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根据地①“硕果仅存”外因探析

2014-02-17魏德平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4年1期

魏德平

【摘要】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中共“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之所以能“硕果仅存”与当时国民党中央势力未能深入并有效控制陕甘地区，陕甘地区复杂的军政格局和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等外因有密切关系。正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为陕甘根据地“硕果仅存”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使根据地能“红旗不倒”，成为中共中央及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复兴的出发点。

【关键词】陕甘根据地；蒋介石；杨虎城；井岳秀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1—0119—08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镇压和屠杀，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并先后创建了多块根据地。但是，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共殚精竭虑创建的南方根据地纷纷失陷，中共中央及各根据地主力红军被迫长征，进行战略转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陕甘地区，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却在不断壮大和迅速发展，成为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和新的走向胜利的出发点。虽然陕甘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块根据地的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弱小的。那么为什么，其他根据地纷纷丧失，而实力相对较小的陕甘根据地却能“硕果仅存”？这就成为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陕甘根据地“硕果仅存”的内因，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领袖，陕甘根据地领导者、亲历者，学者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深入总结，成果颇为丰富，在此不再赘述。相对于内因研究的程度和成果，对陕甘根据地“硕果仅存”外因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和加强。有鉴于此，本文主要讨论陕甘根据地存在的外因。

关于陕甘根据地“硕果仅存”外因的介绍、分析、评论和研究等，现在主要分散在亲历者、历史见证人等的回忆录和回忆性文章中，如《丹心素裹》、《杜斌丞》、《孔从洲回忆录》等对陕甘地方实力派杨虎城等与蒋介石的矛盾，对身边共产党员的保护以及与中共开展统战关系等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另一部分回忆录和回忆性文章，如《陕西文史资料精编》、《邓宝珊将军》等则对国民党在陕甘统治的内部矛盾以及地方实力派的统治方式有比较具体的回忆。中共方面的一些亲历者、当事人的回忆，如《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王世泰回忆录》等对国共之间“围剿”与反“围剿”斗争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还有部分研究专著，如《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时期陕甘地区的政治、军事、社会和自然环境也有一定的介绍。这些回忆录、回忆性文章和专著从一个侧面或不同视角揭示了陕甘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部分外因，为系统研究陕甘根据地“硕果仅存”外因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史料基础。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现在对陕甘根据地之所以能成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中共“硕果仅存”根据地的外因——根据地特殊的政治、军事以及自然社会环境等外部条件，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和比较深入的分析。笔者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根据地之所以能“硕果仅存”与国民党中央势力未能有效控制陕甘地区，陕甘地区复杂的军政格局和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正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为陕甘根据地“硕果仅存”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使根据地能红旗不倒，成为中共中央及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一、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势力长期未能有效控制陕甘地区

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系统，尤其是其嫡系部队是当时反共态度最为坚决和实力最强的势力之一。上个世纪30年代，中共领导的南方根据地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就与蒋介石调动其嫡系势力投入“剿共”战场密切相关。但是，在陕甘地区，大革命后期以来，由于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杨虎城等关系紧张，井岳秀长期割据独霸陕北等原因，蒋系军政势力在几乎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向陕甘的发展始终受到遏制，未能有效控制陕甘地区。这客观上为陕甘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前，陕甘宁青等西北地区一直处在冯玉祥西北军、国民联军和第二集团军的实际掌控和有力影响之下，蒋系势力未能深入和控制陕甘地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共，为开辟根据地保存了力量。1927年在陕西关中地区，虽然“蒋冯徐州会谈，冯玉祥倒向蒋和反革命的‘清党。党与团的组织基本遭到冲散，少数活动分子和领导干部遭到逮捕和屠杀。但这种反革命逆流在陕北地区一般影响较小。当时的情况是，我党的革命经验与国民党的反革命经验都还不足。……1930年发生蒋、冯、阎战争。冯、阎失败，杨虎城进入陕西，这支部队是原靖国军的势力，与国民党存在着相当的矛盾，与我党较早保持着联系。因之，更有利于陕西人民革命斗争。”[1]306-307

1930年杨虎城掌握陕西军政大权后，蒋介石和杨虎城之间的分歧加剧，矛盾逐渐激化。“1930年中原混战时，杨为蒋出了力，也壮大了自己，蒋介石委任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兼十七路军总指挥。时值石友三部在中原反蒋，两广亦将发难，蒋又顺水推舟委杨虎城兼任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潼关行营主任后，即抱有开发西北之宏图。分别派代表团赴甘、青、宁，对各地驻军进行慰劳，征求对开发西北的意见。针对以往几次回汉民族冲突、互相残杀的惨剧，提出了‘回汉一家，陕甘一体的口号，以期达到民族团结，致力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以后秘密流传着杨和杜斌丞等拟定的二十四字行动纲领，即‘回汉一体，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2]212杨虎城经营西北的这些愿望与蒋介石统一全国的诉求势必发生矛盾。

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限制杨虎城在西北的发展。“十七路军返回陕西后，杨虎城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从一九三○年起直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夕，蒋杨间控制反控制，削弱反削弱，吞并反吞并的斗争持久不息，裂痕日益扩大。”“杨将军得以如愿率部返回西安主持陕政，本来是想有番作为的。当时除对部队大事整顿充实，省政建设上也励精更始，大展鸿图。不料，蒋介石处处伸手，事事掣肘。第十七路军刚进潼关，蒋就派陕军死敌刘镇华的弟弟刘茂恩部在后面跟进；杨一主陕，蒋就派顾祝同为潼关行营主任，率兵扼制陕东咽喉。一九三二年二月，蒋任杨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企图把杨的职权范围限制在陕西境内。以后蒋又策动陕西警备师师长马青菀叛杨；派马鸿逵率部回宁夏作省主席，以阻止杨向西北发展；派他的秘书长邵力子主甘肃，拉拢马家回军反杨；还令胡宗南第一师进驻天水，以监视杨部。”“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介石突然免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另派邵力子为陕西省主席。一九三四年十月，蒋把杨部第十七师四十九旅杨渠统部改编为新编第五师，调往河南归刘峙建制。蒋介石种种除异己，削弱、吞并杂牌部队的行径，激起杨将军无比愤慨。随着时间的进展，杨将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正在不断地激化。”[3]125-126

为维护自身利益，杨虎城使用各种方式同蒋介石进行斗争，限制和削弱蒋介石在陕西的影响。蒋介石派到陕西的教育厅长李范一推行“党化教育”，除了宣传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言论的书以外，不准学生看其他书籍，也不准学生组织抗日宣传活动，还调查教职员中谁是共产党，准备撤换。李的行径引起教育界和学生发起驱李运动。杨虎城对逐李暗中同意和默许。学生逐李的各种活动和游行，杨听之任之，迫使李不得不跑回南京。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来西安游历考古，要对学生训话以正“陕西学风”，结果被学生群起喊打并烧毁了戴的汽车。蒋介石认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是共产党员，发电报给杨要叫南汉宸去南京见面。杨认为南去南京可能被扣押，就给南一笔旅费，让南去了日本，复电蒋说，南汉宸已因病离职。国民党中央派邱元武在西安开办一份《西京日报》，替蒋中央宣传，对杨经略西北不利。杨就派人打死了邱元武。李范一被驱逐后，蒋介石又派CC分子周学昌任陕西教育厅长。杨对周态度极为冷淡，使周学昌只做教育官而不敢有所更张。杨虎城还设立了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对上街游行的抗日群众运动进行暗中保护，防止国民党陕西省党部CC分子对运动的破坏。[2]200-201

杨虎城还乘蒋介石无力西顾之际，积极巩固和发展自己在陕甘的势力，反击蒋系势力向陕甘地区的渗透，并将势力扩大到西北其他地区。南汉宸回忆：“蒋介石对十七路军的入关，虽不得不承认，然他并不放心。顾祝同紧跟十七路军入关之后，被任命为潼关行营主任，以监视十七路军。但因蒋在战争中实力的损失及各地红军的发展，使他不得不暂时放弃控制西北的企图，而给十七路军以发展的机会。所以，我们入关后，很快肃清了盘踞各地的土匪，改变了混乱的局面，收编了很多武装部队，统一了陕西。1931年冬，又派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进兵兰州，驱逐了吴佩孚、雷中田，而取得甘省政权。派马青菀师消灭了马廷勷部，驱逐了川军黄逸民等部，收编了鲁大昌，甘肃省大致统一了。改编了马步芳、马步青部，青海与十七路军建立起比较亲密的关系。改编马仲英部为师，作为进攻新疆的准备。……在一年的时间内，大体上统一并安定了西北。直属部队从入关时的万余人已扩大到近5万人。武器的补充有潼关、华阴、西安三个兵工厂及汉中的修械所。兰州有规模不小的造币厂，制造银、铜各种新币，财政收入可以自给。”[4]48-49杨虎城在实力得到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反击蒋介石的渗透和分化，积极阻止蒋系势力向陕甘地区发展。“杨为反对蒋的分化、控制、削弱，曾镇压了一批由蒋暗中扶持反杨的地方武装；……杨还与国内各方面反蒋势力有所联系。”[3]1261932年蒋介石策动杨部马青菀反杨发动“天水兵变”，也被杨迅速平息。“当9月4日，‘天水事变之讯传到西安后，杨将军即率直属团营亲临陇县指挥，命令各路部队分途截击。一周内叛乱悉平，警备师失散的官兵亦陆续归队。后调往临潼、渭南进行整顿，恢复师的建制。”[4]158

杨虎城甚至暗中和中共秘密建立统一战线，阻止蒋介石向西北地区发展。曾代表红四方面军参与同杨虎城方面谈判的徐以新回忆：“大约1933年5月底，……杨虎城授权孙蔚如为谈判的全权代表，并派自己的秘书王宗山参加谈判，协助孙蔚如工作。随后，他（孙蔚如）又谈到胡宗南的部队跟随红军到了西北，对他们地方军不怀好意，言谈中涉及到蒋介石对地方部队的排斥和矛盾。……孙当时表示希望我们打胡宗南，他的部队可以配合，并提出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他主要是希望我们不要向陕西方面发展，同时能把胡宗南赶出西北地区。在这个原则下，他同意双方建立一条可以经常来往的交通线，并愿对我们提供物资。他们还将胡宗南部的一些调动情况告诉了我，给了我一部分军用地图。”[5]207-209

对于陕北地区，蒋介石更是未能实现有效控制和管辖。井岳秀自从1916年被当时陕西督军陈树藩任命为陕北镇守使，直到1936年因自带手枪走火误伤自己致死，实际统治陕北长达二十多年。“井岳秀统治陕北廿多年以来，不论陕西省军政统治者更换何人，军队番号如何改变，但他的军队始终驻防陕北，各县县长由他委派，税款由他征收，所有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各方面，均由他一手把持，俨然成了陕北的‘土皇帝。”[2]705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陕甘地区地方实力派杨虎城、井岳秀等牢牢控制住了对陕甘地区的统治，尤其是蒋介石与杨虎城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使蒋介石政治、军事势力向陕甘地区发展的愿望受到有力的抵制，未能实现对陕甘地区的有效控制和管理。蒋介石势力发展受到遏制，对陕甘根据地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使陕甘中共党组织、红军等在实力弱小，需要积蓄力量以图发展的关键时期，避免遭受力量强大而反共态度坚决的蒋介石系统的直接进攻和“围剿”，客观上有利于陕甘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二、陕甘复杂军政格局为根据地发展提供了宽松环境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地区政治、军事等问题比较复杂。由于本位利益、同情中共革命、内部矛盾重重或自身实力有限等原因，地方实力派对领导和参加“围剿”陕甘根据地，态度消极，甚至互相掣肘，难以形成合力。这也是陕甘根据地虽然多次面临重兵“围剿”，却又能始终“红旗不倒”的重要外因。

地方实力派杨虎城长期主政陕西，控制甘肃，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陕甘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杨虎城在主政陕西前就对中共革命表示同情并与中共党员有较好的合作。杨虎城本人的早年个人经历和戎马生涯，使他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有一种本能的同情。杨虎城曾在给部队训话时，自明心迹，说自己和“大多数官兵兄弟一样，是个贫穷农民出身”，自小生活艰难，曾遭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剥削和压迫，对“贪官土劣压迫剥削阶层痛恨万分”，不得已才走上“成立武装，打富济贫与政府对抗”的道路。杨虎城还列举自己队伍自组建以来参与的重大政治军事活动，强调“我们队伍一开始就是站在穷人立场反对统治阶级的。”“总之，我们军队自成立直到现在，是一贯反对军阀为人民而战的。”[2]193因此，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冯玉祥先后反共清党，杨军长（杨虎城时任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引者注）却收容了由各方下来的共产党员，并安置他们在部队内工作，例如把魏野畴用为政治处处长，蒋听松用为秘书长，南汉宸用为干部学校校长，寇子严用为第一师参谋长，另有一二百名共产党员也都安置了适当工作。后来蒋介石、冯玉祥一再令杨军长清党，杨坚不听命。南京又专门派人来催办清党，杨不得已才以去南京报告为借口离开了部队，派第二师副师长孙蔚如（师长姬汇伯在北京治病）为军部参谋长代理一切。杨离部队时指示孙蔚如，不得已时，把共产党朋友发路费送走。”[2]191

杨虎城在主政陕西期间，对身边共产党员仍然采取保护的态度，对“围剿”根据地和红军态度暧昧，行动敷衍。“1932年春天，南京蒋介石政府有电报给杨虎城，查问共产党员唐哲明潜伏在他那里的情况，并要这个人。他收到电报后，一面叫秘书王菊人送300元给唐哲明（当时任十七路军总部军械处处长），让他当晚离开西安；一面给蒋介石复电，说此人早已离职，不在西安。”“1933年，南京政府又一次电令杨虎城不能再留用南汉宸、王菊人。杨知道南汉宸等同志不是一般的共产党员，向蒋介石硬顶是不成的，所以，为此事很烦恼。最后，送给王菊人数千元，让他去日本留学。对于南汉宸，不仅赠款让他走，还考虑到他离职后有被西安国民党省党部特务逮捕的危险，便令随从南多年的亲信警卫姚云青负责护送他出潼关。”[4]146-147杨虎城明知张汉民是中共党员，但是认为他“有魄力、能干”，[4]296还是顶住国民党中央的压力和指责，委以重任。不仅如此，杨虎城甚至对背叛自己，率部参加红军的部属都能网开一面。“他的骑兵团团长王泰吉是共产党员，带着队伍投向刘志丹。杨得报后，迟迟地才派团长严佩霖带兵去追，当然追不上了。以后王泰吉秘密到耀县活动，被民团指挥雷乾一（此处有误，逮捕王泰吉的不是雷乾一，而是马云从——引者注）捉住，公开解交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报纸上也登了消息，陕西省党部的特务们都睁着眼看杨如何处置？杨不得已把王泰吉枪毙。事后，他屡次说到此事，犹深表痛惜。”[2]1891935年，徐海东率部去陕北经蓝田时，蒋介石发电报给杨虎城，让其堵截。杨虎城按兵不动，等徐海东率红25军北上后，才向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报捷”，敷衍蒋介石。[4]147

杨虎城的幕僚、部下亦有许多人对共产党较为同情，甚至暗中支持。杜斌丞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杜斌丞与杨虎城的关系非同一般。杨虎城之子杨拯民曾回忆：“杜斌丞先生和我父亲1923年在榆林结识后，即结为挚友。从1923年起，他们在政治上始终是好朋友、好伙伴、好战友。1930年到1937年，杜担任了我父亲的‘政治幕僚长，在重大问题上非杜言不决。”[5]231 而正是这位杜斌丞，“他在多方面对我党同志或党的工作给予帮助和支援。”1930年9月，刘澜涛、张德生在绥德被捕。杜斌丞随即委托即将赴绥德上任的县长高望之，设法释放。1931年春，刘志丹在甘肃军阀苏雨生部搞兵运工作，被苏雨生缴枪逮捕，并声言要杀害他。杜斌丞知道后，设法营救，并于该年7月亲自督促释放了刘志丹。刘志丹出狱后，杜斌丞鼓励、支持他继续闹革命，并送给刘志丹手枪1支、大洋200元。1931年初冬，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领导的武装会合后，给养困难，难以过冬，求助于杜斌丞。杜斌丞也设法帮助解决了几箱冲锋枪子弹和手枪子弹，还弄到一些服装和银元，解决了游击队燃眉之急。杜斌丞在西安大湘子庙街居住的几年，中共陕甘地区的许多重要党员如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等到西安工作，每当在被敌特发现跟踪追捕的危险时候，总是去杜斌丞家里躲避，杜斌丞总是设法掩护这些人脱险。杜家也被当时中共党员风趣地称为“共产党人的掩蔽部和避难所”。[5]71-72

杨虎城及其部属与中共的历史渊源和密切联系，甚至连国民党内部都心知肚明。曾有国民党将领当着杨虎城部将领孔从洲的面指责“十七路军通匪”。[3]128因此，指望杨虎城能率部倾力“围剿”陕甘根据地是不现实的。杨虎城自1930年10月29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主政陕西，到1935年6月29日与“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韩光琦商‘围剿陕北红军事宜”，近六年时间之内，几乎没有直接谋划、指挥或参加过对陕甘根据地大规模的“围剿”。[6]137-415

井岳秀统治陕北期间由于实力所限等原因，也无力组织对陕甘红军和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和“围剿”，仅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中共陕北党和根据地重要领导人马明方曾在一份材料中对井岳秀在陕北地区的统治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井是民国初年到陕北的，统治陕北20多年，和其他军阀比较，井对陕北的统治是比较稳定的。……井岳秀初来陕北时带着1营队伍，后来发展成1个师。井的统治是以其军队为核心的。……井岳秀在陕北完全是实行军事统治，名为军政分开，实际是政从于军。井的军队以营、连或排为单位分驻各地，军队操纵驻地的一切，一个连长可以用枪赶着一个县长到处跑（逼着县长给他收粮款），县长是听命于驻地的营、连长的，甚至一个排长也可以收税。因此说井岳秀对陕北的统治是一种极端落后的、封建的军事统治。”[2]250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在初上陕北，井岳秀仅有两千多士兵，后来也不过万人左右。一个地方小军阀，竟能统治陕北23个县达20年之久，这在旧中国也是十分罕见的。”[7]172

自然，井岳秀这种“罕见”的统治，是许多特殊因素综合形成的，并非有效和真正稳固的统治。马明方对井岳秀能长期统治陕北地区的原因作了分析：“井岳秀的反动统治时间长，并且比较稳定的原因，一是地方偏僻，与关中隔离。军阀们争夺阵地的统治权首先争夺关中，当一个军阀争到了关中地区的统治权，还来不及把他的统治势力伸展到陕北时，又被别的军阀代替。所以关中的反动统治者经常变换，但陕北的井岳秀长期不变。二是井和山西军阀阎锡山有密切的勾结，而阎锡山的统治是比较稳定的，这就使井的统治有了依靠。加之井又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每当国内政变，中央政府换人，井都要出去一趟，活动一番。”[2]250-251由此可见，井岳秀能维系其对陕北长期的统治主要是因为地理环境偏僻和个人善于应对时局变化，而非实力雄厚所致。因此，受实力制约的井岳秀对陕甘红军的活动，对陕甘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只能是无能为力。

上个世纪30年代前期，甘肃地区的内乱也给陕甘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1931年夏初）当时甘肃形势苍黄，危机四伏，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例如历史遗留下来的回汉民族矛盾问题；冯玉祥之西北军留在甘肃的部队与地方武装势力互争雄长问题；冯玉祥派人联络其旧部雷中田，拟乘机在西北形成独立势力问题；原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派代表到西北拉拢回汉各部企图东山再起问题；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派间谍怂恿吴佩孚出山，阴谋挑起北洋军阀联合以抗拒蒋介石势力，而火中取栗的问题；蒋介石利用回族旧军人马福祥，唆使回族几股军队，控制西北地区，对杨虎城将军掣肘的问题；还有地方旧官僚势力乘机图谋甘人治甘的问题等等。”[5]192-193甘肃政局之紊乱从担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的尴尬处境当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反映。“一九三二年三月，西安绥署驻甘行署虽然成立了，而甘肃的局面仍然处于割据状态，无法统一。陕军飞扬跋扈，驻陇东之孙部杨子恒旅，俨然以陇东王自居，陇南之马青菀师更自行其是；鲁大昌则以邓在北平时，曾请其援引被拒，对邓表示淡漠；马家则惟求自保，表面应付。”[8]96-97 其后数年，甘肃境内依旧是政出多门，矛盾重重。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各方面联合“围剿”陕甘根据地的力量，使根据地能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壮大。

由于存在上述原因，即使蒋介石亲自领导组织的大规模“围剿”，也因内部矛盾重重，力量涣散，最终归于失败。“1934年秋冬，反动头子蒋介石陆续调集了六个师的兵力，发动对陕北根据地的二次‘围剿。敌军除原有的井岳秀部一个师外，又调高桂滋部一个师，深入绥德、清涧、赤源苏区；井在延长驻一个连；调杨虎城部冯钦哉一个师到苏区南线；后又调山西阎锡山部孙楚、李生达两个师，到吴堡、绥德沿黄河一线；调傅作义部一个骑兵师，到府谷、横山沿长城一线。”[9]58 “甘肃省敌人进至正宁、宁县一线；宁夏之敌马鸿逵部进至陇东曲子、合水、环县、庆阳一线，围剿陕甘红军和苏区。”[10]95

这种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貌似很严密的“围剿”部署，由于内部矛盾重重，实质上外强中干。陕甘根据地东边的阎锡山对西渡黄河“围剿”陕甘根据地态度拖延和敷衍。“由于阎锡山自认为在思想政治方面有一套防共反共的有效办法，再加上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他迟迟不愿参加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直到1935年10月蒋介石再次抵达太原前夕，阎锡山才‘派孙楚率部参加陕北剿匪，与高桂滋合同进行。”[11]97-98 “高桂滋与井岳秀两军阀对攻打红军围剿苏区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高桂滋原是井岳秀部下的一个连长，以后脱离井岳秀而投靠了蒋介石，发展成为一个师。因为高是陕北定边人，一心想赶走井岳秀，独占陕北为王。井岳秀本不愿让高桂滋部开来陕北，惟恐打完红军后高赖着不走，侵占他的地盘。既然高桂滋受命于蒋介石来到陕北围剿红军，那么井岳秀只好哑巴吃黄连，时刻提防着高桂滋部的行动。他们俩的矛盾是很深的，互不服气，互不支援。”[10]99-100国民党参加“围剿”各部各怀打算，杨虎城部担心被国民党中央军并吞，马鸿宾部为保护其宁夏地盘，都不会冒险深入陕甘根据地；井岳秀以求稳定其在陕北的地位，也不敢豁出老本，全力投入“围剿”。[12]186最终，这次“围剿”被刘志丹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而胜利粉碎。

综上所述，陕甘根据地从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独立发展阶段，直到联合斗争，实现统一，客观环境总体上是较为宽松的。杨虎城长期与中共党员保持合作，同情中共革命；井岳秀实力弱小，自保有余，进攻不足；其他陕甘地方实力派、军阀以及阎锡山势力更因各种原因对“围剿”陕甘根据地态度暧昧，敷衍了事。陕甘根据地正是在这种较为宽松的军政环境所造成的“夹缝”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三、陕甘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有利于根据地的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地区生态环境较为恶劣，地瘠民贫，政治腐败，当地人民反抗压迫的革命性较为强烈；加之陕甘高原地域广阔，沟壑纵横，这都为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陕甘地区特殊的地理地貌，比较便利中共根据地的开辟。陕甘边“南梁地区位于陕西的保安县、甘泉县和甘肃华池县、合水县的桥山山脉中段。这里方圆百里，山大沟深，丛林茂密，人烟稀少，因地处陕甘两省的交界处，距离反动统治的中心区域较远（距东面高双成部队驻守的延安、北面井岳秀部队占据的保安及西边甘肃庆阳守军均二三百里之遥，距离其他大城市更加遥远），国民党政府及军队鞭长莫及，所以极有利于积蓄革命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13]78陕北高原特殊的地貌也为陕甘革命的发展提供了便利。那里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从高处往远方看去，只见一道又一道的深沟，沟与沟之间是小块平地，当地称作塬；再过去又是深沟。”[14]153-154这种特殊的地形加大了国民党“围剿”的难度，便利了陕甘红军的活动。加之陕甘根据地地跨陕甘两省，地域广阔，更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区域。

陕甘特殊的地理环境给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和“围剿”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1934年10月后，“蒋介石调集数万兵力，采取军事‘清剿、政治欺骗和经济封锁的反革命伎俩，进行摧毁性的‘分区清剿，妄图逐区蚕食，逐地推进，逐渐压缩，迫我入其包围圈，聚而歼之。”“敌人部署大体是：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进攻我南梁地区，其三个旅（附陇东警备二旅第六团）七个团，分别进驻曲子、庆阳、合水、华池，布成新月形战线，向我中心区依次推进；敌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六个团，分别进驻旬邑、宁县、正宁地区，楔入我南梁、照金两区之间，伺机北进南梁，南出淳耀；敌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四个团，摆在宜君、中部（黄陵）、洛川、富县、甘泉一线，守备咸榆公路；敌八十六师井岳秀七个团收缩到保安、靖边、横山、榆林、佳县、神木、府谷一线布防；敌八十四师高桂滋四个团由河南洛阳直抵延安、安定、延长、延川、清涧、绥德、米脂等县，插入我陕北腹地；敌晋军孙楚部三个旅和李生达两个旅陈兵黄河东岸，堵我东进之路。敌人总兵力共计七个师、30几个团。”蒋介石在军事上铁壁合围，步步推进，表面上看似乎无懈可击。但是“由于西北交通不便，敌人上述兵力部署，从1934年10月开始，至1935年4月完成。”[12]184蒋介石长达半年之久的军事部署过程，给了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和根据地比较充裕的应对时间，为刘志丹转战陕甘地区粉碎“围剿”创造了条件。

加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地区天灾频仍，人祸深重的现状更为革命埋下了火种。当时有亲历陕甘地区者看到了如下惨象：“1933年初，那年西北是荒年，景象凄惨。比如，从西安过扶风到宝鸡，公路两旁都是讨饭的，乞丐甚至跪在路的两旁。旧年时节，天气很冷，荒郊野外，行人稀少，沿途土匪又多，能给钱或食物的人并不多，讨饭谈何容易，那年西北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人。”[15]60后来成为陕甘根据地重要领导人的马文瑞回忆自己的经历和见闻颇能反映井岳秀统治下的陕北现状：“他（指井岳秀——引者注）横征暴敛，纵兵为匪，各县驻军可以抛开地方官吏任意催粮派款、拉夫抓差，稍不如意便棒打绳栓，甚至开枪杀人。加上陕北地区灾害频仍，土匪又多，兵匪一家，打家劫舍，无恶不作，搞得贫苦百姓叫苦连天，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我亲眼看到地方官府经常逼粮催税，土豪劣绅压榨老百姓，讨租逼账，横行乡里，贫苦农民终年劳作不得温饱，遇到灾荒年馑，只得以树皮、草根、观音土充饥，卖儿卖女，冻饿死人的事屡见不鲜，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背井离乡、流落异方乞讨为生的。就在我们乡间，经常可以看到穿着蓝制服的衙役走狗手持棍棒下乡催粮催款，撵得鸡飞狗跳墙。也时常可以见到区公所背枪的团丁，到村里催粮要捐，又骂又打，赶得贫苦农民满山跑，只有有钱人才能和他们说上话。同时，也听到反动军阀井岳秀的种种耸人听闻的劣迹。群众传说他光姨太太就有9房，一旦发现哪个行为不规，就要枪毙。在平时的生活中，井更是花天酒地，挥霍无度。他在统治陕北的20年间，所搜刮挥霍的民脂民膏简直无法计数。”[13]9-10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黑暗腐朽的军阀统治双重压迫下，陕甘地区人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愿望异常强烈，便利了中共的宣传和组织，为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由于交通之隔塞，政治之黑暗，教育之落后，人民生计之困难，陕北、甘东接境地区之农民，已养成一种反对政府的心理，平日除有提款委员以鞭笞与他们间或相见外，其他可谓与政府无丝毫关系。狡黠者往往利用此种社会背景，啸集山林，一以抵抗官府之无厌征求，再以图一般有为分子之共同出路。故此地带素为绿林豪杰活动之区，驰名中国各省之樊钟秀，与曾在西北盛极一时的陈国璋，皆发祥于此等地区。即刘志丹亦曾在此一带作团旅长等职。不过在刘志丹以前，所有绿林运动，总不外以个人荣达为目的，以义气为互相结合之‘水门丁，尚无大的政治系统为背景，无与社会打成一片之政治组织，无一贯的社会政策，更无所谓政治目标。”“然而自刘志丹开始活动以后，情势大不相同。刘为保安人，最熟悉地方农民痛苦，他同时受过黄埔时代新的政治训练，并受过共产党组织的熏陶，所以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法，有组织，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合为一致社会运动。他针对着政府的缺点，来宣传组织民众。分大地主的土地与牛羊予一般农民，反对捐税，反对派款。因此在消极方面，取消了民众的负担，积极方面增加了民众的所有。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再加以刘志丹之组织，使民众更不得不为之用。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百里以内之民众。”[16]71-72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到1935年下半年，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在“围剿”南方各根据地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注意力已经开始集中在陕甘根据地上，并且不断调兵遣将，部署对陕甘根据地更大规模的“围剿”。而恰在此时，陕甘根据地内部又出现了因“陕北肃反”造成的危机，形势极为严峻。如果不是中共中央以及中央红军及时赶到陕甘根据地，平息了“陕北肃反”危机并迅速整合军事力量反“围剿”，要保住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也是相当困难的。

中国革命的发展充满了曲折的探索历程。自1935年9月，在甘肃哈达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从国民党报纸上欣喜地看到西北地区有刘志丹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和红军，决定落脚陕北，直到1947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指挥国共决战，胜利奔赴北京，整整十三个春秋，陕甘根据地以及由陕甘根据地发展起来的陕甘宁边区一直是中共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关于这块根据地发展的历程，其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需要研究。怀此夙愿，笔者不揣浅陋，期待以这篇小文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前辈，同时唤起广大研究者将目光聚焦于这块神秘的红色沃土，推进陕甘革命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注释：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陕西党组织（陕西省委、陕甘特委、陕北特委、西北工委等）在陕甘地区，先后创造了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和西北根据地。本文探讨的内容从时间上讲包含这三块根据地创建的绝大部分起止时间；从地域上讲，也涵盖了这三块根据地的主要地理范围，为行文统一，故以考察问题的主要地域范围为依据，统称为“陕甘根据地”。

参考文献：[1]张策陕西党史的面目急需澄清（1993年）[M]//三存书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编陕西文史资料精编：第9卷·人物专辑（上）[M]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

[3]孔从洲孔从洲回忆录[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4]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主编丹心素裹[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5]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杜斌丞（增订版）[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6]贾自新杨虎城年谱[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7]崔月德井岳秀其人其事[Z]//榆林文史：第1辑陕内资图书，2002

[8]杨子实，石佩玖记西安绥署驻甘行署和新一军概况[M]//邓宝珊将军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9]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10]张达志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二、三次反革命围剿的一些情况[G]//甘肃文史资料选辑（革命史专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11]智效民抗战前阎锡山同蒋介石的关系[J]晋阳学刊，1995（4）

[12]王世泰王世泰回忆录[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