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继先

1

这座以天命名的大山——天山，高耸雄踞，傲视天地。依傍天山的是铁色戈壁，向远方无限伸展，让视线绝望。千百年来，因为山的峻拔高耸，戈壁滩的广阔辽远，沿北天山脚下行走，距离总是不怀好意地在前方狞笑，马、驼、人以及用现代技术加工建造的各式车辆都仿佛甲虫，人们常常因眼前的景物极为相似、少有变化而产生恐慌和不安。而在当下，高速公路百无遮拦，一路通畅，让时间和长度乱了方寸，只能讨好般地维护着速度——从双河到石河子，四百多公里的路——三十年前，乘车需要驶行两天时间；20年前，需要一整天；十年前，需要走大半天；现在，小车行驶只用三个多小时，便能顺利抵达……

那是2010年深秋的一日，我因为公差去了一趟石河子，车在平展如砥的高速公路上行驶，满眼的秋景目不暇接，天空蔚蓝，显得高阔辽远，树的叶子已渗入了黄颜色，但还是被绿色统领着，看上去更是生机盎然。汽车奔驰，車外的棉田迅速掠过，似乎不是车在行驶，而是棉田像水一样在流逝，一些高大威武的机械，正在棉田中缓慢行进，所过之处，棉株变成了光枝秃秆，雪白的棉花全都被它吸入了肚中。这是采棉机在采收棉花。我想，棉花实现了机械化采摘，也可以理解成是速度的一种。

诗人艾青吟唱的“年轻的城”石河子，秋日的傍晚显得十分安详与静谧，马路边，白杨、垂柳、樟子松以及苹果树灵犀相通，着力装点着城市的风景。把苹果树作为城市风景树，是石河子的一大特色，因为苹果树果实累累，城市显得更具魅力，色彩受益于春天以来的阳光雨露，让红艳成为一种展示。面对满街的苹果，人们并不去私自采摘，这是对成果的珍爱和对美的呵护，标高了文明，烘衬了精神。那个时候，夕阳正红，霞光以饱满的热情把天空装扮得赤橙万里，也透过果树洒向游憩广场，洒向广场上的几尊雕像。这些年来，因公因私我途经或专程到石河子不下百次，而每次到来，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到广场上去看看，拜望一下这些青铜雕塑。我年轻时曾习学美术，曾一度痴迷于包括雕塑在内的所有美术艺术，所以凡到一个地方，只要有城市雕塑，我都会驻足观看，欣赏良久。但对于石河子游憩广场上的雕塑，就不仅仅是为了观赏，每每站到雕塑面前，我的思绪就像是生出了翅膀，飞向天空。

雕塑共三尊。一尊是《王震将军》，一尊是《军垦第一犁》，另一尊名曰《边塞新乐章》。站在雕塑面前，我仿佛置身在了历史的长河，眼前会升起烽火硝烟，耳畔会响起嘹亮的军号声，脑海中会浮现出战斗场景、劳动场面……把雕塑与烽火、号声等联系起来，让我从心底里对艺术家们充满了敬意，雕塑除却造型的高超完美外，我的敬意更多地来自他们的精准选择——以青铜为材料。雕像旨在以历史和功绩的名义塑造、纪念和鼓舞，凝结一种精神，而青铜坚硬、刚强、厚重，唯青铜才能表坚强意志，唯青铜才能述血汗同歌，唯青铜才能讲巨变沧桑。

青铜让人充满信心，青铜以它特有的质地和风格正好代表了过往的那段峥嵘岁月。

2

王震将军的雕像再现了他的勃发英姿，只见他神情豪迈，举目远眺，在他眼里，征程还远，重任亦艰，所以他没有放下用来瞭望山河的望远镜，战马也在身后咴咴嘶鸣，像是只要号令下达，他就能跃马驰骋，奋勇向前……

站在王震将军的塑像前回望历史，近八十年的时光只是一个概念，概念之下是烟云翻涌、风雨循往。1941年陕北的春天，并不因为时局的动荡和情势的紧迫而显得特别，春光一如既往循着时间的轨迹，像一团淡墨，在大地上缓缓洇浸。在这个春天，身体清瘦的王震看上去有些单薄，宽大的粗布军装为长风鼓荡。但这并没有影响意志，迎着春风，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的官兵开赴延安南泥湾，垦荒屯田，开展大生产运动。如今已无法还原当年开荒造田的面貌，但经验和文字使我们洞察，他们在杂草丛生的荒山点燃篝火，在荆棘遍野的荒滩持镐挥锹，以“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中央”的豪迈，开垦、播种、耕耘、收获，把忠诚与奉献张扬到了极致。同样，我们无法悉知当时的具体情况，但有一组数据可彰其功绩，到1944年，历经三年时间，三五九旅共开荒26.1万亩，做到了经费、物资自给，并向边区政府上交公粮一万石，把人迹罕至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后来，这支因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而唱红大江南北的部队，生产是一把好手，战斗亦所向披靡，投入抗日主战场，使日寇闻风丧胆。抗战胜利后，他们骁勇不减，一马当先，投入解放战争西北战场，然后穿漫漫戈壁，饮潇潇风雨，一路西行，凯歌进新疆，在史册中竖起一根大柱，立地擎天。

与南泥湾大生产相距十一年后，毛泽东主席一声令下，部队就地转业，再次拿起锹镐，投入到屯垦戍边的事业当中。最初，官兵们并没有察觉到，这一次的垦荒造田，与上次南泥湾的大生产有什么不同，当领章帽徽收为珍藏时，才意识到和上次是天壤之别，不但军人的身份不复存在，并且要在新疆扎下根来，与故乡和老母天涯相隔。尽管如此，老兵们发现，军装还穿在身上，钢枪还握在手中，使命更为神圣，国家需要他们与大漠胡杨、戈壁红柳为伴。生产求强，守边报国，只能是义无反顾。于是，军垦战士在天山南北再次拉开战场，躬耕于荒原种粮，挥汗于戈壁植棉，置身于大山开矿，夯基于荒蛮建城，续上了滚滚青铜洪流，为铜质雕塑提供了蓝本。

《军垦第一犁》雕塑久负盛名，造型是三位血性男儿扶犁垦荒。两人在前面拉犁，一人在后面执犁，如三张弓，与土地作距离最近的对望，用犁作笔，书写新的史章。

夕阳正红，微风徐来，凝视掩映在花丛的《军垦第一犁》，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个古老词语——屯垦。循着犁铧的指向，我们会看到，汉武帝为了开疆拓土、稳固边疆接受贤臣建议，颁布“轮台诏书”。在此之后，许多戍边官史、士卒在轮台、若羌、楼兰等地大规模屯垦、驻守；会看到康熙皇帝在平定准噶尔叛乱时，为解决“兵非不敷，但虑路远，运饷殊难”的问题，派兵在哈密、巴里坤和木垒实行军屯；还会看到，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被贬谪伊犁后，发现边防空虚，向伊犁将军提出要发展屯垦，极力倡导兴水利重农桑，修渠引河水灌溉驻军和百姓的田地，从根本上稳定了驻军的军心，很大程度上解了军民的后顾之忧……从张骞出使西域，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其间，无数良贤为了屯田而奔走，无数兵士为了屯田而付出，“屯田是千古之策”（李贽语）、“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左宗棠语）的呼号，更如龙吟虎啸，响遏行云。但是，古时的屯垦囿于时代的局限，时盛时衰，时断时续，而赋予这个千古之策更为深远意义，并建立不朽功勋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千古之策、屯垦戍边意义厚重，光华闪亮，但大多兵团人对此说不准核心要义，道不全主旨重点，但是，他们都牢记着理想和信仰，心中熊熊燃烧着一团火，向着戈壁大漠挺进，向着盐碱荒滩进发，在人迹罕至的风头水尾，在风沙肆虐的不毛荒野，以雕像所塑姿态，背负青天，挥镐抚犁，拓荒造田，营造出无边绿色，推动着历史前行。在这许多年的工作经历中，我游历了南北疆各地，博斯腾湖、叶尔羌河、伊犁河、阿尔泰金山都留有我的足迹，在这一次次游走和寻访中，我被那一片片绿洲、一个个新城、一座座工厂、一条条大道深深吸引而感动。在荒原戈壁上崛起的所有这些，无法计算出需要付出多少血汗与艰辛，但我知道，这都是兵团人用心血凝结的。当年的那些老兵，大多已骨埋边地，活着的也已老境夕阳，在我想来，几十年的岁月洗礼，风沙也许早已把他们心绪吹淡，不曾想，每当问及他们当年及眼前的事，他们依舊神情激动，会佩上军功章，唱起军垦歌，似乎还能拉紧大绳，让铸铁大犁深深地探入，让泥土翻花起浪。

《边塞新乐章》塑有三个女性和一个婴儿。或是播种或是修渠或是植树，干累了，坐在地头小憩，这时孩子呼唤母亲的哭声传来，居中的那位妇女赶紧抱过孩子，给孩子喂奶，右侧的维吾尔族女青年，喜悦地看着母亲怀中的孩子，分享着天伦之乐，左边留着“剪发头”的少女，文静端庄，目光凝视着远方。

天地万物，阴阳两极，世界不能没有女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二十万集体转业的兵团职工，大多为中青年男性，没有成家。历史可鉴，历代西域屯垦之所以时断时续、一代而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形成家庭这个社会根基。若想不重蹈历史覆辙，稳定边疆，须让荒原温柔起来。于是，八千名为追求新生活的辣妹湘女，告别山清水秀的三湘四水，分批起程西行，紧接着，大批齐鲁女兵也告别故土爹娘，远赴新疆。随后，河南、四川、福建、湖北以及大上海、天津卫等省市的大批姐妹如百灵飞到天山南北，与戍楼孤烟为伴，融入大漠落日晚霞。地窝子是她们立足荒原的家，门在深穴中，窗在头顶上，她们在地窝子里度过了洞房花烛的良宵，连地窝子也造不及时，麦草垛也可以成为新婚夫妻栖息的场所，幕天席地似乎浪漫，但几滴清泪几许叹息，让这份浪漫成了遗憾的注脚。尽管条件艰苦，居所不完美，缺乏最起码的心中想象，但在秋季玉米成熟的时候，荒原上传出了第一声婴儿的啼哭，也就意味着兵团人将在荒原大漠上薪火相传，世代相承。

顾薇君，在博尔塔拉草原，在五师双河绿洲上，凡是提到这个名字，人们啧啧而叹。1963年，她放弃在大上海工作的机会，告别浦江滚滚东逝江水，踏上西去的列车，来到了博尔塔拉草原深处的三牧场（现八十四团）。猎猎西风撕扯着她乌黑的长发，漫漫沙尘扑打着她清秀的脸庞，但并没有让她退缩，反而选择了去最为艰苦的少数民族聚集的十三连工作，挖大渠、打土块、打柴、浇水，让青春的花朵在重体力劳动中绽放。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这里远离场部，没有学校，孩子只能像无人看管的羊羔一样满戈壁滩撒欢，于是萌动了在这里开办一所学校的想法。办学校谈何容易？连最基本的条件都没有，她就自己动手，在一间土坯屋里砌土墩，在土墩上搭上木板，矮的为凳，高的当桌，收了二十余名蒙古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孩子，为他们启蒙。祖祖辈辈大字不识一个的孩子们终于能识文断字了，同时知道了他们所生活的地方名叫博尔塔拉，距博尔塔拉几千公里之外，有一个地方叫北京，那是祖国的心脏——首都。办了学校，她并没有完全脱离生产劳动，凡有突击生产搞“大会战”，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如是二十多年过去，她积劳成疾，患上了肾衰竭。在上海手术后，病情稍有好转，她谢绝了亲友的劝阻，又回到了团场。一年之后，她离开了人世，按照她的遗愿，亲人和战友将她的骨灰一半撒在黄浦江内，另一半骨灰撒在草原上，魂归绿洲，如一枚金灿灿的胡杨叶，永远装点着草原绿洲的风景。

3

几年前，在一个双休日，我和单位的几名同事从博乐驱车，翻山越岭，向额敏进发，第二天，又马不停蹄地向着巴尔鲁克山而去。这一路行程数百公里，不为别的，是去做一个采访，同时去看望一个人。但是，所要看望的这个人，已不在人世，她早已长眠地下，与大山融为了一体。

她的名字叫孙龙珍。

通往山里的路还算好，全部是柏油路，只是路依山而建，九曲十八弯，有些路面有很大的坡度，还要经过一个过水路面，车并不能行驶很快。在行进中，我不由地想起更早时间的一次九师之行。具体时间记不真切了，大约是新世纪到来后某一年，五师报社去九师报社学习交流，那次行程共四天时间，其中一日，一座雕塑又深深吸引了我。那就是孙龙珍的雕像。天气晴朗，天空蔚蓝，阳光洒到雕塑身上，在四周鲜花绿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洁白。雕塑为孙龙珍的立像，身姿挺拔，双目炯炯，眺视远方，手中紧握着一把钢枪，身旁依偎着一大一小两只羊，无论是艺术造型，还是生活表达，都十分生动。

那一次对孙龙珍雕像的造访，其造型英姿就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十余年过去了，丝毫也没有淡化。现在要去雕像人物的长眠之地，心中不由地有些急切。汽车一路行驶，终于到达了孙龙珍的墓地。这里是一带浅山，起伏着动人线条，形成波浪状，一直延伸到远处戴着雪冠的山峰。浅山覆满了山花碧草，满目葱绿，生机盎然。在墓地的两侧，种植着几排松树，生长得亦十分茂盛，在青山松树的拥衬下，墓地显得格外肃穆。

在我们到来之前，路边已停了十余辆车，墓地有很多人，我们到达后也加入其中，大家都轻步噤声，默默地来到墓前，向着墓碑行注目礼，表现出的是尊敬和仰慕。这时，突然从路边传来汽车的鸣笛声，大家应声望去，看到一辆大卡车行到墓地前，因为路上停着的各种车辆无序而泊，一定程度上拥堵了道路，卡车无法行进，只好鸣笛催让。看到这种情形，我问陪同的一位九师记者，咋会有这么多人来拜扫孙龙珍？他回答我说，这还叫多呀？在“五一”期间，大批的游客去小白杨哨所旅游，途经孙龙珍陵墓都要下车，对她进行祭扫，有时路上的车可以排出近一公里。离开孙龙珍墓地，他的话始终响在我耳畔，车又行了一段路程，我回头望去，看到又有四五辆车在孙龙珍墓地前停了下来。

见此景，我不由地自问，一个人，且是一个不在人世的人，何以有这么多人来看望她？

一个人在世上，如同沧海一粟，很难显露出来。人海苍茫，注定了一个人在世间的无关紧要，单个的人，最终被淡化、被遗忘，从时间广度和空间深度来说，这是一种必然，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除非，这个人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或功绩。

孙龙珍便是后者。她的墓表如此记载：

孙龙珍，女，1940年出生在江苏省泰县贫苦农民家庭，1959年支边进疆，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69年6月10日，在反击前苏联入侵我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的斗争中，为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英勇牺牲。

1969年6月16日，由上级党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员，1969年8月25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了解了孙龙珍的事迹，几十年来，她一直被人惦念，受到尊重便有了答案。

其实，孙龙珍是再为普通不过的一个人了。她出身贫寒，来到人世时，我们的国家还在蒙受战火之灾，童年生活的幸福指数大打折扣。1959年她长大成人，十九岁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响应国家的号召支边来到新疆，被分配到兵团工一师十二团火焰山化工厂当了一名工人。至此，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似乎找到了安身之所，尽管哈密地处边疆，条件有限，但足以安身立命，她在这里可以嫁人、生子，平平安安地生活、劳动。但在1962年，大批边民外逃，边境不再安定，国家领土不能丢失，急需有人赶赴戍边，这个责任自然落在了兵团人的身上。孙龙珍随同开赴裕民县境内的巴尔鲁克山，参加代耕、代牧、代管“三代”工作。自从孙龙珍投身兵团，加入屯垦戍边行列，特别是加入到“三代”之中，她已经和崇高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但是作为个体的人，这种崇高并不凸显，因为放牧、执勤、垦荒、耕耘，所有参加“三代”的兵团人都过着同样的生活，从事同样的劳动，履行同样的职责，她仍是芸芸众生的一个。

谁也不会刻意盼望1969年6月10日的到来，但这一天如期来临。是日，孙龙珍打了一天的土墙，刚回到家里，突然听屋外传来喊声，快来人快来人呀，我们又有人被绑架走了。责任使然，孙龙珍听到喊声，立即操起一把铁锹，和大家一起向出事地点跑去，与强权抗击，与蛮横说理斗争。可在这时，蛮横与强权显得肆无忌惮，枪声响起，子弹飞向我边防群众，有一发子弹击中了孙龙珍，她倒在了血泊中，而此时的她，还怀着六个月的身孕，这一枪夺去了两条生命。

无须再作过多表述，一个人，也许永远都普通平凡，但是当这个人的作为与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联系在了一起，形象便会如山岳般耸立起来，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舍生取义，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为了国家献出生命。崇拜英雄，是价值观的最高取向，在任何一个国度，民族英雄都被奉为至高，激励着后人。所以，有史文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亦有诗云：“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4

博樂市有一条红星路，一条杭州路。

“西迁奉命拓荒洲，冰冻雪花稠。今宵露宿何处？瀚海路中留。车沦陷，朔风嗖，更昂头。千秋壮举，汗洒天山，情暖博州……”词阕放笔豪放，情景交融，说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为响应国家开发新垦区和维护边境稳定的号召，农五师西迁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情境。几十年过去了，直到2018年，第五师师部就紧临着红星路和杭州路，一条从师部大楼前横穿而过，一条正对着师部大楼。

在五师，雕塑有些特别，没有人物形象，就伫立在杭州路西端。雕塑的整体造型是一面旗帜，在旗帜的上方镌刻着一枚硕大的五角星。所塑之旗高大端正，红色的五角星饱满丰盈，在鲜花和绿树的簇拥下，闪闪发光。令人遗憾的是，后来因为城市建设，这座雕塑被拆除了。后来在第五师八十一团、八十三团、八十七团、八十九团等团场都竖起了新的雕塑，所塑形象无论怎么变化，都传承了曾经杭州路上的雕塑主题，大旗飘扬，红星闪耀，将五师前身部队——延安时期教导旅“红星部”的代称极力彰显。人们深信，烽火烈烈，红星闪闪，辉映的是第五师英勇超拔、彪炳日月的光辉历史。更令人欣慰的是，博乐城中的红旗红星之雕塑，在第五师建设“红星之旅”陈列馆时，由一块残碑进行了替代。

陈列馆建好后，每次当我站在那块残缺的纪念碑前，立即被一种沉稳凝重所包围。这块碑由一块巨石琢就，略显粗糙，但却透露出源于山脉的高大和与生俱来的沉重。碑体呈暗灰色，光泽尽失，可传递的却是沧海横流的时光深邃。而碑上依稀可见的文字，更是彰显着忠诚与气概。陈列馆因面积有限，馆内以图片展陈为主，辅以部分文物、文字、图表、半景画等，配上声光电效果，开辟了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些图片、武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奖章证书等，极大地丰富了展陈内容，但这些物品都没有明表旨意的功效，需要讲解员进行解说，如果有一个无须更多讲解就能体现五师历史的实物，将会为陈列馆增光添彩，也会更具教育意义。于是一些当年的老兵想起了这块纪念碑。后经几番周折，将此碑从原立地运了回来，陈列在馆中。

纪念碑为“第十六师烈士纪念碑”。

“忆自保卫毛主席、党中央，迄西北全境解放，我师从抗击、运动，攻压围歼，直至横穿戈壁，跨越天山，大小战斗百余次，歼敌数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胜利地完成了解放战争中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文字的局限在碑文撰写中显得捉襟见肘，不可能尽述这支部队的功绩，笼统的概括性表述，总让人感到虚浮，只有碑上刻着的烈士姓名，让一切都真实起来。

出于敬仰和昭示，在展陈设计时，纪念碑的两旁耸立着两根高大立柱，立柱之上用光电技术使两支火炬熊熊燃烧。面对火炬护卫下的纪念碑，我躬下身，把头深深埋在胸前，以示对烈士的缅怀。透过火炬的光芒，我仿佛融入到历史之中，像是听到历史车轮正碾过山川、河流和广阔原野，一路奔来。

这是一段用血与火锻造的历史。

五师发源于南昌起义，经历了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前身六军十六师，在延安时期为陕甘宁晋绥联防教导旅，被授予“红星部”的代号。1946年，国民党部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教导旅随西北野战军投入到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延安保卫战中，激战七天七夜，然后转战西北战场，围歼醒醐镇，血战营盘岭，攻占西安，鏖战郑州，然后又扬鞭催马，凯歌进疆，保卫伊吾，剿灭残匪，一次次在枪林弹雨中突进，一次次在烽火硝烟中穿行，锻打得“红星”愈加熠熠闪光。

志书上称，当年碑上共刻有十六师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2319名烈士的名字。2319名，看似很精准，但我对这个数字却产生了怀疑，就算这个数字是准确的，那么再往前溯呢，一直追溯到南昌起义，在这支部队中到底有多少人牺牲于烈火烽烟之中，我想肯定没人说得清楚。其实，对于这一点，说清说不清都不重要，我们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那就是这些牺牲的人都是些理想的追行者，或者说都怀着一颗渴盼自由、向往幸福的心。自古至今，这个世界之所以生生不息，精彩万分，就是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理想的追求，也由此推动历史不断前进。因为心中怀着那个理想信仰抑或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信念，他们对前方有一个美好世界、有一种幸福生活深信不疑，所以一路走来义无反顾，哪怕是流尽鲜血，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

可是，他们最终还是没有抵达目标，中途殒殁。就意义而言，我以为，他们并不是消亡，而是化为星辰，依然光彩夺目，而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正在渐趋实现。绿洲大地上绿浪翻涌，硕果累累；工业园区内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城镇中高楼林立，花红柳绿；人们居住楼房，出行小车代步……这些绝对是一种证明，为烈士的理想追求证明。

英烈英雄气概，浩气长存。

但那些千千万万没有被刻入纪念碑的普通士兵和职工，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到新疆，来到兵团，开荒造田、生产建设、站岗守边，默默无闻一生，亡故后，就在戈壁滩上挖坑掩埋，并不被许多人知道。

比如我的父亲。一个沈阳军区复员、转业军人。

2010年7月3日，我父亲姜景信走完了他艰辛的人生苦旅，告别了人世，被埋在了“苹果园上面”。那是一片纯粹的戈壁滩，乱石遍布，沙砾铺陈，几乎没有土壤。一是为了把坟包堆得高大一点，二是为了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不与土壤相隔太远，我找人专门拉来两卡车土，覆在了坟头。出殡那天，有不少人为他送行，他的战友、他的亲朋都来了，哭泣、悲叹、惋惜一番后，便全部散去，从此后，除了在他的忌日、清明、除夕等几个特殊的日子，他的儿孙和亲人去为他扫祭，再无人能想起他，惦念他。他就只能默守着无尽的落寞与寂寥。

和我父亲于1964年4月2日从沈阳军区一同转业的军人，共有九十八人来到了一个叫托托的地方。托托，一个怪异的地名，依照“托”的字面解释，托托两字并列，让人无法理解，显得莫名其妙。就此地，如果用“坨坨”两字却更为贴切，它就是一个小地方，小小的一坨坨。与地名相适应，这个地方荒凉无比，全是戈壁滩、盐碱地，还时常伴着狂风袭扰。他们来到这里，开始了开发建设，他们在这里除了使上万亩戈壁荒滩变成了良田外，还修了渠、修了路、建立了学校、建起了医院、建起了连队，由他们打下的基础，这个地方不断发展，现拥有耕地面积七万亩，建设了小城镇，高楼林立，广场阔大，道路笔直，鲜花盛开，当年的一小坨坨變成了魅力无穷的现代化农场。而他们大多数人却无福享受这些成果与繁华，相继离世。当年的九十八人，如今健在的不足二十人，他们在奉献了血汗之后，全都埋在戈壁滩上。

同样，死后，少有人再能记起他们。

我曾经做过努力，想弄清自解放军进疆到目前，到底有多少兵团战士在新疆“献了终身”，但我查遍能查到的所有资料，都没能得到准确的数据。各团场的“志”中，在“人名录”中倒是有干部职工的死亡记录，但兵团上一轮修志，是在上个世纪末，出版志书在2000年左右，如今又过去了20余年，那些记录已不再准确，难以引用。

不能被人记住，却连个计数都没有。我为此想不通，也在苦恼着。

是作家丰收先生解除了我的苦恼。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他出版了《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在阿拉尔，我去过一方老兵叫作“幸福城”的墓地……遍布天山南北以部队番号称谓的农场，都有一块“幸福城”这样的墓地。与阿拉尔不同的是，这些墓地大都以农场连队序号或是条田序号称谓。孔雀河养育的二十九团，拓荒者最后的归宿地序号“十八”，就叫了“十八连”或是“一百八十亩地”。塔里木河下游三十五团的墓地，叫“十四连”……

在托托，在五师九十一团，墓地叫“苹果园上面”。

看了丰收这样的书写，我完全释然了。原来，兵团战士死后，他们并没有离去，他们只是“调”到了“十八连”、“十四连”，去了“苹果园上面”。他们依旧在苹果园上面开荒，在十四连耕种，在十八连收割。绿洲上的丰收之歌，依然有他们最响亮的歌喉……

5

自从石河子在游憩广场塑了几尊雕像后，这些雕塑就成了宣传、推介石河子的一张名片，书中有像，报上有图，电视上有影，渐渐成为石河子一个最鲜亮的文化符号。石河子也就被世人所知。当那些东宾西朋、南商北贾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脚步踏上石河子这片土地，无一不信步于广场，长时间驻足，去亲近历史、感悟变化。王震将军的眼前硝烟未散，拉犁的绳正直直紧绷，母亲的乳汁还在滋润着绿洲……看到雕塑，所有的人都欷歔感叹……

因此，也就常有故事发生。

最让人动容的故事发生1999年9月。在兵团领导的安排下，当年横穿大漠挺进和田，后来成了第十四师四十七团职工的老兵，来到石河子游憩广场。当年的这些老兵，一头扎进大漠，就再没有走出去过，有的老兵没有坐过火车，有的连喀什和乌鲁木齐都没有去过，当老人们看到王震将军的雕像时，都激动万分，步履踉跄地走到雕像前，排成整齐的队伍，满含着泪水，集体大声喊道：“王震将军！我们来看你了！我们没有辜负你的期望，我们在沙漠边缘扎下了根！”接着他们集体唱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这歌声，穿过近半个世纪风雨，在广场上空回荡着，好似百万雄师归来。

所有雕塑都会有一个基座。建在兵团各师市的雕塑也是一样，雕塑基座也都高大厚实，因此，我想起杨牧的一句诗来：“最高的基座才会有最高的主峰临盆……”因为石是基座、碑是基座、那些追逐理想的人们更是基座，而由他们托起的峰才如此高大，如群山般巍然屹立……

责任编辑惠靖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