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朝鲜儒士李炳宪在本国开展孔教运动，继承了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在见到康有为之前，李炳宪也曾尝试过接触其他中国政治人物，用“识荆之意”表达对结识中国政治人物的期待。不幸的是，李炳宪与梁启超擦肩而过，未能深入交流;对袁世凯赞赏有加、仰慕已久，但对方位高权重，谒见无门。另外，李炳宪还在与中国师友交往过程中多次谈到民初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李炳宪的《鲁越日记》不仅记录下每日见闻，还留下许多时政观点，其中包括对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等中国政治人物的看法。

【关键词】 李炳宪;《鲁越日记》;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

【中图分类号】B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6-005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6.016

李炳宪（1870-1940），朝鲜末期儒士，字子明，号秋渊、真庵、白云山人，祖籍庆尚南道陕川郡，出生于庆尚南道咸阳郡。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李炳宪开展了孔教运动，并继承了康有为的孔教改革和今文经学思想，实践了儒学史上别具代表性的一次儒教改革。得益于交通技术的发展，李炳宪在1914年至1925年间5次游华，踏遍中国南北。1914年，李炳宪由丹东乘火车南下，逗留于沈阳、北京、天津、曲阜、南京、上海、杭州、香港等地。早在1903年，李炳宪读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了解了戊戌变法，赞康有为“以儒者而能通世务”①。在香港与康有为数日交往后，李炳宪拜服于康的学识与品德，又在1916、1920、1923、1925年四次游华并拜访康有为，逐渐接受了康有为的孔教改革和今文经学思想，并加以吸收和消化，充实了李炳宪儒教复原运动的理论体系。

首次游华归国后李炳宪写下《鲁越日记》，以日记形式记录了中国游历中的见闻与感想，因对曲阜、杭州两地爱不释手，经历颇丰，故以“鲁越日记”为题。《鲁越日记》多次记录下李炳宪对历史、政治的看法和主张。在此书中，康有为不是唯一一个被李炳宪高度评价的中国政治人物。事实上，李炳宪首次游华并非直奔康有为而去。他曾明确指出，此次游华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文化的归宿，疗愈压抑的心情。另外，李炳宪的文字直接表明他尝试过结识某些中国政治人物，以期有助于自己的国族困境。

一、对梁启超的“识荆之意”与“无所遇”之叹

1914年阴历三月，李炳宪首次游华，驻足北京。游赏北京风景名胜，李炳宪尤其对于金鳌、玉蝀两桥景色爱不释手，两次前往，形容之“心醉神怡不能去于怀”。但心醉风景并没能拭去李炳宪国破家亡、壮志难酬的忧郁之情，他在离开北京前数日写到：

十六日。自顾驻燕已跨月，饕风饱雪，吊古伤今，窃悲孤身只影将无所遇而归矣！②

李炳宪不想在中国空手而归，他所忧愁的“无所遇”者谓何，在几天前的记录中可以找到答案。该月十三日、十五日：

十三日。闻梁沧江（启超）在西城共和党本部内细瓦厂，愿遂识荆之意，而顾羁旅之踪无人介绍，难以自售，与其尚友卷中人，不若一睹其凤仪之为快。故趋往候之，无暇寒暄，而且有事出外矣。十年之仰如山，而一日之遇如电，可叹人生会合亦自有缘也。

……

十五日。往细瓦厂，则明日乃任公老大人梁太公七十晬辰，故湖南、广东学生数千人发起祝贺会，而公方焦劳家国，无应接之暇。③

“识荆之意”取用于李白的《与韩荆州书》，表面上意指李炳宪结识梁启超之意，也包含李对梁一直以来的敬慕。李炳宪进行中国游历的主要目的，一是疗愈数年来壮志难酬的积郁，二是希望结识中国有影响力的人物，为其救亡理想寻找新的出路。此时梁启超荣归故国不久，正在谋求政治上的成就，李炳宪对这位颇具潜力的大知识分子倾慕有加。李炳宪自称“不若一睹其凤仪之为快”，却不仅希望一睹梁启超真容，更希望与梁启超结交，利用其影响力应对自己在国内面对的问题。李炳宪出生于朝鲜末期，目睹民族遭列强践踏，国权沦陷于强权，与整个朝鲜儒士阶层一样充满亡国焦虑。但事与愿违，李炳宪与梁启超两次擦肩而过，无深入探讨之机，李炳宪叹息“无所遇”者起因即是此。

当时，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孔教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李炳宪却仍然希望接触梁启超，可见李炳宪的价值体系中，影响力比意识形态更重要，他希望利用中国政治人物的影响力为本国问题服务。如果梁启超耐心接待了他，李炳宪的思想发展或许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不过历史不容假设，李炳宪和康有为在思想和交际圈上更加接近，是两人相遇的重要原因④。

二、对袁世凯的情有独钟

从《鲁越日记》的内容看，李炳宪非常希望结识有影响力的中国人物，其眼光也绝非局限于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人。《鲁越日记》中比梁启超更频繁被提到的中国政治人物，是处于民初中国政治中心的袁世凯。

1914年阴历三月五日，李炳宪在北京：

五日。方向杨梅竹斜街而行，路边店铺上挂着袁大总统最近真像，身材不颀不矮，肉色不浓不淡，酷肖典型，可謂写得九分。而回念吾于二十年前汉城路上一望风采，则须发之苍然而短者变而尽白，颜容之穆然而雅者老而益伟。如使今日撞遇，无得以省其为项城耳。⑤

目睹袁世凯在相片中的容貌，李炳宪便回忆起二十年前在汉城的“一望风采”，可见对袁世凯的仰慕是由来已久。今日见其须发尽白，又称赞之“老而益伟”，与对康有为、李承熙的等人白发的描述有些神似。李炳宪对于袁世凯的肯定态度是毋庸置疑的。

该月九日，仍在北京：

九日。尔来浏览各报，则中国财政万无维持之方，而殆将有汲汲不终日之势。说弊虽详，而未闻救瘼之论;誇病虽殷，而未见对症之剂矣。忽于《顺天时报》上见大总统会各部总长兑筹善后之策，出示英人赫德所尝调查者曰：“此桉必实施而后中国之财政可理也”。盖中国地广人众，正税之供为万国最歇，然姑依此案而征收可增至四亿万圆也。噫，项城之经营天下三十年，慧眼早已觑及于财政界矣！⑥

说袁世凯“经营天下三十年”实属夸张，李炳宪又称赞袁世凯有财政领域之“慧眼”，可见相比于梁启超，结识袁世凯或许对李炳宪更有吸引力。

该月十九日，在天津见袁世凯“遗爱碑”：

更向埠头，路有袁项城“遗爱碑”，盖天津盐税自庚子以后竟归西人管理，又缘奸民侵占盈利，殆无上供之欲，而袁乃操纵商余以补国家之用，是出为亦不得已之苦衷也。⑦

袁世凯为面临上台初期巨大的财政困难，以盐税为担保向列强借款。虽然有说法认为袁世凯借款主要是为了镇压反对势力，但称之为“补国家之用”“出为不得已之苦衷”的李炳宪显然不这么认为。

四月二十三日，李炳宪从上海坐船前往香港，途中与长沙人张识万笔谈中，谈到袁世凯：

卧起无聊，因援笔问曰：“今日中国大总统何如人也？”

张曰：“河南项城县人袁世凯，号慰亭，前清直隶总督也。”

余曰：“吾问人品，非问来历。”

（张）曰：“才具甚好，不过专制太重，日恨太轻。”

（李）曰：“请问其心术如何？”

（张）曰：“专以权术相驭。”

（李）曰：“权术亦好。”

（张）曰：“我国之人不以为然者。但我国人民成度大抵不当，如此专制。” ⑧

1914年初游中国时，李炳宪从对袁世凯的称呼、对外貌的评价到对其政绩的评论，都极尽赞赏之语。李称“黎恐次之”，直接表明他最看好袁世凯。虽然张识万对袁世凯褒其“才具”，贬其人品，但在李炳宪话语中袁世凯似乎毫无缺点。

李炳宪与康有为谈到“立宪”与“共和”问题时，也谈到了袁世凯：

余乃乘间言：“中国之民恐不可以共和治之，不如用立宪之制，先生以为如何？”

（康）曰：“共和则不可不可！”

（李）曰：“如是则袁项城戊戌举措虽甚可骇，昔圣人尚不责管仲之必死，则今日救时之道不得不以项城为宗。”

（康）曰：“彼乃操、莽之流焉，可比管仲乎？”

（李）曰：“如是则恐已甚，今日中国政界似无愈于此人者。” ⑨

李炳宪深谙中华文化与中国时政，但在立场上与国人或有差异。在康有为眼里，袁世凯乃“操、莽之流”，但李炳宪不仅没有康有为般的高要求，甚至可以说对袁世凯赞誉有加、情有独钟。民国初年，袁世凯是中国政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李炳宪最重视的是政治人物的实权，而不是他们的道德水准，这是李炳宪基于自身需求的考虑。可惜的是，李炳宪没有接触袁世凯的办法。

三、对革命人士的复杂看法

或许是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或许是因为李炳宪的旁观者立场，李炳宪对于中国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都有一种期望和认同，即便他们的政见不同、力量冲突，但其中唯一例外的，是李炳宪对中国革命领袖的看法。李炳宪自青年以来便逐渐形成了对革命派的消极看法，并且对偏于“正统”的势力有天然的认同感，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在李炳宪笔下的形象与袁世凯、梁启超等人存在天壤之差。

李炳宪与张识万的对话还有如下内容：

（李）曰：“你之最不可知者孙中山也。光复之初孙自米洲渡也，以为大总统非袁不可。及抵北京对面也，亦以为袁是东西第一人物，徒以党争之故妄生分裂，牺牲全国生命，所快自己一时之念。彼若无知人底眼光，则诚不足道也。奈之何有十年积功，一副眼光而自取末路，坎坷至于如此哉！如黄克强辈武人不必多责。”

（张）曰：“孙、黄阅历太浅，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现在我国最弱之时代，而公再要破坏，定要分裂。”

（李）曰：“革命者至危险之物也，一既难矣，而况再乎？孙乃张口大谈，以为至于第二第三而及于第十云云，如是则不几于尽杀中国之人而后已耶？幸渠无实力，故不至于此。” ⑩

李炳宪否定孙中山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孙中山背叛了袁世凯，二是革命可能造成国家分裂、苍生涂炭。黄兴则被称为“武人”，李炳宪认为其“不必多责”，这体现出李炳宪内心儒家知识分子的骄傲。李炳宪对于革命的否定看法早已有之，青年李炳憲目睹和亲历东学党等农民运动对普通群众的骚扰，逐渐确定了革命运动弊大于利的看法。其语中把革命等同于“尽杀中国之人”体现了他对革命运动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当然，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张识万，中国国内许多人也与李炳宪态度相同。

《鲁越日记》还为人们深入探究该问题提供了有趣的依据，从下文中可以看出，李炳宪否定的是孙中山的做法，而不是其理念。李炳宪在由港还申的船舱中写道：“但孙中山之政治改革、莫己彭?之社会主义发得太早，以骤而不以渐，其弊有不堪设想者，此有识之士所以咨嗟永叹，不胜其隐忧也。然甲申之炮击、戊戌之政变、辛亥之革命影响于中国者逐次渐大，遂有光复之功，自是以后论新中国事者皆于广东注目焉。”?李炳宪赞赏广东力量对中国命运的贡献，并不否认革命力量的“光复之功”，只是认为革命人士往往“操之过急”，这也是李炳宪一直以来对革命运动持有消极看法的根本原因。李炳宪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却因为时局的激变没能踏上仕途，从而主持家业，游历四方，积累了丰富的阅历的实务经验。他对于革命的看法基于他的经历与政治主张，破坏与建设的矛盾、缺乏对革命人士的身份认同是李炳宪否定革命的根本原因。

四、结语

李炳宪的文化角色是介于保守儒士与激进派之间的。在对新兴事物持有极其开放态度的同时，他对一切具有激进性、破坏性的社会举措持有反对的立场，并多次表达类似的观点，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评断依然基于此原则。李炳宪对于政见不同的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穷尽赞美之语，表达“识荆之意”，但对革命领袖的态度比较复杂，更勿论主动拜访他们。由此可见，李炳宪在寻求中国力量帮助时表现出很大程度的开放性与实用主义倾向，但又坚守着自己的某些原则。

李炳宪在本国的孔教运动并没有实现民族的独立，但是李炳宪在中国的故事映射出两国关系史的一角。中国不仅为对方的流亡人士提供复国运动的场所，也为其不同类型的救亡实践提供着思想养分与交流平台。在近代交通的快速发展下，李炳宪数次游华，对东亚局势有深刻的理解，并与康有为等中国师友深入交往，提供了两国在内焦外困中仍然保持深入的文化、思想交流的代表性案例，而李炳宪对康有为之外的中国政治人物有“识荆之意”，也提示着两国无论处于顺境和逆境，都延续着文化和政治的交流。

注释：

①李炳宪：《李炳宪全集》下册，亚细亚文化社1989年版，第594页。

②李炳宪：《李炳宪全集》上册，亚细亚文化社1989年版，第463页。

③李炳宪：《李炳宪全集》上册，亚细亚文化社1989年版，第462页-463页。

④作者在研究中发现，李炳宪与康有为的相遇具有偶然性，而李炳宪受到康有为思想的影响又有必然性。李炳宪首次游华并非直奔康有为而来，也对能否结识中国政治人物忐忑不安，而见到康有为之后在保教理念上受到肯定，又拜服于康有为的为人师表与儒士风范，李炳宪与康有为的结缘似乎是偶然与必然的统一。这样看来，假如李炳宪受到梁启超的接见，梁启超也不一定能取代康有为的作用。

⑤李炳宪：《李炳宪全集》上册，亚细亚文化社1989年版，第459页。

⑥李炳宪：《李炳宪全集》上册，亚细亚文化社1989年版，第460页。

⑦李炳宪：《李炳宪全集》上册，亚细亚文化社1989年版，第466页。

⑧李炳宪：《李炳宪全集》上册，亚细亚文化社1989年版，第502页。

⑨李炳宪：《李炳宪全集》下册，亚细亚文化社1989年版，第600页。

⑩李炳宪：《李炳宪全集》上册，亚细亚文化社1989年版，第502页。

?指“莫纪彭”，广东东莞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1910年，莫纪彭与倪映典、方楚囚、朱执信等在穗发动庚戊新军起义，因事泄失败。1911年辛亥3月29日黄花岗起义，莫纪彭担任选锋队第三队队长，亲率队员攻打两广总督衙门，占领观音山阵地，巷战达旦。中华民国建立后，莫纪彭与刘师复等创办“心社”，倡导安那其主义。

?李炳宪：《李炳宪全集》上册，亚细亚文化社1989年版，第511页。

作者简介：

宋来伟，男，汉族，浙江杭州人，硕士研究生，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