行。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化时期,与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心心相印,他为保护无产阶级的权利而专心致志地深入研究理论,研究无产阶级生存状况和权益问题,热情捍卫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各种权益,一生义无反顾地为实现人的发展而追求真理,用反贫困理论唤起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并亲自参加工人运动,指导无产阶级进行反贫困实践。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以及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植根于无产阶级的心灵,代表着广大受剥削、受压迫人民的美好理想和迫切愿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恩·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M].陈瑞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9.

[5] E·罗伊斯顿·派克.被遗忘的苦难[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29.

[6] Henry Mayhew.The Morning Chronicle Survey of Labour and The Poor:The Metropolitan Districts Vol.6[M].Sussex:Caliban Books,1982:158.

[7] J.F.C Harrison.The Early Victorians,1832-1851[M].London:Fontana,1979:73.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郭家宏.富裕中的贫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0]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圣西门选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73.

[12]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M].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3.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4.

[14] 傅立叶选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14.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欧文选集(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7] 欧文选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22.

[20] 傅立叶选集(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60.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3.

[22] 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3] 西斯蒙第.政治经濟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M].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22.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5.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5.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4.

[27] 梁雪影.永不熄灭的圣火点燃者马克思[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22.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29]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8.

[30]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陈小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656.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82.

猜你喜欢

社会背景反贫困
阿玛蒂亚?森能力思想启示下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优化
基于反贫困的农村区域金融服务体系现状分析
基于反贫困的农村区域金融服务体系现状分析
从日剧《直美与加奈子》看中国人的形象
浅析冯梦龙“三言”中的历史文人形象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我国反贫困的三大新趋势
浅析《飘》中斯嘉丽的爱情婚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