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瑶

【摘要】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不断涌现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等理论的发展支撑，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由20世纪70年代启航，发展至今已有40多年历史。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国女性主义电影也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寻求自己的发展路径。电影《送我上青云》由姚晨监制并主演，女性导演滕丛丛执导，在2019年脱颖而出，话题度持续升高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争议。影片从女性视角切入，围绕生死、金钱、爱欲等生活百态展开描写，在多元文化认知下体现社会性别观念。本文将以《送我上青云》为例，分析女性主义视角下女性角色的嬗变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 女性主义电影;《送我上青云》;女性视角;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6-008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6.028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先后进行了三次女性主义运动。由争取女性选举权发展到追求男女生活平等，再到后来的女性内涵的重构。女性主义流派的视角不再单一，而是从更加多元、全面的内涵出发，理性的关注女性。中国女性主义的思想观念起步比较晚，“男尊女卑”的陈腐思想根深蒂固，使得女性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备受阻拦。直到改革开放以来，黄蜀芹执导的电影《人鬼情》面世，成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女性形象的建构才开始在影像中被人们所重视起来。一部女性电影需要具备三个要素：站在女性视角，以女性为题材，具有女性主义色彩。[1]

《送我上青云》的制作班底主要为女性群体，导演滕丛丛自身作为一名女性，从女性视角进行叙事，以主人公盛男（姚晨饰）发现自己患卵巢癌后对生命的探索为主线，聚焦生死、家庭、情欲、金钱等生活百态，以多元化表达传递女性主义思想。

一、典型角色与对抗性角色分析

电影《送我上青云》作为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在角色设定上重点凸显女性形象，围绕女性身份来展开影片叙事，导演在电影中呈现了许多不同的女性角色，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男权话语下形成的“归顺者”的典型女性形象;另一类是反抗男权话语而形成的“反叛者”的女性形象。这两种对比明显的女性形象诠释了女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社会女性形象的转变。

（一）被典型化了的女性角色

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指出，在男权话语的背景下，“女人”或者“女性”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第一性”之外的“第二性”，是以男性为主体之外的“他者”。[2]在父权制下，电影语言属于男性的产物，所以在研究女性主义电影之前，首先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在电影文本中是什么？”得出的第一条结论就是“女性是被典型化了的”。穆尔维在书中写道：“在一个由性别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3]此观点也向人们表达了在男性视角为主导的电影中，女性作为形象被呈现，男性作为看的承担者，女性是被男性所“凝视”的，往往承担满足男性幻想的作用。

所以，在《送我上青云》中，导演同样也塑造了两个不同的被男性“规训”后的传统女性形象。首先导演对于主人公母亲梁美枝这一形象着墨很多，这是一个典型化的女性角色。刚成年就嫁给厂长，生下孩子之后成为家庭主妇;丈夫出轨后仍然忍气吞声，因为她不得不依靠丈夫生存;年过半百依然打丰唇针，渴求得到丈夫和女儿的关注;喜欢粉色的车和座椅，搬东西时需要别人帮忙，遇到困难就娇滴滴地撒娇以寻求保护，最重要的是她在看到女儿自食其力时，反而调侃“太能干，怪不得找不到男朋友”。梁美枝这一角色是长久以来从男性视角被规训后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完全符合男性审美下归顺者的形象。而电影中另一个被典型化的形象很容易被人们忽视，那就是主人公盛男的同学兼他父亲的情人，导演通过一个镜头展现一张照片一笔带过，但在那张照片中，可以明确看到又一个被规训后的典型角色，肤白貌美大眼睛，年纪轻轻却甘愿成为一个有钱老男人的情妇，以年轻漂亮的性别优势完成阶级跨越;甚至还在之后盛男父女俩关于还款与买名牌包包的对话中，呈现了一个拜金女的形象，这都是在男性话语电影中被典型化了的形象。人们不难在许多以男性视角为主的影像中发现“梁美枝”等类似形象，也不难发现这些形象的同一性、扁平化。在以男性視角“凝视”下所呈现的女性形象，成了一种功能性的产物。

（二）反“凝视”的对抗性角色

“凝视”的概念从提出到发展，清晰地反映了男性主义视角下影像中女性角色的建立困境，同样也提高了创作者在女性主义电影发展过程中对反“凝视”作用的看重。在上述的典型化角色分析中，人们很容易理解，“在父权意识形态体系中，女性只不过是性别差异的符号，只是男性欲望的能指，只是克服男性阉割情节的手段，而女性自身是不存在的”[4]。所以打破传统电影语言，重构电影叙事的主体，使大众能够更加客观化地表现女性，是女性主义电影研究所要追求的目标。

《送我上青云》中所塑造的主角盛男的形象便是打破传统规训下女性形象的突出代表。盛男在电影中的一出场便奠定了她与众不同的角色形象，穿着工装服，脚踩马丁靴，扛着相机独自一人爬山工作;抽烟甚至第一句台词就骂脏话的形象塑造完全与传统女性形象相背而驰。盛男在影片叙事发展中一直以独立、高学历、刚强的形象面向观众，对于无论是背叛家庭的父亲、自私自利的同事、狡猾奸诈的商人，还是虚伪懦弱的心动者，盛男都以一种审视的姿态面对他们，这些男性形象不能支配甚至难以对抗盛男。盛男这一形象成功地完成了对男性“凝视”的对抗，甚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反“凝视”。

与男性话语下女性只能“被看”所不同的是，此电影在女性视角下的反“凝视”还体现在电影全程通过盛男的视角看世界，影片所展现的社会生活是基于盛男的视点，呈现一个完全由女性出发所观察理解的生活。导演在影片中也利用盛男的职业进行了一种反“凝视”的隐喻，盛男全程都在用手里的镜头完成反“凝视”的动作。在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的现代，“凝视”理论被更加广泛地运用到电影中，而该电影更是通过上述被规训的女性角色和主角盛男的反“凝视”形成强烈的对比，通过二者之间的对抗性来反映女性主义意识发展的必要性。“凝视”理论的应用，为电影提供了更加开放、广阔的语境，通过引用各种新模式、新方法对电影和观众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为现代电影研究与精神分析之间找到更好的切合点。[5]

二、自我意识觉醒与直面女性情欲

随着女性主义的不断应用发展，女性意识的发展逐渐成了人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表达成了女性主义电影着重强调与输出的内容。影片通过困境中的女性成长来传递女性意识，并大胆尝试将女性欲望直面书写，寻求真正的平等与尊重。

（一）女性意识的自我表达

许多影片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很容易走向向男性靠拢或超越男性的误区，女性形象的塑造大多偏向于具有“男性化”的特征。她们勇敢、坚强、自立，甚至可以顶起半边天，通常作为男性的另一半出现在荧屏上。但是，这种女性形象的塑造只是为了迎合父权制以得到男性的认可而做出的让步，并没有真正摆脱男性电影语言。这就要求人们在创作女性电影之前要理解真正的女性意识内涵。学者乔以钢认为女性意识有其内外两方面的含义，对内来讲，是指“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对外来讲，是指“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并对其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6]。

影片《送我上青云》从主角盛男发现自己患癌症作为开端，审视自我、家庭、生命等众多议题，以女性的视角进行自我表达。不仅如此，影片同样从女性的角度对社会外部进行了思考，父权制社会对男性同样产生着剥削与压迫，四毛对成功、金钱的极度渴望也从侧面体现了男性在社会中生存时所要面临的巨大外部压力。影片中盛男作为女性对生命的思考与影片外导演用女性视角对整个社会的反思相互交叉重叠，从两方面完成了对女性内部以及社会外部双重意识的觉醒。

（二）女性情欲的直面书写

影片《送我上青云》得到社会广大受众的关注并且引起众多争议的地方，正是该影片对女性情欲进行了大胆的直面书写。媒体在宣传期对影片中盛男“我想和你做爱”的直接表述和女性生理需求自我满足的荧屏刻画，都进行了放大与着重处理。盛男被告知，在卵巢癌手术之后，由于卵巢被摘除，女性可能永久无法获得性快感。死亡与女性特征被剥夺的双重刺激下，盛男开始审视自己的身体，并且开启了大胆追求性爱的旅程。盛男在遇到刘光明并且对他产生爱意后，直白地对刘光明进行了邀约，不仅是对刘光明爱意的表达，也是对自我欲望的直视，但是刘光明在听到后的落荒而逃，也用戏剧化的处理方式暗示了社会的刻板印象——对女性直面自身欲望的错愕与不解。盛男并没有因为刘光明的逃跑而放弃对情欲的追求，她将视线转向了朋友四毛，四毛曾自信地调侃盛男没有体验过他这么好的，但是剧情进一步反转，后面的剧情中盛男的举动对他进行了反讽，此时，影片也迎来了受到争议最大的自慰戏码。这是中国荧屏的一次全新尝试和大胆突破。长期以来，女性欲望被压抑、被隐藏、被规训，所以打破成见，关怀个体，才是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

除此之外，影片還有一些细节值得思考，盛男作为高学历人才却在得知卵巢癌后的第一反应是自己从不乱搞男女关系。盛男强行和四毛发生关系时，四毛质问“凭什么你上我就可以，我上你就是强奸？”此时，影片不只是在解放女性，还把问题提升到了平等与尊重的高度上，使影片具有了更加独特的意义。

三、从多元视点观照全社会

《送我上青云》虽然以女性视角叙事，主体围绕女性在社会中生存的问题，明确表达女性意识的觉醒。但是，影片并非是片面的、单一的，而是着手从更加多元的视点探讨更加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关照全社会的不同人群，男女、老少;关注人类的共有命题，成功、金钱、尊严、死亡等话题。

（一）从生命终点的视角切入

该电影的导演滕丛丛就感受过癌症袭来的痛苦，曾经与甲状腺癌对抗过的她，能够更加与盛男这一角色产生情感共鸣，更好地从女性的视角去理解生存与死亡的命题，去阐释女性在绝境中的自救。

在《送我上青云》中，电影开场便给了主人公盛男当头一棒，被检查出患有卵巢癌后的她，以一种非常规的视角开始审视生活、审视自我、审视社会。盛男得知自己患有卵巢癌后，求助于朋友四毛，求助于父母，但无果，最终为了手术费而妥协，为富商李平的父亲写传记。结尾盛男在一片废墟中对着遥远又空旷的山谷，大声地喊出三声“哈、哈、哈”，隐喻着盛男在历经生死大事之后态度的转变，传递出一种豁达的情感。

影片除去用盛男患卵巢癌这一条叙事明线来切入，还有一条暗线贯穿电影始终，那就是棺木。棺木作为该电影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在电影中一共出现了四次。从河边老妇的哭泣中得知棺木丢失，开启了盛男对死亡的思考，之后影片中反复出现漂浮在江面中的棺木，以此来映射时间流逝中盛男对死亡的恐惧，到最后在电影的结尾时，李父躺在棺木中，顺着江面漂走，伴随着李父自传的结局，也顺理成章地将电影所要传达的观点“爱欲之门，我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呈现给观众，此时，电影完成了盛男这一人物成长的全过程，并能够打开一个新的视点，从独特的生死视角、女性视角来观照社会。

（二）从男女二元对立转向多元

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由此前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差异论转向了多元化的关照、认同和可能的观影方式。[7]不同于以往女性电影中男性角色的缺失，影片《送我上青云》用了大面积篇幅来描绘不同的男性角色。

首先，着墨最多的四毛，他是个自私自利的唯成功论者，朋友生病借钱他以可能无法还钱而拒绝，为了金钱和名利可以放下尊严。但是给盛男提供帮助的是他，曾经拥有记者梦想拿过奖杯的也是他。四毛从小被灌输男性就要赚钱、成功，才能获得社会地位，这也是父权制社会对男性的一种枷锁，是现实环境中平凡男性的生存困境。

其次，另一个很重要的男性角色就是刘光明，他以一个儒雅善良的形象出场，心存善念并且出手阔绰，在得知即便可能被骗之后也依然决定伸出援手;与盛男讨论哲学、灵魂永存的问题;但是，导演给刘光明设计了本片最大的反转，经济富足且文化水平高的刘光明是富商李平的女婿，他在家中得不到任何尊重和理解，只能在入户玄关的地方贴一张照片，借别人换鞋的动作来获得他人的弯腰。岳父经常调侃他高考三年却只上了个大专，并且经常被要求当众表演背诵圆周率。尽管从没有得到过应有的尊重，但刘光明依然为了金钱选择抛弃了尊严。影片的最后刘光明纵身一跃，以追求解脱，导演在这里使用黑色幽默来收尾，轮椅上的刘光明只能在李父的葬礼上坐在众人中间，接受这本不属于他的鞠躬来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虚荣心。

影片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充满荒诞意味，导演通过荒诞的表现手法消解了一部分影片压抑的情感基调，并且通过黑色幽默的方式向观众揭示了一些社会问题。四毛和刘光明就是现在社会平凡男性的缩影，他们都对生活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但最后都以惨淡结尾，将男性与女性对立的形式打破，并放在同一的社会环境下共同探讨生存困境，说明社会成见要被打破，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需要人们共同的努力。

电影还塑造了富商李平和盛男父亲这两个男性，盛男父亲忽略家庭、出轨小三，富商李平没有文化、作秀赚钱，但他们却是社会普遍意义中的成功男性，这种失败与成功人物的反差设定，丰富影片角色的同时形成了一种讽刺意味。电影从女性主义视角塑造了一整个社会的群体缩影，将视角转向多元化的社会，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四、结语

《送我上青云》聚焦一个女性，提出多个问题，塑造多元形象，呈现当代社会群像缩影。为今后女性主义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以女性主义视角切入，从多元文化视点分析，用更加开阔的视野解构女性主义，使之更好地与观众对话，与社会融合。值得一提的是，电影首次大胆直白地将女性欲望展现于大荧屏，是中国女性主义电影的一次突破与进步。

参考文献：

[1]李丹丹.女性主义伦理思想的当代中国电影叙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6.

[2]（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10.

[3]（英）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M].周传基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12.

[4]秦喜清.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实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

[5]张燕.“看”与“被看”——香港电影中的女性形象透视[J].电影艺术，2003，（2）：98-103.

[6]乔以钢，林丹娅.女性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7：8.

[7]陈静.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理论述评[J].前沿，2014，（Z1）：229-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