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倩妮 王 川 唐文进

1 引 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高速优先转向高质量增长，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探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源泉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重点。首先，从监管特征来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类别（纪建悦等，2022［1］；Wu等，2020［2］；夏凉等，2021［3］）、空间（王鹏和郭淑芬，2021［4］）、时间等异质性（李鹏升和陈艳莹，2019［5］；黄庆华等，2018［6］），尚未得到一致结论。第二，财政分权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也存在不同观点。例如，张彰等（2020）［7］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肖远飞和吴允（2019）［8］观点与之相反。Song等（2018）［9］则发现适当的财政分权可以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过强的财政分权则对其形成阻碍。第三，产业政策类型（李振洋和白雪洁，2020［10］）、产业协同集聚（王燕和孙超，2020［11］）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第四，技术创新（孙付华等，2019［12］；Jin等，2019［13］；Wang等，2018［14］）、研发投入（Song等，2019［15］）、对外直接投资（朱文涛等，2019［16］）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第五，围绕金融与绿色发展角度，学者发现金融结构优化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聂雷等，2021［17］；谢贤君等，2020［18］）。实施绿色信贷政策（Feng和Shen，2021［19］）或科技金融政策（顾江寒和柴华奇，2022［20］），推广普惠金融（李双燕等，2021［21］）与数字经济（周晓辉等，2021［22］；程文先和钱学峰，2021［23］）均能有效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此外，部分学者通过研究证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臧传琴和孙鹏，2021［24］；王亚飞和陶文清，2021［25］）、碳交易机制（Li等，2021［26］）、智慧城市建设（湛泳和李珊，2022［27］）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