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半月刊（下称《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份机关报，其创刊目的是为了扩大青年团的影响，加强对团员的教育，推动青年运动。

《先驱》于1922年1月15日在北京创刊，距今刚好一百周年。《先驱》发行之时，《新青年》休刊，《向导》尚未发行，使得《先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文化和宣传阵地，包括《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等许多重要文章都是在《先驱》刊载的，也是早期研究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重要阵地。《先驱》是一个半公开性质的刊物，主要读者对象是青年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

宣传马列主义

《先驱》开宗明义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如;第一期为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当时译作“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的纪念专号;第五期为“国际青年共产运动号”，在中缝刊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并从第五期开始，在报纸的“天头”处印有：“中国无产青年团结起来呵！”“世界无产青年团结起来呵！”“世界青年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等等。

1922年5月15日出版的《先驱》第8号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号”，刊登了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以及大会做出的有关工人运动、宣传运动、教育运动、团与其他团体的关系等决议案。从第九期起，《先驱》在刊名前即明确标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的字样。

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初创阶段，一批地方性团刊涌现出来，其中由北京地方团组织创办的《先驱》影响最大。

1922年中国各种社会思潮混杂，尤其是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多种社会思潮的碰撞表现得非常明显和激烈。据当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者之一的罗章龙回忆，鉴于当时基尔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西方思潮在校内都有宣传自己观点的刊物，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创办《先驱》，就是为了与上述错误思想进行辩论，从而正面宣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可见，《先驱》创刊主要任务是宣传“主义”，并与当时的错误思想、观念和主张作斗争。

这一时期的《先驱》在批判各种西方思潮的基础上，以正面宣传和侧面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对马列主义展开了集中宣传，包括马列主义思想、基本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等，都进行了详细介绍、分析和论述，为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宝贵资料和指导，成为他们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平台。同时，《先驱》还加强对团员的马列主义教育，为当时处在错误思潮旋涡中的青年团员指明了前进方向。

《先驱》前3期由北京地方团组织主持，由于受到北洋军阀政府查禁，从第4期（1922年3月15日）起迁至上海出版，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中央局的机关报。作为团中央刊物的《先驱》，第4～15期的宣传内容，开始初步具备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的性质。内容较之以往趋向多样，开始配合实际的青年革命运动进行宣传，出现大量革命纪实文章，初步提出了青年革命的方向与号召。（下转第13页）（上接第11页）其基本内容是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青年运动的状况，评述中国青年思想和青年运动的现状，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新主张，报道团的活动和刊载团的文件等。

从第8期改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

聚焦团的建设

从第16期（1923年2月1日）起，《先驱》的办刊活动和主要内容开始聚焦团的建设方面，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好安排部署。

1923年8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大会。会上总结了团的工作的经验教训，在《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中，还就《先驱》编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检讨，做出了《教育及宣传议案》。会议之后，团中央决定《先驱》停刊，改出《中国青年》周刊。

《先驱》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北京地方团机关报时期，团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报时期，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报时期。

《先驱》于1922年1月25日创办于北京，由北京地方团组织编辑出版，刘仁静与上海大学校务长邓中夏任主编。

自第四期起《先驱》迁至上海出版，改由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编译出版，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施存统任主编;《先驅》第8期改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出版，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蔡和森主编。

《先驱》设有评论、政治短评、通信、译述、讨论、随感录等栏目。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蔡和森、施存统、李达及上海大学校务长邓中夏等人都是《先驱》的主要撰稿人，写得最多的是施存统。

施存统还在《施复亮谈1920年～1923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回忆：“团中央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拿薪水，《先驱》刊物的出版工作，从约稿、写稿、编辑、到校对、跑印刷厂，都是我一个人干。”可见上海大学当时的教授对于《先驱》出版发行的贡献之大。

《先驱》指明了青年革命运动方向，对青年群体发出了革命号召。《先驱》的办刊经历为青年团乃至以后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的办刊宣传活动都积累了丰富而重要的经验，并为《中国青年》的创刊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学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