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杏林 张天佑

【摘要】“理、法、方、药”是传统医学诊治体系的框架，也是验证谱系的核心内容。《四部医典》在“理”的方面：藏象学说传承《黄帝内经》，五行学说源于《黄帝内经》，病因学说仿效《黄帝内经》，病机学说参考《黄帝内经》。在“法”的传承中：病因探求沿习《黄帝内经》方法论，“望闻问切”博采《黄帝内经》诊断术，切诊方面，则是传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而在“方”的传承包括治疗方法以及方剂和剂型，乃至“药物”的内涵和种类和药物的性能等诸多方面，都留下了《黄帝内经》理论和实践的主导痕迹，见证了藏医药文化作为藏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文化之一。藏医药对整个藏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起到了积极的参与和促进作用。

【关键词】四部医典;黄帝内经;理、法、方、药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249（2022）01-0001-12

“人类学的目的是理解不同的文化。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记述对象文化、人们世界观意义的结构，也可以理解为是探讨人们的语言、行动背后的各种文化要素……现象学使我们发现了问题之所在，而且似乎也告诉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必须做到：在用一种语言讲述什么时，在结束之前的一瞬间，问问自己这种语言所表达的我们自身的经验是什么。这正是现象学为我们准备的方法论”[1]。藏医药学的传承和发展，清楚地映现着传承中医药文化的过程和痕迹。

1 关于“理”的传承

1.1藏象学说传承《黄帝内经》中医藏象学说是《黄帝内经》的主要学术思想，包括整体观念、阴阳学说等诸多方面。整体观念认为，根据人体五脏各自功能活动及与外部组织的联系规律，构成了以心、脾、肾、肺、肝五脏为主体的功能活动系统，又通过火、土、水、金、木五行的生克制化关系，维持着相对的稳定状态，构成生命活动的整体。

例如：《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载：“黄帝问曰：愿闻十二脏之相使，贵贱何如？岐伯对曰：悉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2]并指明五脏分别开窍于五官。《四部医典》则在第三章，几乎原本地拷贝出“明智大仙讲道：善哉！大仙仔细听：用比喻来讲述身体的形象是这样的：……心脏是君主之官，好比一国的国王;肺是宰相那样的大臣，首先是五叶母肺，而五葉子肺就像国王的太子;肝脏和脾脏像大小后妃;胆就像悬挂起的鼓风皮袋;胃像一口炒锅;小肠、大肠像王后的奴仆;肾脏像托着屋梁的外臣;两个门像排水孔;膀胱好似盛满水的瓦盆;精囊、卵巢好似珍宝之库;两只脚好似门前的上、下马的蹬石;一切要害处就像国王派遣钦差辖治的关隘重镇”[3]，而五官孔窍犹如房屋的窗户。稍事品味即可理解：藏医对整体化的人体构造及功能的理解，是循着中医理论的痕迹一路走来。

再如：《黄帝内经·素问·太阴阳明论》认为：“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4]认为三、六、九、十二各月之末十八天，为脾土当旺之时，“土寄旺于四季”。《四部医典》全面继承了这一学术思想，衍化归纳出春夏秋冬及土旺期分属共称的“五时理论”。《素问·灵兰秘典论》更进一步指出：“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

后世医家解读说：“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原也。是以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5] 《四部医典》完全继承了《黄帝内经》的见解，并形成了“脾胃为后天之本”的共识，在五脏六腑中，对脾胃的地位给予高度的重视。中医药学强调“脾（土）为后天之本”[6]，《四部医典》则认为“（脾）土为生长之本源。”[7]例如：其第五章中写道：“明智仙人继续说道：善哉！谛听，列位仙人！身体的哲理分为病体和病害两方面。疾病、精气、排泄物三者互相依存，从生至死，一直如此。……火热是消化食物的根本动力，也是指主消化的赤巴、元气、垢物等火热的效能。它可以使人无病并勤奋工作，使人容颜焕发，长寿都要依靠火热的效力。它在胃部犹如消化的门闩一样。胃火旺盛，就能使食物很快消化和排泄掉;胃火衰弱，食物就难以消化。旺盛的胃火能使食物彻底消化掉，使元气和体力得到增强。为防止出现积食不消的不良现象，必须经常注意饮食恬淡，起居要保暖，努力守护旺盛的胃火，就可以使身体强健长寿。胃火消化食物的运行机理是：进食以后，由五隆之一的麦娘姆隆，将食物推向胃部并将食物磨碎，并由胃液将食物柔化;然后，主消化的赤巴再将其吹起，它们在胃部犹如煮药一样沸腾起来。首先，人们进食摄受六味，由培根将其研磨成碎末，于是就产生了甘味的泡沫培根;其次，由消化赤巴将甘味泡沫融化，在高热之中，便产生了酸味的培根;最后由吐塞隆分清精华与糟粕，使其变成了味苦的隆。就这样，具有土、水、火、风、空五大种本性食物的功能，使身体的五源兴旺发达起来。食物在胃火的作用下分成精华与糟粕，糟粕进入小肠时又分为稠与稀两种，稠的变成了大便，稀的变成了小便。在精气的热能作用下，使胃内的食物的精华部分成熟，通过接受精华的九条脉位，依次经过肝脏。进入肝脏后的精华变成血液，再由血液变为肌肉。进而又从肌肉变为脂肪，再由脂肪变成骨质，又从骨里生出骨髓，再从骨髓生出精液。”[8]可见，《四部医典》对胃的论述，不仅详细具体，而且与中医的认识别无二致。中医称“脾胃为后天之本”，藏医讲“（脾）土为生长之本源”。[9]

同时，将人体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黄帝内经》与《四部医典》也是所见大同。《四部医典》认为“人体内存在的龙、赤巴、培根三大因素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也是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能量和基础。在正常生理条件下，三者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保持着相互协调和平衡，龙、赤巴、培根各有自己的特点和功能，但它们之间并非各自独立，互不相干，而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10]不仅实质内容，就是文字表达也与中医学的认知大体相同，即同样“将人体与自然界视为对立统一的有机的整体，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指导理论与实践”。

1.2五行学说源于《黄帝内经》“五行”又称“五运”，是中医学独特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医药学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最基本物质，五种物质之间存在着相互滋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就脏腑相配而言，肝胆属木、心与小肠属火、脾胃属土、肺和大肠属金、肾和膀胱属水，在不断的相生相克运动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论言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又说：“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11]中医就是这样，将五行学说用以解释人体的生理功能，说明机体病理变化，用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形成了一整套具有“生、克、乘、侮”关系的中医五行学说。

《四部医典》确立的藏医药“五源三因说”，被赋予“藏医药最基本理论”的地位，同样认为“五行之间是相生相克的关系。木、火、土、金、水五者是依次相生，金、木、土、水、火五者是依次相克，也就是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为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是为相克。五行相生相克又表现为母子敌友的关系，即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克我者为敌，我克者为友。”[12]在脉诊学中，藏医同样将五时、脏腑、脉博与五行联系起来。春时际，五行属木，脏为腑，腑为胆，在脉为肝木脉和胆脉旺盛，脉博细而紧;夏时际，五行属火，脏为心，腑为小肠，有脉为心火脉和小肠脉旺盛，脉博洪而长;秋时际，五行属金，脏为肺，腑为大肠，在脉为肺金脉和大肠脉旺盛，脉博短而粗;冬时际，五行属水，脏为肾，腑为膀胱，在脉为肾水脉、膀胱脉和“三木塞”（精府）脉旺盛，脉博柔而迟;四时际（上述每时际中取18 d，共72 d 为四时际），五行属土，脏为脾，腑为胃，在脉为脾土脉和胃脉旺盛，脉博柔而短促。脏腑与五有母子、敌友等相生相克的关系，用这些来说明病理上的相互影响，指导诊断和临床治疗。可见，《四部医典》关于五行学说从理论到实践，都与《黄帝内经》一模一样，体现了藏医药对中医药的五脏六腑与五行关系等理论的认知和传承。

1.3病因学说仿效《黄帝内经》秉承《黄帝内经》的认识，汉代《金匮要略方论》在《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提出了“千般疢难（疢，音chen，热病，泛指疾病），不越三条”的“三因学说”：“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认为疾病虽有千变万化，究其原因不外三大类：一是经络感受邪气，传入脏腑，这是入内之因;二是皮肤受邪，通过血脉传注，仅停留在四肢九窍，其病在外;三是房事過度，或被刀刃、野兽所伤。认为“以此推导，一切病因基本都囊括了”[13]。

《四部医典》也创建了自己的“三因学说”，认为龙、赤巴、培根是人体发病的内因;饮食起居行为的欠适、前世的罪行、地域与气候的不适等是疾病的外因。如果因情绪不稳、爆躁易怒，或外伤、外邪侵入，或过食辛、咸、酸、酒，或饮食不节、暴饮暴食等，使龙、赤巴、培根发生容量及存在部位的变化，就成为引起一切疾病的“三因”了。

《四部医典·第二部·论说本·第八章》：“贪欲、嗔怒、痴愚是一切疾病的根源，他们就像影子一样，永远摆脱不了。此外，赤巴、培根、隆三者的变化也会影响疾病的发生。它们是身体构造的一部分，但也是疾病产生的根源”。这些致病三因也称为“三邪”[14]，与同样扎根于《黄帝内经》的《金匮要略》“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依然十分相似。

1.4病机学说参考《黄帝内经》中医关于疾病发生的基本病机，在于“邪正盛衰、阴阳失调、升降失常”。首先体质决定着发病的倾中向，其次体质可决定病邪的易感性，再者体质可决定疾病发生的证候类型。因体质不同，感受相同的邪气，但可表现出不同的证候类型;而体质相同，即使感受不同的邪气，也可表现出相同的证候类型。《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燥。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15]指出人体内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如果五脏联系的相对稳定状态一旦被打破，就会出现阴阳的偏盛偏衰而产生疾病。

《四部医典》传承《黄帝内经》的机理逻辑，认为“龙、赤巴、培根”三大因素既是对疾病病因的认识，也是对病机的解释。“龙、赤巴、培根”支配着七精华和三秽物的运动变化。它们既各守其职，又相互协调，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机体联系的相对稳定状态一旦被打破，就会出现“龙、赤巴、培根”的偏盛偏衰而产生疾病。《四部医典·第二部·论说本·第八章》：“疾病的本质即是隆、赤巴、培根三者在身体内的失衡，从而危害身体健康，使人备受疾病的煎熬与折磨。赤巴紊乱时，身体燥热，犹如体内有火在燃烧。这是因为赤巴的本性属火，其位处下，然而此时却向上燃烧，所有的热症无不由它而生。培根紊乱时，身体感觉寒冷。因为它的本性是属于土和水，沉重而凉，其位处上，然而此时却向下蔓延，一切寒症都是由它产生。隆具有寒热两种性能，分布在全身，借助于太阳之阳气则其性为火，借助于月亮之凉气则其性为水。因此，隆是在身体上下、内外各处运行着，寒热一旦紊乱而使疾病丛生，所以，隆往往是引发各种疾病的因素。”[16]

再以赤巴病为例，它是一种“体内脂肪和胆汁如火燃烧所致的疾病”，发病以发热、病势壅盛、发展迅速为特点，表现为热性和寒性两种。其共同症状为：脉细而浮紧，尿色黄而质浊，巩膜、面部、手心及太阳穴、舌下等处黄染，腹大、吐泄胆汁、全身瘙痒。热性赤巴病除以上共同症状外，还有甚渴、脉紧而疾，尿蒸汽大、浑悬物厚，无论进食与否，口发酸、发苦、身热出汗，夜不能寝，大便色黄。寒性赤巴病与上述表现相反，表现为胃火势微弱，消化力下降，大便色白而稀薄等。赤巴病散落于“龙”的部位，则出现腹部胀鸣，大便干燥，哈欠频发，喜好热性食物;赤巴病若散落于“培根”的部位，则出现身体困倦嗜睡，倦怠懒惰，大便色灰而多泡沫，喜好热性食物;赤巴病若散落于血液的部位，将成为“木布病”的根源，大便呈黑紫色而干燥，等等。[17]可见，藏医和中医对疾病病机的认识在本质上也是几乎一致的。

2 关于“法”的传承

2.1病因探求沿习《黄帝内经》方法论《黄帝内经·灵枢·本神》：“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其所病也。”[18]主张以疾病的临床表现为依据，通过分析疾病的症状和体征去推求病因，即“辨证求因”、“审证求因”。由于各种病因都具有自己特定的性质和致病特点，引起疾病的临床表现也各不相同，所以根据疾病不同的临床表现，就能分析推求出不同的致病因素。因此，“辨证求因”是中医药学认识病因的主要方法。如《素问·六节藏象论》：“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皿脉。”“藏”指藏于体内的内脏，包括“五藏”、“六府”以及其他脏器;“象”，则是表现于外的生理与病理现象。王冰注云：“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有诸内，必形于外”是古人普遍认同的观念，内在藏腑的生理活动与病理变化一定会在人体外部有所反映，即为藏象。张景岳释之曰：“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类经·藏象类》）。”因此，人体外部表象的变化也一定可以客观地反映体内脏腑的机能变化，从而可以作为推断脏腑病变的依据。故《灵枢·本神》曰：“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其所病矣。”“象”在中国古人思想观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思维的基础与核心。在古人的思想中，内藏的“藏”与外显的“象”实为一体，并无分别。藏像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之一，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建立和中医学术特色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学术探讨不仅可以发掘、深化中医学术的内涵，增加对中医学术特色的理解和掌握，而且有利于提高中医临床诊治疾病的理论和技能。

藏医藥也认为人体的三因是发病的内因，饮食起居行为的欠适、前世的罪行、地域与气候的不适是外部的病源，同样通过症状的探测推求“龙、赤巴、培根”三因的失衡，采用了与中医药学完全相同的方法论。如《四部医典·论说本·第二十四章·病失真察》说：“要把疾病诊断清楚，首先必须要从引起疾病的病因方面去论断，然后再仔细分析疾病的各种性质、症状，如果同时有多种病症，就要权衡利弊，考虑孰轻孰重，从而做出诊断。具体来说，引起疾病的病因须从病缘、饮食、起居中去分析，找出真正的原因，特别是要清楚地知道发病的外源，因为任何事物都离不开因果定律，有因必有果。从性质、症状专面的诊断须注意疾病的本质、诊断的对象、诊断的途径、诊断的方法。”[19] 《蓝琉璃》在解读这种认识的时候举例说：“有烟就能知晓有火，知道无火无烟的关系。疾病如火，表象如烟，依据疾病的症状诊断疾病。因为这个道理，不懂下面讲述的诊断方法的医生们，不知道疾病各自显示的无误的症状也如此像。若问是何原因，因为一些没想到火的人看见了烟也认为是河水的水蒸气，或者误认为是夏天的潮气，虽然看到了火之果但找不到火一样。或者，如同没有夏天云的颜色、快慢等的任何知识，只要看见云朵聚集就说今天一定下雨一样，对不确定的近似症状就相信是这病那病的正确症状”。[20]对于审证求因，《四部医典·第24章· 病失真察》说：“从利弊方面诊断，必须观察病因与病症两者之间是否相符，详细观察就能正确地诊断。这样，医生才能掌握病情，顺利地从饮食、起居、药物、外治四个方面进行治疗”[21]。

可见，《四部医典》在认识层面对《黄帝内经》的传承是十分典型的。在诊断上也采取了几乎一样的方法。两部著作一样认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不能超然在世界和生命之上，需作为世界和生命中的一员去会意、揣度和领会。于是藏医药传统文化的认识论就不是“主客两分”地强调“客观”认识，而是“体物会心”、“物我一体”、“司内揣外”、“司外揣内”地“物我交融”的“内景”。[22]于是在方法学上，藏医药学采用了和中医药学一样的整体关联、辨证互补、系统协调的“整体”方法，而不是用机械的、分割的、还原的方法来建构它的体系。进而在推理方法上，藏医药传统文化只能运用“容中的”而不是“排中的”，“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辨证逻辑来完成其推理，结果就使藏医药传统文化中的概念与概念体系具有整体的、辨证的、互补的、模糊的种种特性，最终在技术手段上体现出与中医药学完全相同的“整体调控的独特优势”。[23]

2.2“望闻问切”博采《黄帝内经》诊断术四诊，即“望、闻、问、切”，是中医诊察病情的基本方法，而藏医药学习和认同了其中许多的内容。

《黄帝内经》奠定了四诊方法的基础。《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气血皆上注于面。”[24]认为气血充盈，则神采奕奕;气血衰少，则精神萎靡。《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言扁鹊能“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难经·六十一难》更将四诊概括为：“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四部医典》紧跟其后，在《总则部》“第四章·识病要点”中记载：“诊病要通过望、（闻 ）、问、切来诊断病情。望诊是用眼观察舌部色，这种检查可称为望域学;切诊是用手指触摸，从中体察征象，可称为验情学，问诊是询问疾病起源、疼痛、饮食等方面，这种方法可称为闻声学。”[25]

望诊的传承：即医生运用视觉对人体外部情况进行有目的诊察，以测知健康状况，了解疾病病情。中医学通过长期大量的医疗实践，逐渐认识到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机体外部，特别是面部、舌质、舌苔等与脏腑的关系非常密切。局部的病变，可影响到全身，内在的脏腑气血有了病变，也必然反映到体表，故通过观察病人外部和局部的异常变化，就可以测知内在的病变。《黄帝内经·灵枢·本脏》说：“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望诊的内容，包括整体望诊（望神、色、形、态），局部望诊（望头面、五官、躯体、四肢和皮肤等），望舌（望舌质、舌苔），望排泄物，等等。《四部医典》全面传承了中医四诊文化。如《第四章·识病要点》记载：“望诊用眼望色尿……望舌隆症红干粗。赤巴灰黄厚苔迹，培根舌白苔微薄，舌面无津软湿腴。验尿隆症水沫大，赤巴尿象是白青，其味淡而冒汽子。赤巴目黄眼翳指甲黄、多汗怯弱胸热眼眶痛。肤色青黑黄瘅（因劳累造成之病）症发痒，肤色青黑头发眉毛脱，无力干瘦指呈墨点……赤巴入脾舌斑又便血，入于肾中足重又麻木，腰肾疼痛耳后有色黄……入鼻鼻涕黄而鼻孔塞，入舌苔黄诸味皆觉苦……”[26]藏医的这些诊法，与中医望诊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相同的。

闻诊的传承：是通过听声音和嗅气味来诊察疾病的方法。听声音包括诊察病人的声音、呼吸、语言、咳嗽、心音、呕吐、呃逆、嗳气、太息、喷嚏、呵欠、肠鸣等各种响声。嗅气味包括嗅病体发出的异常气味、排出物的气味及病室的气味。人体的各种声音和气味，都是在脏腑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过程中产生的，所以鉴别声音和气味的变化，可以判断出脏腑的生理和病理变化，为诊病、辨证提供依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声音而知所苦”[27]，提出以五音、五声应五脏的理论;《素问·脉要精微论》以声音、语言、呼吸等来判断疾病过程中正邪盛衰状态。《四部医典》没有把闻诊单独列出，而是把闻诊的内容放到了大量的望诊之中，实质与中医别无二致。《四部医典·识病要点》：“验尿：隆病的尿色清如水，泡沫多，赤巴病的尿色红黄，热气大，恶味浓;培根病的尿色白，味淡，热气小。”[28] 《蓝琉璃》解读说：“尿诊之树枝生出：隆病患者的尿，色青疏薄，如同沼泽地小坑里的水那枰，搅动时出现大泡沫之叶片。赤巴病患者的尿，色赤黄，蒸汽大，气味甚臭之叶片;培根病患者的尿，色清白，气臭轻，蒸汽小之叶片。以上为尿之三片叶片。”[29]这其中的闻诊内容，都和《黄帝内经》的内涵如出一辙。

中医的诊疗方法是“望、闻、问、切”，而藏医的诊疗方法却没有单列闻诊，能证明了两者是不同的体系吗？显然不能。“望、闻、问、切”的明确提出，如前所述肇始于《难经》。该书《六十一难》对望、闻、问、切做了详细的解释：“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切脉而知之者，診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经言以外知之曰圣，以内知之曰神，此之谓也。”而回观《黄帝内经》，却恰同《四部医典》一样，缺失对“闻诊”的单列。如《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篇第三十九》：“黄帝问曰：余闻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已。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今余问于夫子，令言而可知，视而可见，扪而可得，令验于己而发蒙解惑，可得而闻乎？”[30]此问言简意骇地点出天人合一，古今相合和人我相应，知此三者，“则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其后引出三个诊断方法：“言而可知，视而可见，扪而可得”。言而可知，问诊也;视而可见，望诊也;扪而可得，根据上下文解释，包括所有触/ 切诊的内容，这里，唯独欠缺了“闻诊”这样一个概念。《黄帝内经》涉及闻诊的实际内容比比皆是，如闻声音方面，《灵枢·五音五味》“闻其声而知其形”[31];《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听其动静，知其邪正”[32];《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第五》“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素问·脉要精微论》“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33]，等等。闻声音方面，如《素问·腹中论篇第四十》“病至则先闻腥臊臭”[34]，等等。但和《四部医典》一样，《黄帝内经》涉及却没有将闻诊并入四诊之中。这是两部经典共同的欠缺。欠缺和疏漏的出现都一模一样，《黄帝内经》和《四部医典》的传承关系，当属不言而喻。

问诊的传承：即通过询问，可以得知病人平时的健康状态，发病原因，病情经过和病人的自觉症状等。《灵枢·师传第二十九》：“岐伯曰：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35]强调了问诊的重要性。《素问·征四失论篇第七十八》：“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36]指出失于问诊，将产生严重的危害。《素问·疏五过论篇第七十七》：“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再度指出问诊的必要。同篇还强调：“不问所发，唯言死日，亦为粗工，此治之五过也。”[37]认为疏于问诊，不仅水平低劣，还导致治疗的失误。

《四部医典》完全认同了《黄帝内经》的方法和举措。如《四部医典·第24章·病失真察》指出：“问诊是要仔细询问患者的情形，询问其病因、患病时间、患病部位，特别是对于病因、部位和症状必须问清楚。问清病因就会知道患的是什么病，问清部位就会知道发病的途径，问清疾病的特征，就会知道病情的细微差异而不至于混淆。因此，在三诊中问诊特别重要，这是听声音的诊断。”[38]关于问诊的内容，《四部医典·总则部·第四章·识病要点》又进一步举例说：“问诊：动不动就不吃饭、行为起居所引起的疾病：身体颤抖，打哈欠，伸懒腰时打寒战;胯和腰部的关节都有疼痛感，痛处游移无定;干哕作呕;五官感觉迟钝;心情烦躁;饥饿时感到腹痛，嗜吃油腻食物。喜欢吃热的食物、居住环境所引起的疾病：口苦、头痛、发热;上半身疼痛，进食后感到胃腹部疼痛;患者多喜欢凉爽的环境。喜欢吃油腻的食物、居住环境所引起的疾病：食欲缺乏;食物不消化;呕吐、味觉减弱，胃部胀满;呃逆;身心沉重疲倦;身体内外发冷;饮食后不舒服，患者多喜欢温暖的环境。以上诊病的方法共计三十八种，可以把各种病症观察验证准确，使治疗没有差误，治病时必须遵从，并使之流传下去。”[39]

可见在问诊领域，《黄帝内经》和《四部医典》，几乎很难找到不同之处。

2.3切诊的传承和发展切诊，是诊察病人的脉候和身体其他部位，以测知体内外一切变化情况一种诊断方法。这个方法藏汉医药大同小异。现将《四部医典》对《黄帝内经》脉诊方法的传承举例如下：

其一，脉诊时间仿效《黄帝内经》。关于诊脉最佳时间的选择，《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说：“诊法常以平旦”，认为诊脉时间选择在清晨卯时（五、六点钟左右）为最佳。《四部医典》沿袭了《黄帝内经》的认识，部位、手法，强调“脉诊时间，一般是早晨太阳刚升起”的时候。《黄帝内经》认为其原理在于：“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40] 《四部医典》也认为：“体内暖气未失，体外寒气未进，病人静卧于床上，饮食未进前，医师患者都是呼吸均匀。”[41]两者的强调和解说完全相同。其中，《四部医典》更加强调事先准备，即是“在脉诊的前一天，患者不宜进食酒肉，饮食不宜过热、过凉和难以消化，也不宜过饥过饱、房事、失眠、多语、劳神等，这样就不会使隆、赤巴和培根的功能紊乱，以致误诊。切诊时，要调匀呼吸，脉位外缘的部位不要举高。”

其二，诊脉部位源于《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采用人迎、气口、跌阳等诊脉法，认为“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气口成寸，以决生死。”《四部医典·第四部·后续本·切脉辨病》同样主张“切脉的部位，是从手腕部的第一条横纹起下量一寸，在突起骨头的内侧，医生三指分别平放在寸脉、关脉和尺脉处。”并解读“虽然动脉遍布周身，但接近内脏的脉，其象犹如溪水拍岸，难以把握;远离内脏处的脉象，好似远房客人传来的话语，不能明了;远近合适者，恰似三夏的雷声，清楚而不嘈杂。从切脉的部位能诊断出内脏的情况，这就如同商人聚集成市场一样，所以各种脏腑的脉象都能汇集在此，得到展现。如果说动脉不经过脏腑，那是违心之言或是谬论，气血遍行周身好似纵横交错的河流，而十二条经络绝不相混。”[42]

其三，持脉轻重效仿《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讲：“是故持脉之道，虚静为保。”《四部医典·第四部·后续本·切脉辨病》也认为：“切脉的力度，是诊寸脉的手指按在皮肤上，诊关脉的手指下按于肌肉部位，诊尺脉的手指要用力微按，以能明显地触摸到骨骼为度，其原因是脉象似萝卜，部位由浅入深。”[43]

其四，脉应四时取法内经。《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故曰知内者按而纪之，知外者终而始之。此六者，持脉之大法。”[44]《素问·玉机真藏论》更加详尽地阐释：“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气来，孱弱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日弦”。“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万物之所以盛长也，故其气来盛去衰，故曰钩”。“秋脉者肺也，西方金也，万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气来，轻虚以浮，来急去散，故曰浮”。“冬脉者肾也，北方水也，万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气来，沉以搏，故曰营”。“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也”，“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其来如水之流者，此为太过，病在外;如鸟之喙者，此谓不及，病在中。”[45] 《四部医典》全面传承认为脉象与四季与五行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四部医典·第四部·后续本·切脉辨病》：“身体五脏的生成对应于五行，并与其本脉及母子敌友四脉相连，而春、夏、秋、冬四季也对应于五行。春季有三个月，由骑士、翼宿、参宿当值，正是草木萌发、百灵鸟宛啭清喉的时节，全季节有七十二天属木，主肝脉，其脉象犹如百灵鸟的鸣叫声，细而紧;其余十八天属土，主脾脉。夏季三个月，为氐宿、箕宿当职，是花叶繁茂、雨水充足之时，是百鸟之王杜鹃鸟鸣叫的时节，有七十二天属火，主心脉，其脉象犹如杜鹃鸟的鸣叫声，洪而长;其余十八天属土，主脾脉。秋季三个月，由牛宿、室宿、娄宿当值，是植物果实成熟的时期，是鹞鹰展翅髙飞、戾鸣的时节，有七十二天属金，主肺脉，其脉象犹如雕鹰的鸣叫声，短而涩;其余十八天属土，主脾脉。冬季三个月，为昴宿、咀宿、三星当值，是大地冻结、青鹿呦呦悲鸣的时节，有七十二天属水，主肾脉，其脉象犹如野鸭的鸣叫声，滑而迟;其余十八天属土，主脾脉。一年以夏至、冬至作中轴，四季平分，每季十八天乘以四，共有七十二天属土，主脾脉，其脉象犹如麻雀的鸣叫声，短而缓。这样就把四季脉与五行结合了起来。”[46]这些认识，都是在《黄帝内经》四时脉象认识基础上发挥。

其五，脉配脏腑根植《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灵枢经》：“尺内两旁，则季胁也，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穴。”基本上奠定了传统的认识：左寸配心部合小肠，关配肝部合胆腑，尺配肾部合膀胱;右寸配肺部合大肠，關配脾部合胃腑，尺配肾部合膀胱。《四部医典·脉诊》的描述是：“切脉的手法：寸脉取于皮肤，关脉取于肌肉，尺脉取于骨。其原因是：脉象似萝卜，部位由浅入深。切脉时，患者应该将手放松自如，男诊左手脉，女诊右手脉。患者首先伸出左手，医生须用右手诊脉，寸脉部位司心脏与小肠，关脉部位司脾脏与胃腑，尺脉部位司左肾与精府，患者伸出右手，医生须用左手诊脉，寸脉部位司肺与大肠，关脉部位司肝与胆，尺脉部位司右肾与膀胱。妇女的寸脉部位所司的脏腑与男子的左右恰相反，因为心、肺虽然左右无偏向，然而男子的心尖稍偏左，妇女的心尖稍偏右，其他的部位如上所述。”[47]这种分属于上、中、下的脉象与脏腑的配位，两者颇多相似。

其六，区分平脉病脉不离《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讲“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人一呼脉一动，一吸脉一动，日少气。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而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脉涩曰脾。”后世医家都以此说为区分平脉病脉的准则。《四部医典·脉诊》同样认为：“健康人的脉搏与病脉，要看脉搏动数，无病的平脉一般是一呼一吸脉跳5 次，如此珧动在百次以内，无有大小、沉浮、急缓、间歇、张強等差异，均匀地跳动者，谓之平脉。与此相反者，便是病脉。一呼一吸脉跳超过5次者，为热性疾病;少于5次者，为寒性疾病。无病的脉象在指下犹如念珠一样地成为串珠状，否则脉跳会呈现出停滞，无规律。如果不弄清根本的脉象诊断，会出现误诊，不搞清男女脉与子脉时，容易与热性疾病混淆;不搞清中性脉、心脉时，容易误作寒症脉。满歇脉容易与死兆脉混淆，不懂脉象的初学者，首先要询问清楚，这点很重要。”[48]

关于藏医汉医脉诊小异处：

其一，脉象与龙、赤巴、培根融洽。《四部医典》把脉象概括为12种，与《黄帝内经》25种，《难经》6种、《脉经》4种十分相似，其独到之处是把脉象与龙、赤巴和培根相融合，形成藏医脉诊的独到特点。《四部医典》说：“龙型疾病的脉象，虚如皮囊兼有间歇。赤巴型疾病的脉象，细而紧。培根型疾病的脉象，沉而弱。……”这种融合，不仅可使藏医充分应用脉诊为您者医治疾病，而且又可使汉医了解藏医所吸取的印医基础理论，从而使两者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医学水平。

其二，独创中性脉。《四部医典》说：“健康人的脉性分为阳性脉、阴性脉和中性脉。阳性脉的脉象洪而弦，阴性脉的脉象细而数，中性脉的脉象长而缓。”《黄帝内经》、《难经》部有脉分阴阳之论，但无中性脉之说。不过《难经》所说“脾者中州，故其脉在中”，可认为与《四部医典》之理相通。

其三，重视七种奇脉、死兆脉、鬼邪脉及命脉等。《四部医典》以较多文字叙述这类脉，其说极为神奇，比如叙述命脉时说：“坐卧不宁是魔鬼作祟，其脉象洪者是男鬼作祟.脉象短而涩者，是女鬼作怪。”这种叙述在《黄帝内经》、《难经》、《脉经》中都难找到，但可以从汉族群众中流传的卜术、巫术以及明代出现的“太素脉”中找到共同点。它们相通之处是以脉象推断吉凶祸幅，荣华富贵等等。这种诊法在社会心理范畴里时有偶中，但在诊治疾病时却罕见其效，因此，从医者极少应用。

其四，对脉配脏腑持有特殊理论。《四部医典》关于关部所司脏腑，与汉医相反，但未说明缘由。而对男女寸部所司脏腑不同酌原因却讲得很明白。它说：“心肺虽然左右无偏向，然而男子的心尖稍偏左，妇女的心尖稍偏右。”关于心脏的部位与形象，藏医界曾有异议。17世纪前，藏医挂图把人的心脏绘于胸膛正中，心尖朝上;后采，藏医挂图又将心脏画在胸膛中间偏左位置，心尖朝左下方。后来的画法与现代解剖学一致，是科学的。

综上所述，脉诊是中医药学体系在世界民族医药之林独树一帜的诊断方法，并凸显为中医药学传承圈在诊断学领域重要的共性，而且在现代仅存于中医药学传承圈中。历代藏医继承了中医古有的脉学知识，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更适合本地区实际的修改和补充。

3 关于“方”的传承

3.1治疗方法的传承《黄帝内经》强调辨证论治。《四部医典》也注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强调统筹考虑。如“龙、赤巴、培根发生了紊乱，只要把本位上的紊乱医治，疾病就会平静下来。”这和《黄帝内经》“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9]的阴阳互根和整体观念的精髓都是一致的。

藏医和中医两套治法的大同小异，以外治法为例：中医药学的外治方法，常分为药物疗法、手术疗法和其他疗法三大类。藏医学则以“三因五源”学说为其理论基础，将外治法分类为温和疗法、强力疗法和猛烈疗法三大类。温和疗法有罨熨、浸浴、涂摩三法;强力疗法分为放血、针灸、穿刺三法;猛烈疗法分刮除、切除、掏引、拔除四法。两套外治法分类虽然不同，具体操作和针对病症却大体共通。例如藏医的罨熨法，类似中医熏法、熨法、热烘法。藏医学的拔罐法、艾灸法，与中医学基本相同。藏医学的放血疗法、穿刺疗法，与中医学的切开法、挂线法等手术疗法也具有可比性。即使多存差异，也常因同宗之理。例如：藏医艾灸疗法与中医艾灸疗法都用艾叶入药，但藏医主张在秋季采集，中医一般在春、夏季节采集。这种看似不同，却正好印证了中医和藏医秉承着共同的指导思想“因地制宜”。青藏高原气候高寒，艾叶生长缓慢，生长期相对较长，自以秋季采集为佳。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艾叶生长迅速，生长期短，故在春、夏季节采集更好。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六）·药议》中说：“缘土气有早晚，天时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则四月花……岭峤微草，凌冬不雕;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岂可一切拘以定月哉？”这正好是藏医中医采药时间各异而学术同源的精准注释。

3.2方剂的传承无论藏医药还是汉族中医药，都有“方剂”的理论和应用。医学方剂是单味药向多味药使用发展的结果。“药有个性之专长，方有合群之妙用”，组方的目的是通过药物的合理配伍，既提高药物疗效，又降低毒副作用，并能适应复杂病情的需要，扩大治疗范围。然而，組方并非药物的简单堆砌和药效的单纯加和，它必须是在治法的指导下，通过组成原理，将药物配伍成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形式而发挥系统的综合药效。

中医药在药物配伍组成方剂的过程中，早就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例如《黄帝内经》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金代医家李杲解读说：“君药份两最多，臣药次之，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以御邪除病矣。”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方药离合论》中说：“圣人为之制方，以调剂之，或用以专攻，或用以兼治，或以相辅者，或以相反者，或以相用者，或以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纵之法，有大权焉，此方之妙也。”可见组成一首方剂，首先是依据辨证、治法的需要，选定恰当的药物，并酌定用量，明确君、臣、佐、使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配伍关系，发挥综合作用，制约不利因素，使之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按照中医药“君臣佐使”的配伍理论，《四部医典》也把藏药按“君、臣、佐使、庶民”四大分类，并按此组方原则，选择多种药物组成不同的方剂，并针对病情作不同的应用。例如：大鹏五味丸：以乌头为君，麝香为臣，广木香、藏菖蒲为佐使，诃子为庶民。藏茵陈六味膏：藏茵陈、波棱瓜子、青木香、川乌、荜茇、马兜铃;木通七味丸：藏木通、小豆蔻、螃蟹、干姜、荜茇、胡椒、硇砂;黄葵八味膏：黄葵、诃子、竹黄、红花、小豆蔻、甘草、芦狄、铁粉;冰片九味散：冰片、檀香、竹黄、红花、熊胆、藏茵陈、大株红景天、免耳草、紫草茸;诃子十味散：诃子、紫草茸、藏紫草、茜草、竹黄、红花、小豆蔻、芦狄、甘草、大株红景天。等等，无论位数多少，所有都遵循“君、臣、佐使、庶民”的建制，与中医药学“君臣佐使”的组方完全相同。

3.3剂型的传承关于药物剂型，传统中医常用的有汤剂、散剂、丸剂、膏剂、酒剂、丹剂、药酒、煅制剂、浸膏剂等，《四部医典》全部引入，又因为西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制药及生活条件，汤剂熬制诸多不便，成药对居无定所、熬药困难的西藏高原民族，具有更强的适应性。从而形成了藏医运用成药特多这一传承于中医药却有别于传统中医药的一个显著特点。

成药中的传统丸剂是将药物研细成末，加赋形剂制成的圆形固体剂型。与汤剂相比，丸剂具有节省药材，体积较小，便于携带与服用，吸收较慢，药效持久，长于治疗慢性、虚弱性疾病等特点。《四部医典》中的丸剂，有童便丸、糖制丸、蜂蜜丸、酥油丸等剂型，有水制、糊泛、浸膏、药油等类别。藏药丸剂在服用方法上也有独特之处，如大鹏五味丸，以童便制丸至梧桐子大，在服用方法上要求睡前服，第一夜晚服五粒，第二个夜晚服七粒，从第三个夜晚起，每晚皆服九粒。主治胃痛、虫病、咽喉疾病、疫疠，尤其对黄水病、麻风病效果尤佳。又如大鹏六味丸：上方加安息香，制法同前。主治喉蛾、疫疠、炭疽病。木通七味丸：主治胃寒、肾寒、肾虚腰痛、尿道刺痛。

散剂是将药物研细，成为均匀混合的干燥粉末。散剂除了具有丸剂的优点之外，更具有制备方法简便，服用方便，吸收较快，性质较稳定，不易变质的特点。例如檀香八味散：白糖水冲服，主治肺热脓痈。熊胆七味散：白糖水冲服，主治外伤引起的肠道瘀血，胆热症。石榴八味散：主治消化不良，胃火衰败所致的腹胀腹痛、呃逆、胃痞瘤、上吐下泻、寒性尿闭，等等。其制法和运用，与中药散剂大体相同。

膏剂是药物细粉加上不同的粘合剂配制成糊状，服用时以温开水化服。或制成软膏，服用时搓成小丸吞服。如：黄葵八味膏：用黄葵等八种药各适量。以白糖和鲜酥油配制。主治肝热、肺热、肝肺陈旧热。石榴十味膏：药物加红糖配制。主治浮肿、严重龙病、寒性肾病、寒性肠道疾病。

浸膏剂是药材用适当的溶剂浸出有效成分，蒸去部分或全部溶剂，浓缩至规定的标准。每一克相当于生药2～5 g。可单味服用，也可和其它药配伍使用以及作为丸剂、膏剂的配伍粘合剂。如独一味膏、黄精膏、沙棘果浸膏、翼首草浸膏、矮紫堇浸膏等。

药油剂是指以酥油、植物油、动物油经炼制后再加入其它药物细粉制丸、制膏或单味服用。

上述多种剂型的制法和运用，除方剂组成不同外，与中药都是基本相同。

4 关于“药”的传承

藏医和中医的传承关系，还清晰地反映在“学之所始，工之所止”、“粗之所易，上之所难”的药学学科，特别是藏药和中药的来源以及对药性及效用的认识之中。有学者通过计算机为辅助的信息处理方法，跨文化比较民族药在功能使用上的交叉点和相似点，特别是对各相关的传统药物体系“相似百分比”进行度量，以反映不同传统药物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度量和比较得出的结论，中草药和藏药体系之间占58%，为研究药物中最高的相似百分比[50]。

4.1关于药物的内涵和种类先就中药而言，中药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其来源以植物居多数，自古以来把中药学叫做“本草学”，正式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据《周禮·天官·医師章》：西周时已有专业的“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先秦诸子著作中有关药物资料为数不少，《山海经》更载有100余种动物和植物药，且有很大部分一直沿用至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涉及药物240余种，处方300多个，说明至迟在秦汉之际，中药学已略具规模。现存最早较为完整的中药学典籍首推成书于东汉末期的《神农本草经》。由于中药的应用是在中医药学理论指导下形成的理、法、方、药完整体系，充分反映了中华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特点，所以现在人们把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的药物称为“中药”，让中药一词成为并非单纯的地域概念。关于中药天然药材资源的分布，主要在我国但不仅出自我国，历代曾经从海外陆续引进了上百种药物，例如从两汉到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引进了来自西域和南海诸国的檀香、沉香、龙脑、苏合香以及东非索马里的乳香等并沿用至今。到了唐代，又引入了迄今广泛使用的砂仁、芦荟、安息香、胡椒、毕澄茄、苏木、血竭、柯子等外来药物。虽然这些药物并非土生土长，但经过了引用过程中的选择取舍、消化吸收，按照中医用法纳入了中国的药学宝库并赋予了中药学的特征，使这些药物同其他为数众多的国产道地药材一道并成为中药了。[51]秦汉以来，中药学不断发展，仅典籍所载，迄今已逾3000多种，而目前整理的资料则表明实数已达5 000 种以上。[52]古代文学作品中涉及中药的并不少见。《诗经》中有多种诗人借以比喻吟咏的药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中孙悟空吹口仙气，把围剿花果山猴子的猎户们打得尸横遍野，并载《西江月》词曰：“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桂岭前忙，血染硃砂地上。附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尸骸轻粉卧山场，红娘子家中盼望。”词中的乌头、海马、人参、官桂、硃砂、附子、槟榔、轻粉、红娘子都是中药。

藏药文化传承了中药文化“道地药材”与外来引种兼收并蓄的应用理念，其药材来源同中原地区的中药一样仍然以植物居多，且大部分取材于青藏高原的道地药材，不仅融合了中医药的主要应用，还与中原地区中医药引进外来药物一样引入了少部分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药物且与内地中医药资源共享。据资料统计，[53]迄今已入藏药的植物计有191科 682属2085种，此外尚有动物药57科 111属 159种，矿物药50余种。不仅大部分与中草药相互重叠，其运用方式也与中医药理念基本]相同。藏药有些是变音的中药，《四部医典释难》等书中多有例举。如常见的藏药“蓟芥”，考证当是汉族中药“荆芥”之变音;藏文之“洪”为黄，藏医的“洪连”即是中药的黄连;“宗”为葱之变音;“当更”为当归之变音等。[54]

正如中医药关于“道地药材”的概念，藏药植物种类虽然繁多，但都有各自相适应的生态环境，由此每种植物都有归属于一定的植被类型。青藏高原植物的形态和生理特征，因其集中在海拔3 800 m以上，从植被类型看，主要在高寒草甸、高山垫状、高山流石滩稀疏植被三种类型中，这些类型中的建群种、伴生种绝大部分是藏药，故亦可视之为藏药植物植被类型的特征;至于藏药的植物形态特征，又主要表现在植株矮小，植株呈垫付状或莲座状，植株被棉毛，植株根系发达且与地面呈水平状展开;生理特征表现在抗寒、抗旱性强，繁殖方式特殊，光合作用有效积累高。根据藏药本身的发展演化及其藏药所涉的繁杂的植物种类，形成了藏药植物区系的主要特征，大致可分为七个分布类型，包括北极、热带、亚热带、温带、北温带、及地中海区等。藏药植物种类丰富，据统计，中国藏药种类几乎占中国植物的十分之一。藏药不仅包括动物药、矿物药、而且在植物药中是寒、温、熱带药兼俱，而以温带和北温带性质的药物为主。可见藏药和中药的内涵与种类，也都发展在同一文化的传承圈中。

4.2关于药物的性能藏医药药性理论与实践，也全面传承了中医药文化的框架和内涵。关于药物的性能，中医药主要有性味归经、有毒无毒、升降浮沉等方面。首先关于药性，中医主要有寒、热、温、凉四种，古时称为四气。其中温热与寒凉属于两类不同的性质。而温与热，寒与凉，则分别具有共同性;温次于热，凉次于寒，即在共同性质中又有程度上的差异。有些药物，通常还标以大热、大寒、微温、微寒等，以进一步表明其寒热程度的不同。药物的寒、热、温、凉和大热、大寒、微温、微寒是从药物作用于机体所发生的反应加以推论概括出来的;主要是同所治疾病的寒、热性质相对而言的。能够减轻或消除热证的药物，一般属于寒性或凉性，如黄芩、板蓝根对于发热口渴、咽痛等热证有清热解毒作用，表明这两种药具有寒性。反之，能够减轻或消除寒证的药物，一般属于温性或热性，如附子、干姜对于腹中冷痛，脉沉无力等寒证有温中散寒作用，表明这两种药物具有热性。此外，还有一些平性药，是指药性不甚明显或作用比较和缓的药物。但其中也有微寒、微温之别，仍然没有超越四性的范围。藏药药性理论主要有八性和六味两个方面。八性分类指重、润、凉、钝、轻、糙、热、锐，比中药常用的四性分类更加详细，但中药的寒、热、温、凉四性，加上大寒、大热、微温、微寒也是“八性”，两者内涵并无差异。

关于药味，中医传统为辛、甘、酸、苦、咸五种药味。有些药物具有涩味，或被标注为淡味，所以实际上不止五种。但古代医家以“淡附于甘”（李时珍），认为“涩则酸之变味”（徐灵胎），故实质上有七味而习惯上仍然称之为五味。古时很重视各种药物所具不同滋味与医疗作用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从实践中探索其客观规律，故药味的确定最初是由口尝而得，但是口尝的滋味不足以说明或概括更多药物的医疗作用。因此中药的“味”最终成为主要表示药物实际功效的标志而不仅限于口尝的滋味。中药味的作用主要是：“辛”有发散、化湿、开窍、行气、行血等作用;“甘”有补益、和中、缓急等作用;“酸”有收敛、固涩等作用;“涩”有与酸味相似的收敛作用;“苦”有泄、燥以及坚阴的作用;“咸”有软坚散结或润下的作用;“淡”有渗湿利尿的作用。藏医药的六味与中药同中有异，主要是舌头对药物的感觉，其中甘味能长时间在口中停留，引起食欲;酸味会使牙齿酸痒，口水外流;咸味接触舌头，口水会聚集;苦味能使口臭消失，引起反胃;辛味会刺激舌头，引起流泪;涩味能粘舌、粘腭，有粗糙的感觉。

可见，藏药的六味主要是口腔对药物的感觉，与现在生药学意义上的药味基本相同。两者比较，藏医药同样有甘、酸、苦、涩、辛、咸六种药味，不仅比中药药味少了淡味，而且从药性来源的角度探究也可发现层次的差异。中药对药性的认识主要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临床实践观察到不同的药物作用于人体所产生的不同反应而使用“反证”方法作出的概括。[55]它不仅包含口尝辨别出的药物味道，而且更概括了药物对人体病变作用的倾向，使“五味理论”进一步提高了实用的价值。而藏医药则在药性理论的内涵上传承了中药的部分药性理论并灵活地运用于临床实践，但对中药性味理论不是简单的全盘复制而是进行了选择性的传承，因此而成为中华医药学中一个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关于药性的效能：中药的价值主要在于纠偏。《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神农本草经》说：“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说明热证（阳证）用寒凉药，寒证（阴证）用温热药，这是中医治疗、用药的重要原则。藏药的运用完全承袭了这一原则，在它的“八性”中，重、润能治由寒热偏盛引起的“龙”病，凉、钝能治因火热引起的“赤巴”病，轻、糙、辛、锐能治水、土、痰、津液失调引起的“培根”病，其价值也在补偏救弊，两者的认识和方法基本相同，即利用药物的偏性治疗人体的盛衰偏颇而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56]

综上可见，中医药是中国的医学语言，藏医药语言则是中国医学语言的方言之一。藏医药文化作为藏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文化之一。“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与该民族的文化认同密切相关。”[57]藏医药对整个藏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包括对广义中医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均起到了积极的参与和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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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藏汉医药交流史考（编号： 17FMZ006）

作者简介：汤杏林，女，文学学士、哲学硕士、法学博士， .供职于中国共青团中央团校，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传承与教育，哲学美学研究等。独著共青团工作哲学研究）等专著5部。独著《藏医药文化传承研究》开创了从人类学视角系统涉足藏医药文化传承的学术研究，不仅为民族文化传承，还为国家一统、中华一体理念发掘出新的史实依据、作出了新的理论贡献。“略论新媒体生态下的共青团工作着力点”“从美 .国断代史看其种族关系与差别教育”“藏医药文化传承及其史学价值"等独著论文，相继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刊发表。

张天佑，男，汉族，农业经济学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任农业农村部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办公室主任。2021年，在建党百年“两优一先”评选中，荣膺“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收稿日期： 2021-11-15接受日期： 202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