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钰　章圆　齐艳芬　崔寅

[摘要]提升区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是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运用熵权-集对分析模型测算了2010—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13个地级以上城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并利用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中心城市空间溢出效应，识别其关键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空轨迹看，京津冀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在时间上呈上升且内部差距缩小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出核心-圈层状、南北分异及东西差距拉大等非均衡性特征。2）从空间溢出效应看，北京市是京津冀区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溢出中心，天津市为次中心，溢出效应随着外围城市与北京距离的增大而逐渐减弱。从驱动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镇化率、受教育程度、财政文化支出变量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度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此外，地理距离是中心城市辐射强度大小的关键驱动因素。基于此，提出发挥重点城市辐射带动优势、增强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产业的“输血”力度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城市;协同发展;熵权-集对分析;空间杜宾模型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22）02-0058-11

一、引言

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与期待，使人民群众享受到基本普惠的公共文化服务成果，是“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2021年6月23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中明确指出，逐步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一体化、均衡化发展。然而根据《中国新型城镇化文化建设指数（文化部）》，“中国新型城镇化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指数得分标准差分别为京津冀（533）、长三角（310）、珠三角（454）”，这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相较于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非均衡性更显著，呈现出“断崖式”差距。因此，从现实背景来看，综合分析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时空演变轨迹、溢出效应与驱动因素，发挥城市群的发动机——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是提高区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促进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关键一环。

针对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关键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深入探讨。针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内涵及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一般认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主要基于社会效益、文化需求等[1-4];将正义视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价值来源[5-8]，其中包含机会平等 [9-12] ，起点[13-15]、过程和结果[16]平等以及动态正义取向[17] 。针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指标体系构建和测算方法以及发展方面，已有研究测算的指标体系分为从投入—产出建二维指标体系[18]，从资源投入、文化产出、公众享受构建三维指标体系[19]，从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专业人才、基础设施、文化产品构建四维指标体系[20];测度方法多采用均等化系数法[21]、基尼系数法[22]、泰尔指数法[23]。针对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时空演进特征，学者们逐渐尝试从时空视角在全国范围内测度公共文化服务水平[24、25]，研究空间差异性特征[26、27]。而基于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评价多包含于公共服务水平测度的大系统中，并分析其时空特征[28]，已有研究成果认为京津冀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空间特征具体表现为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向周围逐渐衰减。基于此，则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何种驱动因素导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非均衡特征明显。针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因素，学者们通过构建障碍度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等分析了其中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差异因素、政府主导下的发展模式、政策和财政分权、政府的财政供给和制度供给[29-32]等。近年来，在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发现“空间溢出效应”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尤其是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则深刻影响着城市群公共服务的平衡发展格局。学者们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相关数据，得出空间作用的方向多体现为高等级城市对低等级城市的影响，临近大城市对临近小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辐射力强度大[33];在研究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空间关联作用中，中心城市经济引力效应[34]、中心城市的产业外溢效应[35]的增強有利于推动城市群的平衡发展。

现有关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相关问题研究的成果已经比较丰富，然而尚有如下不足：第一，从视角上来看，集中测度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关于水平测度方面的研究均包含于公共服务大系统中，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亦有待完善;第二，从测量方法来看，已有研究多采用系数法和指数法，但是方法的主观赋权随机性缺陷较为明显;第三，从驱动因素来看，考虑地理位置构建模型探析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驱动因素，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心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成果少见。因此，本文以京津冀1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集对分析模型测定京津冀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探析其时空演变轨迹，而后在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驱动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心城市空间溢出效应，进而提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建议。

二、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测度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权重确定

文章在参考了多个已经形成的、在实践中具有一定应用性的指标体系[19、21]，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等相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确定了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出权重，如表1所示。

2.研究方法

本文对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进行测度，为消除数据量纲的影响，采用极值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为避免主观赋权法的随机性和臆断性，采用熵值法来确定该指标的权重;运用集对分析法测算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指数。选用熵权-集对分析法的原因在于，采用该方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分配，可避免主观因素干扰，使评价结果更加精准。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区分正负向指标后，标准化后的指标值用 x0ij表示，研究对象用i表示，具体指标用j表示，处理过程如下

集对分析法（SPA）的侧重点在于考察评价方案集中水平的差异比较，其通过计算评价方案与最优解集的相对贴近度得出结果[36]。京津冀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差异大、不平衡性明显，采用SPA法具有适用性。计算步骤如下：

3.数据来源

文章研究单元包括河北省的石家庄、保定、廊坊、唐山、沧州、秦皇岛、承德、张家口、衡水、邢台、邯郸以及北京、天津共计13个地级以上城市。研究数据来源于研究期内的《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及北京、天津、河北省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还参阅了同期的京津冀三地各市统计公报。

（二）测算结果分析

2010年初编制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因此，以2020年为起点，研究2010—2019年京津冀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对文化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遵循数据可得性的原则选取2010—2019年原数据，按照上文计算所得的权重，运用集对分析法计算2010—2019年京津冀13个城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得分，如表2。

通过自然间断点分裂法对综合测算结果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将京津冀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划分为五个等级，依次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较低水平和低水平。如表3：

1.时间序列演变轨迹

自2010年以来，从整体演变趋势来看，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呈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综合指数均值由2010年的0354 8提高至2019年的 0453 2（见表3）。随时间推移逐步从较低水平上升为中等水平，这一趋势说明自2010年以来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差距整体呈缩小趋势，例如石家庄市与天津的差距值从0140 7缩小到0125 3。每个城市的变化趋势也都是小有提升的，如图1所示。

为全面考察区域内部差距演变趋势，本文结合京津冀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综合指数，利用差异系数计算公式得出2010—2019年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变异系数，如图2所示是变异系数的演变图。得出结论：京津冀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区域差异呈现缩小的趋势。同时，区域差异演变趋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差异骤减期集中于2012—2016年，差异缓慢缩减期集中于2017—2019年，反映出京津冀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相对差异在逐渐缩小。这表明，区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趋向均衡。

2.空间格局演变轨迹

上文综合分析了2010—2019年京津冀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时间趋势特征，然而考虑到各地区地理特征、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借助ArcGIS106软件进行可视化处理，依据上文测算结果，得到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空间格局演变轨迹，如图3所示。由图3中选取的四个重要时间节点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但从区域空间格局来看，北京、天津是两大高值中心，明显高于河北地区 11 个城市，而河北省内石家庄市、唐山市、秦皇岛市相对河北省腹地的衡水市、沧州市、邢台市等地较高。区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总体呈现出较为典型的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具体特征如下：

（1）核心-圈层状特征凸显

根据图3，结合综合测算结果，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形成了以北京市、天津市为第一核心、石家庄市为第二核心的高水平特征，而京津周围的圈层城市，张家口市、唐山市、秦皇岛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相对河北省其他地区较高一些，一方面受京津地区辐射带动作用的影响，另一方面有着沿海城市优厚的自然条件。以2016年为例，北京（0779 6）、天津（0589 6）都是高水平，唐山市（0507 5）是第二圈层，为较高水平，张家口市（0389 9）、秦皇岛市（0468 2）次之，廊坊市（0365 0）、沧州市（0339 0）、承德市（0389 2）为较低水平，距離京津较远的保定（0278 1）、邢台（0319 6）则为低水平。因此，核心-圈层状特征凸显。

（2）南北分异态势呈现

根据图3，结合上文测算结果， 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呈现“南北分异”态势，即北部以“京津”两市和南部以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为核心，构成的两个高值中心。张家口市、承德市等作为京津两市北边城市，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的强度较大，而衡水、沧州等南边城市，虽在另一个较高的高值中心石家庄市周边，却受正向空间辐射效应的影响较弱。以2019年为例，北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数值较高的城市除北京、天津之外，唐山市、秦皇岛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综合指数分别为0519 0、0489 6、0428 5、0420 3，低水平的三个城市都在京津冀南部地区，为河北省的衡水市、邢台市和保定市，综合指数分别为0312 9、0330 2、0316 3。

（3）东西差距拉大

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为中心分界线，北京以西为京津冀西部地区，北京以东则为京津冀东部地区[37]。由图3可得，东部地区的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且表现出差距扩大的特征。京津冀东部地区的天津、秦皇岛、唐山综合水平比西部地区的邯郸、邢台、保定高，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津（0647 8）、秦皇岛（0489 6）两市分别成为高水平和较高水平，而保定（0316 3）、邢台（0330 2）仍然为低水平，差距扩大。

三、溢出效应与驱动因素分析

根据上文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在空间上呈现较为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结合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空间关联关系，有必要从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实际出发，探析制约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的驱动因素，以及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城市群公共服务的平衡发展格局的影响。

（一）变量选取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探析公共文化服务的驱动因素一般从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和政策环境三个方面选取，因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38-39]，结合京津冀地区发展特点，选取经济水平、城镇化率、地方财政文化支出等因素作為解释变量，分析这些因素对时空格局形成的影响强度（见表4）。

（二）模型选择

能否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是建立空间面板模型的前提，因此，本研究运用Geoda18软件，对上文测度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如表5，研究期内全局Moran’I指数均大于0，P值均能在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2010—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集聚态势。因此，可以运用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模型探析形成上文时空演变轨迹的驱动因素。

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是空间面板的三种主要基础模型。依据Anselin[40]提出的判别标准以及表6中拉格朗日乘数（Lagrange multiplier，简称LM）和稳健拉格朗日乘数（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简称R-LM）的检验结果，表明空间误差模型（SEM）更显著。由于空间杜宾模型同时考虑空间误差的交互项与空间滞后项，因此需要进行Wald检验和LR检验做出进一步判断。而据表6，Wald检验和LR检验均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或空间滞后模型的原假设，且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考虑固定效应，因此，选取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更合适。根据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同时考虑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R2和对数似然值（log-likelihood）最大，并且与本文的研究数据类型（短面板数据）契合。基于以上检验结果，选取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为最终分析驱动因素模型。该模型是一种能兼顾“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且同时考虑空间误差项之间的自相关关系和其他空间被解释变量影响的一种空间面板模型[41]。计算公式为：

（三）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文选取的模型，该部分借助Stata 15软件，探析空间溢出效应与驱动因素。为探析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溢出中心是哪些城市，分别对京津冀13个城市、京冀12个城市、津冀12个城市以及河北省11个城市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7所示，为了检验结果的科学性，更换空间权重矩阵后，结论依然一致，说明该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从表7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到：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京津冀13个城市和京冀12个城市的回归结果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津冀12个城市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而河北省11个城市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京冀12个城市的空间滞后系数大于京津冀13个城市，这说明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可以得出北京市是京津冀区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溢出中心，而天津市则为次中心。

从驱动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镇化率、受教育程度、财政文化支出变量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驱动强度的排序大致是：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受教育程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财政文化支出。财政分权度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根据上文得出的北京市是京津冀区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溢出中心，联系Tobler第一定律[42]，可以预设辐射效应会随着与北京距离的远近而发生由强到弱的变化，因此根据京津冀中心—外围结构，本文把北京市外围的12个城市按照与北京的距离远近分为3组，分别是（1）近外围城市：天津、廊坊、保定、唐山;（2）次外围城市：张家口、沧州、承德、衡水;（3）边缘区城市：秦皇岛、石家庄、邯郸、邢台。实证结果如表8所示。

从表8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到：北京市与近外围城市的实证结果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与次外围城市的实证结果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空间滞后系数都为正，而边缘区城市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空间滞后系数为负，这说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溢出效应随着距离的增大而逐渐减弱，正向溢出效应，从强到弱，再到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因此，地理距离是辐射强度大小的关键驱动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主要结论

本文以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为研究背景，通过对区域内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中非均等化问题展开分析，运用熵权-集对分析模型测算2010—2019年区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勾勒出非均等化的时空演变轨迹，而后利用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识别非均等化的驱动因素以及探索了相关溢出效应的重要影响。通过研究，本文拓展了对区域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的时空视角分析，提升了测量方法上的科学性，主要结论和贡献如下：

其一，时空演进轨迹表明京津两个城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著高于河北省的11个地级以上城市，显示核心-圈层特征、南北分异和东西差距加大态势。

其二，从空间效应来看，2010—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都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呈现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北京市是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溢出中心，天津市是次溢出中心，且溢出效应随着与北京市距离的远近逐渐减弱。

其三，驱动因素方面，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受教育程度、财政文化支出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起正向作用;财政分权度对基本公共文化服水平有负向作用。

（二）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的重要启示及策略建议

根据前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测度、时空演变轨迹的特征、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与驱动因素的分析结果，我们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提升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缩小内部差距，推动文化服务协同发展。

第一，发挥作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的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优势，以强带弱，缩小各个城市之间差距。结合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时空演变呈现的不均等化特征，依托北京市（溢出中心）和天津市（次溢出中心），培育“双”核心城市和更多次级溢出中心，逐步實现多核心、多辐射的公共服务文化服务扁平网络，进而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优势，推进区域服务均等化发展。首先，发挥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作为中心城市的强溢出效应，提升首都圈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发展。比如从公共图书馆入手，加强首都圈公共图书馆在技术、资源上的线上线下合作。其次，提升天津作为次溢出中心的辐射作用，并培养雄安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石家庄等更多次溢出中心，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持续空间扩散。比如，可通过以雄安新区作为先行示范区域，吸收京津优质文化资源，并以高标准推进文化与京津科技创新领域融合发展，进而带动次溢出中心周边重点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均等化发展。再有，加强重要节点地区城市的文化资源配置，并对口帮扶外围和边缘城市，逐渐消弭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极化差距。比如，在邯郸、邢台、衡水等冀中南资源匮乏地区推行教育服务优质资源方面的对口帮扶，从而发挥教育服务的正向溢出作用。

第二，增强转移支付能力，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加大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产业的“输血”力度。结合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产业和科技驱动因素分析及溢出效应特征，优化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融合发展文化产业和科技创新，促进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发展。首先，强化北京、天津两个溢出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通过数字化创新提高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并带动周边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其次，加速区域内产业链的转移与延伸，促进次溢出中心借助地域优势吸纳溢出城市公共文化资源，缩小区域内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差距。比如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可以吸纳或承接北京、天津的产业和资源。再有，完善区域内不同层级城市间的产业和科技合作机制，间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发展。比如，衡水、邢台、邯郸等文化服务水平较低且第三产业增加值占人均GDP比重较低的城市，可以通过完善城市间合作机制促进产业和科技的一体化，进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时空扩散和拓展。

基于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中财政因素的重要影响，应该突破财政支付的现实瓶颈、构建中央和地方的有效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的财政能力支持。首先，依据支出责任与财力匹配度建立相应分担机制，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其次，建立京津冀城市群的区域“协同发展公共基金”，夯实区域公共文化均等化发展的财政基础，扩大对经济水平较低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消弭不同城市间的财政差距。再有，促进城市间多种形式的财政合作，构建京津冀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扩大对经济水平较低的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并均衡各个城市的财政投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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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Spillover Effect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Level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City Cluster

SUN  Yu ZHANG  Yuan QI  Yanfen CUI  Yin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2.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3.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regional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collaborativ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The article measures the level of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13 cities above prefecture level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ity cluster from 2010-2019 by using the entropy power-set pair analysis model， and analyzes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central cities by using a two-way fixed spatial Durbin model to identify their key driv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trajectories， the level of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rising in time and the internal gap is narrowing， while spatially it shows non-equilibrium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double-core-ring-like， north-south divergence and east-west differences; 2） from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Beijing is the spillover center of the level of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hile Tianjin is the sub-center，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increases with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eripheral cities and Beijing. The spillover effect gradually decreases as the distance between peripheral cities and Beijing increases. In terms of the drivers， there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for the variabl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propor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 value added to GDP， urbanization rate， education level， and fiscal cultural expenditure， and significant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for 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addition， geographical distance is a key driver of the magnitude of radiation intensity of central citie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proposes strategies to bring into play the radiation-driven advantages of key cities and increase the “blood transfusion” to the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ndustry.

Key words：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central cities;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entropy-set-pair analysis; spatial Durbin model

（責任编辑 孙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