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陕西省立医院  杨虎城  石正邦  医院风波

疾病是威胁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医院恰恰是治病救人的重要场所。然而，近代西北地区的医疗卫生极其落后，缺医少药十分严重。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擘画开发西北的计划，意图建设西北作为其抗战的大后方。但是，国民政府迟迟没有开展具体的援助行动，建设西北的步伐是比较缓慢。西北民众没有将西北卫生建设的完全希望寄托在国民党中央身上。在杨虎城的推动下，西北重镇西安成立了第一所粗具规模的综合性医院——陕西省立医院。

一、政局初定与杨虎城改组筹设省立医院

在国民党政府中央提出开发西北之前，主政陕西的杨虎城在西北重镇西安已经先行改组设立了陕西省立医院，当地的医疗卫生状况才真正得以有所改善。谋求社会建设的前提是社会稳定和政治清明。民国初年，西北政局动荡不安，社会动乱，军阀统治腐败，置民众生死不顾，西北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社会医疗卫生事业难有发展。1930年10月，杨虎城开始主政陕西，陕西局势逐渐有所稳定。

杨虎城开始对过去军阀的苛政有所改革，他较为重视当时社会的生产建设。与过去的军阀有所不同，杨虎城尤为重视陕西的医疗卫生建设。杨虎城见地方百姓缺医少药，遂于1931年3月将西北陆军医院改组为陕西省立医院，直属于省政府，是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省级综合性医院。改组成立的省立医院此时不仅接诊军政人员，一般居民也可前往就诊。同年秋，因医院的首任院长王季陶改任十七路军军医处长，杨虎城遂委任石正邦（石解人）为医院第二任院长。杨虎城十分关心省立医院的建设发展，1932年1月，他亲自到医院视察工作，支持院长石正邦的“医院改进计划”。

省立医院实行分科诊治，是一所近代意义的西医院。医院起初设有外科、内科、皮肤花柳科、眼科、产妇人科、耳鼻咽喉科等六科，另设有调剂室、制药室、检查室这几个技术部门，还设有文牍、庶务、会计这些事务部门。各科室的医师、药师多是从国内外专门大学毕业的。

二、省立医院的扩充与医院章程的出台

石正邦担任院长后，在杨虎城的支持下开始整顿院务，医院设备逐渐扩充，规模有所扩大。在石正邦的主持下，省立医院计划扩充设备，拟增设三种专门病科，将病室改组分为男病号房，女病号房，实行男女病人分开管理。医院的最初扩充计划是：为应对特殊疾病和特殊人群的疾病治疗，设立传染病室、精神病科室、小儿科和理学诊疗科（即理疗科），石正邦拟自任理疗科主任。

医院原来设有的三等病室本为穷人而设，但定价却较为昂贵，反而使穷人无法承担就医费用。为体恤贫病者，1931年10月，省立医院遂规定，“如果就医者确为极其贫困者且有证明，可以免费”。此外，为防止传染病在病人间传播蔓延，石正邦深感传染病人饮食起居应与一般患者隔离，遂在医院内新开传染病疗养室。

除了硬件方面有所改善外，省立医院还在管理制度方面有所进步。为加强对院务工作的管理，1932年陕西省当局制定和出台了《陕西省立医院章则》（1932年1月9日陕西召开第八十一次法审，将该章则修正为《陕西省立医院章程》）。该章程共20条，对医院的职能、人员设置、部门设置、门诊住院情况、附属事业等有明确规定，《章程》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条：

1.医院直隶于省政府。

2.医院为谋医药学术上之研究，戒烟卫生上之设备，办理救济贫困，预防疫病事宜

3.医院设院长一人，监理全院一切事宜;设医务长一人，协助院长管理全院一切事宜

4.医院设内科（附小儿科）、外科、眼科、耳鼻咽喉科（附牙科）、皮肤花柳科、产妇科共六科，各设主任医师一人，按各科事务之繁简，得酌设医师及助理医师若干人。

5.医院设药剂主任一人，药剂师2人，化验检查技士一人，分任制配药剂，及化验检查保管药械等事项。设护士长一人，护士10人，护生若干人，司各科诊疗室及病室之看护事宜。设事务主任一人，事务员4人，分任会计文书庶务各事项，雇佣人员若干人，医院职员不得在外兼职，不得经营与本院同类之业务。

6.医院办理普通门诊，特别门诊，普通出诊，特别出诊及远道出诊五种，其时间及费额另订之。病室有特别门诊，优等、头等、二等、三等男女病室。

7.医院接产分平产、难产、住院接产、延请接生四种，其规则另订之。

8.医院为救济贫病，酌情实行免收费用：（1）门诊免费，挂号诊费药费手术费等一律免收。（2）住院与接产免费。凡必须住院之病症，而实系赤贫者，经院长许可住院，得免收其部分医药、房饭费或全部的接生费。优待军政机关团体学校，应收诊费、药费一律减半。

9.医院得兼理戒烟事宜，得附设卫生试验所与助产护士训练班。

在石正邦任院长后，医院在硬件设备方面有所进步，设备有所改进，增添了科室，医院得到扩充。而且省政府也制定和出台了管理院务工作的医院章程，加强了对医院的管理和指导。另外，医院的职能有所扩大。《陕西省立医院章则》规定“本院得兼理戒烟事宜”以及附设助产护士等培训班。医院须兼办戒烟事宜和附设学校培养卫生人才。该医院曾从陕西禁烟总局领得一千元戒烟经费，购买了戒烟药品，1934年3月10日开始正式收容烟民。根据该医院的通告，医院每期戒烟人数暂定50人，以3个星期为一期;戒烟医药费由戒烟者担负半数，政府补贴一半;戒烟人员的住院费自理。

三、医院风波与管理问题的暴露

1932年夏，正值虎疫在陕西流行之际，陕西省立医院内部却发生了反对石正邦的风波，医院的部分医师和护士张贴标语、发传单，扬言要罢工，反对院长石正邦。

为协力防疫，平息这场风波，西安医药界人士首先出面进行调解。据当时的医药界会议称，风潮源于院长石正邦对该院内科主任李子舟与外科主任薛子南进行停职而引发了院内不少主任医师不满并纷纷提请辞职，同时也引发院内全体护士罢工。7月2日，医院的护士代表不接受西安医药界的调停，风波进一步扩大，全体护士罢工反对院长石正邦。石正邦只好临时命该院的夫役充任护士，以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行。

据当时报界的报道，此次风波因当时医院内部人员对当时防疫工作开展无设备这一问题起了很大的争执，双方因防疫事宜而结怨。李子舟、薛子南等人不满最近院务废弛，建议院长石正邦整理院务而不被采纳，又因医院的经费被缩减而导致医院的药品和医师人员均不足，难以开展防疫工作，遂决定去职。李子舟、薛子南等医师先后离职。虽然他们已经不在医院工作，但仍关心疫区的民众，仍然积极参与了当时的防疫工作。在省立医院前往上海购买疫苗未到西安前，离任的医务人员先后为西安逾万余名市民免费注射了虎疫预防针，并向民众施舍防疫药水。对于此次风波，时人评论道，“希望当事者，仍以防疫为重，勿以个人意气门斗，使许多病人作牺牲也！”而这些从医院离职的医师也算是践行了“医乃仁术”的从医之道，在疫情发生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医师，为当时的抗疫工作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西安医药界人士调解失败后，为平息此次风波，陕西省府当局出面调查。1932年7月底，陕西省府当局派第四科科长与财政厅稽核股主任前往医院调查账目情况与风波爆发的原因。据当局调查，此次风潮系医院内部人员因小事而起争端，“多系小题大做”。且不管此次风波是否“小题大做”，在虎疫来势汹汹之际，承担防疫重任的省立医院，却发生内部分裂的风波，一方面影响了合力抗疫的团结信心，给防疫工作开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也反映了陕西省立医院管理存在的一定问题，院长石正邦缺乏一定的管理经验，院长与主任医师权力斗争严重，矛盾尖锐，官场的浓厚习气带进了医院，且这一问题在今后的几年里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1936年，余潘参观陕西省立医院时就指出，该医院“管理方面近于官僚习气太重”。可见，陕西省立医院管理存在着官僚气息太重的问题，医院内部人员之间存在派系斗争，相互之间关系不和，往往在特殊情况下会出现矛盾的扩大化，小题大做，进而影响医院工作的开展。1936年12月，医院皮肤科主任郗耀承继任院长后不久，郗耀承与石正邦一同被当局逮捕，医院一度陷于瘫痪。

余 论

陕西省立医院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当时设立的多所省立医院中的一所，本文主要叙述了杨虎城改组设立陕西省立医院，到新上任的院长石正邦扩充医院和政府出台章程管理医院，再到时疫爆发的背景下爆发院内风波这一段陕西省立医院的历史。窥探陕西省立医院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历史启示。

首先，政治稳定是社会建设的必要条件。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国政局不稳，陕西政局也是如此，主政陕西的军阀先后有张凤翙、陆建章、陈树藩、冯玉祥等人，陕西地方局势十分混乱。混乱的政局无疑会导致社会各项建设无法开展，作为社会建设的医疗事业更是很难谈起。直到杨虎城主政陕西后，陕西政局稍显稳定，在杨虎城的支持下，陕西省立医院得以改组成立。可以说，开展公共医疗建设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当局主政者的重视。省立医院作为公共医疗救济组织，也不得不顺应时局变化。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恶化，医院不再进口日本药品，开始成立注射剂制造室，自行制造一些药品。1934年3月，省立医院则组织成立了服用国货委员会，号召提倡国货，推举该院院长石正邦为执行委员并兼常务委员。1937年，省立医院的50名护士又组织了成立护士救国会，以响应当时抗日救国的号召。可以说，在时局的影响下，卫生与救国被联系起来了，作为卫生界的重要力量的省立医院也因此积极融入抗战救国的潮流中。

其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离不开医疗卫生专业人才。陕西省立医院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以石正邦为代表的医药专业人才的贡献。这些专业的卫生人才曾接受了专业的医学教育。医院院长石正邦曾是留日医学生，于1919年在山东考取官费留学生，赴日本爱知医科大学留学，后专攻放射线、物理治疗及皮肤性病医学;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李子舟曾毕业于江苏南通医学院。这些专业人才为陕西省立医院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技术支撑。

再次，医院的正常运作需要依托完善的制度。为规范医院的运作和加强对医院的管理，陕西省政府制定了《陕西省立医院章程》，完善医院的制度。但刚改组成立不久的省立医院的管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1932年夏天虎疫肆虐之际，医院却爆发了反院长的风波，不少医师和药师离职出走。当时的报道多把矛头指向院长石正邦，揭露他多条“罪状”，其中几条是“滥用职权排除异己”、“裁员不依合法手续”、“中饱经费贻误病人”、“任意增收医药费”。在疫情爆发之际，医院内部走向分裂，贻误防疫，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最后，医疗卫生水平往往反映了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省立医院初创之时，经费十分紧张，1936年度的经费仅为三万元。受制于政府经费投入的不足，设备陈旧且更新缓慢。1932年夏天的疫病爆发，院内医药缺乏和设备陈旧也是当时医院爆发风潮的一大因素，经费的匮乏大大限制了医院发展。而医院经费的来源主要是依赖政府的拨款。政府经费的匮乏根本上还是源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贫穷，民穷则国困，国家的财政因此匮乏，能够投入到医疗行业的财政经费则极其有限。这又导致社会医疗卫生事业无从发展，民众的健康问题在近代中国也一直没法解决，缺医少药成为了近代中国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纵观陕西省立医院的成立和医院最初几年的运作，这段历史可以给当今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一些借鉴。简单地总结，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大量经费的投入。政府的经费投入却还是有赖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近代中国社会动乱的局面之下，人命仿如草芥，温饱尚且难，何谈医药事业的发展！

作者：刘富民，男，1993—，江西吉安人，历史学硕士研究生，湖南医院学院专任教师，助教，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医疗衛生史。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民国省立医院社会公益事业及其当代启示研究”（项目号：21C138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