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现朴

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短短三天的行程中，习主席两次提到了一个法国医生的名字——贝熙业，他说：“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业。”

中国老百姓眼中的“贝大夫”

1872年，贝熙业出生于法国利莫赞大区的一个教师家庭。长大后考入波尔多海军医学院并获医科博士学位。贝熙业医术精湛，来华后不久便成为北京西医界翘楚，多次为城内使节、上层人士、普通患者等治病。

长期定居北京后，贝熙业还在西山脚下租赁土地，修筑私宅贝家花园，很快这里就成为附近百姓寻医问药的重要场所。贝熙业对普通百姓充满热爱，非常体谅农民，不论病情轻重，都认真诊治，被名士李石曾誉为“济世之医”。为方便穷苦百姓就医，他还将贝家花园防盗用的碉楼改为个人诊所，为周边村民义诊。如果需要进行大型手术，他还把病人接到北京城内西医医院进行治疗，当时他甚至把贵重的盘尼西林给普通百姓使用，以挽救生命。

看到贝家花园附近农村地区卫生条件堪忧，设施匮乏，贝熙业积极向当地百姓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当地百姓与贝熙业感情越发深厚，亲切地称这位老外为“老贝”“贝大夫”。

积极为中国人培养医学人才

贝熙业一方面救死扶伤，一方面积极投身教育事业，特别是对中国的医学教育投入很大精力。1913年贝熙业抵达中国后不久，就应聘到北洋海军医学堂担任教职。在贝熙业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千余名中国学生走上了赴法勤工俭学之路，其中不少学生后来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先驱和新中国的领导者。

从20世纪30年代起，贝熙业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学人才的培养上。1932年，贝熙业出任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开始了定期在北京和上海往返奔波的生活。震旦大学强调用法国医学传统培养人才，实行严格的学习考试制度，优胜劣汰保证毕业生质量。优良的师资、严格的学风、科学的管理机制使震旦大学医学院很快在上海脱颖而出，在中国医学界声名鹊起。

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支援中国抗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贝熙业继续留在中国，并为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

当时一支八路军游击队在西山脚下频繁活动，中共驻晋察冀根据地代表联系贝熙业，希望他协助采购部分西药救治伤员。

贝熙业是法国使馆的医生，有外交特许权，汽车悬挂外交牌照。日本人也知道贝熙业在西山脚下有私宅贝家花园，他需要开车住返于城里和贝家花园，一般不纠缠盘问。因而，贝熙业接受任务后经常从东城的大甜水井胡同住处出发，前往西山的贝家花园，帮助八路军运送急需的药品。地下交通员把在贝家花园拿到的药品，通过驴车等转运至抗日根据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汽油难以从市面购买。为了继续向平西抗日根据地输送紧缺的药品，贝熙业买了自行车。从北京城内到西山脚下贝家花园骑车需要大半天时间，他不顾高龄，每次都用自行车拖着几十公斤的药品，在颠簸的山路上骑行。从城里到贝家花园30多公里的路途，需要经过多个日军的检查哨所。他从不计较个人安危，全身心支持八路军，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业。习近平总书记盛赞他的功绩，说他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英美宣战，并在各地大肆逮捕英美人士。燕京大学的英国教授林迈可支持中国人民抗战，成为日本士兵逮捕的目标。1941年12月8日，为躲避日本人的抓捕，林迈可从燕京大学紧急出逃，投奔至贝家花园。在贝家花园短暂休整后，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前往延安。1943年中共地下交通员黄浩身份暴露，为躲避日本宪兵队追击，黄浩仓促出城。贝熙业与黄浩相识已久，得知黄浩出逃后，派人将黄浩接到贝家花园，黄浩从那里奔向抗日根据地。此外，贝熙业还在贝家花园为负伤的八路军、游击队战士进行包扎和医治，有时还到附近山中医治抗日将士。

1954年10月，贝熙业回到法国，于1958年去世。在华期间，贝熙业与北京画家吴似丹喜結连理，吴似丹为他开启了感悟中华文化的另一扇大门，并陪伴他至生命终点。

（摘自《学习时报》）