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鹏艳

1

印着樱花的黑色门帘儿一撩，探进来一张长脸，上嘴唇还在半空中，下嘴唇都快拖地了。我招呼他：“郝蓝天，这儿呢。”长脸点个头，朝我这桌走过来。走近了，一蓝一棕两只眼睛瞧着我，露出亲切的笑意。

我打小儿就习惯了这两只眼，要是换作旁人，被这双眼睛盯着笑，没准儿会脊背上直冒冷汗。其实看惯了也没什么，好多人都喜欢鸳鸯眼的波斯猫，郝蓝天的眼睛不比猫眼难看，要是你和他一起和过尿泥，打过小抄，你也会喜欢他。

郝蓝天的这双眼睛让他爸爸郝东来丢尽了面子。那时候没人知道双眼虹膜异色症，在街坊大众的印象里，凡是不正常的，都是妖孽，于是就有人跟在郝蓝天后面扔土坷垃，边扔边喊：“妖怪，哪里逃！”郝蓝天抱着脑袋在包围圈里跳来跳去，动作敏捷得不像人类。说老实话，他要是没这本事，早给人拿土坷垃埋了。后来他在学校运动会上发挥被人围追堵截锻炼出来的体能优势，拿了个年级短跑冠军，还被省体校的老师一眼相中了。不过那时候郝东来已经“畏罪潜逃”，家里只剩下郝蓝天和章玉兰母子俩，省体校的老师要把他带走，章玉兰首先不同意，郝蓝天也觉得不合适，于是省体校的老师只得摇着头，眼看着章玉兰“浪费了这棵好苗子”。

十一岁的郝蓝天爆发力惊人，不论是短跑还是掰手腕子，没人拿得住他。我因为跟他是邻居，也沾了光。早就没人跟在他后面喊妖怪了，他身体素质一流，成绩又好，班上的男生都想跟他交朋友。当然首先得过我这关。郝蓝天说：“大刘，你觉得这人怎么样？”我说：“还行吧”。下回考试的时候，这人就能抄上郝蓝天扔过来的纸条。为此他们请我吃海带丝、葵花籽和豆沙冰棍，我不能不春风得意。

那些年我吃了郝蓝天多少包海带丝，多少袋葵花籽，多少根豆沙冰棍，已经记不清了。我们俩交头换颈，相互保守着各自的亲妈都不知道的秘密，这份感情让我们三十多年后還一提起就有酩酊大醉的冲动。尽管我们分开了三十多年。

吃日料的好处是清淡，连酒都淡得没个鸟味儿，像我们这样人到中年这高那高的颓废男子，喝清酒和清水没什么分别。郝蓝天叫了一款老牌二锅头，脑袋上系根白布带子的店主哈咦哈咦地从酒柜里取出烈酒交给郝蓝天，静悄悄地退出我们的视野。

约在这儿也是郝蓝天提议的，他说知道我喜欢吃豆儿，这里的纳豆不错。我小时候确实喜欢吃豆儿，无论是豌豆、蚕豆、毛豆、黄豆、黑豆我都馋。特别是新蚕豆上市的季节，我妈爱拿盐水煮蚕豆，熟透了捞起来，用缝被窝的棉线穿成老长的项链儿挂在脖子上，给我当零嘴儿。吃一颗，摘一颗，香死了。我妈煮了豆儿，也让我给郝蓝天送两挂。章玉兰很少给儿子张罗零嘴儿，她有时间宁愿坐在镜子前拿塑料卷儿烫头。

那时候的妇女流行烫一种鸡窝头，整一脑袋卷儿是顶时髦的事儿，为了保持卷曲度，爱美的妇女就不厌其烦地往头上卷一种空心的塑料小卷筒。章玉兰有一大盒塑料发卷儿，大号的中号的小号的红的黄的绿的，各种型号和颜色都有。我妈偶尔也问章玉兰借发卷儿，章玉兰很大方，撅屁股从床底下掏出饼干盒。你以为她要请我妈吃饼干，开盖才发现是满满一盒塑料卷儿。然后两人就脑袋上顶几个卷儿好看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实践。她们那一代劳动妇女经常有一些很奇怪的物质和精神交流，我爸对此特别不理解。

印象里章玉兰总是顶着一头塑料卷儿，在院子里叉腰数落郝东来，不是埋怨他没搞到蜂窝煤，就是甩脸子说生活费不够用。郝东来拉长一张马脸，辩解说家家情况都一样，一个月就那么大几十块工资，上哪儿变钱去？章玉兰说：“我不管，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是你老婆，跟你拿钱有错没错？”章玉兰自然是没错的，那么错的就是郝东来。

郝东来拉长了一张马脸，赤膊在院子里搬砖。他按章玉兰说的，把建筑工地上的废砖（其实是整块砖头）搬（偷）过来，挨着自家的东墙垒了一间披厦，这样做饭就有了单独的小厨房。邻居们都羡慕，说东来能干哩，一个人能盖房子。郝东来臊得脸通红，一张马脸拉得更长。他把他的长脸遗传给了郝蓝天，父子俩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左右邻居就啧嘴说，幸亏郝蓝天长得和郝东来一模一样。

即使是这样，郝东来还是觉得丢脸，因为儿子的眼睛长得不对付，左边眼珠子是蓝的，右边则是镶了一圈灰边的深棕色。老天爷真是开玩笑，装眼珠子不给装一对儿，大人们也还罢了，顶多背后说两句闲话，小孩子可拿这当笑话，尽朝郝蓝天扔土坷垃，说他是妖怪。郝东来轰他们，说再这样他可不客气啦！小孩子就四处奔逃，边跑边嚷：“不得了哇，老妖怪来啦！”完了等郝东来走开，郝蓝天落了单，照样扔土坷垃。

郝蓝天六岁以前只有我一个朋友，因为我得过小儿麻痹症，右腿短一截，和他一样没办法加入正常孩子的队伍。

“大刘，”郝蓝天举杯邀我，两只小巧的白瓷盅“啪”一声发出磁铁相吸般的碰撞，“这些年还好吗”？

我笑笑：“好着呢。你也好？”

“好。”

2

小学毕业那年夏天，章玉兰带着郝蓝天离开了我们院儿。临走的时候，郝蓝天送给我一支英雄牌钢笔，伤感地说英雄有缘，江湖再见。他告别得太匆忙，我还没来得及回礼，章玉兰就“咔哒”锁上大门，催着他上路了。“有日子见呢！”章玉兰拉着扫眉耷眼的郝蓝天说，“你们小孩儿家的，用得着一步一回头吗！”

夕阳在天际坠成了一抹辉煌，郝蓝天走在剪影里，逆光的房子、树木、电线杆搭在他身上，搭出一个黑乎乎的光影世界。多少年之后我还记得这幅很奇怪的构图。晚上我妈和我爸在里屋闲聊，我支楞耳朵听了一嘴，说是章玉兰新轧了个姘头，那男人要带他们娘俩儿去南方。“不是改嫁。”我妈特别强调这一点，郝东来还没找着，章玉兰一时离不了婚。“迟早的事。”我爸啧嘴说，“你以为章玉兰能守得住？”我妈正打着蒲扇看电视，顺手在我爸背上“啪”地拍了一下：“你们男人就是嘴贱，话说得那么难听。”我爸嘿嘿一笑：“要不是娶个那样的媳妇，郝东来也不会摊上那么大的事。”里屋那台十七寸的黑白电视机嘶嘶啦啦地响，信号不是很好，我妈推我爸一把：“天线怎么啦？你看看哪。”我爸“噢”一声：“这时候知道男人的好了。”我妈笑着啐道：“去！”我赶紧正襟危坐，把摊在饭桌上的课本拿在手里，一副苦读的模样。我爸正巧撩帘子出来，摸摸我的头：“都放假了，歇着吧。”我立刻逮住他问：“能看动画片儿吗？”“啊，这个要问你妈。”我爸糊弄我一声，出门上房顶调天线去了。

我支着脑袋想事儿。郝蓝天跟章玉兰走了，那郝东来回来找不见他儿子怎么办？

郝东来是去前一年夏天从院儿里消失的，谁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他儿子和他媳妇都不知道。我们就更不知道了。公安局来调查过，也没个头绪，于是下了结论：畏罪潜逃。郝蓝天一下子成了逃犯的儿子，还是杀人犯。他整天闷闷不乐，跟郝东来一模一样的马脸拉得越发的长，长得都能抻面条了。面对这个苦恼的少年，章玉兰有点手足无措，他出来进去都对她拉着一张长脸，好像她不是他的亲妈。章玉兰说：“你别给我脸色看啊，再怎么说我是你妈。我从肚子里割了一块肉出来，一口奶一口血地喂大，怎么着，倒成我的不是了？”郝蓝天没辙，毕竟是亲妈，况且亲爸已经不见了。他不想认别的男人做干爸，院儿里老有人跟他打趣，说：“王德富是你干爸呀？”“王德富是你干爸！你干爸才是王德富！”他瞪著眼怼回去，一棕一蓝两颗琉璃珠子滴溜溜地几乎从眼眶子里滚出来，怪吓人的。

章玉兰和王德富有一腿，这话传了不是一天两天了。章玉兰是东岗粮店的会计，王德富是粮店主任，两人话稠，总爱背着人嘀嘀咕咕。都说郝东来头上的帽子绿得都长毛了，可也是瞎传，我妈就为章玉兰到底是不是绿帽子制造者跟我爸辩：“有没有那事，你亲眼看见了？都是邻居，说这话多不合适！”我爸打哈哈：“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哪，我的夫人，您就是心善，看谁都是好人。我跟你争这个没意思，满世界的王八蛋，自然有公安局的人抓去。”

我爸可是一语成谶，公安局果然就来抓人了。不过抓的是郝东来，院儿里公认的老实人，大出我们意料。我爸只好往回找补：“那什么，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郝东来是老实人怎么了？就不许老实人报仇雪恨了？老话儿说得好，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是深仇大恨哪……”我妈垮着脸往屋里搡他：“我瞅你在这儿闲得慌，回屋帮我盘毛线去。”

要说清楚这事儿，得回到我们小学毕业前一年的夏天，郝蓝天十一岁的时候。

这天是郝蓝天的生日。那时候还不流行生日蛋糕，章玉兰给做了一顿红烧仔鸡，就算过生日了。郝东来喝了点酒，郝蓝天吃了两只鸡腿。章玉兰碗里简单些，三扒两咽就撂下筷子，说让他们爷俩儿慢慢吃，自己晚上得去粮店值班，一边说着一边收拾自己，很快捯饬得花枝招展地出了门。

郝蓝天带我去过东岗粮店，有点前店后坊的意思，靠马路的门脸儿卖米面油，后面有仓库。章玉兰单独有个小间儿，隔扇门是王德富的办公桌。中间有个过道，能摆一张行军床。晚上值班的人就睡在过道里。粮店里排班儿，早中晚都有，因此值夜班也很平常。但那晚不寻常的是，郝蓝天过生日，郝东来喝了两杯。

郝东来平时是不喝酒的，因此酒量也不怎么样，照我爸在调查笔录里的说法，顶多二两，脚下就开始拌蒜了。公安局来院儿里调查情况，邻居们七嘴八舌的，我爸往上凑，我妈就往后扽他。他们两口子对章玉兰和郝东来的评价历来背道而驰，警察挨个问了他们之后，案情不但没有明朗起来，反而越发糊涂。

问：郝东来和章玉兰的感情怎么样？

我爸：不怎么样，章玉兰老嫌郝东来挣不着钱，不是这就是那的，吵吵起来没个完。

我妈：两口子过日子可不就这样，锅碗瓢盆，磕磕碰碰，哪家少得了哇？想一块儿过日子，才有工夫唠废话。章玉兰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她人不错的。

问：“章玉兰和东岗粮店主任王德富什么关系？”

我爸：“这不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这事儿搁谁也忍不下。郝东来也是一时上头，不该喝那二两酒。”

我妈：“什么关系？上下级关系吧。反正我看不出什么不正当关系。”

问：“郝东来近期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表现吗？

我爸：还真没注意，上班下班，出来进去的，点头打招呼，和以前没什么不一样呀。”

我妈：“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郝东来老家那边出了点事，为给不给家里汇钱的事，两口子闹了一场。”

问：“郝东来老家出了什么事？”

我爸（望着我妈）：“你怎么知道的？”

我妈：“我也是听章玉兰抱怨，说郝东来的弟弟不是东西，具体什么事不清楚。”

我爸（补充）：“她们女同志之间走动得多一些，不像我们大老爷们，粗粗拉拉的。”

于是我妈跟警察又唠了一会儿，我爸在一边“哦、哦”地点头，一脸惊讶，不时冒出一两句：还有这事？郝东来敢打章玉兰？

“两口子的事，你知道人家？”我妈白我爸一眼，嫌他多嘴。我爸不以为然，他觉得就算当着警察的面儿，难道丈夫就没有在妻子的供词当中插嘴的余地了？

警察把郝东来和章玉兰打架的事问了一遍，说了些“感谢配合”之类的话就走了，我爸还意犹未尽地逮着我妈不住地纠缠郝东来敢不敢打章玉兰这件事：“你说章玉兰跟你说郝东来打她？我是不信，郝东来在章玉兰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

“爱信不信，”我妈烦了，“你有时间看看你儿子的作业去，跟这瞎耽误工夫。”

3

郝蓝天坐在我对面，一只手支着额头，挡住了半边脸，剩下那只蓝色眼珠放出忧郁的光芒。“大刘，”他吐着酒气说，“我这次回来，就想找人聊聊。”

我和他能聊的不多，大概也就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事。他说他去了东岗那一片儿，看到粮店没有了，整条青年路被翻了一倍宽，两边的房子都不见了。我说是啊，青年路给改成锦绣大道了，那片儿现在都是高档小区。“粮店没有了，”他喃喃自语，“看来是没人再提起那件事了。”我有点摸不着头脑，那件事，可能指的是他爸失踪的事。当年公安来调查，我妈也没提供出什么有效信息，本来以为郝东来和章玉兰因为给不给郝东来弟弟汇钱的事打了一架，可能影响到他的作案动机和犯罪后的行踪，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郝东来的弟弟跟这事没关系，出事后郝东来也根本没回老家，他莫名其妙地从他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空间当中逃逸了。

追溯这起三十多年前的悬案还是颇费脑筋的，因为当时既找不着犯罪嫌疑人，又找不到涉案的凶器。要复原那晚的现场几乎不可能，鬼知道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得到的信息完全是道听途说的大杂烩，拼凑到一块儿大致是这样：

那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章玉兰出门后，把自己喝得一张面皮红通通的郝东来从饭桌前站了起来。他告诉儿子郝蓝天，他要出去小便，于是摇摇晃晃地朝公厕方向走去。郝蓝天等了一会儿，不见父亲归来，于是自己把杯盘狼藉的饭桌收拾好，看了一会儿书就上床睡觉了。从晚上八点到十点这段时间，郝东来大约脚下拌着蒜在夜色里闲逛，他看了一会儿浩渺的星空，又听了一阵儿聒噪的蛙鸣，终于在十点一刻左右来到东岗粮店。在那里他看到了不堪入目的画面，他的妻子和粮店主任王德富搞到了一起，于是一怒之下杀心顿起，手刃了那个让他戴了多年绿帽子的奸夫。

这个粗糙的故事当中肯定有很多疑点，比如为什么戴了这么多年绿帽子的郝东来忍了又忍，偏偏这晚没忍住？我爸的看法是：酒壮？人胆，郝东来因为受了酒精的刺激忽然恶从胆边生。那么郝东来是怎么进入粮店的呢？如果奸夫淫妇的故事成立，在门里快活的章玉兰和王德富断然不会给郝东来开门。有人猜测郝东来偷了章玉兰的值班钥匙，私下配了一把，就等着这天捉奸呢。具体情形不得而知，警察也不负向街坊邻居解释案情的责任，所以其中隐情只能凭借想象和揣测。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王德富于当晚在粮店的仓库内遇袭身亡，而章玉兰矢口否认她看到了凶手，因为那时候她正在值班室睡觉。

章玉兰跟警察说王德富九点钟的时候是来过粮店，两人还唠了一会儿嗑，不过十点钟她把他从后门送走后就上床睡觉了，对仓库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她睡眠一向很好，落枕就打鼾。没人质疑粮店主任夜班查岗的权力，章玉兰说别人值班的时候王德富偶尔也会来看看。这一说法得到了粮店其他员工的证实，所以不能推断章玉兰撒谎。

关于章玉兰和王德富到底有没有一腿的问题，连警察都无法判断，但我爸这样瞧热闹的乐观群众对奸夫淫妇的故事版本坚信不疑。“要不是章玉兰偷人在先，郝东来怎么会杀人？”这事过了好长时间我爸还津津乐道。我妈就反对他：“少胡说八道，警察都没说章玉兰偷人呢。”說罢瞟一眼隔壁——章玉兰和郝蓝天就在隔壁住着，这老房子又不隔音，我妈生怕隔墙有耳。我爸压低声音，嘿嘿地笑：“她怕什么？早就名声在外了。”

这种背后议论，郝蓝天应该不陌生，他的整个童年都浸泡在各种各样的非议中。即使很多年后，提起往事，他蓝色的眼眸中还荡漾着一圈一圈的涟漪。支着额头的右手放下来，露出另一只深棕色的眸子，虹膜的边缘染着一抹青灰，显示出比左眼更为复杂的成色。那对奇异的眼睛望着虚空里的某个坐标，发出深深的叹息。

“那时候，我们一家都他妈是笑话。”他一拍桌子，再次举杯。

雪白的骨瓷酒盅高高举过头顶，像是在敬那段遥远的过去。

“也不全是，”我驴唇不对马嘴地劝他，“我妈还让我向你学习呢，你一直是我的榜样。”

“学个毛线！”郝蓝天一秃噜嘴，喷溅的口沫噗了我一脸，“大刘我跟你说，我都不记得我爸了……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我抹着脸说：“你照镜子吧。”

郝蓝天哈哈一笑：“来，你给我瞅瞅，我和郝东来真是一模一样吗？”

真是一模一样。我感叹不已，其实当年所有的街坊邻居都这么想，要不是郝蓝天长得和郝东来分毫不差，很难相信风骚的章玉兰给老实的郝东来生了个孩子。这个结论式的印象也不知是怎么得出来的，尽管大家从来没有把章玉兰和她的相好捉奸在床过。

也许是因为章玉兰不是那种长相朴素的女人，她漂亮的脸盘儿总让人觉得不那么安全。院里院外也有长得漂亮的姑娘，可人家的漂亮是懂得内敛的，不像章玉兰，她给人的感觉是，身揣巨款却偏偏爱在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危险街区大摇大摆地逛来逛去。当漂亮变成风骚之后，社会舆论就一边倒地倾向于郝东来，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倒霉的丈夫。

我那时候年纪小，对于好女人的基本判断来自于我母亲——关心孩子的冷暖，变着花样给孩子做好吃的，逢年过节先打扮孩子，再打扮自己。对照之下，章玉兰对郝蓝天基本放任自流，她总是变着花样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件花哨的礼物，以至于给街坊邻居造成这样的印象——她想吸引男人满足她的欲望。多数人把这种性魅力定义为“勾引”。我爸就这么先验地认为章玉兰为郝东来戴上了一顶硕大无朋的绿帽子。尽管我妈为章玉兰辩解说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但我爸不为所动，毫不怀疑自己的判断：“要是章玉兰和王德富没有一腿，我是这个。”他伸出左手的两根指头在饭桌上来回倒腾，做出爬行的动作。我妈打掉他的筷子：“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孩子在这儿呢。”

在这种生长环境下，我没法相信郝蓝天有一个美丽而坚贞的母亲。所以当郝蓝天说起他母亲为了他不惜拿菜刀跟人拼命时，我吃了一惊：“我记得你跟你妈到南方去的时候，什么也没带。”

“是，就随身一包换洗衣裳，”郝蓝天感叹，“就这样她也敢跟那男人干。她说就算我们娘俩睡大街，也不让人随便欺负。”

关于郝蓝天的少年时代，我的描写有点鞭长莫及，他离开大院儿那年，我们都整十二了，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对郝蓝天来说，也许是另一种面貌），原先被父母折叠起来的人生和世界都有了向外打开的机会。我考上了市里的次重点中学，比重点差一点儿，这意味着要想像我爸说的那样混成人上人，还有一段相当遥远的距离要奋斗。我想郝蓝天要是不走的话，以他的成绩肯定能进重点中学。他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爸还以他为正面教材反向教育我：“你看人家郝蓝天，他的家庭情况你是了解的，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还能坚持学习，而且学习得那么优秀，你怎么能不再加把劲儿呢，唵，儿子？”

我不知道郝蓝天在遥远的天边是怎样坚持学习的，以我们大院为轴心向南辐射两千公里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地理概念，尤其是，跟随一个搭讪认识的男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新一轮生存。他和他的母亲像是被扔进汪洋里的一叶小舟。不过根据郝蓝天的自述，他最终考上了南方最好的大学，并且顺利拿到了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回国后，他在世界五百强企业里做到了高管。有些遗憾的是，在经历种种不顺之后，他毅然辞去了在别人眼里炙手可热的职位。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没必要砸了自己的饭碗吧？”我专心对付盘子里一条烤得焦黄的秋刀鱼，对他的选择不以为然。

“我并不后悔，”他无所谓地摇摇头，“辞职后我做了不少事。比如徒步穿越大半个中国。”他的微笑看起来有些苦涩，“我希望……能找到我父亲，哪怕找到那么一点蛛丝马迹。”

我愕然。也许是我对郝蓝天缺乏了解，毕竟三十多年来我们像是散落在天涯海角的两颗豆子。他轻描淡写地说起他对于失踪已久的父亲的执着寻找，那是我无法想象的。他一定吃了很多苦头，当然远非肉体上的折磨，我在心里叹气，除了“都过去那么久了”，竟然找不到一句安慰他的说词。

我是在本市上的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本市的公务员，因此一辈子的人生半径可能还够不上郝蓝天的一只脚。按照我的经验（很大一部分来自我父母的养育观念），人生最基本的态度应当是稳妥，而不是激情啊、理想啊这些不及物的概念。我父母都是朴素得像质子一样的微粒，他们一辈子勤勤恳恳，对工作和生活都看重实际，而且在他们眼中，我右腿的残疾让他们不忍心让唯一的儿子做一只离家万里的鸿鹄。这样也对，毕竟就整个生态来看，这世界也需要务实的家雀。我在父母的安排下，有条不紊、不偏不倚地行进在我人生的正轨上，考上公务员之后举全家之力买房、买车，然后找个条件相当的姑娘结婚、生子，并且让父母退休后过上衣食无忧、含饴弄孙的日子。他们因为钟爱我而越发满意自己的安排；我呢，也因为无风无浪、得过且过而感谢我的父母——我们终于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于郝蓝天来说，人生是另一副面孔。父亲消失后，他就开始了沉重的思考，当然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还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构建完整的人生蓝图，他多少依赖于母亲的指引。偏偏他的母亲章玉兰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她的性格同她的美貌一样张扬，而且有种不服输的劲头。这也能够解释她为什么老是对郝东来横挑鼻子竖挑眼。她认为她的丈夫不应当这样软弱无能，纵然无法妻凭夫贵，也要活得让人眼红才对。郝东来是她遇到的第三个男人，在此之前，二十岁的章玉兰已经打过几次胎。就像她留给街坊邻里的印象，这是一个身揣巨款却大摇大摆地出入危险街区的不安分的家伙，美貌和生长环境的不匹配，造成她只能接二连三地遇到渣男。最终和郝东来结婚，大约她也觉得委屈，当然她的委屈和郝东来的委屈截然不同。

我爸和我妈就章玉兰的人品问题曾经争执不下——我爸说，章玉兰就不是个过日子的人，瞅她天天描眉画眼的骚样儿；我妈却说，章玉兰打扮自己没什么大错儿，该做的家务她一样没落下，在单位也年年是先进工作者。我爸说，那还不是把王德富伺候快活了。我妈就啐我爸说他这张嘴可够贱的，女同志一进步就是勾引领导了？我爸扭头说他不跟我妈争，事实胜于雄辩。后来王德富被人捅死了，他俩还为章玉兰跟王德富有没有一腿的事辩来辩去。

案发后章玉兰捶胸顿足地指天发誓，她清清白白一辈子，从未和人苟且过（婚前谈恋爱堕胎不能算污点，自从嫁给郝东来，她可是一心一意为了这个家）。最终警察也采信了她的说法。可我爸不以为然，坚持说章玉兰会演戏，警察要依法办案，这种事没在床上捉到，当然不能把她怎么样。我妈皱眉说就他嘴欠，法律都不允许冤枉人，他还净瞎说……

他们夫妻俩特别喜欢置喙郝蓝天家的窝囊事，一是因为离得近，人嘛，总爱关心身边的事儿；二是我和郝蓝天同班，每次拿到成绩单，夫妻俩总能战略性地暂时联合起来，借此敲打我：儿子，你看看人家郝蓝天什么生活环境，再看看你，多幸福啊，怎么成绩就是上不去呢？我一度抑郁地认为，郝蓝天真该是他俩的孩子。

就在我爸妈拿郝蓝天给我做榜样、教育我向别人家的孩子看齐的时候，大概郝蓝天也在暗暗比较，特别想让郝东来和章玉兰成为我爸妈这样的，普普通通的，别人家的父母。

郝蓝天被章玉兰带去南方后，我们一直很想念他，因为他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可是他又长得和他父亲一模一样，这真是让人怜惜和感叹。我们甚至猜测，章玉兰在某个无眠的夜晚，看着儿子熟睡的脸庞的时候，一种相当复杂的情感会油然而生。我爸觉得是悔恨、懊恼和焦虑，我妈则认为是悲伤、痛苦和欣慰，我说，章玉兰不会想那么多。这对爱管别人家闲事的夫妻奇怪地看著我，仿佛发现新大陆似的盯着他们一夜之间冒出满脸青春痘的儿子，问我怎么知道。这时候我已经上初中了，读过不少闲书，想象力越来越丰富，根据我和郝蓝天多年的交往，我知道什么样的母亲才能养得出他那样的孩子。他永远不会像我，瞻前顾后，中规中矩，不敢也不相信自己能做出特别出挑的事儿，时刻在意身边人的评价甚于自己内心的声音。但是我没有和我爸我妈就此问题深入交流下去。

“孩子多大了？”从往事里拔出来，我没话找话地问郝蓝天。我是踩着点儿结的婚，儿子已经初三了，像他这样的成功人士，想必要孩子比较迟。

郝蓝天耸耸肩：“我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把一个无辜的孩子带到这个糟糕的世界上来。”

我想我能理解他的感受，毕竟在那样的成长环境下，一个人对生命的看法显得较为悲观，这一点也不奇怪。我还记得他离开时的背影，单薄的身体微驼着，与他母亲刻意拉开一些距离。西坠的残阳在他面前呈现出一片辉煌，但当这片看起来绮丽无比的晚霞作为背景存在时，收入镜头的画面却因为逆光而呈现出无法被光线照亮的暗黑色。

这些年，郝蓝天的生活细节我不得而知，他也没打算向我详细描述其中的隐情，只是淡淡地告诉我，章玉兰去世了。他因此萌生退意，再也不想江湖打拼。我一惊：“兰姨怎么走了？我记得她和我妈同岁的。”不禁感叹，章玉兰这个要强的女人，步履太匆忙了，就算膝下没有孙儿孙女可逗弄，也正是跳广场舞的好时候。正所谓夕阳红，没拖没累的，儿子又这么有出息，该好好享受晚年才是。

虽然多年并未联系，但也可以想象出一个拖油瓶的女人在举目无亲的陌生城市，经历着怎样的不得已和不容易。我妈就特别不理解章玉兰为什么随便跟人跑到南方去：“单位也不要了，家也不要了，还拖着个半大孩子，这没着没落的。”“我看她是没脸在这地儿待下去。”我爸揣测着章玉兰的动机，“你想啊，孩子越来越大了，也要脸的。”

这次我妈没跟我爸争，她也心疼郝蓝天。她和章玉兰前后脚怀的孕，入冬的时候显的怀，生孩子也都是在草长莺飞的春天，在她眼里，俩孩子跟亲兄弟似的。谁都看得出来，郝蓝天是个自尊心特别强的孩子，要不然也不会回回考试都拿第一。或许章玉兰是想给郝蓝天换个环境，这推论也很合理。

现在郝蓝天醉醺醺地坐在我面前，用他忧伤的蓝色眸子和蒙着一圈灰翳的深棕色眼珠看着我的背后，目光是一道虚线。不知为什么，我感到脊背发凉，他的眼神好像穿过了我，一串往事扑面而来；而站在我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串往事从我背后呼啸着掠过。此刻，精致的居酒屋卡座像是疾驰的列车包厢，我们相向而坐，看到的景物虽然毫厘不差，却因为不同的视觉方向，而显示出节奏的错乱和场面的失调。

“你爸……这么多年一点消息也没有？”我试探着问。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他吐着浓重的酒气，“我妈说我爸没杀人，他只是醋劲儿太大，把自己酸到地缝儿里去了。”

我瞠目结舌地望着他，酒是好东西，酒后之言可能比真相还要真。那件案子因为郝东来的失踪不了了之，案情扑朔迷离，只能由街坊邻里信马由缰的猜测去填补。我们猜，章玉兰隐瞒了一些事情。她不可能不知道后院儿里死了个人这么大的动静，她睡死了不成？警察当时也是这么质问她的，既然来值班，咋能睡得那么死？后院儿有明显的打斗痕迹，章玉兰肯定听到了。但章玉兰一口咬定，她就是睡死过去了，睡死过去犯法还是咋的？粮店里值班，不就那么回事，谁还不是睡一觉，拿点儿夜班补助。确实，这么多年从没出现过什么问题，连偷盗都没有发生过，谁想到会死人？发现郝东来失踪后，章玉兰还跟警察争，说他们凭什么说郝东来杀了人？他们连人都没找到！

4

找不到郝东来让警察直挠头，更关键的是，连凶器也没找到。

王德富身上的伤口，非刀非剑，非枪非斧，据现场推断，应该是一支长逾三十厘米的尖锐利器。创面的翻卷程度十分奇特，凶器在王德富的小腹上造成了一个成人拇指粗细的月牙形伤口，但这一击并不足以致命。经法医解剖后证实，王德富其实是死于突发性心梗。这些细节，街坊们肯定没机会深入了解，大家更倾向于捉奸的故事版本，于是猜测郝东来应该是有备而来，因此作案工具就在他的身上。但这到底是件什么奇特而称手的兵刃，依旧让人费解。直到一个星期后，粮店解封，开门营业，才发现捅米包的镵筒不见了。

米组的营业员小赵上打米机的时候，找遍了仓库里的麻包，也没找到那只手柄已经包浆的旧镵筒。他记得案发前一天刚刚运来一批大米，当时他还用镵筒抽取了米样。他用完之后明明随手攮在门口的一袋麻包上，怎么突然不见了，莫非？

根据小赵的描述，公安部门推断，刺穿王德富腹腔的凶器很可能就是这只用来抽取米样的铁镵筒——一种尺把长的木柄铁器，前部尖锐呈锥形，有穿刺作用，中间有凹槽，直径约等于成人的大拇指。这种粮食系统用来抽检米样的常用工具没有专人保管，往往是当班的营业员随手一抓，攮进身边的麻包，然后象牙白的大米就顺着铁皮凹槽哗哗地流出来。米流满了槽，却不溢，一缩手，麻包还是那个麻包，点滴不漏。这正是镵筒的巧妙之处。粮店主任王德富本人也常常拿镵筒叉麻包。这只镵筒在他刚刚当上粮店主任的时候还是新的，木柄上的毛刺甚至有些刺手，后来随着岁月的摩挲，镵筒和王德富一样圆润光滑起来。王主任随手给麻包来上那么一攮子，就能知道这批粮食是粳米籼米还是杂交稻，碎还是整，干还是湿。这个包一攮子那个包一攮子，就能攮出一大盆来，端回家让老婆收拾了，能熬好多碗香喷喷的米粥。米粥养人，喂得他们家的人，还有鸡鸡狗狗，连带耗子蟑螂都肥嘟嘟的。他总是义正词严地说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叫作检查验收。因此很多人都羡慕他手里的这个东西。最后他被人像捅麻包一样，狠狠捅了一镵子，这肯定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结论出来后，人们大吃一惊，再次想当然地认为，郝东来熟练使用镵筒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倒有很大的可能，是王德富拔出了插在米包上的镵筒，在打斗中误伤了自己。公安部门并没有向群众及时澄清这回事，因为他們的责任是破案，并不是就大家关心的热闹现象做出合乎剧情发展的解释。再说那柄狡猾的镵筒始终下落不明，和郝东来一样，莫名其妙地从人间蒸发了，以至于这个夏天发生的重大流血事件终于成为一桩不了了之的悬案。

面对这个突然失控的夏天，十一岁的郝蓝天惊恐不已。他发现父亲一夜之间消失之后，就有些精神恍惚。母亲章玉兰不断安慰他，没事的，儿子，有妈在呢。但他还是在酷暑之下瑟瑟发抖。院子里的警察来来往往，他们搜查了郝家，甚至对整个大院儿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他们对院儿里的每个居民都做了询问笔录，包括郝蓝天在内的几个孩子。

郝蓝天在自家房檐下发了会儿呆，他看到天边的晚霞燃烧成一片绚丽的火光，不过很快就消失在深蓝的天际。渐渐迷离的暮色中，他摇动脑袋看见趴在窗台上四处张望的我，就朝我走过来。

“大刘，”他踮起脚，抓住我家窗户上的铁栏杆，“他们也问你了吗？”

“问了。”我爸妈不让我出去，说是外面太乱，但是他们自己却很踊跃。有个女警第二次给我妈做笔录的时候，顺便也问了我两句。大概警察以为我们两家离得那么近，总会听到点儿风吹草动。面对那个鼻梁上长着几粒麻点的女警，我很紧张，尽管她人不错，我还是差点咬了舌头。我把所有的“是”都说成了“四”，听起来口音十分奇怪。

我和这件案子八竿子都打不着，可还是不能自已地感到害怕，可想而知，郝蓝天是个什么状态。他蓝色的眼睛里布满惊恐，另一只棕色的眼睛则盈满了更加幽深的恐惧。“我不知道，我爸怎么不见了。”他喃喃自语，从我背后透过来的灯光打在他苍白的面孔上，他因为站在阴影里而涂上一层高光，“我只是睡了一觉。”

“你别这样，”我真替他感到难过，“也许你爸很快就能回来。”

“可是他们说他杀了人，”郝蓝天紧紧抓着窗户栏杆，呼吸变得急促，“如果他回来，就会被抓走。”

我也找不出什么合适的话来安慰他，目前的情况显然不太乐观，郝东来突然失踪，说明他和这件案子肯定有关系。我爸我妈都说，郝东来喝酒误事，看来这次要吃大亏。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郝东来杀了王德富（实际上只是刺伤），但郝东来和王德富之間的瓜葛是得到街坊邻居众口铄金的确认的，哪怕这种确认只是来自私下的猜测。

我在窗口目送郝蓝天失魂落魄地转身走开，下意识地舔了舔自己干裂的嘴唇。他的身体已经长开了，比我高出半个头，但他好像不能适应这迅猛地蹿上来的个头，走路时有些佝偻。我的右腿短一截儿，影响了发育，走路的时候却习惯昂首挺胸，这是我和他不一样的地方。我趴在窗台上，看着郝蓝天进了屋，过了好一会儿，屋里还是黑的。章玉兰没在家，她因为是这件案子的关键人物，被临时“控制”了。章玉兰和警察闹，歇斯底里地说你们有证据就抓我，没证据就放我回去，我还有孩子，他爹跑了，他妈总归跑不掉。

院儿里的路灯亮了，很多小飞虫在灯光下嗡嗡地挤作一团。远远望过去，像是一团雾。我想象着郝蓝天从他家漆黑的窗口向外凝望的样子，那颗蓝调般的眸子泛着幽蓝的泪光，而蒙有一圈灰云的深棕色眼珠却反射出更为庞杂的情绪。他想那些晕头转向的蠓虫为什么要在灯下挤作一团呢？明明可以拥有整个开阔的夜空，却让眼前的一点光亮遮住了视线。它们在灯下形成一团雾状的暗影，比远处的黑暗更加让人生厌。他肯定还会想到不知身在何方的父亲和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的母亲？父亲远远地跑开了，是抛弃还是逃逸？母亲呢？继续负隅顽抗还是坦白从宽？面对这个流血的夏天，可供他们一家选择的余地并不宽裕，这个十一岁的孩子隐身在漆黑的窗户后面，开始参详命运的吊诡。

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之后再回头看看那段儿，我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出事后郝蓝天一直在呓语，他不断重复那句话——“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睡了一觉”——看起来警察的问询让他几乎魔怔了，他卡在那句口供上，闹不清自己是否在睡觉这个问题上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巧的是，他母亲章玉兰也向警察提出了同样的抗辩理由，说自己因为一倒头睡死过去，什么也没看见，没听见。这样一来案子就陷入了僵局，人证、物证全没有，自然也找不到指纹、脚印什么的。或者说指纹和脚印太多、太乱，根本派不上用场。粮店后院里，也就是案发现场，原本就是人来人往的地方，除了二十几个店员，还有卸货的搬运工，以及做清洁的、拾破烂的、走后门的各色人等，几乎都有可能留下痕迹。章玉兰一口咬定那个晚上什么也没发生，既没有苟且之事，也没有所谓的捉奸和凶杀，如果不是第二天早上开门上班，她都不知道院儿里横着一具尸体。王德富的惨样当然是吓坏了她，她惊声尖叫，让推门进来上早班的男同事吓了一跳。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报案，然后封锁现场，消息插上翅膀，传遍整个东岗。王德富的死成为一个哀感顽艳的怡情故事，经久不衰地在那个夏天发酵着，直到秋风卷地，收获的气息漫山遍野，新一季的粮食代替了旧库存，人们才如梦方醒地开始忙碌着进入到各自的新篇章。粮食局又给东岗粮店派了个精明强干的女主任，作风甚至比王德富更凌厉一些。店员们私下嘀咕，女主任中年丧夫，把全部的热情投入到事业中来，更年期的反应又比较强烈，确实很难伺候。但奇怪的是，章玉兰却和她打得火热。粮店主任始终需要一个忠心耿耿的会计，章玉兰被排查嫌疑后回到会计岗位，对女主任言听计从，并且主动对王德富在位时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提出了认真到位的整改意见，深得女主任的欢心。这一来，大家也觉得章玉兰和王德富可能真的没什么，即使有问题，基本上也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和男女关系问题有本质的区别。

十一岁那年的夏天很快就过去了。接着是十二岁。

郝蓝天比以前更沉默，或者说，更向内收缩他的世界。他本就不是个多话的孩子，这一来更加寡言，除了郝东来刚失踪的那段时间，他不断重复“我不知道，我只是睡了一觉”，之后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常常躲在角落里，长时间地盯着一处看，不吭一声。他看天，看地，看蚂蚁和蠓虫，唯独很少把目光的焦点对准人脸。他似乎害怕和人对视，如果老师说：“郝蓝天，你看着我，说说你对班级管理的看法。”他就会张皇地瞟一眼老师，然后目光游移、结结巴巴地说：“我，我觉得，这段时间，同学们的纪律性不是很好……”“具体说说，到底是哪些人，到底有哪些表现？”老师紧追不舍。郝蓝天的脑门开始冒汗，手心里也攥着两把汗，他的眼光闪烁不定，像是被人刨了窝的野兔：“不，不，我不……知道……”声音渐渐低下去，几不可闻。如果老师支楞起耳朵仔细听，应该会听到后面挂着一条细尾巴似的“我只是睡了一觉”，但老师往往没有这样好的耐性，她一整天都对着六十来个调皮捣蛋的倒霉孩子声嘶力竭地喊叫，很难接收到这样低频的声音。然后老师就会不耐烦地挥挥手：“你回去吧，作为班长，协助老师维护班级秩序是你的责任，你好好调整一下。”

老师还是很体谅郝蓝天的，毕竟他是个优等生，即使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也没有影响他的年级排名，成绩照样在毕业班里数一数二。但显然他不再适合担任班干部。并不是他在班里的威信受到影响，而是他很难在班级事务上集中精力。除了自己的学习，他总是什么都不知道，甚至上自习课的时候有人在教室里为一块橡皮大打出手，他也不知道。老师问起情况，他的一只蓝眼和一只棕眼就不受控制地分离开来，躲躲闪闪，老师怎么都擒不住他的目光。这让老师大为恼火，认为班里乱成这样，完全是他的失职所致。

也许是我的错觉，那个莫名其妙的夏天之后，我感觉郝蓝天整天都在睡觉。他睁着不对称的奇异大眼睡在虚空里，睡在天上，睡在地上，睡在蚂蚁和蠓虫的尸体上，对周遭的一切漠不关心，仿佛心事重重，又仿佛目中无人。

他母亲章玉兰倒是越发八面玲珑了，扭动得腰肢比郝东来在家的时候还要妖冶，很快就搭上一个生意人。那个喜欢穿梦特娇的男人，总是在腋下夹一只比钱夹子大两倍的手包，抹着摩丝的大背头和脚上的三接头皮鞋一样油光锃亮。他说自己在南方做生意，因此需要大量的全国粮票，趁机和章玉兰打得火热。章玉兰利用职务之便倒给他不少全国粮票，他也投桃报李，时常送一些高档化妆品和时髦的女性用品给章玉兰。一来二去，两人就走到了一块儿。有一天章玉兰对郝蓝天说，你崔叔要带咱俩去南方，这样，上完这学期，咱就搬家。郝蓝天看着他母亲，像垂死的鱼那样吐着气泡说，我们不等爸爸回来了吗？章玉兰叹口气，这事儿了啦，你甭再操心这个，好好念书，就算是对得起你爸了。

5

挑开那挂洒满樱花瓣的门帘，我扶着歪歪倒倒的郝蓝天走出居酒屋，脚下磕磕绊绊。侍应生叠着双手，在我们背后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阿里噶脱，欢迎下次光临。”郝蓝天仰天挥手：“必须的，脱，脱光了，下次必须光临。”看來郝蓝天和他爸郝东来一样，酒量不大。他回来不到一个星期，就和居酒屋的老板混熟了。回来后他临时住在后巷的如家酒店，可能是图方便，也可能是好这一口，天天去居酒屋喝大酒。那个脑袋上绑着一条白布带的居酒屋老板，是个“海龟派”创业青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喜欢自己搓饭团子。他和郝蓝天一见如故，特意在洋酒柜里给郝蓝天留了个空儿，单放郝蓝天的二锅头。老板开酒柜的时候，我瞅了一眼，那排二锅头酒瓶子码放得整整齐齐，至少够郝蓝天喝一个月。我说这种二锅头现在很少见，你们还有得卖？老板说这牌子我都没听说过，是郝先生存在这儿的。我笑笑，这种酒的年纪比居酒屋老板大得多，他不知道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郝蓝天上哪儿囤的这一批老酒，这么有年代感的包装和口味儿，让我想到上个世纪的阳光和粮食。

“大刘，”郝蓝天搂着我，在我耳朵边亲密地哈着气，“这酒，怎么样？”

穿肠而过的酒肉在有机体内发酵后的浓烈气味扑面而来，险些害我栽了个跟头，我苦笑：“够烈。”

“是，烈得很，二两，就晕了头。”他秃噜着大舌头，把“烈”音和“二”音都拖得特别漫长，“我爸，”他伸大拇指往自己鼻子上一指，“我爸，当年喝了这个，就没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无遮无拦的笑声在空旷的街巷里荡来荡去，久久不散，好像谁撒了一串乒乓球，活泼地蹦跳在巷壁上作往复运动。笑声无序地弹跳了一阵儿，终于变成哭声，他抱着我开始号啕，哭得像个十一岁的孩子：“没了，大刘，就这么没了，我再没见过他……”

我也抱着他，不抱不行，他总往下秃噜，身子沉得像一盘磨，硬要把我扽到地下去。我说咱好好说话，好好的啊，你看你爸也不想看到你这样，都这么多年了，你想他，他也想你，你们爷俩离得再远，好歹有个念想，挺好的。离百把米，如家酒店的灯箱亮着招牌，我吭哧费劲地向前挪着，希望早点到达目的地。

郝蓝天这次回来，是打算故地重游，没想到东岗那一片儿扒得相当魔幻，没一样东西是他认得出来的。他说他没找着粮店，连家门儿也没摸着。幸好在街上闲逛的时候，碰到了小学同学张军。张军当时一眼就认出了郝蓝天，脱口而出：“郝班长！”郝蓝天愣了一下，三十多年没见，当年极瘦小的张军已经变成一个大胖子，横竖尺寸都差不多。但张军对郝蓝天印象深刻，一是因为郝蓝天是我们童年时代人人仰望的学霸，谁都记得他标志性的一张脸，尤其是他那双奇异的眼睛；二是他爸郝东来的事搞得人尽皆知，他长得又活脱一个郝东来，张军一眼就认出来那个当年来学校开家长会的成年郝蓝天。这一下双方都很激动，握着手狠狠摇了半晌，最后张军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他。

联系上我之后，郝蓝天就把我约在了樱之梦居酒屋。他问我家那片儿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说我也搞不清楚具体方位，大概就是粮店那地儿，起了一栋五星级酒店，以前的大院儿现在是CBD。他沉默了一会儿，问我现在是不是还能见着以前的老人。我挠挠头，说老邻居七零八散的，不大好找，问他想找谁？他说能找到谁是谁吧，也没特别意思，就是想聊聊。于是，第二天酒醒后，我先把他从如家领回了我家。

我妈为给郝蓝天接风，特意烧了一桌菜。虽然我事先打了招呼，我妈还是在打开门的那一瞬间，愣怔了好一会儿。她以为是郝东来回来了。我爸也是惊得手一抖，打翻了桌上的醋碟子。等郝蓝天在门口放下一大包礼品，被我妈亲亲热热地拉着手走进屋，我爸才回过神，一边拿抹布擦桌子，一边寒暄：“嗐，这闹的，我刚把碗筷摆上来，醋还没倒上呢。”郝蓝天说：“刘叔，芬姨，你们别忙活，我就来看看你们。”我妈拉着他的手坐下，叹口气：“早就该回来了。”

我妈说的不是“早就该来了”，而是“早就该回来了”，这话让郝蓝天挺感动的。好像回到三十多年前，我们住在大院儿里，遇上郝东来和章玉兰没空做饭，下了学的郝蓝天就和我一起回家，我妈围着花布围裙，扭头挥着锅铲子招呼一句：“回来啦，洗手吃饭！”

那时候家里还没有单独的厨房，餐厅就更不用说了，统共就一间屋。我妈在当央拉了一条布帘子，算是隔开里外两个“单间”——外面是起居室，里面是卧室。外间靠墙有一张小方桌，平时我们一家三口吃饭，都是凑合半拉桌子。要是家里来了客人，人多摆不开，就得把桌搬到里间，坐床沿吃。通常是我和郝蓝天搬把小凳子圪蹴两边，我爸大马金刀地坐在床沿上，我妈因为进进出出图方便，就搬凳子坐我爸对面。有天吃饭的时候郝蓝天说：“芬姨，我给你盖间小厨房吧。”我妈笑着说：“好孩子，等你长大再说，你刘叔盖了三年还没盖出来呢。我爸不服气，说下回郝东来夜里搬砖我跟着去就是了。桌上的人都笑起来，郝蓝天也笑得咯咯的。他在我家特自在，说喜欢我爸我妈开玩笑的样子，他爸他妈从来不开玩笑。我想象不出一个孩子在家里笑不出来该有多难过。不过也难说，我们老师就嫌我们闹得慌，说是注意力有缺陷，郝蓝天就没这方面的缺陷。他总是紧锁眉头，显得注意力很集中的样子。这和他的家教不无关系。

我妈做的红烧仔鸡大概让郝蓝天陷入了回忆，搛给他的鸡腿，一直没动过，生怕触动死去的那只鸡的疼痛似的。我妈说，蓝天，多吃点。郝蓝天点头，但仍旧不碰碗里那只鸡腿。说了两箩筐闲话，郝蓝天才不好意思地说，他爸出事后，他再没吃过鸡腿。这一来我们都面面相觑。

往前翻日历，翻到郝东来失踪的那个夏天，郝蓝天过生日，章玉兰整了几个菜，其中就有红烧仔鸡。郝蓝天记得，章玉兰放了不少蒜瓣，满满一大钵端上来，奇香扑鼻。郝东来开了瓶二锅头，章玉兰说：“你少喝点，别两杯下肚就耍酒疯。”郝东来找别扭似的，“啪”一下把酒瓶子蹾在桌上：“我儿子过生日，我喝两杯怎么了？”“你喝，你喝，”章玉兰嫌弃地看他一眼，“喝死拉倒！嘁，本事不大，脾气不小。”接着把两只鸡腿都拨在郝蓝天碗里，“儿子，咱要学着长本事，可不能跟你爸那样学着长脾气。”于是郝东来气鼓鼓地喝酒，郝蓝天鼓着腮帮子吃鸡腿。章玉兰扒拉两口饭，撂下筷子交代一声：“我晚上值班，你爷俩吃完把桌上收拾了。”说罢扭腰摆臀，去镜子前涂脂抹粉。郝东来端起杯，嗞溜一口，嘴咧到脑袋后头，也不知喝的酒还是吞得刀子。他就带着这副难以下咽的表情，对着章玉兰的后脑勺说：“大晚上的，脸上抹那么厚给谁看？”“我自己看。”章玉兰对着镜子左顾右盼，脸上是一副把自己美死的表情。

郝东来和章玉兰的这两张脸，郝蓝天印象深刻，他默默地看着这两张越来越陌生的脸，在边上一声不吭地吃鸡腿。这孩子肚里有话，却没像他爸他妈那样，把话都写在脸上。俩大人也没在意这个不多话的孩子。各有各的心思，要不是为这孩子，早过不下去了。因此都觉得自个儿才是最委屈的，压根儿没想过，孩子委屈不委屈。

郝蓝天左右开弓地嚼着鸡腿，像嚼着两段木头，满嘴的锯末，呛得他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儿。蓝色的那只眼睛，像涨潮的大海；棕色的那只，则如同灰云缭绕的秋峦。他因为天赋异禀，比别的孩子更加聪慧和敏锐，小小的脑袋里过早地体味着复杂的人生滋味，母亲在一只眼里，父亲在另一只眼里。如果选择背叛母亲，那只蓝眼就会淹没他；如果背叛父亲，那只棕色的眼睛就会成为一座压得他无法翻身的巨岩。他是他们的孩子，但是他们并没有给他机会，让他同等地爱他们。他们只顾着自己，有时候还把他当成他们之间做斗争的武器。他不无惊奇地发现当他无法同等地爱他们之后，却开始同等地恨上了他们。

那个生日之后，郝蓝天就再也吃不得红烧仔鸡。鸡也恨，恨自己怎么就成了食之无味的一道菜，不仅无味，而且伤神，一面向着汹涌的大海，一面背着沉重的大山。我爸我妈往郝蓝天面前让菜，高高地堆了一碗，郝蓝天都不拂好意地吃光了，唯独剩下一只鸡腿，讪讪地，落在碗底。我妈叹口气，站起身收拾碗筷，说你们去客厅吃水果吧。郝蓝天撸起袖子要帮忙，我妈说：“哪儿摊得上让你动手呢，你瞅大刘都坐那儿跟老爷似的。”我只好赔笑说：“妈您一辈子贤惠得有口皆碑，我想帮都帮不上。”我妈也笑：“你呀，跟你爸一样，单剩下这张嘴了。”郝蓝天看着我们母子俩逗乐，不无欷歔地说：“芬姨，你们家真好，一直这样让人羡慕。”

在郝蓝天看来，我们家才是家的样子。

他们家呢，在他十一岁之前，虽也算是完完整整，却常常鸡飞狗跳，惹人闲话，后来就更不用说了。章玉兰带郝蓝天去南方后，院儿里的人还有好长一段日子都在热热闹闹地替他娘俩操闲心——夏日冗长，闲来无事，最惬意的不过就是日头下山，在院儿里撒上凉水，待暑热退去，搬出凉床或竹椅，东一葫芦西一瓢地扯闲话。章玉兰母子在众人的舌头上打着滚儿，有这样说的，有那样说的，颇有点众口难调的意思。有种说法是章玉兰被人甩了，流落街头，因为崔大个子是有原配的，原配找上门去，撕烂了章玉兰的脸。也有人说，姓崔的搭上章玉兰之前，已经离了婚，所以他们有望成为合法夫妻，算不得私奔。还有人说，“倒爷崔”是看中了章玉兰会做假账，他要去南方开公司，还指着章玉兰呢。更离谱的，说郝东来早就跑到那边去了，等着跟章玉兰会合呢。表面上章玉兰是跟了姓崔的，实际他们夫妻另有打算。因为这些年郝东来就是这么过来的，不怕帽子绿，只求帽子更绿，能挣着钱就行……

各种说法甚嚣尘上，比院儿里路灯下瞎眼盲目挤作一团的蠓虫还多，还密。那会儿我年纪还小，搞不清楚状况，只听我妈背了人跟我爸嘀咕：“你别跟他们一起胡咧咧，没影子的事。”我爸嘿嘿笑：“你还当真！哪说哪了，一帮子闲人，闲得蛋疼，警察都不拿这当回事。”

我爸说的是警察来调查的事，因为院儿里人嘴太杂，比案发现场的脚印还乱，结果一律不予采信。人人都说知道真相，结果反而没有真相了。章玉兰被放回来以后，大家还相互赌咒，说都相信章玉兰是清白的，郝东来也是没种，是他干的就是他干的，不是他干的就不是他干的，跑什么跑！章玉兰在院儿里抱着胳膊冷笑，说郝东来跑了就跑了，干他们屁事！

郝蓝天对院儿里人的议论肯定也听在耳朵里，只不过他是个肚子里能藏话的孩子，进去出来都埋着头，一门心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人知道这阴郁的少年内心是怎么想的。我和他一起去学校，一起放学回来，路上明显话稀了。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老想着他凭空不见了的爸爸。有一回走在路上，我问他作业写完了吗，他抬起头，恍然一声：“啊，写完了，忘了给你抄。”

他写作业特快，课间休息也不下课桌，和走道儿一样，埋着头。往往是老师刚放了学，他已经把作业写完了。在写作业这方面，他像长了八只手，我这抄作业的也赶不上他的速度。他从书包里把作业本掏出来，我们就在路边上找了一户人家的窗台，趴那儿写作业。

水泥窗台上积了一层灰，我也顾不上干净。郝蓝天靠在墙上，一只腿点地，一只腿抵着墙，看我写作业。他说让我在下面垫个本子，水泥台子糙。我说穷讲究，写完拉倒。过一会儿他说这家不像有人的样子。我头也不抬地说：“你管它，死绝了拉倒。”这下捣了马蜂窝，没想到窗户后头有人，哗啦一下拉开窗子就骂起来：“谁家的熊孩子在这儿胡说八道，你家才死绝了呢！”惊得我抓了书包本子就逃。一瘸一拐地跑着，背后还传来骂声：“死瘸子，有本事你别跑！”我受到鞭策，跑得更快，几乎和短跑冠军郝蓝天齐头并进了。

吭哧费劲跑了一段儿，我说坏了，我把文具盒落在窗台上了。郝蓝天一按我肩头，仗义地说：“你歇会儿，我回头找。”我就喘着气卸下沉重的身子，把那只短了一截的右腿直挺挺地搬到面前，坐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等他。一边捶腿，一边张望，我也不知他怎么讨回那个倒霉的文具盒。

大概两支烟的功夫，郝蓝天回来了，手上拿着我的文具盒，只不过铁皮盒子无情地瘪了一块，看起来已经不像是矩形了。我问他怎么拿回来的，他不肯说。再問，还是不肯说。后来过了几天又问，也仍旧不说。这事蹊跷得很，但跟郝蓝天家发生的事相比，也不算什么。我引这段儿是想说明，郝蓝天是个奇怪的倔孩子，他不想说的话，谁也问不出来。他有自己的逻辑，在他的世界里，“是”和“否”不是一对基本关系，只有“否”和“否”的关系，“是”永远藏在他的心里，没必要拿出来给别人看。

6

那天郝蓝天和我爸我妈聊了好多话，他自己说得不多，光是听我爸我妈回忆往事，好像在印证什么。老头老太太多年没这么跟人聊过了，聊得也挺开心。他们回到了自己正当年的好时候，浑身都是劲儿，不停地沏茶、削水果。

我爸说郝东来手巧，什么东西到他手里都能修。

我妈说章玉兰会打扮，自己能裁掐腰的小褂儿。

我爸说郝东来实在，跟人打平伙，他愿意抬大头儿。

我妈说章玉兰聪明，做什么像什么，学什么会什么。

我爸说郝东来娶了章玉兰，好比是在最高点买了支必跌的股票，娶老婆么，又不能单靠长相。

我妈说章玉兰嫁给郝东来，是下嫁了，要不是前面遇上两个渣男，凭她那么高的心气儿，不能来咱们院儿。

说着两人抬起杠来，你一嘴我一嘴地，让郝蓝天十分尴尬。郝蓝天挠着头说：“我小时候就觉得我爸我妈不像是一家人。”我爸我妈相互望一眼，赶紧往回找补：“也不能这么说，他们俩对你可都是一门心思。”郝蓝天苦笑一声：“我知道，就因为这样，才让人难受哇。”

郝蓝天的表情很古怪，气氛一时低沉起来。我张罗着又给他续上茶，我爸递了烟，我妈手脚没地方摆，只好又削了第三个苹果。过了会儿，郝蓝天主动提起王德富死那晚的事，我们奇怪他竟然问这个，还以为他最不愿提的就是这事儿呢。郝蓝天笑笑：“都过去这么些年了，我妈也死了。”

章玉兰去世可能对他影响蛮大的，毕竟是唯一的亲人。而且，相依为命。

我妈问起章玉兰，郝蓝天说是乳腺癌。这病，情绪不好是重要因素，想来章玉兰这些年过得并不顺心。不过人死不能复生，我们都劝他想开些。他说也没什么想不开的，章玉兰在的时候，不让他找郝东来，说找到也没意思，他就偷偷找；章玉兰死后，他有时间去找郝东来了，发了疯似的到处找，可还是没找到。人这一生么，就是个阴差阳错，想不开想得开都是一样的结果。他唯一想知道的，就是王德富到底是怎么死的。如果王德富不死，他们家就不会给拆得鸡零狗碎。郝东来和章玉兰也许还会吵吵闹闹，但也过得下去，他有一个爸，一个妈，整整齐齐的，就像我们家一样。

我爸嘬着烟卷儿，吞云吐雾：“怎么死的？有说是一镵子攮死的，有说是被推倒后，脑袋瓜子磕在台阶上，后来又说公安鉴定了，是心梗。但也不一定，不是到了也没结案嘛。你和你妈走的时候，还有人举报说是你妈先给下了药，你爸动的手……”

“听他们瞎扯！”我妈赶紧打断，“说话都不过脑子，他们夫妻俩有那必要吗？又不是谋财害命。”

“也不是没道理，”我爸又开始发挥他不着边际的想象，“案子本身疑点重重，所有的猜测不都是为了解释疑点吗？”

“那您认为有哪些疑点？”郝蓝天的身体不自觉地向前倾了倾。

我妈在一旁打岔：“你听他瞎掰，他知道个鬼！”

我爸老大不服气，瞪眼说：“我还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有鬼。”

我妈“嘁”一声，嘴角撇得像一弯弦月。但郝蓝天用热切的眼神鼓励我爸说下去。我爸的自尊心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刺激，不禁清了清嗓子，做起了福尔摩斯。

东岗粮店正常营业后，好事的我爸找了个由头，去粮店后院儿实地考察过。他借口帮他们同事核粮油本儿（当然也确有其事），找章玉兰帮忙。值班室和后院儿一墙之隔，推门出去，就是王德富倒地身亡的地方。粮店的房子和咱院儿的房子一样因陋就简，基本不隔音，没理由外边那么大动静，里头还能呼呼大睡。所以章玉兰必然隐瞒了一些事情。她看到了，起码听到了，或者参与了事件的整个或部分过程。那么她隐瞒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是因为受到威胁，还是为了保护凶手？或者，保住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郝东来神秘失踪的时间，与案发时间相当吻合，那么与这件案子就扯上了关系，不过其中到底有什么关系，除了当事人，没人能说明白。根据推断，有理由认为郝东来因妒生恨，伺机报复杀人，但找不到证据。在法律上，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别说是没逮住郝东来，就算郝东来回来了，怎么判定还成问题呢。所以郝东来一直不回来，章玉兰一直不脱口，这案子就没法办下去，闲来无事的吃瓜群众怎么能不以猜疑他们夫妻俩为乐呢？况且章玉兰一直不是个低调随和的劳动妇女，别的不说，王德富的老婆会不会检举揭发？那些因为章玉兰和王德富的所谓不正当关系受到排挤和打压的粮店职工会不会背后使绊儿？还有那么些看笑话的人，章玉兰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出事以后，章玉兰前男友的老娘还跳出来跟警察说，抓住章玉兰这个破鞋案子就破了，让千万不能放了她！

我爸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我们都惊呆了。

郝蓝天张口结舌地问：“我妈就那么不受人待见？”

我爸嘿嘿地笑：“也不能这么说，你芬姨和你妈的关系不就老好吗？上你妈那儿换粮票、改粮油关系的人，也都喜欢你妈。你妈和你爸呀，一个心灵，一个手巧，要说进一个门儿也挺般配的。”

我妈刚好从厨房拎着热水瓶出来往茶壶里添水，接口打趣道：“胡说到现在，只有这句话还像话。”

我也劝郝蓝天：“人无完人，谁还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兰姨心直口快的，得罪人也不稀奇。”

我爸就点头：“没错，依我看，那个打粮的小赵把镵筒藏起来也有可能。他不是老说章玉兰挤掉了他的‘先进个人么，这家伙也是个五花鬼。”

郝蓝天信以为真，眨着光彩奇异的眼睛问：“您的意思是，小赵也脱不了干系？”

“这个不好说，”我爸龇牙一笑，“我哪知道他们粮店的事，总归是疑点太多，多得连警察都干瞪眼。”

7

郝蓝天从我爸妈那儿出来后，一直神思恍惚的。我要送他回酒店，他说你先回去吧，要不你老婆该骂我了。这两天我总陪着他，接连两天晚上没回去吃饭，老婆大人确实颇有微词。于是在街头告别，约好了周末去找那个“可疑”的小赵。粮食企业改革后，东岗粮店的职工下岗的下岗，分流的分流，小趙属于买断工龄的那拨儿。听我爸说，小赵好像在东门一个小区物业干保安，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人称“老赵”。

找老赵不难，门卫室一打听都知道。老赵脾气拐，有名的杠子头，若是门岗规定只许进出一捆白菜，捎一根韭菜都不成；但和他私下里打了招呼，一担韭菜也没问题。区别只在于，那个夹带韭菜的，是不是拿他当回事儿。我们从前门进去找到老赵，他正当班，一个人在后门看守。后门不像前门，正对大街，往来熙攘，门卫室里有两三名保安正襟危坐，外面还站着一个专门检查车辆出入证的——有出入证的按天收费，没有出入证的按小时收费。老赵呢，一个人看后门，门不大，刚好够两个人擦肩走，车不用他管，住户也都有门禁卡，刷卡进门，他管的是送快递和收破烂的。

我们找着老赵，给他递了烟。他斜着眼看我们，揣测我们的来意。我相貌普通，没什么辨识度，不过郝蓝天肯定让他吃了一惊。根据他眉头打结的程度，我估计他在记忆里搜索到了一点模糊的影像，但不敢肯定。

当郝蓝天喊他一声“小赵叔叔”之后，他一下子恍然大悟：“我当是谁，章会计的儿子！”

这算是相认了。当年郝蓝天去粮店玩儿，小赵也曾带他爬过麻包，骑过三轮儿。那时候小赵刚参加工作，论年纪，叫哥哥也成，但小赵坚持郝蓝天喊他叔叔，这就有了辈分。

当年的小赵，现在的老赵，和我们聊了两句，就欣然接受了郝蓝天“中午去附近小馆子喝一杯”的邀请。他先是强调中午不能喝酒，但当郝蓝天拿出一瓶价值四百多的窖藏老酒之后，他便也勉为其难地让我们把他面前的玻璃杯满上了。

老赵的酒量应该不错，一玻璃杯白酒足有三两，见了底儿，思路丝毫不乱。我估计我和郝蓝天加一块儿也不是他对手，就老实待旁边，只管殷勤地布菜递烟。郝蓝天和老赵叙了会儿旧，下足了溜须拍马的功夫，待老赵喝满两个玻璃杯，头脸涨红得如同上了蒸锅的蟹，忍不住手舞足蹈，就开始把话题往谋杀案的方向引。老赵喝得晕头转向，情绪也上来了，起初还算严谨的言辞让酒精扯得稀碎，但不妨碍整体性的理解。大致意思是，王德富是个老狐狸，章玉兰也不傻，他们两个相互利用，得了不少好处。王德富的老婆是农村户口，章玉兰为这事还帮着使过劲儿，找過派出所的刁所长。为感谢章玉兰，王德富的老婆从乡下逮过好几只老母鸡。两人反目后，王德富的老婆又拿鸡的事出来骂，骂得尽人皆知。王德富一死，章玉兰就把旧账推在了王德富的头上，抱上了新的大腿……

我和郝蓝天把老赵提供的这些信息捋了一遍，还是有点蒙，比如两人反目，是王德富和章玉兰反目，还是王德富的老婆和章玉兰反目？如果是王德富和章玉兰反目，可能是因为账的事；如果是王德富的老婆和章玉兰反目，可能是因为章玉兰白吃了王德富老婆的几只鸡，也可能是因为王德富老婆发现王德富和章玉兰的特殊关系后心生不满……我们想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但一直没机会，老赵说得兴高采烈，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走，我们说什么，他根本不在乎。

我俩架着烂醉的老赵把他送回小区后门的岗亭，代班的保安一看，摇摇手说，算我倒霉，你们把他送回家吧。我们不知道老赵家住哪儿，就找了间茶楼包厢，给他灌了几杯解酒茶。等到天擦黑，老赵清醒过来，已经忘记了自己中午说过什么。他恢复了一本正经的嘴脸，死活不答应晚上再接着喝，还语重心长地对郝蓝天说：“这事都过去三十多年了，再翻出来也没意思。况且王德富是心脏病发作，公安局早结案了，跟谁也没关系。”我们面面相觑，想不到老赵做此总结。不过看得出来，他对镵筒的事讳莫如深，一再声明自己并没有保管镵筒的责任。

“我和警察说得很清楚，”老赵强调，“那天我不当班。王德富因为考勤表的事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是一个礼拜前的事，那时候他还好好的，一点看不出有心脏病。他骂得中气十足，我当然也还嘴了。”

案发前一个礼拜，当年的粮店营业员小赵因为迟到早退和私自篡改考勤表，同粮店主任王德富大吵了一架，差点动手，为此曾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如今年过半百的老赵提起这段儿，仍愤愤不平。他说那个派出所的刁所长是成心刁难他，因为有一回在粮店后院的会计室，姓刁地拉着章玉兰的手说笑，他正好进去找废旧报纸，打算拿来上厕所，结果撞破了刁所长的好事。

老赵说这段儿的时候相当严肃，说明时隔多年他还耿耿于怀。和老赵分手后，我问郝蓝天下一步什么打算，他说他想见见那个刁所长。据老赵回忆，当年东岗派出所的刁所长是个鳏夫，早先也喜欢和章玉兰打情骂俏，王德富的案子，最初就是他接到的报案电话。

我觉得郝蓝天有点魔怔了，但因为他坚持，我也就陪着他继续跑真相。我也想知道当年郝东来失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于郝蓝天来说，父亲的失踪远比王德富的死亡更让人难以接受，那个莫名其妙的夏夜改变了一切，最终导致了莫衷一是的结局。然而对于我来说，郝蓝天本人的态度更让我感到好奇，他似乎是等到母亲逝世的这一天，才下决心努力弄清真相。而所谓的真相，坦白说，他的母亲章玉兰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为什么不在母亲生前亲口问她呢？有一种可能，他曾经做过抵达真相的尝试，但母亲没有给他答案，他的母亲想把这个秘密带入棺材。那么，是什么理由让一个母亲宁愿隐瞒全天下的人，包括自己的儿子呢？

我们后来所做的努力，证明这个理由可能是——时间。

时间可以覆盖一切，最终，消泯一切。

时间走到三十多年后，东岗那片儿早已物是人非，但打听东岗派出所的刁所长不算太困难。我们找到已退休的刁所长，现在赋闲在家的老刁，他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蓝天哪，我记得你！”老刁一下子就握住了郝蓝天的手，用力摇着，像要把多年的遗憾摇出去似的，“哎呀，一晃这么多年，没想到你妈走得那么早。”事先我们在电话里简单沟通了几句，他已经知道章玉兰去世，十分惋惜。看得出来，老刁是个重情义的人，要说年轻时候为情义干点出格的事儿，一点不稀奇。他丝毫不掩饰自己三十多年前对章玉兰的仰慕之情，听口气，要不是中间横着个郝东来，他和章玉兰是很有发展空间的。这倒让我们始料未及。

本来还以为老刁至少要装装样子，没想到的是，没等我们深入挖掘他和章玉兰的关系，他自己就竹筒倒豆子，哗啦哗啦抖搂干净了。也可能是他常年一个人（退休多年，唯一的女儿也远嫁外地），难免孤独，有人来找他叙旧，而且是“老情人”的儿子，他一时把持不住，差点涕泗横流。

老刁是这么理解他和章玉兰的感情的——“说真的，我和我老婆也没这么深的感情。”

“我和我老婆，是从部队转业后别人介绍的。当时年纪到了，条件也合适，见了几面就结婚了。说不上感情有多深，就是在一起生儿育女，过日子。她死后，我也一直没再找，一是女儿不想要后妈，二是也没碰上对眼儿的……调到东岗派出所以后，才碰上你妈，才知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感情，可以是这样的……”

我们不太理解他口中的“这样的感情”，因为郝蓝天作为章玉兰的儿子，直觉上认为章玉兰并没有爱过老刁。郝蓝天和章玉兰相依为命这么多年，对章玉兰的感情世界还是比较了解的。即使在他十一岁之前，章玉兰和郝东来吵吵闹闹，但也没表现出明显的外心。似乎可以模模糊糊地判定，老刁是一厢情愿，不过由于章玉兰的八面玲珑，进退有度，让老刁产生了“相爱”的错觉——他们“情非得已”的关系，只是碍于章玉兰的家庭，不得不转入地下掩人耳目罢了。

老刁看着郝蓝天叹气：“你和你爸真是长得一模一样。”

郝蓝天不无尴尬地笑笑：“亲生的。”

“你妈可都是为了你。”老刁接着叹气。他知道章玉兰和郝东来纯粹是凑合，所以当年拦住他的“爱情”的最根本的阻力，是郝藍天。

在老刁嘴里，章玉兰忍辱负重的女性形象跃然而出，包括如何在谣言满天飞的严酷条件下活出自己的尊严。“你妈不容易，总有那么些别有用心的人造她的谣。”老刁特别心疼章玉兰，他说章玉兰就是太优秀了，遭人嫉妒，王德富一出事，所有人都巴不得她逃不了干系。案子移交刑侦队以后，摸排嫌疑人的过程难度非常大，当时的法证技术也不成熟，调查问询了很多人，大多是凭借印象提供的一面之词。拿这些来定性一桩谋杀案，显然太不负责任了。所幸后来法医出具的报告证明王德富是死于心梗，所以最多只能算是人身伤害，加上证据不足，这件案子不了了之。章玉兰那段时间顶住了不少压力，郝东来的失踪让她百口莫辩，作为母亲，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包括后来章玉兰跟着“倒爷”崔大个子跑到南方去这件事，老刁也有自己别开生面的看法：“她就是为了躲着我。”当时很多人都说老刁包庇章玉兰，对此老刁大放厥词：“放屁！案子又不是我办的，再说刑侦队也不听我的呀。”案发一年后，东岗群众的生活早就回到正常轨道，可是版本不一的各式谣言依旧到处流传，章玉兰选择带着孩子离开是非之地，老刁特别能理解。他甚至有些悔恨自己没有崔大个子那样的魄力，他是一个活在体制内的、多少有些懦弱的普通人，从未想过站在时代的潮头，放弃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和按部就班的生活状态，所以只能看着心爱的女人嗔怨地离去。

郝蓝天拧着眉听完老刁的话，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扭曲，看得出他的内心戏十分丰富。我原以为和老刁见面，就算找不到完整的真相，起码会更接近真相，这样郝蓝天也许会变得轻松些，现在看来他的心情反而更加沉重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我一眼，点点头，意思是“我没事”，转而用那双奇异的眼睛盯着老刁问：“您这么……了解我妈，那她说当晚她睡着了，什么都没听见、没看见，您觉得这份口供可信吗？”

老刁显然没想到他会追问这个，愣了一下，沉吟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8

我和郝蓝天又坐进了那家樱之梦居酒屋，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痛快地喝顿大酒。

洒满樱花的黑色门帘掀起来，头上绑着白布带子的小店主点头哈腰地说着“欢迎光临”，把我们迎进那副熟悉的卡座，然后是熟悉的纳豆和二锅头。郝蓝天坐在我对面，一张马脸舒展地平铺着，面色如水。他给我斟上一杯酒，对我说了声“谢谢”。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忙，这几天陪着他东跑西颠，多半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十一岁那年的夏天，在我的记忆里突兀地横陈了很多年，就像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郝蓝天回来后我发现它变得更深刻了。我况且如此，身在故事旋涡中央的郝蓝天又会怎样刻骨铭心呢？

“都过去了。”我劝他。我爸我妈也这样劝他。甚至老刁，在分手的时候也说：“事情都过去三十多年了，如果有所谓的真相，你妈就是为了让你不要多想，才不告诉你。”老刁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不是说章玉兰不想让郝蓝天有思想负担，所以一个人扛起了所有的责任？不得而知。其实，至今我对郝蓝天，仍抱有他对章玉兰抱有的那种疑问——那晚，你真的睡着了吗？

我反复回想起那个夏天，郝蓝天面对父亲的失踪，那种兵荒马乱的场面。突然冒出来的警察在院子里进进出出，踩乱了人们的视线和生活，饭也不做了，脸也不洗了，孩子也不教训了，都跑到莫名其妙的故事里自以为是地扮演起全知全能的角色。他们之间甚至发生了争吵和推搡，用暴力来捍卫自己的故事。有些人讲述故事的态度相当暧昧，他们并不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却乐意重复一种“我早就知道”的占尽心理上的便宜的腔调，一面隔岸观火，一面火上浇油。

他们不大注意院子里一个与这件案子息息相关的孩子的存在，想当然地认为这孩子比他们知道的要少得多，因为他是个孩子，还是个有缺陷的孩子。在他们平凡的眼睛里，郝蓝天异于常人的双眼大概让他不能很好地观察人间事物，要不然他怎么能这么多年麻木地当着郝东来和章玉兰的儿子，既不感到愤怒，也不感到委屈？他进进出出都无声无息的，像是一道影子。要不是章玉兰像对待郝东来那样，咋咋呼呼地对他呼来喝去（或者说，章玉兰对郝东来就像对待儿子那样呼来喝去？总之他们爷俩实在是太像了），院儿里人都不知道这孩子回来了。郝东来有时候还会和章玉兰顶两句嘴（虽然最终是顶不过的），这孩子嘴里却没蹦过一句对他妈不恭敬的话。就好像，他是个哑巴，并且也是个瞎子，看不见他妈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院儿里人直啧嘴，都表示遗憾，这孩子给章玉兰调教得也太懂事了。

所以当章玉兰坚持说自己睡着了，把案发那晚的事一推六二五，搞得警察也直挠头的时候，大家都拍着大腿，撇嘴起哄，不用说，那孩子肯定也睡着了。

也是，小孩子不该知道那么多。就好像这么多年，他不知道他爸妈为什么总要闹别扭，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和别人家的爸妈一样，好好过日子，也不知道他妈为什么那么招人闲话——成群结队的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专爱叮一只有缝的蛋。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他睡着了。

我几乎能想象出警察盘问他的细节。

“那天晚上，你爸和你妈都说了些什么？”

“他们没说什么。”郝蓝天眨着眼睛，蓝色的眼睛里有海，棕色的眼睛里有山，“我妈不让我爸喝酒，说喝酒伤身；我爸说少喝点，就喝了一点。”

“吃完晚饭后，你妈去粮店值班，你爸有什么表现？”

“他喝了点酒，说憋得慌，就出去撒尿了。”

“他走的时候，带什么东西了吗？”

“他空着手走的。”

“后来你爸回来过没有？”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你就一点动静没听见？”

“没……”

“你妈呢？她回来过没有？”

“不知道……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都亮了。”

“天亮以后呢？你爸一晚上没回来，你不担心吗？”

“天亮我自己热了点剩饭……我……我还要上学。”

“家里少东西没有？”

“我不知道，家里就这么多东西。如果我妈收起来，也不让我知道……”

警察听得直摇头，这么老实可怜的孩子，没必要替大人背锅。不过是例行问话，已经问得孩子眼泪汪汪。警察走后，郝蓝天就跑来我家，踮着脚抓住窗户前的铁栏杆，求助般地向我确认，他只是睡了一觉，怎么会犯下这么大的错误？

他眼里都是惊惶，飘起蓝色的雾霭和深棕色的暮光。

眼下，他的眼睛里又飘起了那种隔年的雾霭和暮光，看着我的时候，眼光却穿透了我，直接落在我背后的虚空里，好像我是一堵透明的墙。在这堵墙后面，也许藏着一些秘密，但墙本身并不能说话，甚至转个身也不行，我就只好呆呆地坐在他对面，揣度他的目光，想着他喝了点酒，或许能变得兴奋。往事也因为情绪的调动而变得清晰，再次呼啸而来，这样有可能从墙缝里漏出点风声。

“大刘，我妈走了之后，我总在想，我对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酒精首先勾起了他的忧伤，“因为她和我想象的母亲的样子不一样，所以我们之间总是有些隔阂……我爸突然离开，也许和我妈有关，但也不一定，可能跟我的关系更大。毕竟他们俩是因为我才拴到一块儿的，什么都是因为我……”

我劝他想开些，郝东来和章玉兰结婚的时候还没他呢，他成为不了他们痛苦的根源。郝蓝天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他爸妈结婚的时候并不痛苦，那时候一个想娶，一个想嫁，怎么会痛苦呢？是有了他之后，两个人不想一起过日子了，可又不得不往下过，这才生出好多事端。他爸嘴笨，说不出所以然；他妈要强，有事也不愿说。就这么凑合着，吵吵嚷嚷，打打闹闹。但他们吵嘴打架的那些问题，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他才是那个巨大的赘生在他们婚姻上的问题。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他把一切归咎于自己，像是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就算郝东来和章玉兰婚姻不幸福，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多数的婚姻都吵闹不休，难道都是孩子的错儿？男人和女人本就是水火不容的两种物质体，水乳交融的时候少得可怜，关键是作为成年人，要成熟起来，不要拿孩子撒气。他小时候成长环境不好，心理上的创伤可能比较多，所以多少有点认知偏差。我只好继续不痛不痒地劝他，把二锅头给他满上。他喝着喝着，脸上渐渐有了笑容，再喝下去，笑容变得有些痴傻了。这样也好，起碼喝酒和聊天，疗愈了他的部分创伤。

我当然也知道，这是治标不治本，他心里的坎儿过不去，不然也不会这么执着，三十多年后再回到原点，试图寻找真相。但是时间的风沙覆盖了那么多过往，当年已经找不到事情的本来面目，现在哪儿还有什么真相呢？而且，我隐隐觉得，他还有事瞒着我们，他找了那么多故人聊那段儿往事，确切地说，是在找进入往事的角度。这些天来给我的感觉是，他想通过不同的叙述角度，印证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或者说，印证他对故事的叙述。

对于那段儿折戟沉沙的往事，他当然也有自己的角度，但他和他的母亲一样，选择一“睡”了之——我们都知道，最重要的那一段儿，恰恰就是他和他母亲对于往事的叙述。鉴于他的母亲已经不可能再开口说话，他自己的叙述角度就成了关键，可是他似乎并无意与我分享。

我早就说过，他是个肚子里特别能藏得住话的人，而且那种特殊的“藏话”的能力，几乎到了坚忍的地步。现在看来，他这种宁可海枯石烂的品质遗传自章玉兰——章玉兰直到临终那刻，也没跟儿子说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他也坚不吐口，始终和我们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和十一岁那年在警察面前录下的口供严丝合缝。

又喝了几杯，他哭了笑，笑了哭，可我希望听到的那种因为情绪呼啸穿墙而过的风声依旧没有到来。然后，他“咕咚”一声秃噜到桌底下去了。

9

居酒屋的小老板帮了我一个大忙，他派了一个身强力壮的侍应生，把郝蓝天背回了如家酒店。我一跛一跛地跟在后面，一边感谢，一边抱歉：“不好意思，一不小心喝大了，多包涵。”年轻的侍应生礼貌地回应道：“能理解，这位先生心里肯定有好多想说的话，平时没办法表达出来，能跟好哥们儿一块儿喝一杯，心里特别痛快。”

送走侍应生，我在床边坐下来，郝蓝天拉着我的手，嘴里还在吐泡似的噗噜：“大刘，我跟你说……”

我看着他拧成一块肉疙瘩的马脸，心里也挺不好受的。

郝蓝天吐了几回，并不宽敞的房间里弥漫着食物和酒精混合发酵的刺鼻气味。我本打算离开，又不太放心他，最终还是给老婆打了个电话告假。老婆大概已经睡下了，咕哝着说：“你照顾好自己吧，整天陪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东跑西颠的，也不知在忙什么。”我自然是赔笑认错，又柔声安抚他几句。挂了电话，郝蓝天已经呼呼大睡，我愣了会儿神，我和郝蓝天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吗？阔别三十多年，彼此并无音信往来，就此看来，也真是缘寡情淡，可我们毕竟是发小儿，在人生最初、最真的那个阶段，相互交换过快乐的秘密。由此我还想到郝蓝天和郝东来的关系，他们父子的感情，也仅仅短暂地建立在那个初级阶段，后来这场长达三十多年的分别，让郝蓝天忘记郝东来了吗？显然没有。他没有一天忘记过父亲，那个突然在生命的岔道儿上莫名其妙逃逸的父亲，让他的母亲终生不愿提起，但母亲也一再强调让他好好念书，以便对得起他消失的父亲。这种矛盾的态度让人生疑。我想章玉兰的心情也很复杂，她让儿子好好念书当然只是人生初级阶段的目标，等他长大成人，他应该还有好的前途和好的家庭，她作为母亲所有的目的，就是让他好好地生活。可是长大之后的郝蓝天并没有完全遵从他母亲的意愿，这未免有些遗憾。

再有几个小时天就亮了，我也懒得再折腾。我从衣柜里拿了一条被子铺在地板上，然后斜着身子躺下去，再沿着半边身子折起来，凑合成一条睡袋。见郝蓝天睡得安稳，我也就渐渐放松下来。也许是酒精的作用，我很快迷糊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感觉周遭有奇怪的动静，迷迷糊糊睁开眼，清冷的月光正打在床头。我往床上一瞥，郝蓝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坐起来。借着窗口微弱的光，我看到他圆睁一双奇异的眼睛，口中念念有词，手里还挥舞着什么。惨白的月光流泻在他的脸上、身上，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感四处漫溢。我有些紧张，心脏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朦胧中只见他左手握住右手，虎口外翻，紧紧贴在胸腹之间，似乎双手合力执着某个并不存在的棍状物体。月光如水，洗过一般干净地映照出他渐渐扭曲的表情，发力，龇牙，拧腰，显示出激动的情绪，整个身体都止不住地发起抖来。他身体的抽搐似乎触发了空气的波动，不久整个房间都开始簌簌发颤，就在激烈的颤动中，他一边像小兽那样低声吼叫着，一边向虚空中狠狠刺去……我吓了一跳，赶紧爬起来摸到电灯开关。

雪亮的灯光啪一下照亮房间，郝蓝天被电击一样向后倒在床上。我赶紧凑上去，却见他呼吸平稳地睡在梦里，并没有醒来的意思。我揉揉眼睛，盯着他的脸，那张马脸已经不再揪成一团，而是现出平和恬淡的面貌，似乎我刚才的所见才是做了个梦。我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心跳，那里还咚咚跳得分外活泼，似乎余震未尽，我不禁生出几分困惑。

翌日郝蓝天宿醉后醒来，抱歉地问我昨晚是否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我摇摇头，不确定昨晚究竟是我在做梦，还是他患有梦游症。这件事太蹊跷了，而且我还没有想清楚这样的梦（不管是我的梦，还是他的梦）背后到底有什么意義。我们一起吃了早餐，郝蓝天举起一杯豆浆对我说了声谢谢，并且表示自己即将离开。他可能觉得打扰了我这么多天很不好意思，于是送给我一块包装精美的手表。我略略推脱也就接受了，就像三十多年前，接过他的那支英雄牌钢笔一样坦然。不过回到家之后，我才从老婆惊讶的表情中得知，这是一块价值三十几万的卡地亚蓝气球腕表。“我的天，这么贵！”我懊悔得直拍脑门，“早知道不能要哇。”老婆一脸鄙夷：“扮猪吃老虎吧你。”我直喊冤：“我是真不知道啊，你看我出门只带手机，什么时候戴过手表？”

就在我考虑要不要把表退还给郝蓝天的时候，我接到了郝蓝天的电话，他说他已经上飞机了。结果我连送行的机会也没摊上。他来去匆匆，也像一场梦。

闲下来，我拨弄着手表，想象着郝蓝天在蓝天上飞翔的样子，郝东来和章玉兰变成了两只机翼，一左一右地夹着他。表盘上的刻度非常精准，但却无法准确地计算时间，一旦跨度长达三十年，指针就变得摇摆不定了，总要往回调慢一些或者往前调快一些，这取决于误差的方向。那么关于我们十一岁那年夏天的事，记忆是不是也有误差呢？如果有，误差的方向又是哪一边呢？是忍耐、光明和爱，还是嫉妒、黑暗和仇恨？我不止一次地玩味着那个和郝蓝天共度的夜晚，那个奇怪的梦，企图从中获得关于真相的启示。我甚至跟我爸聊起，问他有没有可能，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在压抑多年的愤怒和委屈中拿起武器，捅向一个可以帮他释放负能量的具象化的对象。

我爸向来是个好事的人，他一翻眼皮，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你是说，当年攮了王德富一镵筒的是郝蓝天？这样就能解释得通了——”

“通个鬼啊！”我妈唬我爸，“没事就爱瞎说，你儿子也是随你。”

“是推论好不好？”我爸心平气和地继续瞎说，“当年郝蓝天还是个孩子，他捅王德富，谁也想不到。章玉兰肯定是看见了，可她又不能往外说，只好叫郝东来顶包。郝东来把镵筒带走，人证物证一起消失，这案子就没法破。他们夫妻俩，南辕北辙的，早就不想一起过了，这一来正好……”

不能不说，我爸的推断有几分道理，用的词儿也好，南辕北辙，郝东来和章玉兰可不就是南辕北辙吗？他们用了一种南辕北辙的方式，来保护和培养他们唯一的儿子，让人心酸，也让人心痛。我甚至可以想象那晚郝东来和章玉兰在一轮惨白的月光下进行得紧急而沉重的谈判：

“孩子我带着，你甭管了。”章玉兰推郝东来。

“我这辈子都见不着孩子了？”郝东来不甘心。

“见不见的，有什么要紧？你得让他好！让他好好念书，好好成家，忘了这事儿，一辈子都好好的。”

“他忘得了吗？”

“忘不了也得忘！他是我儿子，我叫他把这事忘干净，他就得忘个干净。只要你不出现，所有的事就了啦，了啦！”章玉兰开始歇斯底里，催着郝东来上路。他们在一起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郝蓝天吗？所以，现在为了郝蓝天，也必须分开。分开。远远地分开。像从来没有在一起过一样。

我被这个生动的想象吓了一激灵。

我妈走过来，伸手放在我额头上，关切地问：“怎么了，好好的发什么愣？脸色还这么差。”

我把她粗糙的手从脑门上拿下来，拉着她因为日夜操劳而骨节粗大、布满细小的皲裂纹理的手说：“没有，妈，我就想，咱们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在一块儿，真好。”

“这孩子魔怔了。”我妈笑着，撩起花围裙。南窗那儿，太阳已经升到中天，照亮了她发福的身材，围裙上洒满了跳跃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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