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维嘉

摘   要：《万象》是上海沦陷时期较为重要的杂志期刊，由于编者陈蝶衣与柯灵的更替，所以《万象》主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作为趣味性、娱乐性与文学性融为一体的综合性期刊，《万象》集中了上海沦陷时期最为广泛的作家，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文学新人，以女性作家群体尤为引人注目，本文主要通过对于《万象》杂志的考察，来解读这批女性作家群体的创作。

关键词：万象;东吴女作家群;张爱玲;女性视角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32-0115-02

《万象》创刊于上海孤岛末期的1941年7月27日，延续到1945年6月停刊，基本上贯穿了上海沦陷的整个时期，是在上海市民中颇受欢迎的杂志，1941年7月《万象》在上海沦陷区创刊，正是上海文化空前萧条，出版界空前沉寂的时期。据《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的统计来看，上海出版的杂志进入1941年，基本处于停滞阶段.[]由于诸多期刊相继停刊，文艺爱好者的精神食粮日渐贫乏。精于策划的著名报人陈蝶衣有意乘机出手，《万象》遂于1941年7月27日创刊。“此时上海文艺期刊的销量大不如前，很少能销四千册以上， 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小说月报》每期发行一万余册，《万象》最初的打算也是每期印销一万册。”出乎意料的是出版后供不应求，发行至第五期时，每期的平均销量已达两万册。至第十四期时，每期销量已达两万五千册， 时人谓之“一时风行，洛阳纸贵”。后来，陈蝶衣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不无自豪地说：“上海出版界的沉寂空气，是由本刊的问世而打破的。”

当时的上海文化事业除了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的操纵以外，还处在帝国主义战争统治权力的控制之中。有的出版文化机构被日伪政权统治利用变成汉奸出版文化的组成部分，他们掩盖了沦陷区的社会现实矛盾，成了日伪政权统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压制了上海市民的进步文化意识。《万象》的创刊与出版发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示了它的特殊意义。如果不是对于时局环境有透彻了解与把握，《万象》是不会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创刊出版的。面对周围政治环境高度压力的状态，《万象》的定位是偏向于趣味与意义相兼的通俗商业性期刊。这样对市民趣味格调的偏重恰恰适应了汪伪政府的文艺政策，迎合了当局提出的文艺繁荣政策，从而获得期刊出版所需要的宽松的政治环境。同时，《万象》还是一份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月刊，它的文学内容包括小说、散文、戏剧等，其中又以小说为主。面对广大民众的现实精神需求，《万象》将自己定位为“时事、科学、文艺、小说”兼顾的综合性期刊，合乎其“包罗万象”的杂志命名。

《万象》杂志分前、后期。“大体说来，前期《万象》主要任务是冲破占领者的封锁，打开言说空间，偏重于市民言说;后期《万象》，偏重于知识分子的言说。”经过前后两位编者陈蝶衣与柯灵的努力，当时的《万象》集中了上海沦陷时期最广泛的作家，同时从《万象》里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批文学新人，其中的女性作家群体尤其引人注目。

《万象》前期的女性作家主要是被称为“东吴女作家群”的施美济、汤雪华、杨绣真、程育真、俞昭明等“小姐作家”，自1942年4 月第一年第十期发表施济美《暖室里的蔷薇》，开启了《万象》“小姐作家”之旅后，至陈蝶衣编辑的1943年6月的最后一期，发表小说共计24 篇，尤其在第二年第四期发表小说多达4 篇。从整体创作而言，她们写自己身边的生活，读书、学习、恋爱等日常生活，散发着小姐闺秀的文雅娇贵气息。“她们自觉屏弃“新文艺腔”，同时重视小说的抒情，将古典文学传统重抒情的一脉延续下来。”由于她们大多未深入接触社会，所以不得不凭着想象来创作，但是她们的写作又是各具特色的，施美济是东吴大学的高材生，写作笔调轻松活泼，所以仍未脱学生气，她的小说多在一种清柔而又忧郁的氛围中书写青春、情谊、爱恋，在小说中表现爱的哲学。虽不免浅显，但那种诚挚的情感，哀婉缠绵的笔触仍有一种艺术魅力。她在《万象》上发表过《暖室里的蔷薇》（一卷十期）、《古城的春天》（一卷十一期）、《小三的惆怅》（二卷三期）、《万里长城之月》（二卷六期）、《第一个黄昏》（二卷九期）、《口啸》（二卷十一期）、《蓝天使》（三卷一期）、《珍珠的生日》（三卷十期）、《爱的胜利》（号外）等短篇小说，其风格都大致相同，在家常琐事的描绘中透露出淡淡的现实气息，表现当时上海的社会风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仍是闺阁创作的典型。

而与施美济不同，杨绣珍、程育真的小说题材范围更为狭窄，她们风格相似，多借小说宣传她们所信仰的宗教精神，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们”的代表。杨绣珍的《蓝色的多瑙河》、《圣保罗教堂的晨钟》、《灯塔》、《庐山之雾》等作品都是写一对多情的男女为了对方的幸福而宁愿牺牲自己，强调宗教的牺牲精神与无私的爱;程育真的《星星之火》（一卷十一期）、《流泉曲》（二卷二期）也是讲男女之间爱的纠葛和爱的伟大，她们善于细腻刻画沉浸于爱情之中的男男女女以及男女之间的纠葛，并往往以此来宣扬她们的宗教信仰。汤雪华则是她们中的一个例外，她的小说有着更为广阔的天地，取材不似其他女作家如此狭窄，她不再只局限于闺阁内的创作，而是将目光投向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作品特别多， 不但数量多， 而且好的也多， 取材又广普，笔调也老练， 有些文章竟然不象一个年轻的女作家写的。”在她的笔下更多的展现了时代的悲剧，现实的黑暗，比如，兵荒马乱岁月里的饥荒、死亡等灾祸，还有恋爱的悲喜剧等等，如《动乱的一角》（二卷一期）写一处偏僻地方的几个小学教师靠囤积发了财，终于引起匪徒的恐吓而远走了事，是一个很现实的悲剧;《饥》（二卷五期）写富人压迫穷人，以至穷人全家死亡， 表达了作者的愤慨和不平;汤雪华以她的善感和灵慧关注着现实社会人生，以女性细腻而独特的视角来表现整个社会人生，同时打破了女性描写闺阁情事的写作模式，创作出逼真切实的小说，笔力老练自然，平淡中见深刻。与前几位女性作家相比，俞昭明发表的文章不多，但“似很熟识于世情，笔调也很清丽，兼有北方文学的豪放”6也是“东吴女作家群”中较为有个人特色的作家。

后期的《万象》由柯灵接手之后，没有接纳小姐作家群，女作家作品也处阙如状态。而张爱玲的出现，填补了后期《万象》女性作者的空白，与小姐作家相比，张爱玲显然有着难以相比的世故。用她自己的话概括就是“世情人性”。这是当时人的共识。陶岚影《闲话“小姐作家”》中记述读者对张爱玲的称赞：“您写的小说真好，您对人情世故，男人女人的心理太明白了！”她身上没有那种女性还处于青春期待时所散发的气息，那种文雅娇贵于她是不相宜的，她有着前期小姐作家群所没有的独具的精明与世故，是当时上海孤岛文坛的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从世故人情方面来透视都市的意识形态，是后期《万象》杂志的某种创作倾向”，而张爱玲的出现不仅迎合了编者的目的，同时也迎合了当时广大读者的兴趣，张爱玲在《万象》上的第一篇小说是《心经》，发表在柯灵接编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分两期刊载。恋爱心理需求的错综复杂，深不可测，在《心经》里进行了窥探。小说主要讲的是一个畸形的恋爱，以这种畸形探测人性的深度，在接着的第四期里，在芦焚的小说《期待》之后，以显要的位置发表了张爱玲的《琉璃瓦》。如果说，《心经》是从性心理学角度对都市人性进行解剖，那么这接下来的一篇，对主要人物——姚先生和他的一群待嫁的女儿，是把姚先生放在世俗利益的追求中来描述的，同时在小说的这一进程中，张爱玲使用她的妙笔，以“小儿女”的天真无邪作以衬托，对姚先生的悲剧进行一通打趣，给以微讽，但主要的是把上海普通市民张罗婚嫁的心态给呈现出来。在这幅较为宽广的时代风气中铺展家长里短的婚嫁风波，使小说的人情里短，笔墨不见狭窄，相反倒具有大气的品格。从第三年第七期起，《万象》连载张爱玲的长篇小说《连环套》，可以说，张爱玲早年的才气在《万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万象》杂志上的女性作家群接受过“五四运动”的熏陶，以及新式教育，在上海特殊的政治氛围之下，她们以女性细腻、独特的视角窥探着当时的都市风情，她们的出现使中国的通俗文学创作的档次有了明显的提高，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如张爱玲及其小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她们的创作实践对通俗文学的发展与完善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使得当时的通俗文学在创作上注重曲折情节，吸引广泛读者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内在的内容，比如汤雪华对于现实社会人生的关注，张爱玲对于男女心理的深入剖析，以及人性的揭露，文学技巧上的现代性也成为了很多作家自觉地追求，但是由于生活空间的限制，这批女性作家的视野普遍较为狭窄，更多的关注点在于闺阁、家庭的小范围里，她们的出身也决定了她们不可能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创作的题材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但是从中却也能一窥当时的现实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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