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彦民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方向与方位，应是人类较早具有的一些基本生活知识，因为无论出行或做什么，时时刻刻都需要辨别方向与方位。《周礼》开篇言道：“辨方正位”，“以为民极”，方位的辨明与确定，是全体人民活动的指针与准则。有了清楚的方位，就有了明确的行走方向和活动目标。

一、商代已经具备“上下四方”的全方位观念

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了对“四方”的明确记载：“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也就是说，嵎夷、旸谷是东方，南交是南方，昧谷是西方，朔方是北方。东南西北(即朔)的顺序也从此而定。可见，古人对方位和四时的判定，是取决于太阳出没的方位和昼夜的长短。

在平面方位系统中，有正有维，东、西、南、北四面谓之四正，四正之间的位置即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谓之四维，“维，隅也”(《广雅》)，“四正四维谓之八方也”。

古人关于方位知识的形成与发展，是先获得了平面方位概念，继而又延扩而获得立体空间概念。可以肯定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就已经有了宇宙这样的空间与时间统一观念。这就是《文子·自然》所谓“四方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庄子·则阳篇》也说：“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之所生恶起？”是把“上下四方”称为“六合”。屈原《楚辞·远游》：“经营四荒兮，周流六漠。”则是把“四方”称为“四荒”，“上下四方”称为“六漠”。而这种“四方上下谓之宇”“六合”及“六漠”等方位观念，当是后世天下观形成的基础。

其实我们从甲骨文材料知道，这种“上下四方”的“六合”宇宙观念，在殷商时代就已经有了。因为此时不仅有了“东西南北”四正的方位概念，是为“四面”，而且也有了“东北”“西南”“东南”“西北”等四维的方位概念，“四维”加上“四正”是为“八方”。这些平面方向方位，再加上“上”“下”“左”“右”“内”“外”“中”等表示空间方向和方位的词语，可谓“全方位”具备了。人们已经形成并熟练地使用着较为全面、复杂的方向方位系统。于是在甲骨卜辞中，表示东南西北等方位的字比比皆是。而且，这些方位词的出现，已不仅仅是表示某一单纯的方位了，而是具有了一定的引申含义和文化取向。也就是说，殷商时代人们已经有了“上下四方”的立体方位观念，这当是后世天下观的滥觞。

二、东西南北“四方”“四土”“四戈”“四巫”

商代在具有了“东”“西”“南”“北”四面方位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等“四方”，以及“东土”“西土”“南土”与“北土”等“四土”(《甲编》骨文中未见“四土”一词)，此外还有“东戈”“西戈”“南戈”与“北戈”等“四戈”，以及“东巫”“西巫”“南巫”与“北巫”等“四巫”的方位概念，分别表示商代政治地理结构不同方位的地区。

1．东西南北“四方”

甲骨文中东南西北方并称辞例

“四方”之称有“东西南北”或“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并列而称的，也有省略而径称为“四方”者，如：

贞：燎于东西南北黄牛？(《合集》14315正)

癸卯贞：东[方]受禾？西方受禾？北方受禾？[南方受禾]？(《合集》33244)

辛酉卜，贞：今岁受禾？不受禾？叀东方受禾？北[方]受禾？(《屯南》423)

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屯南》1126)

南方受年？西方受年？(《屯南》2377)

贞：四方？(《合集》8725)

庚戌卜，宁于四方，其五犬？(《合集》34144)

壬辰卜，其宁疾于四方，三羌侑九犬？(《屯南》1059)

……卜，侑四方？(《屯南3661)

另外，甲骨文中有对“东、西、南、北”四方位并举占卜的，如：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合集》12870甲、《通纂》375)

则可以视作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四方的省略。

2．东西南北“四土”

己巳卜，王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合集》36975)

3．东西南北“四戈”

丙寅卜，求于四戈？(《合集》8396)

壬寅卜，求其伐归，叀北五用。廿示一牛，二示羊，以四戈彘？(《合集》34122)

甲骨文中东南西北戈辞例(《合集》33208)

4．东西南北“四巫”

辛亥卜，帝北巫？(《邺初》3.46.5)

……帝东巫。(《粹编》1311)

此外，还有东西南北“四单”和东西南北“四鄙(廪)”等，因为辞例不全(“四单”中只有“南单”“东单”“西单”而未见“北单”；“四鄙”中只有“东鄙”“西鄙”，而未见“南鄙”“北鄙”)，此不一一列举。

对于这些“四方”“四土”“四戈”和“四巫”，学者一般都将其视为商王朝国家政治疆域的地理架构中不同的结构层次。宋镇豪提出，商王朝国家政治疆域的地理架构基本表现为王畿、“四土”(或“四方”)、四至三个层次。以商邑为中心的“商”为王畿。王畿外为四土或四方，是与商王朝政治、经济关系密切的区域，由商王朝宏观经营控制。再往外是“四戈”，即“四至”，是商王朝势力所及、文化波及的周边地区(1)宋镇豪：《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李雪山则认为，商后期王畿行政区划的格局是以大邑商为中心，其外是四单，再外是郊野，卜辞中称为四鄙或奠，在鄙或奠(郊野)的边境地区为四戈(2)李雪山：《商后期王畿行政区划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但是连劭名先生认为，甲骨卜辞中的“四戈”即指四方。殷都内的居民依居住方位分为“四单”，而“伍”是最基层的居民组织。卜辞中的“四巫”指的就是文献中的“四灵”，即“四象”：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3)连劭名：《殷墟卜辞中的四戈与四巫》，《殷都学刊》2008年第4期。。

虽然这些说法都有程度不同的出入，但是这些地理概念是以商王朝都城为中心，对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进行政治地理划分，则是毋庸置疑的。

三、甲骨文“四方风”与“四方风神”

上述涉及到“四方”的甲骨卜辞中，有将东西南北“四方”作为祭祀对象的占卜辞例。这些“四方”所指，就不单单是方位观念了，而是由方位观念而产生的表示不同方位、掌管四方吉凶祸福的神灵，也是作为地祇的一类。这些作为祭祀对象的方位神祇，就是“四方风神”。

1．甲骨文“四方神”与“四方风神”辞例

辛亥，内贞：今一月帝令雨？四日甲寅夕……

辛亥卜，内贞：今一月〔帝〕不其令雨？(《合集》14295)

这两个甲骨辞例前者为大骨片，后者为大龟片，所展示的就是甲骨文中著名的“四方风”，记载了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神与对应的四位风神。

不过两版甲骨上的方名与风名完全相同的只有东方和北方，但南方(因、微与微、夷)与西方(韦、彝与彝、丯)不仅方名和风名互易，而且两版文字写法也有出入。《合集》14294南方名“因”与《合集》14295南方风名“夷”为古音相近的通假字，“因”，古音为影母真部字，而《合集》14295片中南方风名“夷”，古音为匣母脂部字，影匣双声，真脂对转，应为音近通假字。《合集》14294西方名“韦”与《合集》14295西方风名“丯”为写法不同的异体字。两条卜辞关于南方、西方不同的是方名和风名互倒，胡厚宣先生认为应以第二片(即大龟)卜辞“南方曰(微)，凤(风)曰夷”与“西方曰彝，凤(风)曰丯”为正确的，第一片(即大骨)弄颠倒了，应该是误刻误抄(4)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责善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九期)，1940年；《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补正》，《责善半月刊》(第二卷二十二期)，1940年；又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我们同意这种说法。

甲骨文中四方风辞例(《合集》14204)

2．古典文献中“四方风”与“四方风神”

《山海经》中的相关记载与甲骨文中的“四方风”与“四方风神”非常相似，可以作对应研究的资料：

有人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山海经·大荒东经》)

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来〕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山海经·大荒南经》)

有人名曰石夷，〔西方曰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山海经·大荒西经》)

有人名曰鹓，北方曰鹓，来(之)风曰，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山海经·大荒东经》)

另外，在《尚书·尧典》中，也有相似的内容，不过只有四方之名却无四方风之名，可以与之相互发明：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

除此之外，《礼记·月令》“季夏”也记载了“四方之神”：

季夏之月……命四监大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

3．甲骨文与古典文献中“四方风”之关系

这些出现在不同时代的“四方之神”与“四方风神”，应该是有先后关联和承继关系的。

《尧典》、甲骨文、《山海经》“四方”名称比较一览表

《尧典》以东南西北四方、四仲中星、四季与四方之民“析”“因”“夷”“隩”相配。《尧典》虽无四方风名，但四方民之名与《大荒东经》等篇四方之神的神名大致是相同的。《大荒东经》中东方神名作“折”，《尧典》中东方民称“析”；《大荒南经》南方神名作“因乎”或“因因乎”，《尧典》南方民称“因”；《大荒西经》西方神名为“夷”，《尧典》西方民亦称“夷”；《大荒东经》北方神名为“鹓”，《尧典》北方民称“隩”。上述只有《大荒西经》中西方神名与《尧典》西方民名是完全相同的。依殷墟卜辞中所见四方神名来看，《大荒东经》中东方神“折”应是“析”之误字，《大荒南经》南方神名“因乎”或“因因乎”有衍文，《尧典》北方神“隩”是“鹓(宛)”的同义词。

《山海经》中《大荒东经》等三篇四方神与《尚书·尧典》四方民的区别，重要的还不在于其名称所用文字方面，而是在性质方面，表面上看，《大荒东经》、《大荒西经》称东方神、西方神及北方神均称“有人”，只有《大荒南经》称南方神为“有神名”，而《尧典》均称“厥民”，似乎只是“人”与“民”之别；但实际上《大荒东经》等三篇中四方之名明显具有神性，不仅管理着四方风：明确说东方神折[析]“处东极以出入风”，南方神因(乎)“处南极以出入风”，“来风曰俊”“夸[来]风曰(乎)民”“来风曰韦”“来(之)风曰”，用“来”字表明四方风是由四方神来控制的；而且西方与北方神还管理着日月的运行：西方神“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北方神“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这十分清楚地显示了四方神的神性。但在《尧典》中就看不到这种四方民的神性，这也可能是儒家在整理古代传说资料时，把四方神的神性给过滤掉了。陈梦家就曾说：“《尧典》是战国受儒家影响的作品，它以历史的形式描述四方，今列其说并与《大荒经》、卜辞比较如下……《尧典》与两者之不同，在它以四方神名与方名改为‘厥民’之名，在它分化了代表日、月之女神的羲和为四个‘历史人物’。但由于它的改编，保存了古传说的一些形骸而资考订。”(5)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589-590页。这是对的。如果把《尧典》四方之民与《大荒东经》等三经、殷墟甲骨文中四方神名与四方风名加以比较，便会发现《大荒东经》等三经中四方神与四方风较完整地保留了这一神话的原型(6)王晖：《论殷墟卜辞中方位神和风神蕴义及原型演变》，《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4．关于商代“四方风”等问题的研究

商代的“四方风”，因为时代较早而且材料可靠，所以自胡厚宣先生对“四方风”进行考证以来，杨树达、斯维至、陈邦怀、于省吾、陈梦家等很多学者对此问题都颇感兴趣，研究者日众，观点也颇见纷纭(7)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郊祀》，《复旦学报》1956年第1期；杨树达：《甲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名》，收入《积微居甲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斯维至：《殷代风之神话》，《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8卷)，1948年；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严一萍：《卜辞四方风新义》，《大陆杂志》第15卷第1期，1957年；陈邦怀：《四方风名》，收入《殷代社会史料征存》，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丁山：《四方之神与风神》，收入《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于省吾：《释四方和四方风名的两个问题》，收入《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曹锦炎：《释甲骨文北方名》，《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期；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郑慧生：《商代卜辞四方神名、风名和后世春夏秋冬四时的关系》，《史学月刊》1984年第6期；饶宗颐：《四方风新议》，《中山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连劭名：《商代四方风名与八卦》，《文物》1988年第11期；常正光：《殷代授时举隅——“四方风”考实》，收入《中国天文学史文集》(5)，科学出版社，1980年；蔡哲茂：《甲骨文四方风名再探》，收入《金祥恒教授逝世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90年；裘锡圭：《释南方名》，《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50-52页；郑杰祥：《商代四方神名和风名新证》，《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冯时：《殷卜辞四方风研究》，《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王宇信、杨升南：《商代宗教祭祀及其规律的认识》，收入《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萧春林：《殷代的四方崇拜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1期；王晖：《论殷墟卜辞中方位神和风神蕴义及原型演变》，《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陈汉平：《古文字释丛》，《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林沄：《说飘风》，收入《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34页；[日]松丸道雄：《介绍一片四方风名刻辞骨》，《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胡厚宣先生认为，殷人以四方为神灵，亦以四方风为神灵，农作物年收主要靠雨，雨之来，靠云雷，又主要靠风，风雨之来自四方。所以殷人求年祈雨，才禘祭四方和四方风。但是陈梦家先生则认为，四方之神名即四方之名，而与四方之风名不同，四方之神主司风与日月，则四方之风应理解为四方之神的使者，卜辞因祭四方之神而及于四方之风，卜辞之风为帝史，与此正相适应。至于严一萍先生认为四方神名为地名，而饶宗颐先生认为四方风与音乐吕律有关等等，观点奇异，不在评述之列。

关于四方之名及四方风之名的意义，杨树达先生考释四方之名都是神名，是职司草木之神；四方与四时相配，为古籍中恒见之说。甲骨文之四方，因其神人命名之故，知其与四时互相配合，殆无疑问，然甲骨文未明记四时之名也。李学勤先生也认为，不管析、因、彝、伏具体怎样解释，由伏即伏藏一点来看，总是和四时分不开的。《尧典》明确讲到四时，《大荒经》提及日明长短，也意味着四时。古代人民正是从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建立了当时的天文历象之学，认识了四时和年岁，并知道四方风的季候性质。长期以来，大家因为在卜辞里没有发现“夏”“冬”字样，认为当时只有春、秋两季，这一见解，在有关中国科技史的著作中也很通行。实际上，四方风刻辞的存在，正是商代有四时的最好证据，析、因、彝、伏四名本身，便蕴涵着四时的观念。

四方神名分别是把以上四方与时节相编配并参照草木禾谷生长的特点，衍生出了析、因、韦、宛等神名，象征着草木禾谷春萌生、夏长大、秋成熟、冬收藏。四方风神分别为：东风为劦风，南风为微风，西风为彝(夷)风，北风为烈风。四个方向的风反映了春分与秋分、夏至与冬至以及四季的变化。这是根据四方风在不同时节的特征而命名的。他们是商代人们发明的具有独特标准的四季体系，是确定日历与闰月的重要依据。

如果这些论证不误的话，那么就可以说，作为被祭祀对象的神灵，商代的“四方神”与“四方风神”，已经不单单是表示方位的神灵，而是由空间概念延伸到了时间概念，可以用来表示四时四季的代表物了。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征引上述甲骨文中的“四方风”辞例，用作考证商代已经存在五方观念，并由此论证阴阳五行观念起源。在此略作简介如下：

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后，甲骨学者从卜辞材料出发对方位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罗振玉先生首先凿破鸿蒙，云：“殷代祭有‘五方帝’，曰‘贞方帝卯一牛，有南’，曰‘贞勿燎于东’，曰‘己巳卜，王燎于东’，曰‘贞燎于西’，曰‘癸酉卜中贞三牛’，曰方帝、曰东、曰西、曰中，疑即五方帝之祀矣。”(9)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下，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年，第60页。虽然将贞人“中”名释作方位之“中”有其误处，但此思路无疑是正确的。继之者胡厚宣先生在研究甲骨文材料后指出：甲骨卜辞中“帝臣之有五，当由五方而来。故五行观念，在殷代颇有产生之可能，未必即全为战国以后之物也”(10)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的起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又五方之观念，在殷代确已有之。……以商与东南西北之四方并贞……中商而与东南西北并贞，殷代已有中东南西北五方之观念明矣。或谓五方之观念产生于秦汉之际五行说流行之后，殊不然”(11)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上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5年，第32-33页。。

此后，影响较大的是由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一书，收载了一组专门讨论中国古代思想和五行学说形成问题的论文。首篇以著名汉学家葛瑞汉的名作《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开始，就中国古代阴阳理论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探索，指出到公元前300年以前，阴阳五行说主要是在天文家、乐师、方士和贞人中间流行，此后才被哲学家所用。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邹衍将五行说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理论，以“五德终始”来解释朝代更替，这种理论后来似乎成了历代王朝更新换代的有利借口。其他一些论文也大都认为，原始的五行观念与天文学有关，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商周时期(12)[英]葛瑞汉《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范毓周《“五行说”起源考论》、刘起釪《五行原始意义及其纷歧蜕变大要》、[美]班大为《天命和五行交替理论中的占星学起源》、田笠《风水探源：早于五行术的方向择吉》、萧良琼《从甲骨文看五行说的渊源》、连劭名《甲骨刻辞所见的商代阴阳数术思想》、常正光《阴阳五行学说与殷代方术》、[英]汪涛《殷人的颜色观念与五行说的形成及发展》、沈建华《从殷代祭星郊礼论五行起源》等，载于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这些研究表明，过去那种把阴阳五行观念看作是非常晚近思想的说法，已经是无视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的较为偏颇过时的观点了。这是另外一个较大的问题，此不详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