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迪

摘要：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让我们看到鄂温克人独特的文化风俗和坚守的民族精神。本文首先从小说的女性视角入手，体味女性视野下的魅力与忧伤；其次，穿透女性视野，品析其“死亡”描写后的鄂温克族文化忧虑；最后，探讨处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撞击中鄂温克族的生存发展道路，并对当下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反思。

关键词：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女性视角；死亡；文化撞击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16.08.037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8-0117-03

迟子建是游离在当今文坛的东北女作家，其在多种文化的冲击下以双重的视角整合不同文化形成自己充满地域风情的风格，以其纯净柔美，温润典雅的气息彰显个性，为中国现当代文坛增添一抹独特的色彩。而其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则将这种写作特色再次淋漓尽致的释放，她通过对鄂温克人生活状态与生活历史做原始本真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一个神秘而丰富的正在被遗落的萨满民俗世界，从多元文化角度来看，《额尔古纳河右岸》如同贾平凹的《秦腔》，都可以被看作一曲哀婉沉痛的文化挽歌。

一、女性视角的温暖式苍凉

通常我们所见到的流淌在男性笔下的历史是充溢着血腥味和喧嚣声的，而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却打破常规，叙述者以鄂温克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的姿态出现。

小说的开头“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借一个女人的口吻使得其民族近百年的历史演进其中，鄂温克人与异族的仇杀，猎人与狼的殊死搏斗，饥荒战争与政治斗争这些本该残酷的情节也变得悠远、悠然乃至优美了。她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在民族历史的沧桑中颠簸了近百年的光阴，经历了悠长而伤感的起落盛衰，所以能够以一种看透风雨的平静安淡的心态来倾吐这不辨光影的路程。

而这个女人却偏偏又是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最后”就意味着一种消亡的正在发生式的存在。消亡的不仅仅是酋长和他将会消亡的女人，更是鄂温克族群以及其传承下来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的末路。“酋长”本身所被赋予的意义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体，更多被看做是鄂温克族人的代表，具有极高的地位、更为宽广的胸怀与更为广袤的视角。“酋长的女人”与酋长的生活最为相关，相对于一个鄂温克族普通女人的叙述而言，自然也被提升为一个更为权威的高度，她的经历更能作为鄂温克族历史的真实见证。

并且，从叙事内容方面具体来说，女性叙述的心理和语言做到了相当程度上完善的契合。我们也可以对《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女性视角做一个分析。迟子建将小说分为《清晨》、《正午》、《黄昏》、《尾声》四部分，极具层次感。在《清晨》中，“我是我们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最后一词注定带着忧伤和对往事的追溯，这句话包含许多内容，压抑话语下的情感也不是一泻而出，娓娓道来如石缝间渗出的滴滴清亮泉水。”及至《正午》清泉汩汩涌出，到《黄昏》里老年的“我”经历变幻的人事，在心中融入悲悯情怀，此时泉流时缓时急，至《尾声》心情归于平静。“这也隐喻着历史发展由初而盛，由盛而衰的过程”。这种典雅的文字配合其风景式的描写，与女性独特的情怀完美契合。

于是，“九十岁、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这四个词自然的串联起来就可以看做是一段极具神奇色彩的故事，我们也可以想象到这个平静的老人背后是一堵逐渐坍圮的墙，斑驳的墙体上记载的是一个民族的辉煌，昭示的是未来精神的洪荒。

二、温情的“死亡”书写

“死亡”在作家的笔下永远是一个不息的话题。而“死亡不啻是一种净化，冥河之水甚至可以把那些丑恶冷漠的心冲洗干净。”同为东北女作家，迟子建与萧红相比较而言，在死亡意识方面“萧红的生死观往往带有沉重的悲哀，特别是对女性的生死进行了令人战栗的描写，迟子建的生死观体现了超然达观的生活态度，是一种关照现实生活和表达情感的方式和策略，是温情的也是诗意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迟子建比萧红走的更远。

迟子建笔下的“死亡”与《额尔古纳河右岸》相撞击就突出变现为以下两种重要的形式。

“以死衬托生式”死亡。用死亡衬托活着，用活着来延续死亡。死亡在迟子建的笔下有时候并不意味着简单的结束，而被赋予了生命的色彩。扎西死于复仇，林克死于雷电，拉吉死于暴风雪，尼都死于与日本人的对抗，安道尔死于哥哥的误伤，瓦罗家死于与熊的搏斗，尼浩死于祈雨灭火的仪式等。对于这些人的死亡，我们从迟子建笔下的语言里看到的不是冰冷，而是一种温暖，鄂温克人面对死亡不是彻底的绝望而是一种忧伤，不是一种无光的悲痛，而是一种从容。她笔下的人物经历了亲人的逝去之后，选择的是用温情来冲淡时间的伤痛。每一个死亡都有自己的色彩。

“文明冲击式”死亡。无论是走下密林的小达西因为山外政治斗争失去一条腿而绝望的自杀，还是因为战争失去性能力的拉吉米变态而自私的禁止养女马伊堪结婚，最终使她生下私生子后跳崖自杀等等，无不体会到迟子建借这种模式的死亡来书写外部现代文明对山内原始文明的虐杀。

从“文明冲击式”死亡我们可以探寻“冲击下文明的消亡”。有时候，死亡或现在正在走向死亡的并不简简单单的是肉体，还有一种存在叫做“鄂温克族部落与文化”。这就难免有更为丰厚也更为沉痛的意义。

“迟子建对几代人的形象处理得特别的好，后一辈相对于前一代人民族记忆的衰退，她写的层次的递减是很鲜明的。”从酋长女人的父辈林克、母亲达马拉、尼都萨满，到姐姐列娜、弟弟鲁尼，到儿子维克特、女儿达吉亚娜，到孙女伊莲娜等，仅仅从这一条血脉来看对于民族的记忆已经是后不如前了，更不用去说伊万、达西、伊芙琳等人的血系了。分析原因，这是和时代社会的物质与精神发展所不能分开的。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正大步迈向以工业化、都市化、商业化为特征的工业文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对于现代文明的神奇魅力，鄂温克人且惊且喜，他们来不及思考自身的处境与族群的未来，展开双臂，以淳朴无私的天性，迎接山外的客人，拥抱现代文明。而回报他们的是光秃秃的山岭和稀疏透亮的树林，没有人能真正体会到他们家园被摧残的内心隐痛，这种隐痛之后所夹杂的是文化的萎落。

三、文明矛盾中的精神走向

从迟子建以往的创作和生平经历来看，迟子建经历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东北本土文化与异域俄罗斯外来文化共同构织的文化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以双重视角透视城市与乡村，在都市映照下看乡村的诗意与恶俗，在乡村的衬比中看都市的冷漠与温情。”因此，在迟子建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背后，她不仅对鄂温克族群近百年遭受的苦难和文化变迁进行一种客观性的真实再现，还记录了这个民族全部过往以及存留下来的痕迹。更可贵的是“她在字里行间坦露着对这个弱小民族的挚爱及对个体命运、族群命运的强烈关注，她对鄂温克民族的过去历史和未来变化进行了深沉思索，竭力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民族文化的撞击中，在独立坚守与迅速适应的矛盾中寻找一条鄂温克族的生存发展道路。”

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加速，使得主流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冲击力显得越来越明显与强烈。外部世界的入侵打破了鄂温克族平静的生活，采伐树木等活动不仅打破了他们的生存领地，而且也逐渐地改变着他们的价值观念与生存的形式。五六十年代，鄂温克人到激流乡定居的人很少，九十年代很多。九月在激流乡当邮递员并与汉族姑娘结婚，女画家伊莲娜先后与汉族工人和记者结婚生活，帕日格主动融入到现代都市社会等等。当这些改变逐渐在他们原本的生活中攫取更多的空间的时候，原始的传袭所占取的分量就越来越少，而且这种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小，一步步地走向式微。在这个过程之中，最痛苦的莫过于弱小民族的鄂温克人，从外部的侵蚀到内部的逐步自动吸收，这种意识在慢慢地无形地渗透到年轻一代的血液中，正如同上文所说的“后一辈相对于前一代人民族记忆的衰退，她写的层次的递减是很鲜明的”。他们始终在矛盾中徘徊着，在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的夹缝中煎熬着。这种煎熬与矛盾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人物“伊莲娜”身上得到深刻体现。

伊莲娜算是一个较为特别的人物。她一面受山内文化和生活的熏陶又一面学习山外世界的文化和文明，并被称为鄂温克的第一位大学生。山内文化的熏陶以及对山外丰富生活的向往构成了她内心的矛盾。女画家伊莲娜从城市回到森林，最终在完成尼浩祈雨画卷之后投身于故乡激流之中，这是两种文化冲击所产生的一种结果。伊莲娜是城市逃离与精神回归、超越与依附矛盾的综合体。她一次一次从城市中将自己剥离，让生命在山野中自由的浸润阳光，呼吸山风，抚触每一寸草木，在与自然零距离的交流中寻找自己精神的归属与价值。伊莲娜的回归是迟子建在世态迷离中对人精神何去何从的探寻。

但是迟子建却没有一味的去悲痛，当历史的年轮远去时，鄂温克人的心灵并没有失魂落魄，他们的坚定执着表现出其对心灵世界的顽固坚守，就像小说中对“火”的留守，鄂温克人总是心怀敬畏，“我”始终对火种不离不弃，犹如对本族营地的依属与留守，包括尾声中白色驯鹿木库莲的归来，都表现出本民族对未来的不放弃与乐观向上。

《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有些悲凉，但没有绝望，结尾有一个叫作西班的孩子，着迷于造鄂伦春人自己的文字。尽管西班也是跟随他的亲戚去定居，但是小说证明了实际上现代还存留着：西班也许有一天会成为一个鄂伦春民族历史记忆的描述者，很苍凉但没有完全的绝望。

总的来说，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有一种伤怀之美，但她并不因为缺憾向往不可得而放逐温情放逐爱。弥漫在她笔下的那种淡淡的忧郁与暖意便来源于这种接受缺憾乃至接受“残酷”之后的柔和、温存和理解、关爱。“迟子建的艺术气是古典的，还有一些仿佛来自天籁的朴素纯净的宗教情怀，然而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宗教的，都充满了人间气息的挚爱。正是这种基于爱的人间气息使她的古典主义柔和、纯净、活泼、灵动，使她的宗教情怀紧贴着此岸的大地，紧贴着这个世界普通的平凡的乃至卑微无奈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