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的热映背后蕴藏的是受众对其现实主义价值内蕴的认可，尤其是电影《长津湖》的票房奇迹符合观众对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需求，又能通过影片现实主义价值弘扬文化自信。本文将深入探讨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的叙事特征及其思想内涵。

【关键词】 抗美援朝战争;叙事特征;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J9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3-0096-03

基金项目：2021年内蒙古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文化自信视域下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研究”（项目编号：NMDSS2171）。

抗美援朝题材的影视作品，是我国主旋律影视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论证了抗美援朝战争无可辩驳的正义性，传承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叙事学搭建的宏观理论体系，为我们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的叙事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与启发。对于受众而言，影视作品的最大魅力便是见之于精妙绝伦的叙事方式下的特色展现。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的叙事特征表现在叙事真实、叙事隐喻和人物形象的多层次塑造几个方面。通过深入透析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的叙事特征，进而分析其独特的影像肌理。

一、叙事真實

“革命历史不是抽象的历史规律，而是一种鲜活的集体记忆，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影像书写，不仅重塑历史的过去，塑造着现实，还规划着未来。”[1]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真实、艺术和形象地再现、演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诠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视死如归、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铁血军魂和牺牲精神。

为了创作出生动的剧本，《上甘岭》导演率领主创团队深入考察了100多名当年参加过这场战役的战士们，记录的文字高达几十万字。电影《上甘岭》中记叙了志愿军战士在防炮洞里整整七天没有喝到一口水，却互相推让一个苹果的真实场面。动画影片《那年那兔那些事》（番外篇）致敬了经典的苹果故事。几个小小的镜头，真切而又鲜活地描写了志愿军们处在困苦和危机之际仍为他人着想、关爱战友胜于关爱自我的优秀思想品质，歌颂了真挚而朴素的阶级友情。电影《长津湖》拍摄最冷的时候达到零下20多度，差不多和长津湖战役时冒着敌军炮火在冰雪中奋勇杀敌的志愿军战士们一样艰难。同时影片中的人物对话、表情处理、性格塑造、军民鱼水情的表达，都给人一种贴近真实的感觉。

《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真实再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部署。排雷组在拆雷时，提到了绊发雷、松发雷、压发雷、诡雷等多种地雷类型;多次出现不同级别的作战会议，官兵平等探讨具体战术;战士们时而分散时而聚集，三三制突击和集体冲锋均在剧中有所体现。除了专门用来记载战场态势和战士表现的战斗日志外，每次战斗之后的总结也都是部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的战争影片往往将具体的战术细节往往一笔带过，这就会造成观众对战争剧的思维定式：进攻就是人海，防守就是疯狂开枪。而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逐步做到了剧情、细节、人物和历史的均衡。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立国之战，其地位不言而喻，而采用动画的形式展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史实和英雄人物，符合青少年受众的关注焦点和审美兴趣。所以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动画影片，必须高度尊重和还原历史。动画短剧《最可爱的人》采用二维结合三维动画的形式，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制作组在动画影片创作中翻阅和考证了大量史料，对坦克、飞机等军用设备使用时的烟火效果、爆炸产生的火花、粉尘、间隔等做到了高度还原。二维结合三维动画的形式改善了画面的视觉效果，多角度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降低战场中血腥、残暴场景的同时又不乏英雄人物的壮烈牺牲。制作组充分运用影视语言、蒙太奇剪辑等手法侧面描绘战斗画面;在发扬中国人民志愿军崇高信仰的前提下，设计符合当今青少年审美趣味的主要英雄人物，弘扬正能量，进而调动青少年受众的积极性，扩大传播范围。

《那年那兔那些事》（番外篇）中有兔子当裁判，组织鹰、牛参与运动会的画面，其实来源于真实历史事件1952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共产党历来实行“宽待战俘”的政策，经常组织战俘们开展文体活动，感化了无数战俘。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举行的这场“战俘营奥运会”，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让敌人领略到中国人民的钢铁意志和大无畏精神;战俘营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中国人民崇尚和平、富含人性的广阔胸怀。

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朴实地呈现历史，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抗美援朝壮举及精神。在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各个战役时，无论是宏观叙事还是微观细节都按照历史的真实面貌呈现。正是这一份用心和细致，我们才能够看到荡气回肠的战争巨制，将那一段气壮山河的战役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叙事隐喻

隐喻原本是一种语言现象，在《诗学》和《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指的是用一种事物来指称另一种事物。隐喻的指向性并非固定不变的，一个文本通常有很多可阐释的角度。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中包含了环境隐喻、人物隐喻和符号性隐喻，有待于受众解读和发掘其艺术性和文化价值。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影视剧人物进行表演的背景，它除了能展示表演场域外，还能隐喻一种表演的氛围，进而与演员共同完成整个画面的建构，环境的隐喻性拓展了影视作品的深度。在电影《长津湖》中，在奔赴朝鲜战场的火车上，桀骜不驯的伍万里试图跳车，其他志愿军上前阻拦。在一阵争执中，火车门打开，雄伟壮阔的万里长城尽收眼底，远方朝霞折射出万丈光芒。绵延不绝的山峰上，古老的城墙犹如巨龙般盘卧，无声地言说着岁月，时间仿佛戛然而止。列车外威严肃穆的万里河山，是中国几千年来抵御外族入侵的古战场，从古至今都在守卫国土，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同时也是炎黄子孙岁月静好的乐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心底的牵挂和留恋。人物的渺小、火车空间的逼仄与宏大壮丽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奠定了《长津湖》紧张的基调和氛围。除了拓展影视画面的深层内涵，环境也可以隐喻历史事实。志愿军们在冰天雪地啃冻硬的土豆，甚至磕掉牙齿;而美军在军营里大快朵颐，还有火鸡、各种蔬菜和咖啡。两军作战环境的对比，进一步加重了电影的悲剧气氛，使人对生死一线的战士们产生同情。

人物是影视作品中的灵魂主体，从人物描绘方面来说，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构建了多角度的人物群像，这里有指导员、典型英雄人物、不知名的志愿军战士、女性战士、特务等，隐喻了不同的人性。对这些人物群雕式的刻画，再现了波澜壮阔的真实历史。《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写的报告文学。在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这一切东西都告诉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2]至此，中国人民志愿战士被人们亲切地称作“最可爱的人”。在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中，“最可爱的人”随处可见。电影《我的战争》中印有“最可爱的人”字样的水杯;《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抗美援朝战争番外篇）中战士书写下的日记。无不暗示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上甘岭的通讯员杨德才写下了日记“只要我们八连一上阵地，准能把敌人打垮”;《烽火列车》中老兵李长阁写下日记“为了彻底打击美帝国主义，我向党保证拿出自己的一切力量”。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借战士亲笔写下的日记表明了志愿军“不畏战争，战之必胜”的积极态度。

人物隐喻中還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方言。《金刚川》《长津湖》《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中的方言涵盖了中国很多地域，陕西话、北京话、四川话等，这些不同地区的方言使演员的表演身历其境，还原了战士的真实感受。影视作品中还原如此多的方言，隐喻了这是一场团结的战争，中华儿女共同加入了抗美援朝战争，这种一致对外的凝聚力由此产生的抗美援朝精神是抗美援朝战争走向胜利的根本。方言的加入是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的绝妙之处，表现了更好的艺术张力。

同时，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具有符号隐喻性。电影《金刚川》里开篇不久便出现的那匹白马象征着希望和浪漫，隐喻了对和平的向往。电影《长津湖》中女孩子将自己的红围巾扔上车，象征军民之情永远心连心，也代表了火红的温暖之情。第七穿插连指导员梅生在赶赴前线的火车上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皮箱，箱子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军功章、书籍、日记，还有一张八岁女儿的照片。这一方箱子是志愿军至情至信、至勇至刚的见证。箱子里装着小家，更装着大国;箱子是对军人使命的服从，更是对和平未来的期盼。美国人在《最寒冷的冬天》一书中写道：美军最害怕的，是志愿军的冲锋号声，它像一个幽灵一样在美国士兵脑子里回荡，以至于大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总觉得白雪和密林深处，会杀出无数的志愿军战士。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中冲锋号的吹响，隐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顽强、舍生忘死，以为国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命相搏打出了军威国威。在这场两条腿与机动车的赛跑中，在这场冻土豆与热火鸡的交锋中，在这场有限体能与极寒天气的较量中，志愿军取得伟大胜利靠的就是“冲锋”的精神。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冲锋号的吹响就是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最好体现。

三、人物形象的多层次塑造

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运用影像深刻诠释战争的内在价值，打破了个人英雄主义框架，对人物的塑造富于层次性的表达，塑造了多种类型的人物。他们或在前方浴血奋战，保家卫国，谱写了一首首英雄的赞歌;或在后方做好后勤保障，配合大部队作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朝战士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看来，“英雄是一种生活在万物的内在领域，生活在真实、神圣和永恒中的人……他（英雄）的生命是大自然长久不衰的也灵的一部分;所有人的生命都是这样。”[3]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中最常见的主人公是以真实英雄人物为原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武器装备悬殊的战场，具有崇高信仰的志愿军战士取得了超越人体极限的胜利无疑是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的重点聚焦。同时战争中的指导员、思想转变经历成长的战士都为战争影片的主人公塑造提供了新思路。

“文艺作品又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其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形象性，在于它是一种艺术形象的创造。”[4]抗美援朝影视剧塑造了一批鲜明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形象有的是直接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比如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等;有的是以某个英雄人物为原型创作的，有的是综合众多英雄的故事虚构的。无论哪种类型，都具有英雄形象之美。他们的形象都是以抗美援朝的真实生活为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再创作。

而女性人物在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中的成功塑造，离不开音乐的熏陶。音乐强化了叙事内容、主题，令受众内心肃然起敬，升华爱国情感。“音乐所表达的内容不是直接而具体的，但它在激起人的情感和情绪方面的反应是最准确和细腻的……与人物性格、情感状态、故事的发展走向有直接的关系。”[5]《上甘岭》中最激荡人心的桥段，莫过于中场时女主角王兰领唱的那首《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从此成为一代人的观影记忆。而《那年那兔那些事》（第一季第四集）中也致敬了这个画面，一只女性形象的兔子（女志愿军战士）在炮火袭击的地洞唱响了该歌曲。女志愿军战士和音乐的结合，无疑表明了志愿军战士柔中带刚，对爱国主义情怀的表达更加深入人心。

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中更多的则是不知名的志愿军战士们，他们会因为战友的悲壮牺牲而心如刀割，会因为在恶劣的作战环境中缺乏物资补给而遭受巨大痛苦。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打击都转换为大无畏的革命豪情投入到战斗当中，用机关枪愤怒的火舌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电视剧《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在成功塑造主角的同时，还把整个配角群像写得十分鲜活。以七连战士为例：戏份比较多的，比如敢打敢冲的“战场猛人”陈衍宗、护犊子的八班长滕桂桥、立功心切还酷爱美械的罗厚财、耿直率真的五班长韩冬年、快速成长的“秀才兵”王毓文等……各条故事线之间相杂交织、收放自如，还往往都格外出彩与鲜活，令人印象深刻。

该剧同时刻画了一个叫张安东的小战士，相比三营的大多数人对即将到来的战斗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却当了逃兵。他被抓回后，大喊着“（当逃兵还是上战场）横竖也是死，二营上去就没几个回来的”，并声称自己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叫“张二妞”的女人。他也曾害怕战争，他也曾逃避过，可是他被指导员李延年说通之后，随后在战场上也变得英勇无比。他之所以要打仗，不只是保护自己的一个二妞，而是要保护身后千千万万个二妞。小战士的思想转变无疑是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由典型英雄形象的重点刻画向人物群像全景式描绘的一大亮点。

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中朝鲜群众的形象越发鲜明和质朴。在电影《英雄儿女》中饰演的话语不多的朝鲜大爷金正泰，为了抢救身负重伤的王芳，金大爷与朝鲜群众跳进冰冻的大河中冒着敌机轰炸，艰难抬担架救王芳的事迹，让人感动。朝鲜民族素爱白色，而白衣白裙的“阿妈妮”或“大嫂”成了朝鲜女性定格在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中的形象。电影《心弦》中的朝鲜大娘代表的是一位英雄母亲，在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后，把战士当作自己的儿子，采取泉水帮助其恢复光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实现了成长。“母亲”成为忍辱负重、坚韧生活的劳苦大眾的隐喻。最后，“母亲”变成了家一般的依靠，成了有力的民间庇护力量。对朝鲜“阿妈妮”与志愿军自身母亲相连关系的感知，愈加坚定了志愿军为两位同样“受苦的、慈爱的”母亲而战斗的决心，志愿军与朝鲜群众之间的“骨肉亲情”表现了中朝联手抗敌的深厚情谊。

在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中，大家看到了普通战士都不是绝对完美的人物，有人固执、有人倔强，他们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才真正地成长起来，也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坚强与成长。正是人物形象的多层次塑造才让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愈久弥坚，其中蕴含的人性光芒影响深远，激荡心灵。

四、结语

进入新时代，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叙事发生了重构，绽放人性光芒，引发情感共鸣，将国家宏大叙事模式细化为个人化的家国叙事，并掀起观看狂潮。近几年，抗美援朝战争影视作品逐步找准了自身的定位，凭借优良的制作水准，符合受众审美情趣，发扬抗美援朝精神，弘扬民族自信，以负责任的中国形象进行文化传播，展示出属于现代化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李茂民.历史题材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7.

[2]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4.

[3]（英）托马斯·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莱尔讲演集[M].张巧，吕巧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255.

[4]司马云杰.文艺社会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200.

[5]张菁，关玲.影视视听语言[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116-117.

作者简介：

吕聪聪，内蒙古民族大学文艺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诗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