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高云飞

摘 要：杨虎城将军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之一，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将领。学习杨虎城将军爱国主义思想，可以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建设，为社会主义和谐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杨虎城；爱国主义；爱国思想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3-0228-03

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之一，著名爱国民主将领的杨虎城，其爱国主义思想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发扬。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明确指出：“杨虎城……因坚持爱国民主立场而牺牲，这个牺牲是光荣的。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

一、别具一格的爱国思想

杨虎城将军的爱国思想贯穿在他一生的各个方面，伴随着他的经历逐步形成、发展和成熟。

（一）“蒲案”——爱国思想的燃点

英雄莫问出处，将军于1893年11月26日出生于陕西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一户农民家里，将军年轻的年代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候，作为苦难深重的农民子弟，将军饱尝生活的艰辛。“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总是受到所处的时代社会的阶级的历史条件的影响，杨虎城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也是这样。国难家仇使杨虎城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爱国主义思想也随之形成。”[1]1908年，杨虎城的父亲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原因是其参加了“哥老会”。只有15岁的将军搬尸归葬，奔走数百里，受尽了人间辛酸。此时，恰逢被“西北革命臣柱”的蒲城留日学生井勿幕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自日本回國到蒲城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员，组织学生讲演团，宣传革命。清朝的知县李体仁认为这是“反叛” “大逆不道”，于是教育会会长常自新和许多学生被逮捕，遭到了毒打，其中一位学生因伤重致死。蒲城学生和教育界群起抗议，最后形成了震动西北的所谓“蒲案”。杨虎城爱国思想的形成受到了“蒲案”的影响，正如将军所说：“我的革命，实从‘蒲案起点”，将军爱国精神也由此点燃、生根发芽。

（二）走向革命——爱国精神不断发展

在“蒲案”之后，“杨虎城开始走上了武装抗暴救国的道路，并逐渐由一个自发抗暴的农民转变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1]他联络贫苦农民，抗御暴政，先后组织了“孝义会” “中秋会”，1911年，受武昌起义的影响，率部分“中秋会”会员加入“秦陇复汉军”“向”字营。“中华民国”成立后，“向”字营解散，将军还乡，看到辛亥革命虽然胜利，但并没有改变劳苦大众的生活命运，心中感慨万千。1914年，率中秋会员打死了作恶多端的李祯，走上武装救国的道路，爱国思想也从此发展。1915年，将军参加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即带领一部分人参加了陕西护国军。1917年，参加靖国军，广交进步知识分子组成“广益社”，向部队演讲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救国主张。后来，北洋军阀对靖国军采取分化瓦解与收编的政策，面对诱惑，将军以“靖国军是为救国的，保全革命人格要紧”拒绝直系军阀收编，被迫率部由武功退入陕北。将军经历多年战事，面对军阀混战，深感救国无路、报国无门，但将军的爱国思想却不断地磨砺和升华。

（三）联共——爱国精神的新境界

1923年，正当将军兵败和苦闷的时候，认识了西北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的魏野畴。在魏野畴帮助下，将军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了重要转变，“从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新民主主义者，他的思想也从旧民主主义思想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思想。这转变是一个质，是杨虎城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飞跃。”[1]1927年，在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时，将军不但不执行“清党”命令，“宁愿丢开我的军队，也不愿和共产党把关系搞坏”，继续任命共产党员担任军中要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痛心疾首杨虎城将军感到中华民族的危险，他号召官兵“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1933年，面对日军占领热河，逼近长城各口的时候，将军亲自去到石家庄见了蒋介石，要求带兵上前线，抗日保国。但是，这一要求被蒋介石拒绝，反而蒋介石令将军剿共。将军回到部队说“日本人已占了大片国土，可他还要剿共，剿共就要亡国，要叫人骂祖先，国家民族不抗战没有出路，我们十七路军没有出路”[2]。之后他又说“我们不能跟蒋介石殉葬，不能当卖国贼，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我们要同蒋斗，只有同共产党合作”[3]。之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的推动下，将军明确指出“抗日，国家有出路……在抗日这点上，我们与共产党有共同基础”[4]。1936年，与将军有家世渊源的王炳南同将军商议抗日反蒋，同年8月，中共中央驻17路军代表张文彬到西安，与将军达成反蒋抗日秘密协议。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将军与同怀抗日救国热忱的张学良加紧了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可见，“杨虎城将军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在为追求真理，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过程中得到提高和发展的。”[1]

（四）“西安事变”——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建立了合作关系，在一直对外方面，三个部队的广大官兵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以在西北初步形成了“三位一体”统一战线的大好局面，而这时候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下令让东北军、十七路军继续“剿共”，将军对蒋介石极为不满。1936年11月初，将军与张学良交谈时，果断表示“等委员长来西安，我们可以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5]。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来到西安，督促他们剿共，连日召见张、杨，与此同时对他们部下开展各方面的威胁利诱，要他们专心“剿共”，否则就调离陕西去闽赣，由中央军“进剿”。 杨虎城、张学良委婉劝蒋，要求抗日，“哭谏” “诤谏”相继失败，蒋介石称“轻言抗日，就不是革命，就不是革命军人，对这种不忠不孝的人，一定要严厉制裁”[5]。在这种情况下，将军与张学良决定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同意抗战的主张。12月12日凌晨，将军对他的部下宣布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东北军和我们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表面上要打共产党，实际是一箭双雕，也是消灭我们和东北军。张先生和我决定采取一致行动，实行捉蒋，逼他抗日。”[6]于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杨虎城爱国思想发展的升华和集中体现，“张、杨的爱国思想是西安事变发动与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西安事变的发动，是张、杨爱国思想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误国思想、政策之间矛盾斗争的总爆发。”[7]

（五）回国被囚——为爱国主义献身

关于“西安事变”，将军自己曾说：“双十二事变，扭转这十年内战的局面，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我们这个烂摊子，纵然这一次摔倒了，也值得，摔得响！”[6]“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又迫使将军辞职出国“考察”。在国外，将军先后经历11个国家，有机会同国外进步人士、爱国侨胞接触，宣传抗战救国的道理。在此过程中将军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回国参加抗战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于是，将军不顾个人安危，冒死回国。蒋介石对将军在国外的言行大为恼火，在将军回国不久便將其囚禁，随即将军开始了十二年的囚禁生活。最后在黎明前夕的1949年9月，被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

二、杨虎城将军爱国思想的当代价值启示

重温将军的爱国主义情怀，对当下有着诸多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杨虎城将军的爱国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令人敬仰的地方就是他能够在危急关头以民族、国家为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以求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和平，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是他的爱国言行形成的决定因素。这就深刻而雄辩地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不仅影响到杨虎城爱国思想的升华，而且共产党人是一切真正的爱国者的忠实朋友，共产党人的业绩与现代和当代中国的爱国史紧密相连。在今天，重温杨虎城将军的光辉业绩，学习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这对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8]。

（二）有利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

爱国主义教育，是与国俱存又与时俱进的历史现象和国际现象，是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首要途径和有效手段。必须认清，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对我国进行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爱国主义仍是当代维系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条件下，一方面，西方强势国家倚仗其经济实力推行强权政治，企图动摇我们作为民族国家主权象征的政府权威。另一方面，面对国人的政治淡漠，如何以一种思想或理论来汇聚人心、重建政治信心，成为中国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能发挥这种作用的，只有爱国主义精神。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热爱自己的国家，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既不盲目排外，又不盲目崇洋，以塑造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的良好形象。杨虎城将军就是一面爱国主义旗帜，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用将军爱国精神教育年轻一代，培养他们的爱国心和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激发全民族的创新活力，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

（三）有利于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将军贫寒的经历磨砺了将军坚忍不拔的性格，磨砺了将军的爱国情怀。将军由蒲城起事、反清抗暴、讨袁护法、转战关中、坚守西安、出师北伐、回陕主政、被迫内战，直到呼吁抗战、张杨合作、实行“兵谏”、逼蒋抗日，这种曲折的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有很多的，但是将军百折不挠地为救国救民，寻求真理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当前，国家有着宏伟的发展目标，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会遭受各种各样的风险和考验。我们可以以杨虎城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动力，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同心同德，奋发图强，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紧跟时代发展潮流，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斗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四）有利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将军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在他主政陕西的时候，文化教育迅速发展，这与他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大批人才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也由此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他还资助了很多人留学，这些人后来成为革命的骨干。在最为驰名的尧山中学开业典礼上，将军亲题“教育救国”的校训，这也是将军爱国精神的体现。当前，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集中体现为科学技术和高素质人才的竞争。高素质人才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力量，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大依托。因此，我们必须发扬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把加快科技发展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必须在青年中大力弘扬和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牢把握人生的正确方向，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有利于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创建

将军因家境贫寒，所以就不能去读书，识字也就不是很多，但是将军拥有着积极的学习态度，很爱听故事，尤其是特别爱听一些英雄的事迹。所以，每当空闲的时候，他就去听人家说书，尤其是“三国”和“列国”，因此，这些故事影响着将军，尤其是“梁山英雄”，精忠报国岳武穆、舍生取义文天祥的事迹对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组建了自己的队伍之后，他并没有放弃这些爱好，所以常请人给他讲历史、说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帮他学习。在将军家中有五本《杨虎杂记 》、《杨虎杂录》，上面写了许多爱国英雄的故事和读后感想，有岳飞的《满江红》，还有文天祥的《正气歌》。这些感想，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写的，有的则是别人代写，但却反映了杨虎城热爱学习的一个方面，记下了他当时学习的方式方法和他思想活动的轨迹[9]。由于将军学习认真，持之以恒，使其知识不断丰富。这使得将军能不断接受新鲜事物，善于分析问题。这是将军能跟上时代步伐的一个重要原因。时下，我们党正在努力建设学习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的社会也正在努力构建学习型社会，将军好学的感人经历，能激励和鼓舞当代人自觉抵制不时泛起的“读书无用论”，为中国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而发奋学习、储才蓄能，进而有利于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国家。

参考文献：

[1]龙开才.杨虎城爱国主义思想评介[J].右江民族师专学报，1995（12）.

[2]米暂沉.杨虎城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3]秦明.杨虎城与南汉宸的友谊[J].人物，1981（1）.

[4]政协陕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杨虎城将军[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5]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事变资料选辑[Z].1979.

[6]孔从洲.回忆杨虎城将军[J].革命英烈，1983（3）.

[7]翁有为.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思想与西安事变[J].民国档案，1997（3）.

[8]曹勇进.杨虎城的爱国精神及其升华[J].探求，1994（5）.

[9]刘杰诚.试论杨虎城的爱国思想[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